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严嵩还曾经作过夏言的主考官，两个人有师生的名分。夏言也是因为在议礼中支持世宗而位居首辅的，他建议设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之内，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到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举荐严嵩任礼部尚书。因为对严嵩有引荐之恩，所以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的身份看待他。为了早日升迁，严嵩什么都能忍耐，面对自己的学生、晚辈对自己无礼，他没有丝毫露出不满的意思，反而更加谨慎地侍奉。有一次，严嵩准备好一桌酒席，亲自来到夏言的府上邀请他，夏言竟然连见都不见，严嵩只好回府，在酒席宴上，展开想对夏言说的话，长跪而读。夏言听说以后，丝毫也不感动，他说：“严嵩是我的属下，应该这样做。”毫不怀疑严嵩有忌恨他的意思。
现在，夏言既然已经被罢免，世宗祷告上天所需要的青词非严嵩写不可。所谓“青词”，就是写在青藤纸上打醮祷祝的疏文。经常被供奉在香案上，率领群臣向太上老君顶礼膜拜。严嵩向来善于揣摩圣意，他写的青词典雅而有文采，得到了世宗的欣赏。当时严嵩已经六十多岁了，却精神头十足，和青壮年人没有什么区别，每天早晚陪伴皇帝在西苑修道，没有一次说要回家休息，世宗更加认为严嵩是个勤勉之人。时间长了，严嵩干脆请求辞去礼部尚书的职务，专门陪着世宗修道，世宗曾经赐给他一枚银章，上面刻有“忠勤敏达”四个字，不久又加封太子太傅。
现在，严嵩离首辅还有一步，还有一个翟銮资格官职在严嵩之上，但是世宗却对待此人不如对待严嵩好，这时候的严嵩是实际上的首辅。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严嵩为了排挤翟銮，便暗中唆使给事中王交以翟銮的两个儿子同时中进士为理由，上奏说翟銮在科举上有作弊行为。结果，在严嵩的构陷下，翟銮父子均被世宗朱厚熄削职为民，严嵩成为首辅，又加封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和地位。严嵩总算完成了他的平生的志愿，他可以大权独揽，与他同入内阁的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都不能批答日常事务，全部由严嵩一人把持。
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严嵩并没有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他做事反而更加谦恭勤勉，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经对世宗说：“臣每次独自承蒙陛下宣召进见，别人未免妒嫉臣，妄加议论，臣私下里心中不安。现在内阁中所有的大臣，如果有宣召，请让他们一起来。”这样更加深了世宗对严嵩的信任。
在生活细节上，他也很注意。每当内阁里的大臣在一起用餐的时候，别人带着丰盛的酒肴，金银的酒具，唯独严嵩带着简单的食物，提着一个破篮子，连一个勺子也没有。这种事在朝中传开了，世宗更加觉得严嵩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独揽朝政聚财营私
世宗是个奸诈多疑的人，时间长了，他发现朝中的人都畏惧严嵩，什么事都不敢违背他的意思，就想限制严嵩的权势，于是又想重新起用夏言，世宗曾经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的字)两个字，表现出对夏言的思念、眷恋之情。严嵩在不经意间看到了，主动提出，以前的辅臣夏言可诏用，世宗顺势答应了他的要求，任命夏言为首辅，位置在严嵩之上。为了安慰严嵩，又加封了他一个少师的头衔。夏言上任以后，又对严嵩盛气凌人，不以同等官职对待严嵩，凡有政务需要批示，他独自拟稿，根本不理严嵩。凡是他的同党，夏言大加贬斥，严嵩也不敢挽救他们。他的儿子严世蕃刚刚做到了尚宝少卿的官，就在公卿间横行霸道。夏言要治他的罪，严嵩父子非常害怕，跪倒在夏言的床前哭泣哀求，夏言这才作罢。面对夏言对自己的打击，严嵩在世宗皇帝面前哭诉，诉说自己受辱的每一件事情，为了安慰严嵩，加封他为上柱国，他为了捞取更多的资本，坚决辞去这样的虚名，他说：“没有两个人可以同时称‘上’，‘上’不是做臣的所适合的称呼。大明王朝建国之初，虽然设有此官，左相国徐达，是第一功臣，也还只是左柱国，臣何德何能，万万不敢称‘上柱国’。请陛下免臣此官，以显示为臣应有的节操。”世宗听了，非常的感慨：“这样的忠臣，自古少有啊！”于是，允许严嵩辞去这一封号，转而加封他的儿子严世蕃为太常卿。但是，严嵩还害怕夏言杀了自己的儿子，就找了个理由，上疏请求回家扫墓，以此来躲掉杀身之祸。
