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元王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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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大都之变

元成宗晚年多病,皇后伯岳吾氏卜鲁罕居中用事。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一向“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①,深得汉地儒士心;他本人也颇以安邦治国相许。与皇后间渐生隔阂。

元成宗末年,自知不久于人世,力图安排自己的直系子孙为嗣,遂于大德九年(1305)六月立子德寿为皇太子。十月,成宗病重,德寿年幼,恐不足以威震诸王,在皇后卜鲁罕的筹划下,出其侄爱育黎拔力八达②与其母弘吉剌氏守怀州;前此,爱育黎拔力八达之兄海山已于大德三年奉成宗之命总兵镇守漠北。对太子可能构成威胁的亲王都已远离京城。

十二月,小太子德寿死。

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元成宗病重期间,皇后已先遣使召安西王阿难答(忽必烈孙,父为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正月初五,阿难答至。初八,成宗死。元朝再次出现帝位危机,也再次爆发帝位争夺战。

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之父、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在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出镇怀州(今河南沁阳),未至而疾作,返还大都,次年病死。海山为其长子。在成宗无子的情况下,按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在帝位继承上,海山兄弟是最有竞争力的人选。但此时,兄弟俩皆不在大都,皇后即有出爱育黎母子居藩的行动,自然不想让他们取得最高统治权,于是与其同党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前中书平章赛典赤伯颜、中正院使怯烈、道兴和诸王明里帖木儿、也只里等密谋,奉皇后称制,而以安西王阿难答辅之。同时阴谋遣人断北道,阻止海山南下。

阿忽台奉皇后的教旨,令诸臣议成宗(拊寸)庙事,遭到太常太卿田忠良的反对,他说:“嗣皇帝(柑)先帝于庙,礼也;皇后教,非制也。”③博士张升则称“制,社祔庙必书嗣皇帝名,今将何书?”御史中丞何玮亦持不可。阿忽台以死相胁,他说:“制白天降也?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玮曰:“死畏不义耳。苟死于义,何畏!”皇后派的安排受到了部分汉臣的坚决抵制。

右丞相哈剌哈孙支持诸汉臣的行动,他更利用其掌管中书大权的有利条件,参与了帝位争夺战。在成宗病重期间,他“入侍医药,出总宿卫,且日理机务,诸藩王欲入侍疾,王(指哈剌哈孙,哈剌哈孙死后追封顺德王——引者注)拒之”④。及成宗死,哈剌哈孙一面派人前往漠北迎请海山,至怀州迎请弘吉剌氏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一面封府库,“称疾卧阙下,内旨日数至,不听,文书皆不属”,使卜鲁罕无法与大臣议立新帝事。争取时间等待海山兄弟的到来。

时值怀宁王海山有使至京师议事,哈剌哈孙急命使者还报成宗死讯,并另遣使者迎请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和他们的母亲弘吉剌氏入京共图大事。

哈剌哈孙的使者至怀州,爱育黎拔力八达犹豫不决,未敢上路。王傅李孟献议说:“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训也。今宫车宴驾,大太子远在万里,宗庙社稷危疑之秋,殿下当奉大母,急还宫廷,以折奸谋、固人心。不然,国家安危未可保也。”并指出:“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则殿下母子且不自保,岂暇论宗族乎!”⑤爱育黎拔力八达遣李孟至京师侦视情况。李孟至哈剌哈孙处,恰值皇后所遣至府问宰相疾者在邸,李孟长揖而坐,进前为丞相诊脉,皇后所遣的问疾者以为他是前来诊病的医生,没有发现破绽。李孟却得到安西王即位时间已定的情报。于是,他立即还报,称“事急矣,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图也。”

左右之人皆不敢决,惟曲出、伯铁木儿劝其行。有人说:“皇后深居九重,八玺在手,四卫之士,一呼而应者累万,安西王府中从者如林,殿下侍卫寡弱,不过数十人,兵仗不备,奋赤手而往,事未可济。不如静守,以俟阿合(蒙古语,意为“兄’,——引者注)之至,然后图之,未晚也。”李孟反对,他说:“群邪违弃祖训,党附中宫,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与。殿下入造内庭,以大义责之,则凡知君臣之义者,无不舍彼为殿下用,何求而弗获!克清官禁,以迎大兄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号,纵大太子至,彼安肯两手进玺,退就藩国;必将斗于国中,生民涂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亲非孝也,遗祸难于大兄,非悌也;得时弗为,非智也;临机不断,非勇也。仗义而动,事必万全。”李。孟的一番说教,坚定了爱育黎拔力八达,于是他又按蒙古人的习惯,请人占卜吉凶。

古代风景画鉴赏有儒服持囊的卜者游于市,遂召之令为卜吉凶。李孟出迎,语之曰:“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于是卜者入内,献其卜筮的结果称:“是谓乾之睽。乾,刚也;睽,外也;以刚处外,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飞龙在天,上治也。舆曳牛掣,其人形且劓,内兑废也。厥宗筮肤,往必济也。大君外至,明相丽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刚运善断,无惑疑也。”李孟乘此进说:“筮不违人,是谓大同,时不可以失。”于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振袖而起,其意遂决。众人将其扶上马,李孟等人徒步相从。

二月十六日,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至大都,自延春门入。入宫哭临,退居旧邸。哈剌哈孙遂与爱育黎商量,先发制人,他说:“怀宁王远,不能卒至,恐变生不测,当先事而发。”⑥三月初一,哈剌哈孙始视事,皇后定于三月三日御殿听政,哈剌哈孙当即签署了案卷,表示同意。后党不知内情,大喜过望。

