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洋务派为维护反动的封建生产关系和腐朽的封建统治，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坚决反对变法。荣禄气焰嚣张地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大学士徐桐甚至喊出：“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洋务派只主张改变一些枝节问题，而根本反对改变封建制度。针对顽固派、洋务派的不变论，维新派依据进化论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们一致认为，不断变化和发展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变者，古今之公理”，如果停止变化，“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守旧不可，必须变法，“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②。针对洋务派的观点，康有为指出：清朝的统治已经是粪墙、朽木，于疮百孔，必须以开创的精神进行全面改革，洋务派徒事弥补，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顽固派和洋务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维新派提倡民权，设立议院，使民有权而君无权，不合君为臣纲的纲常伦理，是离经叛道，“用夷变夏”，其结果将使犯上作乱者日多，陷国家于大乱。维新派用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批驳了顽固派、洋务派的谬论。他们指出：“人人皆为天所生，人人皆为天之子”，“人人独立平等”。因此，国家亦不是“君相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器”，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维新派认为，日本和欧、美各国走向富强的根本原因，在于“兴民权”、“开议院”；中国衰弱的根源则在于实行君主专制，“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据此，他们得出结论：“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中国只有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合举国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才能无敌于天下。
荣禄第三，要不要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和提倡西学的问题。顽固派从维护地主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出发，坚持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拼命反对新学、西学。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把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根本。他们都反对宣传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针对顽固派、洋务派的谬论，维新派给予了有力地批驳。他们批评八股取士是“谬种流传”，有锢闭智慧、败坏心术、助长游手好闲等三大害，而其中任何一害都足以亡国。维新派对旧学、中学也做了一些批判，认为宋学、汉学、词章之学，无用无实，无补于国家的危亡，都应束之高阁。他们批评洋务派仅袭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而排斥西学，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维新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因此，他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政治学说，希望通过这种办法，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
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这次论战，是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尽管在论战中，维新派本身存在着不少弱点，如他们所主张的变革只是“渐变”，不是“突变”；他们所说的“民权”，也只限于让资产阶级和部分士绅参政；他们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却不敢批判封建文化的总代表孔子。但是，通过这场论战，维新派反复说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道理。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初步介绍了西方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使若干知识分子开始摆脱一些封建思想的束缚，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帝国主义各国纷纷在中国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把变法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
为促使光绪皇帝决心变法，从光绪二十三年底到二十四年初（1897年底到1898年初），康有为又连续三次上书光绪帝（即上皇帝第五、六、七书），同时把自己编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两部书，一并递呈。在上皇帝第五书中，康有为痛切地陈述了当时国内外的严重形势。他指出，从国外来说，“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③。“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从国内来说，也已“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他誓告光绪帝，面对这种局势，如果还不发愤变法，革旧图新，“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④。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八日（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呈递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三项变法措施：“一日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日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日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⑤这便是维新派新变法的施政纲领。这次上书，未提开国会、立宪法，而强调君权变法”，表明维新派在顽固派的强大阻力面前，妥协、退让的软弱性。
康有为在不断向光绪帝上书的同时，仍继续在士大夫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他联络广东旅京人士成立粤学会。不久，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成立。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在康有为的倡导下，由帝党官僚、御史李盛铎出面，联合各省学会及正在北京应试的举人，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三项宗旨。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人们起来挽救民族危亡，在听者当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保国会之后，保浙、保滇、保川等会相继在北京建立。维新派的力量和影响进一步扩大了。
民族危机的严重，全国沸腾的救亡热潮和日益发展的变法维新运动，对清廷产生了重大影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及顽固派，坚决反对变法，但在群情激愤的形势下，采取了表面暂时容忍，暗中加紧部署，俟机扼杀变法的策略。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张接受维新派的建议，实行变法。胶州湾事变后，光绪帝极为忧虑，表示“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他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大为感动，说是除非不顾生死的人，“不敢为此也”。有人攻击“保国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驳斥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至此，光绪帝决心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开始变法。新政从这一天开始，到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共进行了一百零三天，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变法运动为“百日维新”。在这期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按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愿望和要求，不断向光绪提出改革的建议，然后光绪有选择地采纳其中一些主要意见，通过颁布诏书的办法，命令各地施行。在一百零三天中，光绪帝共颁布一百多道变法诏令。主要内容有：经济方面：中央设立铁路矿务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商办各种实业，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政治方面：允许官民上书言事；改革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军事方面：裁汰绿营、练勇，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采用西洋兵制；筹办兵工厂，添练海军。文化方面：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立翻译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派人出国游历、游学，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
