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陶宗仪：《辍耕录》
石人一出天下反
元顺帝在位的三十六年（1333~1368），元朝政治进入一个危机迭起的时期。这时候，蒙古和色目上层的观念意识和文化，越来越全面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漠北军事贵族对中央政府和漠南政治的干扰程度大为削弱；朝廷中虽然出现很多派别，但他们表达不同的政见、维护各自小集团的权益时，所用的差不多却全都是儒家的观念和语言。但是，元朝上层集团为汉文化所浸润，并不意味着他们种族意识的消解；相反，北族统治上层在观念意识上为汉文化所全面涵化的初期，经常伴随着某种强烈的种族本位的政治倾向。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和清朝“十全老人”乾隆在位的时期，就都发生过同样的现象。元朝中、下级官僚的腐败在顺帝朝已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地方官公开勒索的花样百出。下属初次参拜要奉“拜见钱”，每逢时令佳节要讨“追节钱”，生辰有“生日钱”，公务过手要“公例钱”，送往迎来要“人情钱”，拘追人犯要“赍发钱”，审理诉讼要“公事钱”，没有事情白要叫“撒花钱”“撒花”是波斯语的译音，译言礼物），勒索的钱多叫“得手”，得到一个富裕地方的官职可以肆行敲榨叫“好地分”。连监督吏治的廉访司官员也污浊不堪，民间把他们看作“与贼不争多”（与贼没有多少差别）。进入汉地的世袭蒙古军官只会饮酒食肉，双手不知道怎样操执槊戟，临战时一见敌手就先自溃乱；色目军队的战斗力也严重衰退。所以小股的反政府武装，常常可以横行郡县，如入无人之境。在一个种族关系非常敏感、而统治者的吏治和军事机器又十分衰败的时期，元朝统治产生并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极大地增长了。
元顺帝顺帝即位后的前八年，基本上是权臣伯颜擅政的时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用政变式的手段废黜伯颜，起用脱脱实行“更化”。至正四年（1344），脱脱以身体不适、“年月不利”请辞十七次，获准；又于至正九年复相。1340年代，元朝的政局稍见平稳，但政府面临的两大难题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一是金融危机。至正前期，钞币的含银价值跌落到元初的二十分之一。国库空虚，靠印钞填补缺额，引起持续的通货膨胀。市场上伪钞流行，法律对印造伪钞惩处虽重，仍有非常多的人为获暴利而甘冒风险。二是黄河水患。黄河中上游的雨季洪峰把大量泥沙夹带入河，中下游的河床遂因日积月累的泥沙淀积而逐渐抬高。为迫使河水伏槽，历代都被迫沿河筑堤。到了元代，河患区北岸河堤已高出地平面三四尺，南岸更高出八九尺。至正四年（1344）夏天，黄河相继在白茅堤（在今河南兰考东北）、金堤北决，从白茅堤以东到今微山湖以西，北至东平路的汶上（今属山东），大片地区遭受水患。至正八年正月河再决，冲入运河，不但危及从南方通向大都的物质供应生命线，而且可能冲没分布在济南、河间两路的几十个盐场，威胁到元政府赋税来源中最重头的盐税收入。水患所至，疫情蔓延。百姓流离失所，死者满路，生者“为鬼非鬼，为人非人”。脱脱复相以后，决意铤而走险，明知“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仍“必欲去其疾”。
至正十一年（1351），脱脱力排众议，同时实施变钞和开河两大行动。元政府发行“至正中统交钞”（即在原来设计的中统交钞钞面上加盖“至正交钞”字样）和铜币“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币一起流通，以发行的新钞来对折贬抑民间行用的至元宝钞价值，从而弥补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新钞发行不久，便如纵火止燎，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在大都用新钞五百贯还买不到一斗粟。很多地方干脆恢复以物易物的古老办法。变钞完全失败，民怨沸腾，严重损害了元政府的合法性。与变钞同时开始的治河工程由贾鲁主持，动员人力近20万，历时六个多月。工程采取新开“引渠”和疏浚故道结合的方法，修整自白茅决口以南不远的黄陵岗起、东南至虞城（在今河南虞城北）县境的哈只口一段水道，又开减水河以分其水势，再堵塞白茅堤决口，将呈扇状北摆的河道勒回它的南线干流，东行至清江（在今江苏），夺淮入海。由于这次工程，黄河中下游水患区在此后数年间没有发生大的决口。贾鲁治河本身，应当说是收到一定的积极效果的。
虽然在参加治河之役的10多万民工中似乎没有酿起大的变乱，但开河一事，却成为黄陵岗南千里之远的白莲教徒以“挑动黄河天下反”来动员反元武装起义的一个契机。
