王明上台后，在白区工作中采取了错误的"全线进攻"的冒险主义政策，致使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以至于临时中央政治局也被迫于1933年1月初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的瑞金。从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就进一步在中央苏区得到贯彻执行。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在福建开展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随后又开展了对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批判，打击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9月蒋介石调集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中先后出现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等错误，致使红军苦战一年，损失惨重，于1934年10月被迫长征。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才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才转危为安，走上新的道路。
龙华惨案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中共党员及革命群众一直实施搜捕残杀政策，隐蔽在国统区秘密活动的中共党员及革命进步人士处境极为危险。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占据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与王明政见不同的党内同志遭致错误的打击。1931年1月17日，对党的前途与命运忧心忡忡的林育南、何孟雄等8人聚集在上海市汉口路的东方旅社31号房间，商讨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对策。由于叛徒唐禹告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会同租界巡捕房，闯入东方旅社，当场捕去林育南等8人，并抄去一些文件材料。随后，在该旅社潜伏守候的密探，又于当晚和次日续捕了前来联系的李求实等3人。1月17日至21日，国民党密探和巡捕，还对天津路的中山旅社以及虹口、提篮桥、杨树浦、新闸路等有关处所进行搜查，又先后逮捕多人，连同林育南等人共计32人。1月23日，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将林育南等32人，加上原先已在关押的其他4人，共36人，由公安局看守所同时用囚车解去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林育南等人在国民党监牢中，面对敌人的刑讯和屠刀，并未屈服与胆怯。他们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宣扬共产主义；在牢房里则镇定自若，相互照顾。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虽身在监牢，却仍牵挂着党和人民的事业，仍在热烈讨论着各种有关的问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5位左联革命作家也在被捕之列。他们紧张收集牢中的材料，准备写作诗歌与小说，柔石还抓紧时间向殷夫学习德语。2月7日晚，未经公开审判，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胡铁生、李文、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24人被秘密枪杀于警备部刑场。此即龙华惨案。国民党对报纸舆论严加控制，秘而不宣。为了毁尸灭迹，将林育南等24烈士的遗体集体深埋在警备司令部刑场旁边菜地的大坑内。
上海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群众和烈士家属提供的线索，经过多方调查研究，在原来烈士们就义地的旁边，挖掘出烈士们的遗骸。当时完整的尸体有18具，还有头、骨不全的约数具。同时挖掘出的，还有烈士们随身携带的铜元和手铐、脚镣，冯铿临刑时穿的一件绒线背心，没有烂尽，上面弹痕累累。
党和政府把挖掘出来的二十四烈士遗骸集中安葬在大场公墓，并树碑纪念。不久，又专门建立龙华烈士陵园，树立了一块《龙华二十四烈士》的集体墓碑，以作永久纪念。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年6月国民政府二次北伐成功后，国民党成了统治全国的执政党。以什么方式治理国家的问题，提到了国民党重要议程上来。胡汉民在北伐军占领北京之后，从巴黎致电谭延闽，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案》，在党内首先倡导实行"以党治国"和"训政"的建国方针。随后又从柏林寄回了《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提出了训政时期设置五院的建议。同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接受了胡汉民的提案，胡也于同期踌躇满志地从欧洲回国，准备按照孙中山的政权建设理论，帮助蒋介石建立五权分立的政府。
