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皇帝的命令下达后，这场博弈尘埃落定。文武百官们惊讶之余，也感觉到咸阳政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武烈王和大秦豪门郿城孟西白、夏阳司马氏、频阳王氏、云阳王氏的关系人所皆知。郿城孟西白和夏阳司马氏是武烈王的母系亲族；云阳王氏迎娶了武烈王的妹妹，两家是姻亲；频阳王氏在武烈王的崛起之路上更是居功至伟。所以不论宗室和老秦豪门之间有什么矛盾，只要关系到大秦利益，那么宗室和老秦豪门肯定会搁置矛盾，联手抗敌。
此次博弈就是大秦这一政治特色的最好诠释。
武烈王在始皇帝和豪门贵族的前后夹击下，迫不得已，从江南等地撤出自己的势力。咸阳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一轮博弈最大的嬴家就是始皇帝，获得利益最大的应该是关东贵族集团，武烈王让出来的利益肯定由关东贵族继承，谁知结果和大家的预测完全不一样，获利最大的竟然是老秦人。
杨端和出镇江南，张唐出镇两淮，麃浚出镇江东，王嵩出镇岭南，老秦人大获全胜，楚系稳步扩张，武烈王虽然损失了一部分实力，但这部分实力因为由大秦本土豪门贵族继承，等于直接缓解了始皇帝和大秦本土贵族之间的激烈矛盾，帮助武烈王等宗室弥补了与大秦本土贵族之间的裂痕，大秦人借此机会进一步稳固了自己在统一后权力和财富再分配中所占据的绝对比例。
大秦政局的这一变化预示着什么？它将对帝国在统一之初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何种作用？“分封”是不是要压倒“集权”？
武烈王“自断一臂”，实力受损，那么他在大秦朝政上的影响力必定有所降低，他不但无力阻止辽东封国的建立，更无力阻止北伐的进行，他依旧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
始皇帝并没有获胜，他所倚重的关东贵族集团不但没有借此机会扩张实力，反而让大获其利的老秦贵族占据了上风，大秦政局正在向不利于咸阳宫的方向发展。
老秦人突然之间就成了众矢之的。
老秦人夺得了“猎物”，随即成为狼群的攻击目标，那么老秦人将采取何种策略保住“猎物”，并成功突出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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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尚等四位镇戍统率返回北疆，而冯毋择离开北疆镇戍山东，那么北疆诸军统率就要做出一系列调整。
这一次调整的目的是要确保北疆镇戍军的武力，确保北伐的胜利，其核心就是保证中央对北疆武力的绝对控制，保证北疆统率部对北疆诸军的绝对指挥权。
很明显，做为北疆统率部的最高官长，北疆武力的最高统率，大秦太傅、武烈王公子宝鼎拥有此次人事调整的决策权。
宝鼎认为，此次北疆诸军统率的人事调整，要以守外虚内的国防战略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打造一支能够坚决贯彻这一国防策略，并绝对忠诚于大秦，绝对遵从中央命令，攻守兼备型的新北军。按照宝鼎的要求，这支新北军不再是单纯的北疆镇戍军，而是大秦的中央军，它的职责不仅是守疆，还包括对外拓边，对内戡乱。四海之内，只要有战事，就有这支大秦北军。
这一建议得到了始皇帝和中枢的一致认同。
中土统一了，大秦军队的使命也将由“统一中土”改为“卫戍中土”，大秦要建立一支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形势下到任何地方作战的强大军队。
这支军队必须绝对忠诚于大秦，必须绝对遵从中央的命令，由此，军权划分就要进一步细化，以便于中央控制军队，发兵之权和统兵之权的军权划分要修改为军事决策权、军事行政权和军事指挥权的军权划分。
皇帝和中枢控制军事决策权，太尉执行军事行政权，统兵将军执行军事指挥权。为了防止统兵将军拥兵自重，军事指挥权要加以限制，而限制的最佳办法就是修改军事指挥体系，其中的核心就是提高指挥效率，也就是精简指挥机构。
按照宝鼎的建议，北军统率部直接指挥北疆诸军，撤消北部疆域的四大镇戍机构。北军为常备军，定员三十万。三十万北军分十军，由十位将军统率，每军三万编制。
帝国统一之初，为遏制宝鼎的北疆武力，同时也为了防止功臣们拥兵自重割据地方，咸阳把主力大军全部调到了北部疆域，建立了西北疆、晋西北、代北和东北疆四大镇戍军，兵力接近四十万。京畿的卫戍军则由中尉府统率，兵力扩充到五万。各封国、郡县则由各封王、太守和都尉统率地方军承担镇戍之责。因为刚刚统一，很多地方局势动荡，尤其是山东、江东和岭南等地，戡乱任务重，至今还保持着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他们由这些地区的镇戍官长统一指挥。
从中土大势出发，帝国目前的国防策略肯定是“守外虚内”，以重兵守疆拓边，准备进行南北战争，以地方武力稳定国内局势，所以宝鼎在这个时候进行兵制变革，集中力量打造大秦武力，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他把在代北实施了多年的兵制改革推而广之，确保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也完全符合大秦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需要。
