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茂诚首先将否定心学和理学的唯心论做为开头，提出了“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理乃气之表”，指出“气”只有聚散、往来而没有增减、生灭，所谓有无、虚实等，都只有“气”的聚散、往来、屈伸的运动形态。
徐茂诚进一步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他认为“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所标志的一般（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和个别（具体事物及其特殊规律），两者是“统此一物”的两个方面，是不能分离的。
他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的命题，肯定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具体的存在，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特殊本质,又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道者器之道”，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终无有虚悬孤致之道”。徐茂诚通过论证“道”对于“器”的依存性，得出了“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结论，驳斥了“理在事先”、“道本器末”的观点。
而刘浩然根据自己的唯物哲学知识对此进行注释道，气其实就是物质，世界的一切基础就是物质，并在徐茂诚的“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推论出物质的状态是永恒运动，精只不过是相对的。
而对于物质永恒运动的原因，徐茂诚将其归结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物有阴阳，而阴阳不孤行于天地之间。”刘浩然在其注释中推论出矛盾论和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所以必须要有辩证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即以对立统一的概念或范畴的形式来反映事物对象。
确定了自己的哲学观点之后，徐茂诚便开始结合这些观点开始对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论述。
在前一篇文章中的众治观点基础上，徐茂诚还进一步提出了民主的观点，“何为众治，以寡服众，即为民主。”因此，要体现民权，就必须体现百姓的声音和意见，让他们参与到治理国家中去，这样才能体现民权。
当然，徐茂诚还不敢提出限制君权，民权大于君权。而刘浩然则在注释中指出，君权来自于百姓们的意愿体现-民权，而民权来自于每一个人的人权（个人权益），因此只能是有了人权才能民权，有了民权才能有君权，隐隐指出民权大于君权。
但是刘浩然也在注释中指出，君权本质上是治理国家的权力，也是保护百姓们权益的一种手段，所以说君权是民权的集中，刘浩然可不嫩干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只不过他“偷换”了一个概念，将此前中国历朝历代所说的“专制君权”改为“授权君权”，这在孟子的“民为本，君为轻”的思想基础又向前迈出一步。
徐茂诚也指出，民主是一种容忍、合作和妥协，因为民主只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那么就必定有少数人的意志无法保证，但是它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大家平等地遵守法律。徐茂诚吸收了古希腊柏拉图的思想，指出法律是以正义为基础的，而且是一种“诉讼正义”，即通过法律的公平运转而获得公正的判决结果。
刘浩然注释说，法律是规范所有人行为及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规则，它的目的和作用只有一个：“最好的政治是难以实现的，而防止最坏的政治是可能的，所以必须运用至高无上的法律进行国家治理。”
刘浩然在注释中还说道，百姓们将民权集中在君权，用以治理国家，就好像互相之间以及与君主签订了一个契约，这个契约的外在形式就是国家，而这个契约的核心就是大家都要遵守法律。在这个基础上，刘浩然提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既然百姓们是这个契约的签订者，那就必须充分享受到足够的个人权益，而作为契约的执行者-官吏，则必须受到最严格的监督。
徐茂诚接着谈及私利，他在前一次文章的基础上明确了私利是每一个百姓的生命、财产和尊严。提出法律的本质就是保护这三项私利，因为国家的财富和主权就是由千千万万百姓的这三项私利组成的。可以看得出，徐茂诚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步子迈得更大了。
而刘浩然在注释中指出，人权是一切权力的基础，因为没有人权就没有民权，没有民权，君权就是空中楼阁，早晚要被推翻。所以人权是神圣不可侵犯，也就是大明百姓的生命、财产和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可见刘浩然的论点比徐茂诚更加激进，他不仅将君权延伸到治理国家的权力，更将君权至于国家三种权力的最底层，也是最受限制的一种权力。
徐茂诚最后提出法治，他指出法治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应该从童学开始就要让百姓们意识到自己的权益，意识到法律不仅是规范他们行为的规则，更是保护他们权益的规则，所以他们必须尊重法律，捍卫法律的尊严，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私利”。他甚至提出了遵守法律就是最好的道德。
刘浩然在注释中指出，法治就是一种制约、妥协和宽容。制约不用说了，就是在保证每一个人人权的基础上禁止去侵犯他人的人权；妥协就是在法律范围里必须对自己某些权益做出让步，这是遵守法律、保证自己基本权益的代价；宽容就是在法律的范围里必须足够地尊重他人的权益，这有这样才能得到别人对自己权益的尊重。