胡汉民系国民党资历深厚的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熟悉孙中山思想并具有民国初年的执政经验，故而当他在国民党派系斗争激烈之时回国，其归属流向格外引人注目。蒋介石为防止胡壮大反蒋派势力，对胡汉民采取积极拉拢政策，亲自到上海去接胡，对胡的各项主张极表赞同。胡汉民回到南京，立即被加推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负责制定《训政纲领》，筹划国民政府的组织结构，俨然国民党政策的制定者。胡汉民也确实尽心尽力，希冀利用自己的职权，建立一个期望中的政府。因此，按胡汉民的安排，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谭延闽、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则分任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作为立法院院长，虽无多大权力，但胡汉民却很看重立法院的职权，他想通过立法院，来架构中国政治框架。
胡汉民希冀蒋介石模仿土耳其的总统凯末尔，在统一国家后把国家大政交给文人伊斯默治理，而胡汉民则愿意充当伊斯默这一角色。蒋介石虽一心想独揽党政军大权，但在国民党派系纷杂、内战迭起的混乱时刻，毕竟不敢原形毕露，在某些方面还要听从或者容忍胡汉民的活动及安排。胡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不得不依赖蒋介石。因此，胡汉民在所有的军阀混战中，总是无条件地站在蒋介石一边。在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期间，他坐镇南京，稳定后方，与蒋配合极为默契。他想利用蒋介石的强大武力，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安定，争取一个能让他施展政治抱负的良好环境。可是蒋介石不是凯末尔，在中原大战胜利在望之际，蒋考虑的是如何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增强个人的权力，而不是如何制造一个民主的法制国家。故而，蒋于1930年10月从兰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提议召开国民会议及制定约法，以及时地将军事胜利转变为政治胜利，并借机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胡汉民则坚持：国民会议在一定情况下可开，但约法是无论如何不能制定的。
蒋介石与胡汉民的矛盾由来已久，但由于双方存在互利关系，二者只能相互容忍。中原大战胜利之后，蒋的力量强大，有恃无恐，不愿再在此问题上让步。而胡汉民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以为蒋介石能为他所用，觉得蒋会在军事胜利后把国家交给他治理。眼见蒋介石想借军事胜利攫取更多的权力，便把反对制定约法，当成制止蒋介石在政务方面指手划脚的一个关卡。因此，在整个约法之争中，胡始终坚持己见，不肯让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及其亲信一致认为，要顺利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便必须首先用非正常手段除掉胡汉民这个障碍。
2月26日，蒋介石发出请柬，请胡汉民参加28日晚在总司令部举行的晚餐。28日晚，胡汉民按时抵达总司令部，其警卫立刻被引到别处解除了武装。胡进入会客室后，只见室内已先坐着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吴递上一封很厚的信，信中罗列了胡汉民的罪状，指责胡"勾结许崇智"、"运动军队"、"反对约法"、"破坏行政"，反对中央政策等等。胡汉民又气又急，坚持要和蒋介石当面理论，一争高下。时至深夜，蒋介石终于露面。胡汉民把蒋给他定的"罪名"逐条批驳，蒋时时被驳得哑口无言。胡一口气辩论了两个多钟头，最后心力交瘁，赌气地说："从今天起，我什么都可以不问。"蒋介石立即接过来说："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事已至此，胡汉民虽仍不服输，却已于事无补。
胡汉民当夜即被扣留。他连夜写了一纸因病辞职的声明，让人交给蒋介石。天亮以后，蒋介石派邵元冲、吴思豫带兵护送胡汉民至南京东郊汤山俱乐部软禁起来。因胡汉民受此挫折，身体每况愈下，3月8日由戴季陶、邵元冲等人接回南京，居住在南京鼓楼附近的双龙巷宅内。首都警察厅派警日夜监视，既不许胡离开一步，也不允外人接近，后来干脆把双龙巷两头堵起来，使胡汉民完全与外界隔绝。
将胡汉民软禁起来后，蒋介石便放手对他进行批判。3月2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上讲话，指责胡汉民曲解遗教，反对制订约法。同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会议，决议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并免去胡汉民国府委员、立法院院长及本兼各职。
至此，蒋介石逼胡辞职并将其软禁，以为以后的事情一切都顺利了。出乎意料的是，扣胡事件却在国民党内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有相当的影响，他被扣的消息传出后，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粤系、桂系以及其他反蒋势力均暂时团结起来，组成了新的反蒋联合战线。5月28日，反蒋派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宁粤"之争由此开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呼声中，宁粤双方均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粤方最先提出的条件之一即是立即请胡汉民复职。蒋介石为了结此事，亦急于想让胡在公开场合下露面，但胡汉民在未得到确实的安全保证之前，拒绝出席各种会议。宁、粤代表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同意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10月初，宁方代表陈铭枢携粤方给胡汉民的信，由广州返宁，向胡汉民转交了粤方的信，并说明宁粤会商情况，胡汉民乃同意复职。10月14日，胡汉民结束了7个半月的监禁生活，乘车离宁赴沪。南京政府对外宣布胡汉民已"销假视事"。一场由约法之争引起的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事件就此告一段落。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公映。
