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转向内在
唐朝以其雄阔的胸怀，融会中西，贯通古今，造就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文化高峰，开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文明时代。但是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爆发了“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国势便日见倾颓。公元907年唐朝节度史朱全忠起而反唐，灭唐建梁，是为后梁政权；此后，各地藩镇竞起效尤，相互攻伐，以期消灭他国，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中原地区像走马灯一样地先后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与此同时，在南方也出现了吴越、南唐、前蜀和后蜀等等所谓“十国”，这些短命的朝代之间更是互相攻伐，结果烽烟不断，生灵涂炭，社会经济、文化都遭到了巨大破坏。直到公元960年，后周大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而建立宋朝，藩镇割据、兵燹连年的混乱局面才算是得到了一个根本的解决。
唐宋鼎革，社会再次复苏，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也承唐朝余绪继续发展。然而，宋朝又毕竟不同于唐朝，唐朝兴起于关中地区，尚带有几分的“胡气”，而宋朝则起自中州地区，所推崇的是传统的儒家理念，无论是治国安邦还是修身齐家，均不失儒家的情怀。所以宋朝在文化上开启了一个和唐朝迥然不同的路数。一个最为根本的文化走向就是一改唐朝的恢宏之象，由外露而内转，收敛锋芒、静心修为。因此，宋朝的文化，虽承盛唐遗风，却终归与其殊途而行，但是即便如此，宋朝仍旧以其内转的文化倾向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史上的至高峰。陈寅恪在谈到宋代文化时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宋之世。”这种说法已经是当前学术界的共识了。
宋朝犹如一个文化史上的水坝，泽被后世。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宋朝文化之所以能攀上中国文化史之顶峰，是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与历史境遇密不可分的。
积贫积弱的国势
宋太祖赵匡胤自公元960年夺后周江山而建立宋朝以来，南方尚有几个割据政权存在，周围也面临着北汉、辽国等政权的威胁。因此，建国三年以后，宋朝就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直到宋太宗赵光义时期的太平兴国四年（979）统一了北汉，五代十国才算完结。宋太祖等人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唐朝分封藩镇，广封疆吏，导致君弱臣强，祸起萧墙。
宋太祖接受宰相赵普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以“杯酒释兵权”的途径消融了对中央可能造成威胁的武将阶层，将他们的兵权收入自己手中；实行重文轻武政策，提倡文人典军，严禁武人干政；取消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管、调动全国军队。但枢密院却无统兵权。三帅虽有统兵权，却无调兵权，所以宋朝的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另外，宋朝还实行军队更戍法，经常调换各地军队和各级军官，造成“兵无常将，将无常师”的局面，以防武将拥兵自重。与此同时，还削弱地方军力，从各地选拔强壮有军事技艺的优秀人才组成中央禁军，直接拱卫宋室，造成强干弱枝的局面。在行政方面，宋沿袭唐制，大力削弱宰相的权力，在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同时又互相制衡，以防任何一方独断朝纲。而对于各地州郡，中央朝廷则通过“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策略，将原先一直属于地方的军权、民权和财权统统收归中央，将原先的节度使逐步调回开封都城放闲，其原辖州郡由朝廷直接插手管理，委派文官赴该地任知州、知府等等，直接对中央朝廷负责。正如《宋史纪事本末》所言：“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这就彻底铲除了地方坐大以为患中央的藩镇势力，牢牢控驭住了地方势力。
赵宋王室通过这一番努力，建立了空前的中央集权制度，皇帝的权力远逾历朝历代，统治力量空前加强。两宋以后，中国再未出现过大的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与宋朝的这些措施是很有关系的。宋朝在政治体制运作上，充分做到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对以后的元明清时期政治体制的建设和运作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宋朝所采取的如上举措，在加强了自身统治力量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问题。两宋最为突出的、直到南宋灭亡也不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宋朝的“三冗”问题，即冗官、冗兵、冗费问题。
