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贵论[7]
认为世界上人最可贵、作用最大的一种理论。主要流行于中国先秦两汉之际，也被后代某些思想家所继承，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尚书·泰誓》中说：“惟人万物之灵”，老子则把人与天、地、道合称“四大”。到了汉代，董仲舒认为，人“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王充则进一步解释：“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
人贵论虽然是一种哲学思想，但同时也是心理学思想，应该说是一种心理学的重要出发点。人为什么最可贵？《荀子·王制》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唐代诗人兼哲学家刘禹锡在《天论》中则进一步发展为人与天“交相胜”“还相用”。
传统心理学有一派深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人不过是高等动物中的更高等者，因而无形中也认为心理学可以研究人，也同样可以研究动物，并认为研究动物心理的结果也同样适用于人。行为主义心理学就是把这种观点推到极端的产物。这样把人和动物完全混淆起来，就必然要抹杀人的心理特点，抹杀人所以成为人的重要实质所在。行为论心理学因此必然要否认意识，否认人所有的认识，否认几乎一切人所特有的心理，成为没有人的心理的心理学，而势将成为构成动物学一支的动物行为学，所以心理学如果不把人和动物加以区分而将二者混淆在一起，必然影响心理学的发展。现在已有许多心理学者试图肃清这一影响所造成的后果，如认知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等。
可见，不懂人贵论就很难研究好心理学。当今和今后中国的心理学研究必须突出人贵论的观点，把人贵论摆在中国心理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的地位上。
二、比较集中地研究“人的所以为贵”的心理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8]
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具有的一些重要的特点中，形神论和性习论以及知行论是最重要最光辉的，但人贵论则是最根本的。不知道人的独特可宝贵，就不会对人有了解的热切要求。即使有了一定的了解要求，也不会对人的了解有恰当而正确的立场和观点。把人仅仅看作动物，就不可能对人取得科学的了解。把人看作一种可供利用、可供驱使的东西，也不可能对人取得科学的了解。把人等同于一部复杂的机器，也同样不可能对人取得应有的科学了解。为此，我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所指出的“人为万物之灵”、“人是世界万物中最为可贵的东西”这个看法本身也就是非常可宝贵的科学论断。说它是科学论断，因为它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说它是非常可宝贵的，因为许多科学，许多社会事业，都应该以人贵论为出发点，才能搞得好，搞得合乎广大人民的利益。对所有关于人的科学，更应该如此。对于科学心理学，尤其应该如此。从人贵论看，也就是从心理学看，一切有关于人的科学都应该予以积极的发展。这些科学和心理学在一起都获得发展了，对于可贵的人才能取得全面的科学了解。对于可贵的人有了全面的科学了解，世界上的事情才能比较好办，才能有比较明确的目标，才能比较懂得怎样办。所以比较集中地研究人的所以为贵的心理学既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于，对可贵的人有了全面的科学了解，就可以懂得这个物质世界中为什么能产生人这种有“灵性”（日常语言中的心理的意思）的东西，或者说为什么物质能成为能思维的东西。重大的实践意义在于，有了对于可贵的人的全面的科学了解，许多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的措施才能有较全面的科学依据而取得良好的效果。有一种看法认为下一世纪将是心理科学，即以心理学为主的所有关于人的可贵实质的科学，发扬光大的世纪。这一估计的确实性如何，姑不去说。但科学的心理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途，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好好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以期它能朝着正确的方向而前进并防止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干扰，以保证它的顺利健康发展。这个任务也包括使现有的心理学从过去的不太正常的发展中所受到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三、《尚书·泰誓》等古籍中提出的人贵论，是我国古代最独特最根本的心理学思想[9]
先就人贵论来看。人贵论是说，在世界万物中人是最可贵的东西。因此人也就是最值得并最有必要由科学来予以研究、了解的东西。心理学是研究这种最可贵的东西的人的所以成为人的本质特征及其活动所表现的规律的最主要的一门科学。心理学如果看不到人是世界万物中最可贵的东西这一点，就会忽视了它自己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即阐明人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和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所以人贵思想是心理科学所最需要的一种最根本的思想。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会把人和动物以至一般生物混作一谈，以致使心理学模糊了或完全无视了自己最核心的研究课题。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最独特的一项思想就是人贵论。