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轼受到雍正的器重首先是由于他杰出的政治才干，他能够敏锐地发现时弊，并且敢于提出意见。雍正初年治狱刑法严厉，朱轼就建议说：“法吏以严刻为能，不问是非曲直，刻意株连，惟逞锻炼之长，希着明察之号。请敕督抚谕有司，谳狱务虚公详慎，原情酌理，协于中正。刑具悉遵定制，不得擅用夹棍、大枷。”反对滥用刑法导致冤案，切中了当时刑狱的弊端。雍正登基之初，很多省竞相上报说大量开垦荒地使得人们劳役过重，朱轼凭着对民情的了解和调查，指出这些官员大多都是虚报，建议雍正严格丈量核实，惩处虚报者。这些都显示出他过人的政治才能和洞察力，让雍正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
朱轼能最终得到皇帝的信任并不是完全由于他的才干，雍正信任朱轼很大程度是由于他的认真与正直，雍正很明白朱轼是那种很难得的敢于说真话的人。雍正登基以后，朝中大臣对他的奏章，一律密封上送。大臣孙嘉淦在上疏中，提出“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正指到雍正的隐晦处，故而雍正看后特别生气，愤怒之下就召集朝中大臣传阅，并且说“翰林院岂容此狂生耶？”要把孙嘉淦这个“狂生”赶出翰林院。大臣们见了龙威震怒，一个个都如木雕泥塑的一般不敢说话，这时候只有朱轼说了一句：“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嘉淦虽然狂妄，但是他敢于大胆进谏，这在朝臣中是难能可贵的，是对朝廷有用的人才，他的胆略让人佩服。雍正想了想，如果把孙嘉淦赶出翰林院就隐隐暗示自己不能从谏如流，况且孙嘉淦说得也有道理，于是良久之后终于笑着说：“朕亦且服其胆。”因为朱轼敢于说话，孙嘉淦没有受罚，后来反倒升为国子监司业，而朱轼自己也更为雍正所看重了。
雍正元年，他被任命直南书房，加吏部尚书衔。也就在那一年雍正任命朱轼为太子太保，在懋勤殿设讲坛，当时的皇子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对朱轼行拜师礼。按清朝成例，皇子见师傅，彼此都行长揖礼，这是胤稹为使皇子们尊重师傅，特定的礼节。这时，朱轼成为帝师，而且是在位60年、创“康乾盛世”的乾隆皇帝的帝师。雍正为弘历选择的老师都是硕学耆宿，前后有十余人之多，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对弘历影响最大的就是朱轼。一如朱轼为人为官一贯的严谨作风，他对弘历的要求很严，以致于雍正有时都觉得有些过头了，就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意思是弘历是皇子，不管教育得严格不严格，他以后都是要称王的，所以没有必要这么严格。然而朱轼没有顺势而下，而是很严肃地说“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教育得好，以后他会成为尧舜那样的贤君，反之教育不好，就会变成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正因为他是皇子，才更要严格要求。弘历熟读《诗》、《书》、《四子》(《四子》也叫《四子书》，是指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是早期儒家四个代表人物)，对《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都有心得，并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朱轼这位帝师功不可没。乾隆登基以后，对这位严格教育他的老师特别感激，他曾经在诗序中说“从朱轼学十余年，所获最多”。在他即位的当年，下诏命大学士朱轼、鄂尔泰、张廷玉，左都御史福敏，侍郎徐元梦、邵基，为皇子师傅，或许想起当年朱轼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于是召皇子及朱轼等六人进见，当面说：“皇子年齿虽幼，然陶淑涵养之功，必自幼龄始，卿等可殚心教导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过于严厉。从来设教之道，严有益而宽多损，将来皇子长成，自知之也。”上又谆谆谕皇子：“师傅之教，当听受无遗。”看来是体会到了朱轼当年的一片苦心。