严嵩知道，夏言始终是自己最强劲的对手，不除掉是不行的。他知道陆炳与夏言有仇，于是就和他勾结在一起，共同对付夏言。后来，严嵩因为自己的谦恭勤勉加封“特进”，再加华盖殿大学士。夏言还是忠正耿直的样子，说话不考虑皇帝的面子，严嵩看到世宗厌倦了夏言，就借机用河套事件陷害夏言和曾铣，结果这两个人都被杀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提议收复河套，夏言曾经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收复，对持反对意见的大臣严加斥责。但在朝廷一片“恢复河套”的呼声中，夏言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道这次是否出师有名？国家是否有余力出兵打仗？军粮马匹等战备物资是否足够？是否一战能保证取得胜利？”严嵩见夏言前后主张不一致，就抓住这个机会攻击夏言。他说：“夏言开始极力主张出兵恢复河套，如今又极力阻挠，军国大事，不认真考虑，全凭个人的一念之间的好恶。臣与夏言同时掌管机务，事无大小，按理要商量着办，而夏言态度骄横、任意妄为，凡事以个人说了算……一切国家大事忌讳臣参与，每当在夜里分各地的奏折，偶尔让臣看一两本而已。”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世宗命夏言退休回家。不久以后，鞑靼军进军延安、宁夏等地，严嵩又趁机对世宗说，鞑靼军是因曾铣要收复河套地区才发的兵，世宗以开边挑起战争为理由把曾铣处死。后来，又捏造了夏言曾经受过曾铣贿赂的罪行。结果，夏言也被处死。至此，严嵩扫清了仕途上的最后一个障碍。
夏言死后，严嵩便理所当然的成了首辅，完全掌握了内阁大权。严嵩在打击异己、排斥同僚的同时，还大力培植死党，安插亲信掌握国家重要部门。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结交恶徒，拉拢同党，不断扩大严家的势力。尚书关鹏、欧阳必进、高耀、许炝等都是严嵩党羽。他们或者是亲戚，或者是儿子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门生，关系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关系网，布满了朝廷内外。通政司是负责呈送奏章的重要部门，严嵩为了控制这个部门，让他的义子赵文华任通政使，凡是上疏的奏章，必须由赵文华将副本先送严嵩看一看，然后才能上奏。吏部文选和兵部职方是两个低微的官职，但是吏部文选负责办理官吏的升迁、改调，兵部职方负责军制等具体事宜，都比较机要。因此，严嵩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由亲信万窠和方祥分别担任这两个职位。他们两个人经常拿着文簿由严嵩任意填发，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文武二管家”。他任意升降朝中官员，谁给严嵩送的礼物多，做的官就大；送的礼物少，做的官就小；没有给严嵩送礼的，结果保证是无官可做。因此，每天到严府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严家成立了专门收礼、登记、存放、处理礼物的一条龙体系。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赂严嵩一万三千两黄金而升任吏部主事，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二千二百两黄金外放山东临清知州，仇銮犯罪以后，以重金贿赂严嵩以后，又当上了宣府、大同总兵。当时，南北给事、御史等监察官吏都认为，朝中贪污大臣应该首推严嵩。严嵩每当被弹劾的时候，急急忙忙找世宗假装诚心诚意地表明忠心，又是哭又是叩头地表演一番，世宗就安慰严嵩，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在朝堂上，世宗故意问严嵩一些国家大事，本来严嵩回答得非常平凡，世宗故意称赞，向那些言官表明，严嵩是自己的心腹，不要因为小事参奏他。
