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潘菽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1]
杨鑫辉
潘菽教授对中国心理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和高觉敷教授一起带领一批心理学工作者创建了心理学史的新分支——中国心理学史。潘菽教授几次提到不能“数典忘祖”，不能只研究西方心理学史，一定要挖掘整理祖国心理学思想遗产，一定要研究中国心理学史。他非常感慨第一部《中国科技史》是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写的这件事，第一部《中国心理学史》一定得由中国人自己来写。
潘老对研究心理学（包括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指导思想问题极其重视，是把它视为首位的问题来对待的。所谓指导思想，潘老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世界观问题，即需要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二是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即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指导；三是必须解决正确的方法论问题，包括哲学的方法论和一般科学的方法论。不同心理学分支研究的方法论不同，甚至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方法论和研究外国心理学史的方法论也不同。潘老认为上述三个方面实质上是一回事，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比作一株树，世界观是根本，辩证唯物论是躯干，方法论是树冠。有了怎样的世界观就有怎样的哲学观点。有了怎样的世界观和哲学观点就有怎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和哲学观点对我们起基本观点、基本原则的指导作用。方法论则除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之外还对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起指导作用。”
那么，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方法论方面比较具体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潘菽教授认为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要划清心理学与哲学的界限。尽管心理学是从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并且至今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近现代心理学毕竟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实验科学，所以他说：“讲心理学史必须讲的是一种科学史而不是哲学史或别的什么史，并且所论述的必须是有关心理而又合乎科学或具有明显科学性的思想即心理学思想而不仅仅是有关心理的思想。”记得1982年初编选《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一书时，在我们编选组提出的论文目录初稿上，他特别注明一定要是论述心理学思想的论文，不能只是谈到了心理思想的东西。这样才使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区别于哲学史、教育史、伦理史等。
第二，要划清科学的心理学思想和非科学的心理学思想的界限。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潘老认为我们挖掘、整理的应当是科学的心理学思想，而不应当是一大堆非科学的心理学思想，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要重视提炼工作。“提炼就是要提取出精华，避开糟粕。精华就是具有科学性的东西，符合唯物观点的东西。”他认为有一个较简单明了的区别办法，就是第一步可以先就一般已认为是唯物论或接近唯物论的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进行挖掘、整理、研究。如果，唯心论和唯物论还不去辨别清楚，那还能谈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吗？那么，是不是就完全不应当研究唯心论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呢？不是。他曾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指出：唯物论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是富矿，唯心论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是贫矿，都要挖掘。今后甚至对佛教心理学思想也可研究，不先否定。重要的在于坚持用辩证唯物论观点去研究与批判。
潘老对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是广泛的、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意义和方法论问题，二是按人头或专篇对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心理学思想的评述，三是从范畴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主要理论的评论。
研究历史上一些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是整理、编著一部中国心理学史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潘老很重视这项工作，从他所著的《心理学简札》来看，已研究了近二十个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但是，只是对单个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进行研究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它自己特有的一系列范畴，并形成一套范畴体系。
潘老是重视中国心理学史的范畴研究的，认识到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在自己特有的基本范畴基础上，形成了许多心理学思想理论。他曾明确指出：“我国古代的科学心理学思想已表现出好几个很值得予以表明的如下的光辉特征：（1）人贵论；（2）形神论；（3）性习论；（4）知行论；（5）六情论；（6）唯物认识论。”后来在与高老合作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将六情论改为情二端论，补充了天人论和节欲论。这样总共提出了八个基本范畴[2]。此外在别的文章中还提出过“心有方”的思想。所谓人贵论，认为“人为万物之灵”，人之可贵在于有智慧。在论到人的心理时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所谓天人论，涉及天和人的关系。在心理学思想上说明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所谓形神论即心身论，说明心和身、心理和生理的关系。所谓性习论，指“习与性成”的理论，即习形成的时候，一种性也和它一起形成了。所谓知行论，着重说明知和行的关系，即意识与行为的问题。所谓情二端论，认为人的情主要有喜、怒、哀、乐、爱、恶六种，爱（好）、恶是更根本的，其他都是它们的变式，故称为情的两大端。所谓节欲论，认为人类的欲求是天然就有的，不能无欲或去欲，而只能节制在合理限度之内。
潘菽教授的上述观点，对于中国心理学史，特别是对于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引路和指导作用。因为只有抓住了基本范畴这个纽结，才能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就当前我国心理学界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挖掘整理来说，对单个思想家的心理学思想的研究相对要多一些，而从范畴的角度进行综合的研究也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潘老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为我们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