朱轼不但培养出了乾隆皇帝这一文武兼备、治国称雄的杰出人才，而且在振一代文风、严格科举制度、兴办各类书院、选拔优秀人才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经他一手提拔推荐的有沈近思，蓝鼎元，陈仪，李徽，王叶滋，王安国，刘吴龙，朱珪，童华等等，这些人都是难得的堪当大任的人才。朱轼无论在何处为官，都必强调教育的重要，办书院崇尚儒学。在浙江任上刊印颁发了《大戴礼记》、《仪礼节略》以及《张子全书》、《颜氏家训》、《温公家训》等书，使浙江风俗为之一变。他三主会试，以“读对贤书而能发明其意蕴”为选才标准，为清朝选拔了不少人才。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犹如跳龙门，一旦考中就有了功名，跻身于统治阶层了，在科举考试中，考官的才与德就尤其重要。考官的才不高，出题判卷就没有水平，无法选拔优秀的人才。如果考官品德不高，给某些亲戚朋友的子嗣大开方便之门，甚至收受贿赂，出卖考题的话，那么就不仅仅是关系是否选拔人才的问题了，如果那样，后果就是考纪废弛，天下读书人哗然，甚至导致社会不稳定。考官肩负重任，因此历代选任考官都异常的谨慎，同时，当选为考官也是一个大臣的荣誉。雍正元年，朱轼、张廷玉担任会试总裁，持择公允，雍正皇帝很高兴。为了表彰他能公正地选拔人才，雍正皇帝曾将一面优质苏州折扇贡品赐给朱轼，并在扇面上题涛一首以示表彰。诗云：
高岳生良佐，
兴朝瑞老臣。
南昌持藻鉴，
北斗重权衡。
忠岂唯供职，
清能不近名。
眷言思共理，
为国福苍生。
关于这面御赐题诗的折扇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雍正朝某年科考，皇帝钦定朱轼为主考官，侍郎刘碧为副主考官。就在开考前一天，雍正帝密召丽位主考官定下考题。就在考题定下的当天下午，围舅就让他的亲信给正副主考官各送来黄金、锦缎等贵重礼品，想要请主考关照他的儿子。与此同时，刑部、工部、户部等一些官员也派人送来不少礼品，都是想请求主考官关照各自的亲朋好友。副主考官刘碧贪心一起，将考题泄露给送礼的人，而朱轼却不为金银礼品所动，不仅如此，为了维护考试的公平，他连夜带着全部礼单、礼品进宫禀告雍正皇帝。雍正听说此事以后大怒，想要立即治刘碧和国舅等徇私官员的罪。朱轼则请雍正帝暂不处理人事，而是先将考题重新出过。结果考后国舅等送礼官员亲属一个个名落孙山，而考中者尽为文章锦绣、见解独特的优秀人才。雍正帝为此赞赏朱轼“尽拔佳文、摒除弊端”，并赐题诗御扇于朱轼，以示奖赏。这把御扇现仅存扇面，被朱轼后裔珍藏下来，现收藏在高安市档案馆。
兴修水利造福一方
此时的朱轼已经成为雍正的左膀右臂，雍正皇帝曾赐与朱轼“朝堂良佐”御匾一块，以表示当朝皇帝对他的器重和信赖之情。朱轼一生中最大的政绩主要在督办兴修水利方而。雍正二年，朝廷开始修筑郭家务大堤，筑清凉寺月堤，修金门闸，筑霸州堂二铺南堤决口。但是工程进展不很顺利，郭家务以下两岸顿狭，永清受害特重，这时候雍正皇帝想到了曾经修筑海堤有功，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的朱轼。朱轼开挖新渠，疏通水道，因导河水流人海中，又加固堤坝，修筑围堤，力图防患于未然。他不仅仅主持郭家务一带堤防，这一年朱轼又兼吏部尚书，勘江、浙海塘。浙江海宁的海堤本来就是他早年修建的，这对他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了。这次巡查对朱轼来说有一些故地重游的味道。大堤依旧，涛声还似旧年，此时的他已然成为朝中元老了。当他回京报告的时候，已经把堤坝的情况，修筑的计划，以及需要的费用计算得一清二楚了：