宋朝为了防止武人干政，完善了唐以来的科举制度。自魏晋以来严格的门阀士族制度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分崩离析，大量的读书人开始涌向政途，宋朝廷鼓励士人读书做官，而且宋太祖立下祖制，不准轻杀文臣。承接他的宋太宗则扩大开科取士的范围，突破前朝藩篱。宋太宗本人在即位之初就将取士的名额加以扩大，从每年的三十人，迅速增加到一百零九人，而且曾经连放五榜，纳贤八百人。所谓上有所求，下必好之，宋朝的读书风气迅速兴起，科举应考之人急剧增加，宋朝迎来了中国科举考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很快造就了一个异常庞大的知识阶层，同时培养出了一个良好的、超过前代的、浓厚的读书风气。所以宋朝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建成了超过前代的、庞大的文官体系，正如宋祁所说的那样“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结果叠床架屋，机构臃肿，仕途壅塞，徒靡国帑，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和大量的腐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与此同时，冗兵的现象也极为突出。遍布全国的主要用于屯田生产、稳定社会的地方厢军尤其累赘，后来厢军多为老弱病残之所集。宋朝兴起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语已经可以窥见当时军队的情形，其战斗力大大下降，在与北方的政权交战中居于劣势。
两宋供养着大批的文官和兵士，费用颇称窘迫，加之后来向北方的辽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国等的求和，每年都需要向这些国家缴纳大批的财物，更是国力黜乏。天长日久，宋朝整个机制的运转都降低了下来，积贫积弱的局面渐次形成。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偏安江南一隅，直到公元1279年为元所灭，却从未能改变一直以来的弊病。
宋朝的积贫积弱的国势，导致了宋朝政治上的迁延、经济上的紧张和军事上的懦弱，两宋又皆重文治而不重武功，所以，在与北方强悍的几个国家的交际中始终处于一种文弱的状态。然而宋朝积贫积弱现象的出现，却恰恰是崇文抑武政策的外在表征。正是两宋时代重视文治、不主攻伐、内敛修为，才陶冶出一代极其优秀的文人墨客，散发出了玉树临风一般旷古高迈的情怀，开创了有宋一代独特的文明，塑造了一个新的文化高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后代颇难望其项背。
佛教的中国化
东汉末年的时候，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汉朝之后的三国时期，印度等地的僧人陆续来到中国的中原地区弘扬佛法，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魏晋南北朝的时候，由于南北朝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所以佛教在此期间虽然也经历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事件，但是仍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绵联而入唐宋。
但是，佛教到了七八世纪时，开始出现了一个转变的趋向，即中国信徒在对于佛教义理的阐释上，逐渐改变了原先那种阅读佛教经典的囫囵吞枣式的做法，开始讲求细致入微的研读，试图通过对一个典故、一个词语的解读来寻求佛教义理的精义，达到佛家的最为深奥之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所出现的这种趋向，带有了一种回归原点以达至境的性质。
佛教初入中华时，信徒对翻译过来的佛教经典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多是从整体的方面去寻求对佛教义理的阐释。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老庄玄谈大盛之机，倾向佛家的士人多能从道家的思想上将佛教的大乘一支相融通，所以佛教徒也熏染了玄学风气，重于义理之辨，偏重于纯粹的佛学学理的探讨。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佛教的滥觞也给大一统的政权的理论框架及其统治秩序带来了混乱的危机，引起了统治阶层的警惕，于是佛教的宣盛逐渐得到抑制。具有转折意义的是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唐朝廷以官方的名义停止了先前的大规模翻译佛经的活动。《宋高僧传》中对此举评论说：“朝廷罢译事，自唐宪宗元和五年至于周朝（后周），相望可一百五十许岁，此道寂然。”可见，佛教经此打击，滥觞之局倏忽而流逝百年之久。