由于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电影事业在20世纪前半叶与国外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中国的电影工作人员，在种种不利条件之下，仍积极开拓，勇于进取，努力缩小与国外先进技术的距离。1931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的公映，即能很好地说明这一情况。
由于众多的人口，中国具有着广阔的电影市场。在经济普遍不太兴旺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的投资者看好了中国的电影事业。在数百家电影公司之中，由张石川、邵醉翁、罗明佑所分别创办的明星、天一、联华三家影片公司在中国电影界中形成了鼎足峙立的局面。由于有声电影还未问世，他们所制作与放映的均是无声电影。
8月，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所制作的有声电影第一次在美公映，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此美国就放弃了无声电影的制作。差不多与此同时，苏联的电影技术专家也在有声电影的制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声电影在美正式公映4个月后传人中国，1926年12月，上海百星大戏院自美购入若干有声短片，在虹口新中央大戏院连续播映了一周。影院还把放映机、影片、扩音器材陈列，并由放映技师讲解片上发音的原理，引起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和观众的极大兴趣与关注。自此之后，美国的有声影片便源源不断地输人到中国。
有声电影的放映还须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1929年首次装置有声放映机之前，上海各电影院装备的都是无声片放映机。半年之后，上海各大影院也先后改装有声影片放映设备。但由于美制有声放映机价格昂贵，一般小型影院均无力购买。直至1930年上海华威贸易公司制造的国产"四达通"发音机问世，中小电影剧院才得以安置价格较廉的发音器材。1929年年底至1930年春，美国有声电影在北平、天津等大城市也开始放映。
面对电影市场被美国有声影片日益侵占的局面，中国的电影工作者认识到了拍摄中国有声影片的必要。但是，要拍摄有声电影，他们必须首先克服技术与经济上的困难。当时的有声电影，有蜡盘发音和片上发音两种。前者成本低，制作简单，但在外国已差不多停止使用了；后者成本高，制作复杂。中国要拍摄片上发音影片，不但在技术上有很大的难度，在财政上也有不少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明星影片公司决定从小规模的蜡盘发音着手，制作中国自己的有声电影。
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为《歌女红牡丹》，由于是初次尝试，在拍摄过程中遇到不少的困难。在收音过程中，接连失败了4次，第5次才试验成功。该影片一共制成了18张蜡盘，质量都不十分理想，而且，由于编导是从拍摄无声片中转化过来的，经验不足，在录音时只注意了对话对白，而忽视了有声电影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音响效果，所以就更影响了该片的质量。尽管如此，它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完成的第一部有声影片。
《歌女红牡丹》这部影片，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董克毅摄影。女主角歌女红牡丹（胡蝶饰），嫁了一个好吃懒做、挥霍无度的无赖丈夫（王献珍饰），她声名极盛时，月入颇丰，但仍不够丈夫的挥霍。为此她屡受刺激，以致嗓声失润，沦为三、四等配角，生活潦倒不堪。她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但丈夫仍然时加虐待，丝毫不顾夫妻之情。后来，红牡丹的丈夫因卖掉女儿，心情懊恼，以致失手杀人，被捕入狱。红牡丹不咎既往，在临赴外埠演戏前，还到狱中探望丈夫，托人营救。她丈夫在羞愧之下终于良心发现，痛改前非。影片利用有声电影的优越条件，穿插了京剧《穆柯寨》、《玉堂春》、《四郎探母》、《拿高登》4个节目的片段，使观众第一次可以在银幕上听到戏曲艺术的唱白。
3月15日，《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大戏院首次公映。由于这是中国的第一部有声影片，故而不但轰动了全国各大城市的观众，同时也吸引了南洋的侨胞，此部影片因此获得了可观的票房收入。有声电影的发明，揭开了世界电影历史的新篇章，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的拍摄，为中国的有声电影作了可贵的尝试。随后，中国各电影公司陆续拍摄了一系列有声影片，中国的电影事业开始进入了有声电影时代。
安阳后岗遗址发掘
河南安阳为古文化重要遗址之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自1928年至1932年在安阳组织了6次发掘，其中第4、5次发掘中，则包括著名的安阳后岗遗址发掘。
后岗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县洹河南岸高楼庄以北的高岗上，面积约10万平方米。本地人因其在高楼庄之北，故俗称为后岗。发掘团来安阳不久即注意到了后岗遗址，只是限于人员不敷分配，时至1931年才由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组织了两次后岗遗址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