次日,在哈剌哈孙的安排下,爱育黎拔力八达“率卫士入内,召阿忽台等责以乱祖宗家法,命执之,鞫问辞服”。被送往上都,阿忽台、怯烈、阿难答被杀。皇后称制和阿难答谋继大统的阴谋失败。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哈剌哈孙和诸汉臣的支持下,镇压了反对派,取得了在大都夺权斗争的胜利。但他没有立即继位,而是等待其兄海山。这固然是由于海山居长,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海山镇守漠北,掌握着军队的统率权。与爱育黎的优柔寡断相反,海山闻讯后,立刻率军直趋大都。

在大都,爱育黎拔力八达捕杀政敌、控制政局后,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遂合辞劝进,他们说:“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曾)孙,宜早正大位。”但爱育黎没有这样做。

海山在得到大都之变的消息后,自按坦山回到和林时“诸王勋戚毕会,皆曰今阿难答、明里铁木儿等焚惑中宫,潜有异议;诸王也只里昔尝与叛王通,今亦预谋。既辞服伏诛,乃因合辞劝进”。海山则愿待其母、弟等聚会后再议。

其母答己在两个儿子间必须作出选择,她“以两太子星命付阴阳家推算,问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难,旃蒙作噩长久。’重光为武宗年干,旃蒙为仁宗年干。于是太后(指海山兄弟之母弘吉剌氏答己——引者注)颇惑其言,遣近臣朵耳谕旨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岂有亲疏?阴阳家所言运祚修短,不容不思。’武宗闻之,默然,进脱脱而言曰:‘我捍卫边陲,勤劳十年,又次序居长,神器所归,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预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⑦。遂遣康里脱脱前往大都观察形势,自己则领大军分三路进发。

海山率领大军缓缓行进,大都的形势又趋紧张。答己以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遣使北迎海山。而海山却迟迟不至,“遣使还报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阿沙)奉衣帽、尚酝以往,至野马川,见武宗,备道两宫意,及陈安西王谋变始末,且言:‘太子监国所以备他变,以待陛下,臣万死保其无它’”⑧。海山虽知自己继统有望,仍等待康里脱脱的确切消息。

“脱脱驰至大都,入见太后,道武宗所授旨以闻。太后愕然曰:‘修短之说虽出术家,为太子周思远虑乃出我至爱。贪憝已除,宗王大臣议已定,太子不速来何为?’时诸王秃列等侍,成曰:‘臣下翊戴嗣君,无二心也。’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留脱脱与语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属望。今闻汝所致言,殆有谗间。汝归速为我弥缝阙失,使我骨肉无间,相见怡愉,则汝功为不细也。’脱脱顿首谢曰:‘太母、太弟不烦过虑,臣侍藩邸历年,颇见信任,今归当即推诚竭忠以开释太子。后日三宫共处,靡有嫌隙,斯为脱脱所报效矣。’”脱脱“行至旺古察,武宗在与轿中望见其来,趣使疾驰,与之共载。脱脱具致太后、仁宗之语,武宗乃大感悟,释然无疑。遂遣阿沙不花还报。仁宗即日命驾奉迎于上都”⑨。海山母子、兄弟间因皇位谁属问题出现的紧张气氛,以海山的母亲、弟弟向武装力量妥协而得到消除。于是双方决定会议上都。

五月,“左右部诸王毕至会议,乃废皇后伯要真氏,出居东安州,赐死。执安西王阿难答、诸王明里铁木儿至上都,亦皆赐死”⑩。武宗即位于上都,受诸王、文武百官朝贺于大安阁。颁布即位诏书,尊母弘吉剌氏为皇太后,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弟。

世祖首立太子。意在使皇位在直系子孙中传承,但蒙古社会的忽里勒台却并未废除,传子与贵族大会推举制并行,使元朝皇位继承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况。成宗死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汉制的影响力增强。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的中书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忽里勒台推举已经变成了一种程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大权谁属的问题是在流血的政变和秘密谈判中解决和确定的。忽里勒台“这个草原时代的产物,离开它生长的泥土,移植到中原的土壤上之后,却获得了新的‘生命’。然而这种新的‘生命’的复活,却始终是和一场皇位危机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哈剌哈孙以中书长官的身份参与继承人的选择并获得成功,受到了朝廷的褒奖和肯定,这又为行政官僚参与皇位争夺创造了先例。“中枢官僚选君的倾向的发展,有可能与君权旁落的过程相结合,进一步加强统治秩序的混乱”。它给元朝后期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

注释

①《元史·哈剌哈孙传》。

②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元世祖重孙,父答剌麻八剌,为真金第二子,成宗兄。

③《元史·田忠良传》。

④《元史·哈剌哈孙传》;《元文类》卷二五《丞相顺德忠宪王碑》。

⑤《元史·李孟传》。

⑥《元史·仁宗纪》。

⑦参见《元史·康里脱脱传》、《元史·后妃二·顺宗昭献元圣皇后答己传》。“重光大荒落”为干支纪年的辛己年,是海山生年;“旃蒙作噩”是乙酉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生年。

⑧《元史·阿沙不花传》。

⑨《元史·康里脱脱传》。

⑩《元史·武宗纪》。

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对一种旧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蜕变过程的考察》,《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七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