白莲教是渊源于佛教天台宗和弥陀净土宗的一种民间宗教。它得名于东晋慧远（334～416）在庐山创立的白莲社。正式成为一个教派，则始于南宋绍兴（1131~1162）年间的昆山僧人茅子元。在佛教中国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即隋唐时期，虽然形成了若干探求精深的教理奥义的中国佛教宗派（如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律宗等）。社会影响最深刻的却是带有极大世俗倾向的禅宗和弥陀净土宗。禅宗在士大夫中间最受欢迎；净土宗则拥有最多的社会下层信徒。所以当时流行“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的说法。
佛教主张一切皆苦。一个人如果不能在生时靠修行证得涅槃，那么死后就会重新堕入“六道”（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轮回的苦海。但要修成正果又是很难的。弥陀净土宗恰恰为那些还不能成佛，又害怕掉进六道升沉苦海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进入“中间站”的方便法门：只要在世时愿意常念“阿弥陀佛”名号，那么在死后便可由阿弥陀佛“接引”，到他掌管的那一方净土世界去。那是一个无上美妙的幸福世界，人在那里不再会“退转”到六道之中，可以安心修行，直到成佛。往生净土甚至变成了比成佛更有吸引力的一般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归宿。
这个大众化的教派以“普化”世俗信徒为宗旨，以不出家的职业传教人为中坚，所以很快变成一个庞杂的信仰体系。在元代白莲教中，融合了“弥勒下生”的劫变观念（即“未来佛”弥勒将把人类从他们陷入的“末世”状态中解救出来），摩尼教的“明、暗二宗”说（即世界有明、暗两大势力，代表明的“明尊明王”将最终战胜黑暗，指引人类社会走向光明的极乐世界），以及五公符、推背图、驱妖的血盆、异端天文图书等各种民间巫术的“左道乱正之术”。白莲教在比较平缓的社会环境里长期以非暴力的形式活动着，有世袭教主、成文经典和独特的仪轨。一旦社会动荡不安，和平传教的系统也就有可能被很方便地用作从事暴力反抗的动员。弥勒劫变的观念在这种场合显得尤其有用。点燃了元末民众暴动烈火的韩山童就用“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来作社会动员的旗帜。
韩山童出身在河北栾城的一个白莲教世家，祖父韩学究曾因组织白莲会“烧香惑众”，被强行迁徙到广平永平县（在今河北永平县东南）。韩山童继承祖业，成为河南、江淮地区很有势力的一个堂主。至正十一年春夏间，元廷要治河的消息传来，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公开发难。乃凿石人，面上只开一眼，背上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字句（一作“石人一眼，天下四反”），预先埋在黄陵冈、颍水（今颍河）上的界沟（在今安徽界首）等地点，并且散布民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黄陵冈的石人出土，大概至多引起工地人心的一时骚动。界沟石人则当由韩山童指使的人掘出。只眼石人，再加上开河之役已经启动，算是应了民谣里的两兆。
于是韩山童在同年四五月之际纠合杜遵道、罗文素、刘福通等，聚众3000人于颍州颍上（在今安徽），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宣布起义。但他们还来不及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就被闻讯前来袭击的元地方武装驱散，韩山童被颍上县官擒获处死，妻杨氏、子林儿奔武安（今属河北）。突围而去的杜遵道、刘福通等集合散众，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军头裹红布，故号红巾军，或红军；又因为其中很多人信仰白莲教，烧香拜佛，所以又号香军。元廷派6000阿速军马偕汉军驰赴颍州镇压。阿速兵将领在阵前眼看红巾军势大，便扬鞭大叫“阿卜！阿卜”！（阿卜，突厥语。意为“赶快”，此即赶快逃跑之意）元军溃败。杜遵道、刘福通等人相继攻占颍水和淮水之间的诸多州县，势力北至距黄河南岸不远的毫州州治（今安徽毫县），兵马发展到10万之多。