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得到了遏止，人们对经典的解读也就随之兴趣黯然。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在此之前，佛教由于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文化相碰撞和融合而产生了禅宗一系。禅宗是隋唐时期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佛教宗派。
早于禅宗以前，中国已经有所谓“禅学”兴起并流传。“禅”，即“禅那”，佛教一般称其为禅定，是安静地沉思的意思。佛家认为，禅定是一种很重要的修养工夫，人们可以通过禅定来压制、祛除种种烦恼，洗净世俗铅华，而且能够启发智慧，使修禅之人达到一个理想的精神境界。所以，禅宗不同于昔日的弘法途径，它讲求静心息念，用心去悟，不再从整体上去细细地讲求纯粹的佛学义理之辨，而是开始探讨相对短小的语句和警句，一洗先前的烦琐。同时在修炼方法上转向了实际层面，从现实实践的角度去寻求对佛家义理的解悟。开始了由原先的形而上的路径下旋为形而下的方法。这是禅宗的一大特点，也是它之所以能开创出一个新的佛教传播高峰的机缘的一个原因，一时蔚为大观。时代的变迁，已经使人们逐渐对先前纷繁芜杂的理论探讨兴趣索然，对禅宗所开创的这种相对简单的方法心有所动。
尤其是南禅宗师惠能所极力提倡的“顿悟”法门，主张“即心是佛”“见性成佛”，更加使得禅宗的修行阶层下移，为禅宗能很好地打动普通平民阶层的人们奠定了基础。加上禅宗自五祖以来的北禅神秀、普寂和南禅惠能、神会等人不懈地、大张旗鼓地宣传以及有关政权的扶植，所以，禅宗于8世纪中叶左右开始兴盛起来。禅法渐渐成为信仰者们的关注中心，禅师的地位开始超越传统的法师和律师，禅宗成为佛家在中土发展繁荣的新里程碑。
唐亡宋兴，佛教的发展趋向已经是非常平民化了。唐朝自韩愈以来，倡导“古文运动”，复归传统的儒家道统，排抑佛教等教派，逐渐在士人精英阶层造成了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舆论风气，这也对佛教构成了打击。佛教到了宋代，其势力已经倾颓了，传统的佛家，可以说是消融了。等到二程、朱熹起来，理学糅合儒、释、道三家学说而产生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即宣告佛家的最终消融。当然，消融并不是消失，佛教在后世仍然保持着比较大的声势，只是相比以前，它已经彻底消融进了中国文化中去了。自宋朝以后，世俗的封建专制王权再也没有花多大力气去压抑佛教的势力。
思想的一尊——理学
中国传统的儒学自佛教传入中国并大行天下以来，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冲击，所以到了唐朝中后期，许多儒家学者开始致力于重建儒学的统治地位。他们开始趋向于着重发挥儒家的义理，而抛弃了自汉朝以来的那种烦琐的训诂笺注，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和以前不同的新的儒家学派。这个群体到宋代继续发展，至宋代中叶便基本形成。这部分新崛起的儒家士人，一方面注重儒家典籍中对义理的阐释和发挥，一方面注重身体力行、经世致用，影响愈来愈大，并且在宋代衍生出了所谓之“理学”，也称为“道学”，着重发挥义理之辨，不屑训诂笺注之举。
理学以北宋时期的“宋初三先生”孙复、胡瑗和石介开其端，由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理学五子”承其力，到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朱熹被尊奉为“朱子”，其构建的复杂的哲学思想体系“朱子理学”逐渐上升为思想的独尊，影响后世莫大之极。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学者称其为“安定先生”，宋代理学的先驱人物。胡瑗强调“明体达用”之学，讲求明经为体，治世为用，提倡以儒家之经义伦理治天下。后与同窗孙复、石介俱成为一代宗师，并称“宋初三先生”。胡瑗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讲求“沈潜、笃实、醇厚、和易”的学风，把他的儒家义理观念灌输到实际的传播学术活动中去，以“明体达用”之学教人，反对佛老思想，强调以儒家的伦理观念来修身养性。石介（1005～1045），字守道，山东兖州奉符人。因为他曾经讲学于徂徕山下，故世称其为“徂徕先生”。他也提倡儒家思想，反对佛老思想，时刻以家国为忧，欧阳修称赞他“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孙复（992～1057），字明复，山西晋州平阳人，石介创立泰山书院时，邀请孙复来主持书院，而胡瑗亦参与进来。“宋初三先生”遂造就“泰山学派”。泰山学派首先推动了疑经学风的形成。主张抛开传统训解，开始自我寻解，逐渐使汉唐的注疏之学转向宋朝的义理之学，这对于日后理学的形成至关重要，可见其功绩所在。
宋初三先生对于理学的形成而言，主要功绩在于不崇拜古典，而去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自己对“经”等的义理进行寻解，开义理之学的先河，为后来“二程”进一步发展理学做了重要的张本。正如《宋元学案·泰山学案》所说：“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
宋初三先生之后，就是著名的“理学五子”。五子各有千秋，承袭了宋初三先生的优点，共同造就了一个新的学理走向——新儒学的诞生，理学也就以此为标志而逐渐大行其道了。五子的理论框架都很庞大，难于一一细说。