中央集权，首先就应该是军权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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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和宝鼎集中军权的设想遭到巨大阻力。
老秦人、楚系和关东系以各种理由和现实困难给兵制改革制造重重障碍。
然而，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武烈王肯定要“反击”，始皇帝肯定要控制军权，而老秦人又成了众矢之的，冯氏则时刻提防对手的打击，蒙氏则必须考虑到自身利益，所以各方都存在着妥协的必要性。
关键问题是，妥协的突破口在哪？显然就是进一步扩大分封了，但假如始皇帝借助这次北疆诸军统率人事调整而进行的兵制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没有在军权集中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咸阳宫就绝不会在分封上让步。
咸阳关于为了进行南北战争而建设新北军的讨论意见传送到北疆四大镇戍官长的手上。
代北镇戍官长代王公子将闾和代北镇戍统率白公差、辛胜、屠睢以最快速度联名上奏，同意建设新北军，坚决遵从咸阳的命令。
晋西北的镇戍官长蒙武、蒙恬父子也很快上奏，表示无条件服从中央。蒙武同时上奏，自己年老体衰，恐怕难以胜任北伐重任，恳请始皇帝让更多的年轻将领统率军队，以承担起守疆拓边之重责。
接下来就是老秦人的态度了，假如镇戍西北疆的王翦、麃公、羌廆和镇戍东北疆的王贲坚决反对或者设置障碍，那事情就比较麻烦。
然而，当前政局的发展，尤其是蒙氏在关键时刻的妥协，让老秦人不得不果断决策。
王翦、麃公和羌廆三位老将联名上奏，支持始皇帝和中枢做出的建设新北军的设想，同时他们考虑到北伐的重要性，恳请始皇帝起用更多的年轻将领，以保证秦军的强悍武力。东北疆的镇戍军统率王贲也在奏章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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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统一后的兵制改革顺利展开，其核心就是军权集中于中央。
始皇帝如愿以偿。盛夏之际，始皇帝下令进行兵制改革，建设大秦主力常备军队新北军。
按照新兵制，大秦武官职设一个上将军，设一个太尉，设一个护军中尉，设一个大监军，位同三公，参与中枢决策。设中尉卿、卫尉卿、左右前后中五位将军，设将军若干，位同上卿。设山东、两淮、江南、江东和岭南五个地方镇戍统率，主掌区域郡国军事，位同上卿。
上将军、左右前后中五将军，将军是统兵官长，征伐时领统兵权，拥有战场指挥权。中尉卿和卫尉卿则是中央卫戍军官长。
始皇帝下令，撤消北部疆域四大镇戍机构，王翦、蒙武、麃公奉旨回京。
大秦太傅、武烈王公子宝鼎兼领大秦上将军，为秦军最高统率。
武安公公子腾出任大秦太尉。
武成公王翦出任大秦护军中尉。
郑公蒙武出任大秦大监军。
广武侯麃公、通武侯王贲、安平侯司马尚、临洮侯羌廆、北平侯辛胜为大秦左右前后中五将军。麃公为中将军，在京领蓝田大营，戍卫京畿。余者在外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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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下令，北军设常备兵力三十万，北疆诸边郡、封国等地方镇戍兵力十万，均接受北军最高统率部指挥。
北军最高统率部大行辕设置于离石要塞。
北军最高统率由大秦太傅、上将军、武烈王公子宝鼎兼领。
北军设左右副率，右率为尊，通武侯王贲为右副率，安平侯司马尚为左副率。
北军设监军，由代王公子将闾出任。
因为北部疆域太过辽阔，北军在陇西狄道、代北平城和燕南蓟城设北军东西北三大行辕。陇西狄道的西行辕官长由临洮侯羌廆出任，代北的北行辕官长由安平侯司马尚兼领，燕南蓟城的东行辕官长由北平侯辛胜出任。
北军下设十军，由十个将军统率。
十将军分别为李信、蒙恬、司马断、章邯、白公差、曝布、屠睢、毛子睿、熊庸、任嚣，各自在外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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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的武官任命，震动咸阳。
谁能想到，咸阳政局的发展如此惊心动魄，如此扑朔迷离，从加建封国到武烈王回京，从武烈王“壮士断腕”到各方势力争夺地方控制权，突然之间又转到了兵制改革和建设北军上。等到军队人事完成调整之后，咸阳的文武百官们才大概看清了这一轮政治博弈的走向，那就是以军权集中来换取分封，以强大武力来保证分封后的中土的统一。
这其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直接推动军权集中和咸阳政局发展的就是武烈王公子宝鼎。
在这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始皇帝的最终目的竟然是集中军权于中央，而更没有想到的是武烈王竟然把军权还给了中央，始皇帝竟然奇迹般地成功了。
武烈王兼领大秦的上将军，大秦的上将军又兼领北军统率，由此不难看出，武烈王的主要职责是太傅，是辅佐始皇帝主掌朝政，而不是常驻北疆直接统率军队。换句话说，始皇帝只要牢牢控制住了武烈王，便就控制住了北军，控制住了大秦武力。