严嵩父子在世宗的纵容下，大量侵占民间田产，仅仅在北京附近就有庄田一百五十多所。在南京、扬州等地，巧取豪夺的良田、美宅也有几十一处。在他们的原籍江西分宜侵占的民田更多，袁州的一府四县的民田，竟然有十分之七被严家侵占。由于严氏父子大肆搜刮民财，侵占田产，使他的家富可敌国。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经炫耀说：“朝廷不如我富。”特别是严世蕃，妻妾成群，吃尽穿绝，夜夜歌舞，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他还说：“朝廷不如我乐。”
福建巡抚阮鹗在嘉靖三十一(1552年)年私通倭寇，案发以后，朝廷下令缉捕阮鹗，阮鹗以重金贿赂严嵩，竟然免于治罪，仅仅降官一级，算是对朝廷有个交代。
残害异己专权误国
大明王朝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在严嵩权势遮天的情况下，还有很多正直之士，不畏权势，前仆后继，同严嵩做艰苦的斗争。前后弹劾严嵩、严世蕃的朝中御史、大臣有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哗、陈垲、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铁、吴时来、张羽翀、董传策等人，但遗憾的是，这些人都被处置。有的丢官，有的充军，有的则被处死。其中最着名的要数沈炼、杨继盛对严嵩的弹劾案。
沈炼(1507-1557年)，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嘉靖三十年(1551年)，沈炼是锦衣卫经历，他参奏严嵩有十大罪状。主要是卖官受贿，结党营私，妒贤嫉能，暗中打击谏官，恃宠把持朝政等罪名。世宗听了，以为沈炼在危言耸听，竟然不加追究，这样就给了严嵩打击沈炼的机会，他反而参奏沈炼在知县任上有过失，想借参奏大臣获罪，受些小处分，赢得清誉。世宗竟然相信了严嵩的胡言乱语，把沈炼发配到边关充军。沈炼在边关经常大骂严嵩父子，严嵩的耳目到处都是，不久就听说了这件事，恨得咬牙切齿。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严世蕃和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府、大同总督杨顺合谋，想除掉沈炼，答应在事成以后，可以让他们做王侯公卿。后来，正好遇到白莲教起义，教徒闫浩等人被捕，招供的人名很多，杨顺、路楷就在招供的名单上列上沈炼的名字，报上去以后，严嵩又买通兵部，经兵部审核批准，沈炼有冤无处申，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杀害了。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再也忍受不了严嵩的误国行为，他把严嵩的罪行归纳为“十大罪”、“五奸”。十大罪主要是：大权独揽，坏祖宗法；假传圣旨，为己谋利；结党营私，打击忠良；收受贿赂，引用奸邪；废弛战备，贻误军机等。五奸是：贿赂皇上身边的太监，成为自己的间谍；控制通政司，使它成为自己左右朝政的工具；勾结东厂、西厂等特务组织，使之为自己的耳目；或笼络或打击谏官，使之顺从自己的意志；收买网罗各部大臣，使之成为自己的党羽。这道奏章可谓是对严嵩的全面深刻的揭露，处处击中严嵩的要害。然而，有昏君才有奸臣，杨继盛的痛切陈述并没有打动世宗，在世宗看来，严嵩是最大的忠臣，杨继盛是对严嵩打击报复，因此对杨继盛说：“爱卿所奏事关重大，朕自会查明真相，给朝廷一个交代。”就这样对严嵩一再袒护。严嵩看到，杨继盛掌握了他大量的犯罪事实，此人不除，日后必然是祸患。于是他在明世宗面前诬陷杨继盛，说杨继盛在河套边境经常挑衅，才引起鞑靼人的进攻，危害国家的安抚大计，严嵩的死党们也随声附和，使明世宗信以为真。世宗大怒，把杨继盛打了一百廷杖，送交刑部审问。杨继盛在监狱里被关了三个月，还是审不出什么罪状，不过，皇上和严嵩不开口，谁也不敢放了他，就这样在狱中关着，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有人跟严嵩说：“你不杀杨继盛，说明人家没有罪，你要承担陷害忠良的罪名，放他出去更是放虎归山，不如早除掉他，免得外人议论。”严嵩只好再去世宗那里进谗言，又捏造了冒领军功等罪名，结果，杨继盛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