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皑皑晓日红，寒山颜色旧时同。断魂何处问飞蓬。
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当时何似莫匆匆。
——吕碧城《浣溪沙》
这首词是吕碧城用来纪念一段爱情的。
一见钟情的爱情。
她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一个美少年，双方相互注盼，最终未通姓名。
车辆到站，就此别离。
“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
吕碧城是一位女词人、女记者、女编辑、女自由撰稿人、女权主义者，创立北洋女子公学，后来成为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
她终身未婚。死于1943年。
吕碧城死前6年，南京发生大屠杀。
那时，她在香港，逃过一劫。
不幸，她错过了“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的恋情；
有幸，她避开了“十室遭殃九室空，秦淮呜咽绝人踪”的南京。
南京大屠杀72年后，朋友请我们一家看电影《南京！南京！》。
一片黑暗中，很多人正在被屠杀，很多人正在被强奸。
一年轻女人正诅咒着，在黑暗的后排，用肮脏的话语。
然后，影片到了日军祭祀那段。
那女子，由诅咒变困惑。
她自言自语，又好像昂首问天——
“这么看起来日本人也不是那么坏嘛？”
对于这个问题，白求恩医生早就给出过标准的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回答——
日本军人也不过是拿枪的农民，中国军人也不过是拿枪的农民。
为什么一群农民要远渡重洋来杀另一群农民？
白求恩医生的答案是——因为万恶的资产阶级的操纵。
所以根据这个逻辑，从宏观上消灭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二元对立的社会体制，就天下太平了，就不会产生大屠杀了。
但是，无论是过去百年的历史还是如今日常的生活，以及对齐泽克和我们来说无比真实的好莱坞影像世界都在向人们证明：如果人类的邪恶只是起源于一个邪恶的社会制度，那该有多好！
虐待他人并以此为乐有着深刻的个人根源。
如电影《南京！南京！》中，一日本士兵毫不犹豫地把一个啼哭的婴儿扔下窗台，这时候并没有一支手枪指在他后脑勺上强迫他这么做。
这种残忍的行为来自个人，来自一个一个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个人，来自个人的无意识深处。
我们都以为杀戮、虐待的欲望只存在于他人身上，我们甚至会假设具有这些欲望的人不具备人性，是恶魔或者畜生。
但是，这种毫无必要的攻击和施虐恰恰是人类的特征，而且是现代人类的特征。这既是“他们”的特征，也是“我们”的特征。
如果让你有能力回到大屠杀时期的南京，你会杀日本人吗？
如果你有足够的能力，你会发起一场东京大屠杀吗？
当我们对杀人恶魔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之时，我们正变得和他们一模一样。
《甘地传》（Gandhi）中，甘地被人殴打、辱骂之时，仍然神色镇定，不失尊严。
那是另外一种震撼。
一个战斗的英雄，表情是极其愤怒的，就像他的敌人一样愤怒，龇牙咧嘴。
而一个打不还手的英雄，表情是沉静的，甚至是悲哀的，和攻击他的人迥然不同。
这沉静的、悲悯的表情，造成了暴力的投射—认同的一个中断。
这个中断最终会引发反思。
如果我们像儒家学者一样承认人人皆有良心的话，那么这个反思的姿态最终会导致人类做出决定。
甘地给了虐待他的人一个反思的机会，最终赢得了虐待者的转变。
历史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
南京大屠杀是由一个个日本士兵和日本军官完成的，他们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和忏悔远比一个政府的道歉重要。
即便是在独裁和权威的体制下，也仍然有“人情”存在。
比如说，日本人角川杀死了一个中国美女，让她免遭侮辱。
比如说，《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中东德特工给对方通风报信。
比如说，历史上很多士兵多次拒绝开枪、拒绝战斗，或者即便开枪，也是朝着天空或者地面开枪。
一个人要具有这样的品质，必须具备以下能力：