“浙江余姚浒山镇西至临山卫，旧土塘三道，本为民灶修筑。今民灶无力，应动帑兴修。自临卫经上虞乌盆村至会稽沥海所，土塘七千丈，应以石为基，就石累土。又海宁陈文港至尖山，土塘七百六十六丈，应就塘加宽，覆条石於巅，塘外以乱石为子塘，护塘址当修砌完固。至子塘处，依式兴筑。海盐秦驻山至演武场石塘，圮八十丈，溃七十丈，均补筑。都计工需十五万有奇。江南金山卫城北至上海华家角，土塘六千二百余丈，内三千八百丈当改为石塘。上海汛头墩至嘉定二千四百丈，水势稍缓，土塘加筑高厚，足资扞御。都计工需十九万有奇。”
似乎朱轼与治水修堤有缘，雍正三年，因海河流域暴雨成灾，使70余个州县受灾，一年收成化为乌有。雍正皇帝再次任命大学士朱轼和怡亲王允祥相度修治。他们沿永定河到天津、河间、保定等州县，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提出了治河与营田相结合的治理方案。首先治理卫河、淀池、子牙、永定诸河，把主要水道疏通，疏导洪水，除此以外，还在京城东面的滦、蓟，京城南面之文、霸等县设营田专官，并且招募因洪灾而离乡的农民，没水利营田府，指导他们耕种水田。第二年就种植水稻七百多顷，并获得大丰收。到雍正七年，河道治理大见成效，共营水田六千多顷，因河堤坚固且年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由于治海修堤有功，他又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雍正四年二月，朱轼母丧，雍正皇帝倒是没有像康熙那样不近人情，他很痛快地让朱轼回家治丧尽孝。雍正下谕说：“轼事母至孝，但母年八十余，禄养显扬，俱无余憾。当节哀抑恸，护惜此身，为国家出力”。赐白银四千两用于办葬事。并且特别批准朱轼称驿马赶回老家治丧，并且让江西巡抚带着御赐的内帑到朱轼家赐祭。等到治丧完毕后，朱轼将要回京的时候，又派遣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接，还允许他继续穿素服终丧。不知道雍正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当初康熙没有让朱轼治父丧，因此怀着一种歉意，想要做出某种补偿，但可以肯定的是，雍正此时对朱轼的恩宠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此后朱轼又总理水利营田，兼兵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他奉令修筑浙江海塘期间，督抚以及管理海塘的所有大臣都听从他调遣，这时的朱轼在朝中已然位极人臣了。
一提到位极人臣，人们总是容易想到高堂大厦，锦衣玉食的生活，《红楼梦》里的种种奢侈生活。很多人为官作宰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但是朱轼却不是这样，他崇尚勤俭，相传乾隆曾亲自到高安来问候朱轼，朱轼用四盘二碗宴请皇帝，菜谱是：腊肉、肉皮、粉丝、闽笋四盘，猪脚或冻鱼，肉圆子或薯粉圆子为二碗。这种筵席，一直在高安流传下来，人们称为“朱公席”。想想《红楼梦》里铺排盛宴的描写，再看看简朴的“朱公席”，不禁让人生出无限的感慨。
死而后已流芳后世
等到乾隆即位的时候，朱轼充世宗实录总裁，命协同总理事务。不过此时朱轼已经积劳成疾，且老病缠身了。乾隆元年九月，朱轼病重，乾隆亲塘，护塘址当修砌完固。至子塘处，依式兴筑。海盐秦驻山至演武场石塘，圮八十丈，溃七十丈，均补筑。都计工需十五万有奇。江南金山卫城北至上海华家角，土塘六千二百余丈，内三千八百丈当改为石塘。上海汛头墩至嘉定二千四百丈，水势稍缓，土塘加筑高厚，足资扞御。都计工需十九万有奇。”
似乎朱轼与治水修堤有缘，雍正三年，因海河流域暴雨成灾，使70余个州县受灾，一年收成化为乌有。雍正皇帝再次任命大学士朱轼和怡亲王允祥相度修治。他们沿永定河到天津、河问、保定等州县，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后，提出了治河与营田相结合的治理方案。首先治理卫河、淀池、子牙、永定诸河，把主要水道疏通，疏导洪水，除此以外，还在京城东面的滦、蓟，京城南面之文、霸等县设营田专官，并且招募因洪灾而离乡的农民，设水利营田府，指导他们耕种水田。第二年就种植水稻七百多顷，并获得大丰收。到雍正七年，河道治理大见成效，共营水田六千多顷，因河堤坚固且年年丰收，百姓安居乐业。