邵雍（1011～1077）建立的是“象数”体系，他企图用一个完整的图式来说明宇宙演化和社会、人生的全部运动程式。这个象数体系虽然是由主观推演而成，却不乏合理的成分。邵雍是第一个把象数学理论方法同理学思想相结合的理学大家，乃至南宋张载的象数派，也从中吸取了很多的东西。邵雍在整个理学史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影响也很大。直到现在，他的象数图式仍旧吸引着很多人的目光。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因为曾在家乡建立“濂溪书堂”，故而被人称为“濂溪先生”，他创立的学派也被称为“濂学”。周敦颐曾经作《太极图说》一文，阐发自己的思想。《太极图说》有图有文，并且以文解图，提纲挈领地对宇宙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行了抽象的概括，概述了他从宇宙自然到人道性命的基本思想，从而沟通了天地、宇宙、万物、人心，完成了宇宙观念与人道性命的连接，对后世理学家们的天地人心理论影响至大。
张载（1020～1077），字子厚，河南开封人，后因其家侨居关中地区，所以将他所开创的学派称为“关学”，又因其定居陕西郡县横渠镇，故世称其为“横渠先生”。张载对于理学的重大贡献，是其“气本论”的提出。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气”构成，“气”的消散状态称为“太虚”，而“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无论如何，“气”是始终如一的。张载的“气本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地以“气”和“阴阳”来力图说明世界何以运动、以何运动的哲学理论体系，对后来朱熹理学中“气论”的形成，可谓影响至深。张载还提出了士子文人的千古职责，即宗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充分表露了儒家文人为“道统”而斗争到死的壮志，此话一出，沿袭历代而不灭，给了后世以无尽的精神养料。
于后世理学的最终形成和大发展出力尤大者，乃是程颢和程颐这“二程”兄弟。程颢（1032～1085），字伯淳，后人称其为“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后人称其为“伊川先生”。二程是河南洛阳人，且自公元1072年以后，二人长期在洛阳讲学授徒，所以他们二人所开启的学派被称为“洛学”。他们所创立的“洛学”一脉，最终使自宋初三先生以及先前各家的理学具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形态，因而在学术史上，人们往往将二程作为宋明理学的实际创立者。不论怎样，自二程出，理学才算是蔚然成派，其于理学的崛起，贡献尤大。“洛学”一派的著作有二程《遗书》二十五卷，《外书》十二卷，《文集》十二卷等等，都是传之后世的佳作。
二程学说的核心是“天理”论。程颢曾经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天理”，即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而“天理”之于二程，一般又被称为“理”。以往的诸位学者，也都谈到过“理”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把“理”上升到至高的层次，到了二程，才把“理”上升为“洛学”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从此，此“理”开始斗换星空，开一代理学哲学体系的新天地。
二程的“天理论”是有系统、有层次的。概括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乃是世界万物的总根源。二程首先赋予“理”以精神的属性，然后认为“理”乃是宇宙万物的根本和总根源。二程认为：“理者，实也，本也。”又说：“理则天下只有一个，故推之而四海皆准。”万物都是从理中派生出来的，所以“理”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第二，在“理”与“气”的关系上，二程坚决反对张载的“气本论”的思想，认为先有理，次有气，理是气之本，气是理之用，理气之间，以理为本。第三，“理”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法则。所谓“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统有一理。”“万物皆有理，顺之则易，逆之则难，多循其理，何劳于己力。”可见他们对“理”的法则地位的推崇。第四，“理”与“礼”相联系起来，将“理”作为一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二程之前，周敦颐就曾经说过：“礼，理也。”这种观念，在二程处进一步得到了发展，他们把以儒家为本源的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和人伦制度等等统称为“理”，进而赋“礼”于其中，将二者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天理”。二程十分明白地说道：“理即是礼也。”所谓“天地之间，无所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所在亲，即君臣而君臣所在敬，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二程认为只要遵循这种上下之分，社会自然就会和谐，就会达到最美好的境界了。二程在“理——礼”关系上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尤大。此外，二程在认识论方面，也很讲求“格物致知”之学。大倡格物之学，这种思想在以后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更好的发挥。