第一，他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有自己的情感，而不仅仅是权力符号系统的一个零件、一个工具。
就像《朗读者》（The Reader）中的纳粹看守汉娜，一开始她只知道恪守职责，完成任务。那时的她只是作为一个零件在工作。直到那“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的爱情出现于她的生命中，她才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第二，这个人必须能够反观自己的行为，具有反思的力量和机会。
所以当一个人盲目地工作赚钱，从来没有机会休息和反思自己的行为、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情感时，那么他和一个盲目杀人的日本士兵是差不多的。
这个“赚钱法西斯”需要的是一个甘地式的沉静表情的陪伴，或者一个如《朗读者》中迈克尔那样的轻声细语的陪伴。
表面上看，《朗读者》是让汉娜学习知识进而反思自己的错误。但是实际上，一个人残忍不是因为他是文盲。姜文主演的《鬼子来了》中，那群中国农民全部是文盲，也许是比汉娜还要严重的文盲。可是，他们并不残忍。
汉娜真正的问题在于孤独。
在孤独中她得不到别人的欣赏，得不到别人的肯定。
她也体会不到自己的生命。
所以她宁肯坐牢，也不愿意承受羞耻感。
美丽的汉娜在公车上不知道邂逅过多少帅哥，可是她产生不了吕校长那样的爱情；即便那痴情的小迈克尔来公车上找她的时候，她也没有产生过多感动和欣喜。
而女诗人吕碧城只在冬日的一个黄昏，和一个男人擦肩而过，就写下了动人的诗篇：
残雪皑皑晓日红，寒山颜色旧时同。断魂何处问飞蓬。
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当时何似莫匆匆。
很难想象一个心中充满这般爱情的人会肆意屠杀他人。
日本人角川心中有爱情，他爱上了百合子，所以他没办法杀人。
在汉娜和迈克尔的爱情中，最重要的一个场景就是朗读——陪伴。
迈克尔出声朗读，汉娜侧耳倾听。
这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是个体，分开了，但是通过阅读，他们仍然保持着联系。
这种既分开又联系的关系的一个原型就是：孩子在那边一个人玩，母亲在旁边沉默陪伴，提供他需要的各种工具。
这种既分开又联系的关系在生命中需要重复千万次后，才可能产生一个反思的主体。
汉娜之所以对自己的行为产生了反思，不在于她学习了文化，有了知识——很多纳粹都是学富五车的，而在于她的生命中有了足够多的“陪伴”，来自迈克尔的爱的陪伴。
迈克尔在监狱外声情并茂地为汉娜录音的时候，他并没有想过要对这个女人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让她反思自己对人类犯下的罪行。他只是发自本能地关爱这个女人，希望用自己的声音陪伴这个女人度过她的牢狱生涯。
正是这种关爱，让这个女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可爱的人”，是一个“有人爱的人”；也意识到了他人也是“可爱的人”；也意识到了让这些别人眼中“可爱的人”活下去，远远比遵守规则重要。
如果这种爱在生命中没有出现，或者出现了却被禁止，一个“杀人机器”就产生了，他可以对婴儿开枪，可以对妇女开枪，可以对学生开枪，可以对老人开枪。
即便没有人命令他开枪，他也会乱开枪，因为他需要兴奋，需要看到恐惧，需要体验到对他人的控制感，但是他不需要爱情。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在纷乱年代，允许自己感受到爱情，这是异常危险的。
有可能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写出“地转天旋千万劫，人间只此一回逢”的人，不仅仅是浪漫的，也是英勇的。同时，这也可能是不适应时代精神的——如果时代精神是“仇恨他人”或者“利用他人赚钱”的话。
而这个爱情的英雄对人的信念是——“他人是可爱的，不管他有没有钱或者地位”“他人是可以一见钟情的，不管他有没有钱或者地位”。
如果心理治疗界把这样一个“不适应社会”“不够现实”、与主流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人判定为“病态”的话，心理治疗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