由于治海修堤有功，他又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雍正四年二月，朱轼母丧，雍正皇帝倒是没有像康熙那样不近人情，他很痛快地让朱轼回家治丧尽孝。雍正下谕说：“轼事母至孝，但母年八十余，禄养显扬，俱无余憾。当节哀抑恸，护惜此身，为国家出力”。赐白银四千两用于办葬事。并且特别批准朱轼称驿马赶回老家治丧，并且让江西巡抚带着御赐的内帑到朱轼家赐祭。等到治丧完毕后，朱轼将要回京的时候，又派遣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接，还允许他继续穿素服终丧。不知道雍正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当初康熙没有让朱轼治父丧，因此怀着一种歉意，想要做出某种补偿，但可以肯定的是，雍正此时对朱轼的恩宠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此后朱轼又总理水利营田，兼兵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他奉令修筑浙江海塘期间，督抚以及管理海塘的所有大臣都听从他调遣，这时的朱轼在朝中已然位极人臣了。
一提到位极人臣，人们总是容易想到高堂大厦，锦衣玉食的生活，《红楼梦》里的种种奢侈生活。很多人为官作宰追求的不就是这些吗？但是朱轼却不是这样，他崇尚勤俭，相传乾隆曾亲自到高安来问候朱轼，朱轼用四盘二碗宴请皇帝，菜谱是：腊肉、肉皮、粉丝、闽笋四盘，猪脚或冻鱼，肉圆子或薯粉圆子为二碗。这种筵席，一直在高安流传下来，人们称为“朱公席”。想想《红楼梦》里铺排盛宴的描写，再看看简朴的“朱公席”，不禁让人生出无限的感慨。
死而后已流芳后世
等到乾隆即位的时候，朱轼充世宗实录总裁，命协同总理事务。不过此时朱轼已经积劳成疾，且老病缠身了。乾隆元年九月，朱轼病重，乾隆亲自去探视，朱轼勉强穿上朝服，让他的儿子搀扶着到户外迎接。第二天。这位历经三朝的元老重臣走完了他生命的道路。临终之际，他还不忘对他的学生，年轻的皇帝作最后的教导：“万事根本君心，用人理财，尤宜慎重。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判在几微，当审察其心迹而进退之。至国家经费，本自有余，异日倘有言利之臣，倡加赋之税，伏祈圣心乾断，永斥浮育，实四海苍生之福。”这种精神可以称得上死而后已了。朱轼死后，乾隆亲临致奠，发帑治丧，赐祭葬，在给朱轼的祭词中称“朱轼学术端醇，器资凝厚，早登词苑，蜚声着作之庭”，谥文端。乾隆又御赐其“帝师元老”称号。一年以后，朱轼灵柩由京城运回故里，落叶归根，葬在村前镇树子坑剑形山。墓区占地数百亩，墓南北深104米，东西宽26米现存神道碑、石牌楼、望柱、翁仲、生兽造像。墓前是100多米长的神道，牌楼前石人、石马、石兽在两侧伫立，高大的石马，华丽的马褡子象征昔日主人衣锦还乡。牌坊上的匾刻题名为“帝师元老”，石柱上刻着一幅楹联：
堂留绿野千秋事业并东山
名卜金瓯三纪勋猷高北斗
两只大鳌背负神道大碑，昂首苍天，取“鳌戴”即感恩戴德之意。
朱轼一生居官廉洁，刚正不阿，处事公正，执法严明，赈济灾民，广施惠政，被百姓称为“大清官”。在朱轼的家乡高安市，至今还在上演着以朱轼为模型而创作的高安采茶戏《南瓜记》。《南瓜记》讲的是南昌县恶霸地主王寿庭勾结官府，横行霸道，强抢穷秀才丁文选之妻杜兰英为十房夫人。适为回高安与老母拜寿的宰相朱轼所闻，并设下巧计救出杜兰英，依法严惩了王寿庭和一班贪官污吏。为表感激之情，丁文选挑担南瓜去与朱母祝寿。
一代名臣已逝去二百多年，人们只能从他留下的文稿，他的手书，以及碧落桥连同他的墓地还在传唱的采茶戏《南瓜记》等来凭吊这位为民兴利，为国选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朝堂良佐”。诗人袁枚有《朱文端公墓下之作》，细品他的诗，与其说是称赞朱轼一生的功绩，倒不如说是对这位“帝师元老”的真实评述。
宛鸟冤鹭曾居第一班，
衣冠常惹御香还。
独将经术勷三圣，
自起清风播九寰。
玉魂骑箕苍昊上，
石麟沐雨翠微间。
寻思几滴西州泪，
仰止松楸不忍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