“理学五子”的竞相争艳，使得理学一时蔚为大观，中国儒学开始了历史上的再次复兴，其于佛老思想之冲击诡动之中，尽显传统士子文人的志向所在。后世及于南宋，尤其到朱熹“闽学”一派，理学算是集大成了。因为他的体系受“二程”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后来把他的思想体系也泛称为“程朱理学”。
理学自诞生之初就十分注重义理的发挥与阐释之功，朱熹尤重“性”“理”“气”之辩，并且在这方面走向了极致。朱熹的理学，其主要方面就在于理气、心性、认识、功夫等几个论点。
在理气论上，朱熹发挥了二程的理气观念，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理”和“气”这两方面构成的，二者不可分离，但是一旦究其本原，则又是有先有后的，即“理在先，气在后”。朱熹在他的思想中是推崇“理”的，认为“理终为主”，而且还将理进一步发挥至“太极”的层次，此一“太极”即成为其思想中认为的天地万物所由以生出的本原。和二程的逻辑走向一样，这也成为朱熹构建其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本原思想。由于朱熹对“理”推崇备至，所以其哲学理论也被人们称为“理本论”。
在心性论上，朱熹认为“心统性情”。“心”的意义被极其突出地强调了出来，“性情”都是浮动的，最终都要靠“心”来收归。而朱熹更进一步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心则包含体用而统摄之，由此一来，其“心性”观念便更加强调“心”的功能了。
在认识论方面，朱熹承袭二程之学，大讲“格物致知”之学，强调从事物中悟出道理、看出事理来，结果“格致”一学开始大兴其道。他还主张“知先行后”的观点，在传统的“知行”之辨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后世的理学家们也不断从朱熹的知行关系上去阐发理学义理。
在功夫修养上，朱熹提出了影响后世颇为深远的“存天理，灭人欲”，要以“理”为根本，不可让“人欲”占据身心，强调客观的存在，抑制本能的浮动虚无。朱熹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发挥到了社会道德教化层次上来，形成了极为苛刻的封建礼法，但于朱熹当时之目的，已经相去甚远了。朱熹的目的，仅仅在于强调克己以达理，浑然一体，仅仅是修养上的一个功夫而已。
当时的理学家除了朱熹之外，还有其他重要人物，主要是陆九渊一派。陆九渊讲求的是象数之理，和朱熹的学说相背离。陆学认为朱熹之学不是儒家传统的正道，是别子门派，而陆学才是正统之学，因此二人的体系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冲突。朱、陆之争是理学史上的公案，其中最为有名的则是江西的“鹅湖之会”。“鹅湖之会”是由当时另一位儒家学者、号称“东南三贤”之一的吕祖谦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出面组织的一次辩论。旨在调和朱陆矛盾，希望能通过一场讲学式的辩论来结束理学之间门派的私见。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均赶赴江西鹅湖寺会晤，“相与讲其所闻”。双方在鹅湖上进行了三次大辩论，就理学中的许多问题以及两派对立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论争，都想通过宣讲击破对方的学说，使己方学说大行天下。“鹅湖之会”的结果是非但没有达到吕祖谦调和的目的，反而使朱、陆两派的学说分歧愈来愈大，最终形成了私见颇大的门户。这段理学史上的公案，恰恰说明了理学派系在观点上的分野之大，也说明了理学还需要一个大的集成，方可冲决块垒、流白于世。
朱熹在和南宋当时许多的儒家学者和理学家的这些类似的辩论和辩难中，吸收了各家的精华思想，把自己的理论一再修缮，最终使程朱理学一派能够崛起于诸家之中，巍然鹤立。而程朱理学，也逐渐代替了其他支派的理学而成为理学的代名词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朱熹在世的时候，他的学说并未得到政府的认可，他本人甚至还受到其学说的牵连而几至下狱获罪。他和其他理学家的辩论也一直都在持续着，一直到了南宋末年，朱熹理学才被尊为儒学之正统。而随着后世意识到了理学能够给统治秩序所带来的教化功能，理学更是受到了政府前所未有的推崇和认可，理学渐渐强化成为哲学体系和道德理论的独尊。而朱熹本人也被前所未有地加以广泛推崇，以至达于“朱子”称号，得以配飨孔庙。
理学，历经“宋初三先生”的开风气的努力，次经“北宋五子”的推演，再经南宋朱熹集其大成，最终由多家合为朱子学说一家，成为思想上的独尊。
北方的跌落