武烈侯终于回京了。
武烈侯回京了，把北疆武力的控制权全部交给了中央，那王翦、蒙武、麃公、羌廆、王贲这些统军大将们还敢继续对抗中央？当然也是仿效武烈王，纷纷回京。
始皇帝和本土老秦人的关系就此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
老秦人把军权归还于中央，是因为他们得到了更多的地方控制权，他们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成了众矢之的，不得不进行妥协，但接下来，就该轮到始皇帝和咸阳宫在分封上让步了，因为现在获利最大的是始皇帝和咸阳宫，他们成了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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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了，北军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老将军们陆续返京就任新职，咸阳政局似乎正在逐渐归于平静。
秋收刚刚开始，中央和地方为争夺赋税，矛盾骤然爆发。
中央以进行北伐为借口，进一步增赋加税，而地方势力若想扩张自己的实力，首要之务就是稳定地方局势，稳定地方局势的首要条件就是轻赋薄徭，要让黔首贫贱在辛苦劳碌一年后，有饭吃，有衣穿，于是地方郡县必然要想方设法截留赋税。
如何阻截中央对地方的掳掠？最便捷有效的方式就是纵容甚至暗中推动地方暴民发动叛乱。
第一个爆发叛乱的就是山东胶东。
冯毋择镇戍山东，冯氏自然要打击蒙氏势力，而打击蒙氏的最好办法就是最大程度地征缴赋税。蒙氏要截留，冯氏则打着中央的旗号拼命征缴，最终的结果就是山东之民遭到疯狂洗劫。山东的齐人愤怒了，揭竿而起。
齐王公子骧一怒之下，上书弹劾，矛头直指冯毋择。
接着山东各郡太守紧随其后，不但弹劾冯毋择，还指责中央增赋加税的政策，其矛头直指负责拟制增赋加税政策的治粟内史府及其官长冯去疾。
叛乱迅即蔓延到两淮，接着江东楚人也乘机发难，藏匿在南岭大山中的六国余孽纷纷下山烧杀掳掠。
两淮和江东的奏章像雪片一般飞到咸阳，楚王公子昌和吴王公子高并两地军政官长一致指责中央的增赋加税政策是亡国之策，恳请始皇帝以大秦的和平和统一为重，马上修改政策，惩戒拟制这一错误政策的中央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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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政策是始皇帝所坚持的，也是经过中枢廷议后决策的，但结果是激化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太傅、上将军、武烈王公子宝鼎联合公子腾、王翦、蒙武等中枢大臣奏请始皇帝，暂时搁置北伐之议，集中力量稳定国内局势。
国内暴乱四起，中央和地方矛盾激烈，这时候还谈什么北伐？所以始皇帝和中枢廷议之后，一致决策暂停北伐，转而集中力量解决国内危机。
宝鼎再奏，为防止关中、陇西和北地等大秦本土地区也爆发叛乱，请太子代替始皇帝，马上出巡，安抚大秦本土国民。
始皇帝准奏，命令太子扶苏出巡关中、陇西和北地，郎中令蒙嘉、客卿司马空和博士淳于越等大臣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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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王在廷议上，极力主张轻赋薄徭之策，并建议即刻实施，今秋就诏告天下减免赋税，减征徭役，以稳定民心，缓解国内危机。
道理很浅显，大家都懂，心里也都明白，但民受利了，官之利岂不受损？贵族利益岂不受损？所以“轻赋薄徭”说起来简单，实施起来却是千难万难。
武烈王“气势汹汹”，宗室、老秦人和楚系则把矛盾一致对准了冯氏。
既然增赋加税引爆了危机，这个罪责肯定要人来承担，而治粟内史冯去疾现在是“千夫所指”，山东镇戍统率冯毋择更是众矢之的，始皇帝即便有心保全冯氏，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御史中丞赵高代表御史府上奏弹劾冯去疾、冯毋择。
冯氏是关东贵族集团的核心力量，如果冯氏遭到重创，关东贵族集团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地方上，都将实力大减，这对关东贵族集团来说可谓是致命打击，所以不管是蒙氏等关东军功贵族，还是以李斯为首的关东寒门贵族，包括关东博士集团，都开始了全力反击。
但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关东贵族集团的领袖人物郎中令蒙嘉和博士淳于越等人正在随太子出巡，蒙武则去离石要塞巡查北军建设了，都不在咸阳，而御史大夫冯劫因为要避嫌，又不能公开出面，关东贵族集团仅靠廷尉卿李斯、内廷长史周青臣和博士叔孙通等人无法阻挡对手的攻击。
形势越来越危急，始皇帝在宝鼎、隗状、王绾、公子腾等大臣的催逼下，不得不下令罢免治粟内史冯去疾和山东镇戍官长冯毋择，以挽救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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