韩山童部颍州首难的成功，很快在几乎整个江淮、江汉流域激起白莲教徒众的广泛响应。各地揭竿而起的人马虽然彼此不相统属，但都以“红巾军”为号，推波助澜，互为呼应。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支。邳县（在今江苏邳县北）人李二（又称芝麻李）与赵均用、彭大等于至正十一年八月攻占徐州，拥众10万，势力逐渐扩大到黄河（今废黄河）与淮水下游之间各州县，北达黄河（今废黄河）以北之丰、沛（今江苏丰县、沛县），南至淮水以南的安丰（今安徽寿县）。同月，潜伏于江淮间的南方白莲教“祖师”彭莹玉重新起兵淮西，率部南下，与差不多同时起事的麻城（今属湖北）人邹普胜、罗田（今属湖北）人徐寿辉会合。十月，徐寿辉部由蕲州（在今湖北蕲春南）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建都于兹，国号“天完”，在“大元”两字之上加“一”、“宀”，表示要克定元政权。徐寿辉为帝。天完政权遣兵四击，势力浸润自黄冈（在今湖北）以西、江陵（在今湖北）以东的长江北岸和汉水下游两岸各地；彭莹玉所部并深入江西，转战今安徽、浙江、苏南广大地区。在今河南西部，王权（又名布王三）等人于至正十一年十二月举义，攻占了元南阳府境内的一大半城市，并进至河南府路（治今河南洛阳），称“北琐红军”。他们南面，则是至正十二年正月称兵的孟海马，占据元襄阳路及其西南邻郡的广大地盘，称“南琐红军”。定远（今属安徽）人郭子兴行动较晚。他在至正十二年二月底带几千人杀进濠州（在今安徽凤阳东北）。因为事先同颍州首领杜遵道联络过，一同起事的五个人都奉命称濠州节制元帅。他们与颍州红巾军之间在名义上有隶属关系。这些造反者的首脑，有的是白莲教的职业传教士；有的是富豪出身，如郭子兴、刘福通。徐州的李二家有一仓芝麻，饥荒时用以赈济饥民，所以有芝麻李之称，可见也是很富实的。起义首领中还有一些是走南闯北的商贩。徐寿辉和王权就都是贩布商人。
乘乱而起的，还有两个武装走私盐货的豪霸，即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方国珍和泰州（今属江苏）人张士诚。方国珍较早被官府逼反，以后叛服不常，靠控制在手上的浙东海盗武装，向元廷邀官请爵，自霸一方。张士诚起义于至正十三年正月，部众都是苏北沿海盐场的官役户，先后攻占泰州、兴化、高邮，称雄苏北。并在次年正月称诚王，国号大周。这两支势力与白莲教和红巾军都没有什么联系。
自至正十二年起，元政府从最初受到的打击所引起的休克状态中缓慢地复苏，因此调兵遣将，分头进征各地的反叛。元军虽然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毕竟逐渐占据上风。除了长围濠州五月之久竟无功撤去外，到至正十三年末，元军在各个战场上差不多已将红巾军各系都逼入绝境。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丞相脱脱总兵号称百万，进征苏北的张士诚。十一月，元军大败张士诚部于高邮城下，遂将高邮团团围死，又分兵经略苏北其他城池。张士诚在高邮城中意志溃颓，“日议附降”。到十二月，元宫廷内党争的形势陡然变化，脱脱以“师老财费”、“曾无尺寸之效”被削去兵权。在诏书正式到达之前，脱脱在朝中的政敌担心他会拥兵对抗，所以先遣人到军中，声称诏书宣读之后，“不即散者当族诛”。因此一俟脱脱奉诏，百万大军，一时四散。张士诚得绝处逢生，而元朝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无法抑制死灰复燃的燎原大火烧遍大江南北。
“小明王”的盛衰
元军高邮之溃，使转入低潮的红巾军各系顿时压力大减。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杜遵道、刘福通迎最初出逃武安的韩山童妻杨氏和儿子韩林儿于砀山（今属安徽）夹河，在毫州（今安徽毫县）建国，国号宋。年号龙凤。韩林儿称帝，又号“小明王”。鹿邑之东的太清宫被拆毁，木料用于替小明王盖建宫殿。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次之，为平章政事。杜遵道曾在大都枢密院里做吏职，见过世面，从颍上举义时就是韩山童系最核心的人物。这时他与韩林儿的母亲“皇太后”杨氏又有很不寻常的关系，所以对刘福通颇有一点颐指气使的架势。他是文人，手中没有兵权，要想“专权”，又不知道笼统人心，只能是自取败亡。大概在下半年，刘福通设伏兵击杀杜遵道，自己做了丞相，又加封为太保，从此成为宋政权中的第一号实际领导人。
龙凤元年（即至正十五年，1355），宋政权与元军之间的交战，主要在毫州以西的颍水、涡水（今涡河）上源地区展开。宋政权虽能保住毫州不失，也打过几次胜仗，但在战略上却陷于消极应战的被动状态。为了扭转在河南地区的被动局面，刘福通决意用外线作战来牵制、调动敌方。于是，自龙凤二年，他陆续遣兵向外拓展，最终形成三路红巾军北伐的宏伟场面。
在三路北伐大军相继成行前后，刘福通自率中央红巾军力图扩大在河南的地盘。龙凤三年（1357）攻汴梁（今河南开封）不克，逾河北攻大名（今属河北）、卫辉（治今河南汲县）两路，下之。四年五月，刘福通再攻汴梁，元将竹贞弃城走。小明王移都汴梁。这时候，龙凤政权达到它短暂的极盛阶段。“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这样辉煌的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与三路北伐将士艰难卓绝的浴血奋战所作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