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大家不要搞错了。我们的赠予之爱，的确是与上帝相似的；而且在我们的赠予之爱中，那些最无边无际、最孜孜不倦的赠予是与上帝最相似的。诗人关于赠予之爱的一切吟咏都是真实可信的。诗中所描绘的欢乐、活力、忍耐、乐于宽恕、为其心中所爱谋求利益的渴望——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真实的并且几乎就是值得崇敬的上帝生命的形象。在这一形象面前，我们理应感谢上帝，是上帝“赐予了人类如此的力量”。说实在的或说得通俗易懂些，我们可以说那些爱得伟大之人是“接近”上帝的，当然，这是“相似之接近”。它自身不会产生“趋向之接近”。相似早已赋予了我们，它与那种缓慢而痛苦的趋向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且这种趋向是需要我们自己（尽管我们绝不是孤立无援的）去完成的任务。然而，同时，相似性如此光辉灿烂，因此我们可能错把相似当成相同。我们可能会把只应奉献给上帝的无条件的忠诚给予人类之爱。于是，他们变成了神，沦为魔鬼，摧毁了我们，也毁灭了自己。对于那些神化的自然之爱来说，爱已不复存在了。它们仍然被称之为爱，但实际上却成了恨的各种复杂形式。
我们所说的需求之爱也许是贪婪而苛刻的，但它们并不以神明自居。它们（只凭相似性）与上帝不够接近，也就无此企图。
根据以上所述，对于人类之爱，我们切记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肆意“批判”。对情欲之爱和“夫妻之爱”的盲目推崇是19世纪文学的一个通病。罗伯特?勃朗宁、查尔斯?金斯莱以及考文垂?帕特莫尔，在其作品中有时将坠入爱河和神圣化相提并论；小说家们习惯上以家庭而非天国作为反抗“尘世”的武器。我们天生就是反对这种观点的。那些批判者，把其父辈曾经对爱的盛赞之词指责为俗不可耐和多愁善感。他们总是将自然之爱沾满泥土的根茎连根拔起并将其暴露于外。但是，我认为，我们既不必听信“聪明绝顶之人”，也不必听信“愚不可及之人”。所谓“没有最低者，最高者也无立足之地”。植物既需要上面的阳光，也需要下面的根茎，而伸入地下的根茎必然是沾满泥土的。这些泥土大多数是干净的，只要你将它们留在园中，而不是撒在书桌上。人类之爱可以成为上帝之爱的光辉形象。不会不及于此，但也不会超出。相似之接近，有时可能促进趋向之接近，有时可能阻碍趋向之接近。有时不论结果如何，可能都与此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