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时。与会同志分析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进展情况，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重要决策，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会议高度评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对主张"两个凡是"、阻碍真理标准讨论的华国锋等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两个凡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在讨论农业方针问题时，揭露和批评了农业战线上的一些"右"倾错误表现。认为应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搞上去。会议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作了重大修改，提交三中全会审议。
在讨论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时，与会同志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指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还没有完全消除，因而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等问题。12月10日，陈云在东北组就经济工作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经济工作要从国情出发，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要重视8亿农民这个大头，把农民这一头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要把农业搞上去，要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
会议对犯有错误的几位同志，和中央几个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并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人选的意见。
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邓小平讲话的主要内容是：（1）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这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他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2）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指出，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他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3）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他指出，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4）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时间等几项制度。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邓小平的讲话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根本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这篇讲话成为标志新时期开始的最重要的政治理论纲领。以此为开端，新道路的开辟波澜壮阔地展开，新理论的开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新的阶段。所以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党的十一大之后，虽然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各级领导班子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但是"左"的错误并未得到彻底纠正，当时党的个别领导人为了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样，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强地要求党在指导思想上彻底地拨乱反正；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写文章或发表讲话，宣传党和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为了彻底纠正"左"的错误，从1978年5月开始，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公开肯定了这次讨论，明确指出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反对照抄照搬，有力地回答了争论所提出的问题。这段时间，中央和地方报刊先后发表了许多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和社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向纵深发展，一直普及到基层单位，使广大干部开始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破除了各种思想禁区，获得了一次思想大解放。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彻底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的极"左"路线，为肃清"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倾错误的流毒和影响，为把党的路线重新转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党中央于1978年11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历时36天，为三中全会作准备。
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做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列席了会议。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解决了以下一些重要问题：
第一，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会议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指出唯心主义的"凡是论"是维护过去"左"倾错误的思想武器，必须彻底抛弃。全会在提倡解放思想的同时，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指出，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
第二，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党在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全会公报重申了毛泽东1957年作出的中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就恢复和发展了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
第三，为确保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全会讨论了经济建设问题。全会指出，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全会从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指导思想出发，制定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决心首先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全会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下发讨论试行。
第四，全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指出，由于过去一个时期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坚决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检查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为贯彻民主和法制精神，全会强调对于过去的冤假错案要彻底平反，不留尾巴，原有专案组一律撤销，复查工作另外组织人员进行。
第五，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央组织机构作了重要的调整和加强。全会选举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又考虑到十一大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工作的迫切需要，增补了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三中全会闭会后的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解决组织问题，决定中央设秘书长、副秘书长，由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分别担任。二是结束了个人崇拜，加强了集体领导。全会决定"少宣传个人"的方针。这是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标志。全会强调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三是强调要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端正党风。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对于违犯党纪的人，一律执行纪律，以伸张正义，打击歪风邪气。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首的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
从以上五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解决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它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它不仅结束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两年徘徊、步履维艰的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结束"左"倾错误长期干扰党的工作的历史。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党和国家历史的新篇章，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伟大转折。
安徽农村的改革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