自秦汉以来，我国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心区域，南方多蛮夷之地，尚有刀耕火种之区，北方就成为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聚合地域，文化也是在此滋生成长的。然而，从魏晋南北朝以来，北方人民南迁之事日益增多，北方比较先进的耕作工具也流传到南方地区，使当地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开发，许多士家大族为避战祸也都纷纷南迁，带去了浓厚的士风，所以南方逐渐开始发展起来，日渐崛起。到了两宋之时，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已经开始分离，其主要的原因，是自唐朝末年以来，北方的战乱不断，历经“五代”的攻伐，社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而南方却因为长江天堑的原因，战乱较少。即使“十国”存在，亦未能造成像五代那样严重的丧乱，而到了后来辽国、金国、西夏的兴起，北方更是冲突不断，经济文化都遭受严重损失。不过北宋时期，都城尚在开封，北方也聚集了很多繁荣的大都市，所以一时尚能支撑。然而金灭北宋后，宋朝南迁，定都临安，则北方之衰落，更是不可言语。南方开始渐趋富庶，文化上更是北方所不及，北方的优势，便是政治中心的聚合之地。
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后，宋室渡江，于临安另立朝廷，是为南宋。这个时候，宋朝算是完全地立足于江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无一不在南方另外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北宋时期的新的集团。南方与北宋时期相比，得到了宋王室的直接扶植，更是如鱼得水，于文化上面颇多建树。南宋时期后起的学者士人基本上都是南方人，比如朱熹、陆九渊、陆九龄、陈亮、叶适等理学家，陆游、叶梦得、文天祥、洪迈等文学家，都是崛起于南方地区的。而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和私人授徒方式的流传，各地的书院也竞相发展起来，比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象山书院等，以书院和主讲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知识群体。这批知识分子空前的活跃，竞相游走，交流传播学术思想，最终共同造就了学术上的繁荣。
宋代南方书院的兴盛，是南方文化最终崛起的一大标志。宋代书院发展的初期是北宋太祖朝到仁宗朝时期（960～1063），这段时期可谓是宋代书院教育的萌芽时期，而在实际上更像是五代时期的书院发展的延续，这时全国的书院数量很少，大致先后出现过十所左右，而且这些书院的情形也很不稳定，兴废靡常。这个时候文化上的重镇，是北方的洛阳地区，发展的主体也尚不在书院之内，南方这个时候的文化比较寂静。
到了南宋时期，书院起初也并不受国家支持，仅以私学的面目出现。朱熹等人主讲白鹿洞书院之时，也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不受朝廷认可的理学开罪了朝廷。不过书院却还是在默默中开始崛起，成为士人论道讲学的据点，将整个南宋的文化，开始烘托起来。南宋书院文化的真正兴盛，是到了宋理宗朝时期（1224～1264），那时理学被定为唯一的正统学说，受到了宋室的极力推崇，而书院也开始广为发展，并且开始有官学意味了。这时的书院及其知识群体，大大推动了南宋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南宋居江南一隅，它的文化的兴盛，和同时代的金、元先后占领的北方地区相比较，使后者不免大有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感。南方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堪称繁荣，出现了江浙、两湖和岭南三个比较明显的学术区域。国家的重心，除了以武力为背景的政治重心的居所之外，其余的其实已经都转移到南方地区来了。北方地区，自秦汉以来的富庶，至南宋时期，算是一个大的根本的改变，此后的元、明、清三代王朝的历史，都可以见到北方的贫弱和南方的富足。宋朝，是北方跌落南方崛起的时期，所谓有宋一代“地运南迁”，即指此而言。
但是北方的跌落，毕竟也代表着政治重心的丧失，这一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造就了一种危机意识，培养出了一种忧患意识，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近世平民社会的崛起
尽管宋朝在综合国势上始终面临着一种所谓的“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宋朝的经济仍然是有着长足发展的，最为突出的就是南方经济的崛起。在两宋时期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南方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江浙一带富庶甲于天下。自南宋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南移至此了。宋朝的农业、商业、手工业、丝织业等行业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火药运用于军事上、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指南针广泛运用于航海、天文历法的长足进步等等，无不展示着这个朝代丰富的活力和四射的文明魅力。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和进步，宋朝的社会阶层流动超过历朝历代，并且出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就是近世平民社会的崛起。
