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前一直下雨，年初一忽然放晴，来了满天的好太阳。家居无事，想找一部书来看，顺手从书架上取下了《西谛书目》。我是常读书目的，这在旁人看来似乎不大好理解，不过这实在是很有趣味的。好书大抵藏在图书馆里，难得有借阅的机会，现在看看书目，有如坐在饭馆里翻菜谱，虽然不一定样样都点了来吃，到底也是一种享受。这《西谛书目》又与别的书目不同。他的兴趣杂，收罗的方面广，不大重视正经正史，但集部，特别是词曲小说、版画中却多有怪书（说得好听些应该写作“僻书”）。常常看到一种书名，就揣想这应该是怎样的一部书呢？如有附图，那么是出于徽派还是金陵派刻工之手的呢？这样想着想着往往会令人神往。《书目》里有些书是我见过的，还多少有点关系，这就更有意思。例如卷一有一条是《乐律全书》存四十二卷，是残本，其中有《六代小舞谱》和其他几种，就是我在徐家汇的一家旧纸铺里发现的。大约三四种，白绵纸大册，附有古拙的插图。那时我还不认识郑西谛，但对这位文坛老辈是非常佩服，心仪已久的了，想找个机会见见他。知道他多年来辛苦搜集着版画，就把这拿给他。那大约是1938年的春天，他索居在静安寺的庙弄里，我弄不清门牌，就抱着书闯了去，居然给我找到了。
高高的身材，穿着一身半旧的西装，出现在有些荒凉的小花园里，厚玻璃镜片后面双眼睁得大大的，一面用手翻着书页，注意地看那版画，不由得漾出微笑来。他大约觉得有点奇怪，送书上门的不是书坊里的伙计却是一个中学生。
我终于认识了西谛先生，还从袋里摸出一小册《西行书简》，请他写几个字。他爽快地答应了，就站在花园的草地上，掏出钢笔，歪歪斜斜地写下了“旧游之地，今已沦为狐兔之窟。何日得重游！”几行字。这大约就是我和他的“论交之始”。
在《书目》的尾页，我曾写了下面的几行题记：
此册所收颇多佳册，亦可见西谛收书之杂。然奇书秘册，往往而在。丛书亦多妙品，忆解放前曾偕西谛游苏，夜访书护龙街上，见怀新斋许氏书甚多，其中多丛书之大部头者。西谛顾而乐之，然无买书钱，笑向余曰：“凡此皆可收也。”余亦一笑而已。时秋高风景佳异，游木渎食鲃肺汤极美，转瞬二十年前事矣。丁未九月初三日夜记。
这件小事很可以表现出西谛书兴之豪。买下了多少万卷旧书，用樟木箱藏起放在书房、客厅里的富商大贾是说不上“豪”的，只有像西谛那样，身无分文还设法张罗举债收书，视书为性命的人，才能算得上是“书林豪客”。
在书画目录类书的书眉，我也写下过这样的话：
余曾收朱竹垞抄本郁氏《书画题跋记》《续记》，谦牧堂旧藏。为西谛所见，强索为赠，未之许也。是时渠方锐意收书画类书，是以豪情如是。今日思之，徒增黄垆之感。
新中国成立后西谛在文物局工作，在团城办公。一次我带了几部书到那里去看他。他照例一看见好书就要“雀跃”，要留下。记得那次有一册宋建本白麻纸极初印的《尚书图》，就被他“扣”了下来，立即送到图书展览会上去了，说好说歹才留下了这部《题跋记》。这当然说不上“豪夺”，不过他那见了好书就不肯放手的气势确是有点“豪”。“你多少钱买的？”接着就不容分说留下了。这本《尚书图》是胡心耘的旧藏，先为孙某所得，书实在太漂亮了，使他疑惑起来，是真宋本还是翻宋本，终于吃不准，以原价一百元脱手。我是从来青阁买得的。宋本书的书价不过百元，这在今天看来也确实有点近乎神话了。
《书目》中有《春雨楼集》一书，也是我见过的。我在书眉上写：
此书佳绝，桃花纸印，有沈虹屏名印。一九五二年西谛来沪，余访之旅寓，案头有此二册书，因得摩挲。
西谛在北京工作，上海庙弄的藏书还零乱地堆积着，不曾运京。他委托一位姓杨的书友代为整理，不料却陆续被取出别售。我曾见过一张书单，也买到其中的几种。在一部永乐刻《刘尚宾文集》的书衣上看见有西谛手写的书名，觉得有些奇怪。后来知道确是从庙弄里弄来的。他闻讯以后，就趁视察之便，回家检视，顺手把这两册《春雨楼集》带在行箧里。这书是沈彩手写上版的精刻本，用桃花纸印，真是纸墨晶莹，眩人心目。卷前有“青要山人”小印。庙弄里的藏书，品种珍贵远过此书的不知有多少，但他却只选了这两册带在身边，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书卷的“真知笃好”。此书西谛有手跋，“扬州何氏书于劫中散出，为孙实君所得。予闻讯往，得初印本《芥子园画谱》三集，诧为奇遇。见此书于目中，亦欲得之，而已为乃乾所取，求之不出。越一载，乃以千金易得之，挟书以归，喜可知也！纫秋。”
“纫秋”是西谛在抗战时期使用的别署。他曾写有《纫秋山馆行箧书目》一册，手为长跋。《西谛书目》后附有题跋一卷，都是从他所藏书的卷尾书头辑出的。这些都是很好的随笔，有时也讲到书的版本内容，但主要特色并不在此。题跋中所记书林掌故很不少，都是藏书史上的好材料。西谛与书坊中人极熟，题跋中也时时写到，可以看出，对这些“书友”，他的感情是不同的。他有一篇明刊《乐府先春》跋，写得极有意思：
杭州书客朱遂翔擅将不全书剜割目录，冒作全书，售得善价，予甚少与之交易。然彼爪牙遍布徽郡、萧山一带，往往多得奇书善本。王寿珊在世时，朱专擅其利，寻常顾客自不在其眼中。自王氏故后，朱失所依，始复见其持蓝布包袱，往来中国、来青诸肆间，盖彼于图书每不甚了了，唯恐失之贱值，不能不以郭石麒为耳目。石麒为书友中忠厚长者，从不欺人，书业中人无不恃为顾问。劫中余闭户索居，绝人世庆吊往来，惟结习未除，偶三数日辄至古书肆中闲坐，尤以中国、来青二处踪迹为密。一日天阴欲雨，正坐中国书店与石麒闲话，以无书可阅为叹。朱忽持一包来，予曰：“此中何书？”朱解包出之，乃昆调《乐府先春》也。予惊喜过望，即询其值，立偿之，挟书以归。……
我在此处书眉写，“此跋写朱遂翔神似。解放后朱设金笔肆，弃旧书业不为。余尝得文瑞楼钞《演山集》等于渠，价极昂。后所存善本多为孙助廉得去。”
记得当时在温知书店的小楼上，每天方桌上都有从朱遂翔得来的大批旧书，大半有“九峰旧庐”印记及“朱遂翔”小印。最为烜赫的是北宋杭州猫儿桥马氏纸铺印的《文选》一册，就是高踞《中国版刻图录》卷首的那一本。
关于西谛，还有不少故事可写，今姑记此数则，以为纪念。
1985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