在注释中，刘浩然还初步探讨了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三种政治制度的优缺点，在“最好的政治是难以实现的，而防止最坏的政治是可能的”的基础上指出，防止最坏政治的原则应该有两点，一是分权制约，二是调和互补。隐隐点出对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的混合政体的重视。
经过刘浩然、徐茂诚几经修改和定稿，这篇有徐茂诚撰写、刘浩然作序注释的《明知论》于明历八年十月十五日在《大明邸报》上用四个版面全文发表。此文一出，震惊了整个大明。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大明一些有见地的文人在经历了前宋灭亡、暴元统治等痛苦历史后的深刻反思，也可以说是他们在接受了刘浩然不少“先进思想和言论”，再吸收了传入的古希腊哲学、政治学等思想做出的一次勇敢探索而。此前罗贯中主持的中国历史为什么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大讨论其实就是拉开了序幕，这些文人在对中国历朝历代的历史总结不断地反思和发现问题，加上其中一些人跟随刘浩然身边数年，深受熏陶，而且随着大明的海外贸易昌盛，古希腊、古埃及等思想学术不断地涌进，使得他们在反思、困惑中试图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毫无疑问，刘浩然此前为大明埋下的种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他做出的一些尝试并取得的巨大成功，这些文人也不会意识到分权制约、以私利为主的工商业会有这等功效，也不会进而去进行探索研究。
而且刘浩然治下的大明，思想学术界是非常自由和活跃的。虽然他不喜欢理学，但只是在政治上打压，不让它掌权，却没有禁止它。尤其在各所大学，学子们的思想是非常活跃的，理学、心学、法家、黄老学、兵家，甚至功利学、古希腊哲学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市场，各种思想在这里发生碰撞。而刘浩然还给大明带来的是武以勇武报国，文以才学报国，每一个学子都心怀一颗报国之心，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真是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得如徐茂诚这样的才子敢于正视和反思自己此前所学，吸收其他思想，探索新的学术来。
《明知论》一出，首先在大明各所大学引起了极大的反应，不管你是反对还是赞成，都先去买一份当期的《大明邸报》回来细细研读。
首先出来反对的是奉行程朱理学的江南学派和奉行陆氏心学的江西学派，《明知论》算是一竿子将这两派都打翻了，赞同的自然是太平学派。这个学派一直在努力建立起一套适合工商业发展的新思想理论，此前也做出一些比较零散的尝试和探索。《明知论》的观点很大一部分即投他们所好，又适应他们发展工商业，废除“腐朽”旧思想的诉求，因此受到极大的追捧。
出人意料的是以刘承志为首的北方学派新生代也出来力挺《明知论》，对于这些以功利为主的北方新生名士们来说，《明知论》中既有他们赞同的，也有他们反对的，但是最关键的是这篇文章是大明皇帝做注释，这已经说明一切问题。北方学派要想重新崛起，必须跟随“时代的潮流”，把握住每一个机会。而这一次对于刘承志等人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而对于姚枢、孔克坚等北方学派老一辈来说，他们的心情却是极度的复杂。《明知论》抨击和否定了他们一辈子所学的理学或者心学，但是他们也明白弟子和子侄们的用意。一边意味着师门学说的没落，一边意味着家门势力的复兴，纠结啊，纠结。不过孔克坚没有那么多纠结，《明知论》抨击和否定了理学和心学，但是却没有否定儒学，相反还从古儒学中找到了许多论据。尽管从孟子学说中找的论据要多些，但是这位孟子不是孔圣人的再传弟子们，而且以亚圣的身份配亨在孔庙里。
大明的邸报便开始热闹起来，各方文人名士纷纷在各自控制的邸报上发表言论，或批判，或赞同，各自引经论据，争得不亦乐乎，比此前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争论热闹数十倍。云南战事、南海战事等军事胜利的消息甚至都被挤到邸报的某些角落去了。
胡惟庸秉承刘浩然的意思，放由这种争论，只要你不进行人身攻击等过激言论，一律准予刊登。
十一月初十，徐茂诚辞去礼部侍郎一职，就任弘文院院士和国史馆院士两职，并就聘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一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明知论》新思想理论的完善以及与反对方的辩论中。
徐茂诚也是熟读四书五经之人，他虽然吸收了刘浩然和古希腊不少思想，但是却能够将其与古儒学、黄老之学、法家学、兵家学等学说进行融合，互相印证，争辩起来不落下风，而且越争辩他的思维就越清晰，找到了自己思想学术中不少的缺陷，并加以修改和弥补。
刘浩然在进行注释之后便不再发表公开言论，只是说这是一家之言，大家都可以为之一辩，真理是越辩越明。不过暗地里他还是披了几个马甲，在几份邸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他的论点够新颖，也够犀利，但是国学基础太少，引经论据驳倒旧学说是做不到的，顶多是为新学派指出一点新思路而已。
大争论一直延续了近一年，却没有谁输谁赢之分，但是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却是空前的。首先各大学的学子们被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他们可以跳出原来的历史和时代局限，跳出旧有的思想范围去探索新的“兴国思想”。太平学派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系统思想学术，他们开始将徐茂诚视为自己一派的思想先驱者，围绕着这一新思想学术进行深入探讨，另外一个收获就是他们找到了以“紫金山学派”为代表的北方学派新生代这个盟友，双方开始广泛的合作和交流，首先是各自“势力范围”的安徽大学、南京大学、弘文院、格物院、洛阳大学、北京大学等大学机构进行学术交流，互补各自的缺陷；江南和江西学派则有不少人在两次大争论中看到自己思想学术的缺陷性，开始试图对理学和心学进行改良，以适应大明此时的“时代发展”，尤其是他们看到正在迅速崛起的太平派居然和代表北方地方势力中坚力量的北方学派新生代“合流”，这种压力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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