所谓的“平民”，一般来讲主要包括农民、商人、手工业者、工匠和贱民，他们在社会阶层的秩序上是属于下层的，通常没有多大的政治权利和多少话语权，但是他们的社会流动性一般说来却又是很强的。宋以前亦有平民阶层和平民社会，但是宋朝崛起的平民社会，更多的带有近世的特点，成为后世元明清等时代平民社会的主要构架。
近世平民社会之所以能够快速地崛起于两宋时期的主要原因，首先就是自魏晋以来的严格的门阀士族制度的破毁和消亡，给予了下层社会阶层的人们以更大的自由流动的地域和空间，平民百姓也可以读书入仕为官，社会群体的流动性增加；其次，宋朝经济尤其是商业和手工业等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使从事这部分行业的社会群体逐渐形成了拱卫自己的经济基础，还组成有形形色色的本行业行会组织等等，这就更加能够使这部分社会群体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发言权；再次，随着经济的繁荣，宋朝的城市规模也获得了空前的迅猛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成为有宋一代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
两宋之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北宋以开封为中心，南宋以临安为中心，城镇相比于前代有了巨大的改变和发展。
宋以前的城市，大规模的不算很多，而且城市的布局也比较程式化，管理也都十分严格。到了宋代，随着生产的日益富足，商业经济的发展开始使人口大量地涌入城市中去，城市开始空前地膨胀。宋代人口规模有数万户乃至十万户的陪都、大商业都会就超过了十个。其中以北宋都城开封的总人口为最，其在高峰时期，总人口数目已经超过了一百万。后来的南宋都城临安也成为了“南方的开封城”，人口密集、接踵摩肩。这样巨大的人口规模，不仅在中国的人口历史上是空前的记录，即使就当时世界范围来讲，也是绝无仅有的。
与此同时，宋朝还开始有意识地营造繁荣的城市氛围，以期激励经济发展。在宋代之前，后周的周世宗由于开封的仓储不足，曾经下令允许在汴河上设立邸店；宋太祖即位后，又于公元965年下令允许开夜市。一前一后的两道命令，使传统的城市坊市制度崩开了一个缺口。虽然宋代开始时仍然实行坊市制度，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终于走向崩溃。宋景祐年间，朝廷正式下令允许商人只要缴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店铺。宋代商业街成批涌现，如在开封汴河两岸、皇城东华门外，曾经一度从宣德门向南一直到朱雀门的御街两旁都准许行人进行买卖活动。而南宋的都城临安，更是有三个大商业区位于御街之上，城外郊区出现了大约十五个商业繁荣、居民集中的镇市，加强了彼此之间的流动。
如此一来，宋朝城市欣欣向荣，而市民也日益获得了先前所争取不到的地位和机遇，逐渐在发展中形成了一个整体阶层，成为平民阶层崛起的一个标志。
在平民阶层的崛起过程中，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和崛起。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立本的大国，从先秦时代就沿袭下来一个“重农抑商”的传统，在社会阶层上，人们也是按照“士、农、工、商”这“四民”的标准划分的，商人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即使在平民阶层中也一向为人所轻视，商人犯法例为严处。然而到了宋朝，商人开始慢慢被视为是与社会其他阶层的人们平等的“齐民”。在宋代的法律中，对商人犯罪加重惩罚的规定和律例相比前代来说，少之又少。此外，商人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还开始起来与政府进行斗争，例如宋开宝年间东京有商人被冤枉杀害，曾经引起过商人的罢市斗争，最后迫使官府做出了一定的妥协。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在思想意识方面，商人阶层已经有了独立的阶层意识的觉醒，同时，实际力量运作方面，也表明他们在这个社会体制中已经拥有了一定范围的决定力量，而宋朝官府最终被迫做出了妥协，又可说明他们的这种独立的阶层意识和社会影响力在当时是已经得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承认。两宋时期的社会，崇商弃农、士商渗透和官商融合渐成风气，商人身份开始变得比较复杂，有亦官亦商者，也有亦商亦地主者，商人被以礼相待，不再委身于人。这是近世平民社会崛起的又一极其有力的表征。
平民社会的崛起，使得宋朝时期的社会流动大大增加，在带给了两宋繁荣似锦的经济之外，也使得朝廷能够笼络到范围更广、为数更多的优秀人才来巩固国基，而这部分人才的诞生和兴起，又创造了大量优秀的文明成果，使得宋朝在许多领域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平民社会中所蕴藏着的巨大潜能，到宋朝算是得到了一个强烈的迸发，这种潜能给宋朝带来的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变迁，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跃进。
宋以后的平民社会基本上都传承了宋朝平民社会的特质，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城镇中的市民阶层，他们与宋朝开封、临安等大城市中的市民阶层几乎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