这些新政措施，既未触及封建专制政体，也未触及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革是很不彻底的。但是，通过改革，在政治上给予人民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经济上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文化教育上也采取了一些打击封建旧学，提倡新学的措施。因此，这次改革，实质上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变法法令的颁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事实上，在这一百零三天中，北京、上海和一些省会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士大夫上书言事的多起来了，各地出现了许多新书、新报，各省陆续建立了一些中小学堂，工商业也得到了一些发展。正因为如此，这次改革也就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疯狂反对。
变法维新运动的过程，始终是维新派联合帝党与顽固派和后党斗争的过程，这种斗争在百日维新期间尤为激烈。顽固势力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微小的社会变革，都会使他们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所以他们竭力破坏新政。掌握军政实权的中央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对新政诏令，一律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拒不执行。他们集结在慈禧太后的周围，暗中部署力量，伺机对维新派进行血腥镇压。光绪帝下诏变法的第五天，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慈禧太后即强迫光绪连下三道谕旨：一是免去翁同稣的一切职务，将其驱逐回江苏原籍，用以孤立光绪帝；二是凡新授二品以上的官员，要到太后面前谢恩，以此控制用人大权，使光绪无法破格提拔维新人士；三是任命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几天后又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由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分领的北洋三军，从而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兵权。同时，慈禧太后又派亲信控制了京师及颐和园的警卫权；派爪牙进入皇宫，严密监视光绪帝的言行。这些行动表明，新政刚开始，顽固派就已做好了政变的准备。
面对顽固势力的阴谋活动，维新派和帝党当然不能束手待毙。但他们一无兵，二无权，又脱离群众，所以只能采取极端软弱的对抗措施。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上不开罪于太后，在下不激怒守旧大臣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但是，即使这样，顽固派也仍然不能容忍。七月中旬（9月初），双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下令将公然破坏维新法令、阻挠上书言事的礼部六堂官全部革职。二十日（5日），光绪又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四品卿衔任军机处章京，负责起草新政诏书，批阅变法奏章。这些措施引起顽固派的更大仇恨，内务府官员数十人环跪太后面前失声痛哭，攻击光绪，恳求皇太后临朝“训政”；荣禄则加紧调兵，控制京津间的交通要道。在这万分紧急的形势下，光绪于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二日（9月14日、17日）连续给康有为等发出两道密诏，要他们想办法挽救危局。八月三日（9月18日），康有为召集谭嗣同、梁启超等共商对策，决定由康有为求见英国公使，希望帝国主义出面干涉；由谭嗣同于当夜密访袁世凯，劝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中日战争前曾随军驻朝鲜，光绪十一年（1885）升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后曾参加强学会，进行投机。变法开始后，光绪帝接受维新派的建议，于八月一日、二日（9月16日、17日）两次接见袁世凯，赏他侍郎头衔，委以专办练兵事务。三日（18日）夜，谭嗣同把杀荣禄的计划告知袁世凯后，袁世凯一面假装答应，一面即向荣禄告密。此时，康有为等分头到英、美、日等驻华公使馆联系，幻想争取他们出面帮助，但均无结果，幻想终成泡影。
谭嗣同在帝后两派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八月四日（9月19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密作政变准备。六日（31日），慈禧太后正式发动政变，将光绪囚禁于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并下令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和支持变法的官吏。这时康有为已于前一日离京，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帮助下逃往日本。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后，积极设法营救光绪。很多人劝他逃往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⑥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一同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和支持变法的官吏数十人或被革职，或被流放。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以外，先后被全部废止，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在运动中，维新派通过上书、著作和演说，反复向人们陈述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号召人们起来救亡图存。在维新派看来，救亡图存是变法维新的出发点，而变法维新的目的则在于争取中国的独立。因此，这场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从而就大大提高了人们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觉悟。第二，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维新派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弊政，促进清政府第一次明令承认民族资本企业的合法性，并通过皇帝多次发布上谕，要求各级政府对这些企业加以鼓励和保护。应该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是与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分不开的，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且还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更雄厚的物质基础。第三，在运动中，维新派冲破清政府的禁令，初步争得言论、出版、结社等民主权利，为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们在批判封建思想的同时，比较广泛地介绍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自由、平等的思想，开始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过去，人们不敢议论时政、公开批评清政府，而在运动中，不少人大力鼓吹变法，在报纸上和学会、学堂里公开讨论和宣传民权、进化等学说，这就大大推动了人们从封建主义思想下解放出来的步伐，从而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首先，维新派要改革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但却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和少数封建官僚、军阀，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不仅未根本触动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还处处向守旧势力妥协、退让。第二，维新派大力宣传救亡图存，争取中国的独立，但又幻想帝国主义帮助、支持中国的变法维新。第三，维新派本身力量弱小，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甚至对群众斗争抱敌视态度。因此，当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反扑时，他们一触即溃，很快败下阵来。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确立的历史条件下，依靠清朝统治者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行不通的。
注释
①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册，第133页。
②《戊戌变法》第2册，第197页。
③《戊戌变法》第2册，第189页。
④《戊戌变法》第2册，第190页。
⑤《杰士上书汇录》卷一。
⑥《戊戌变法》第4册，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