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人不把人和禽兽明白区分开来而把人兽并提的。这种看法是中国整个古代思想一个一直绵延不绝、直到现在的一项优良传统。中国的学者一向把人和天与地并立，叫作天、地、人“三才”（最初见《易系辞传》）。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万物父母（天地是万物所由生的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人是万物中最智慧的）。”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一直宣称的“人为万物之灵”的最早表述，也一直延续至今。（《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01页）这是“人贵论”的另一种说法。孔子一派的《孝经》中说“天地之性（生）人为贵（天地所生，人最贵）”，这大概是人贵论最早见于记载的。此后孙膑说：“问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孙膑兵法·月战》）到了后汉时，孔子的一个后代季彦引述了《孝经》那句话之后说，“贵有知（智）也”（《孔丛子》卷下），说明了人贵是由于有智。那时的王充在他的《论衡》中有好几篇申述了他的人贵思想，在其中一个地方说：“夫人之在天地之间也，万物之贵者耳。”（《论衡·诘术》）曹操也曾说：“天地间，人为贵。”（《曹操集·度关山诗》）唐时的刘禹锡也说：“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尔”（《刘梦得文集·天论上》）。他又说：“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指人），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刘梦得文集·天论下》），这也说明人贵是由于“智最大”，因而能用人的理智与天争胜。这也是说明人为什么可贵的理由的。清代初期的王夫之说：“天地之生，人为贵。”（《尚书引义·洪范三》）清代后期的龚自珍说：“天地至顽也，得倮虫（指人）而灵。”（《龚自珍全集·释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8页）直到最近的毛泽东同志也强调了世界万物中人最为可贵的这个论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0页）
总之，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的人贵论是一种很值得珍视的思想，对科学的心理学是一种最重要的根本思想。心理学是探索人的实质及其活动规律的一门主要科学。如不理解人在这个世界中的突出重要地位及其所能发挥的越来越大的作用，要建立起一种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心理学观点，只能是很困难的，或者说是做不到的。
四、荀况强调人和动物有本质区别：有辨、有义、能群，是“最为天下贵”的[10]
在中国思想史上，一般都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指出人的独特地位，而不是把人和动物相提并论或者混同。荀况对人的看法是一个例子（其他例子如孙膑的《孙膑兵法·月战》，王充的《论衡·无形》和《诘术》，曹操的《曹操集·度关山诗》）。他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狌狌（猩猩）形笑（状）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非相》）又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荀况在这里说禽兽和人同样有“知”，在另一地方也说，“有血气之属必有知”，但接着又说，“有血气之属莫知于人”，似乎认为人的“知”和禽兽的“知”是有所不同的。可能后一个“知”是“智”的意思。荀况在有些地方讲的“知”就是“智”的意思。他曾说“智”是符合于实际情况的“知”。所以在他的理解中，“智”这种“知”是“知”的较高级形式，人类是最具有这种“知”的。）这里的中心论点是指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区别在于“有辨”，“辨莫大于分”。人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能群”。但“能群”也在于能“分”，“分”必须有“义”。所以人不仅和生物那样有生，也不仅和禽兽那样有知，有感知觉，而且还有“辨”，有“分”“义”，因而成为世界上最可贵的东西。不过，这里所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并不很确切，因为动物也是有分辨（“有知”）的，并且也“能群”。
但荀况所说的“辨”和“分”显然不限于感知觉，因为人的“辨”和“分”还和“义”结合在一起。构成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思维。辨和分，如就分辨和分析的意义说，虽然是人的思维的一个重要作用，但思维还有另一个主要作用，即联系或综合。所以只指出分辨还很不够。荀况用“分”和“有义”来把人区别于也有“知”的动物，这说明他主要是从人的社会生活方面，从伦理或政治方面来看的。这里所引的全部议论也显得是这样。荀况在很多地方都讲到“分”或“辨”，其中有些是讲人在一般认识方面的分辨，但较多的是联系到伦理或政治方面而讲的。至于思想则很少着重讲到。所以关于人类在心理方面和动物的本质区别，荀况讲得并不够，也不够确切。但这里所引述的一些言论，足以说明荀况是强调指出人类和动物有本质的区别的，（荀况没有提到人的言语和劳动。就荀况的社会地位看，没有提到劳动，是可以理解的。他是“君子”之流，大概认为劳动不过是“劳力”的事，是不足道的。至于言语，中国过去曾有“猩猩能言”和“鹦鹉能言”的说法，亦许以为言语不是人的特征吧）是“最为天下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