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旗概述
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士卒以为期也。”也就是说，旗从本义上便与指挥直接相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文献中得到佐证。据《列子》记载，早在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中，就出现了“以雕曷鸟鹰鸢为旗帜”的情况，也就是使用了以各种猛禽为装饰的旗帜。阪泉之战是有资料记载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战争，这说明旗的使用几乎与中国的战争史相同步。关于旗的起源，则可能比战争的出现更早。一般的推断是，旗最初使用于狩猎，作为一种标识引导族人从事集体狩猎活动。旗之所在，便是首领所在的位置，大家随着旗的位置变化而行动，这样旗的原始指挥功能便产生了。这一功能后来被运用于战争，又随着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起来。
“旗”字的出现，最早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另外还有若干个以旗为偏旁的会意字，这说明旗在商朝时已经普遍使用了。原始的旗帜，自然不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在一根旗杆上系一幅纺织品而形成的旗，而通常是在树枝上捆上一把茅草或一根兽尾，就算是旗了。这是有文献可考的。《左传·宣公十二年》有“前茅虑无”的说法，而成语“名列前茅”的原始含义，便是位置在队列之前。用作主帅指挥的旗帜，同时也是军队的象征。因此投降时便要交出旗帜。武王灭商后，微子前来投诚，便“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楚国伐郑，郑君投降时，则“左执茅旌，右执鸾刀”。这些都是茅草作为旗帜前身的有力证明。至于兽尾，则在后来的旗帜中保留下来，直到明清时期，还在旗帜上绣着兽尾的形态，以象征最高指挥所的所在。带有兽尾的旗帜，称作“旄”，是众多军用旗帜中的一种。如武王伐纣时，便是“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至于纺织品旗帜的出现，已经是旗帜发展的最后阶段了。
商朝开始普遍用旗，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我们已难道其详。西周时，出现了专门管理各类旗帜的组织，称作“司常”。根据《周礼·春官·宗伯》的记载，当时司常管理的旗帜共分九大类，分别是：常、旆、旜、物、旗、旋、旐、旞、旌，每一类的形制和图案都有所不同，其使用也各异。后来，旗帜的形制和使用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一个庞大的旗帜家族。
一支军队从基层单位开始，各级均有自己的旗帜，并用颜色、形制、大小来区别。从军事用途来分，这些旗帜大致可分为：方位旗，如五方旗、角旗、门旗等，用于军营或阵地中，标识所在的方位；指挥旗，如望旗、认旗、变队旗等，可以将将领的行动命令传达到部队执行；仪仗旗，如清道旗、金鼓旗等，用以表示将帅的威严。此外，由于不可避免的迷信心理，一些军队还设有若干的按五行、八卦、天干地支、二十八宿命名的旗帜，多得不可胜数，在此就不作介绍了。
与旗帜属于同一大类的视觉指挥器物，是各种各样的灯。白天可以用旗来指挥，晚上目不视物，便只能用灯来代替。灯的颜色、数目不同，代表的指挥命令也不同，这样灯也可用来传递比较复杂的指挥信号，但远不如旗那样方便、准确。
擎旗夺纛壮士行
在众多的军用旗帜中，最重要的便是主将帅旗，也称为“纛”，秦汉以后一般称之为“牙旗”。这种旗帜虽然通常不直接用以指挥作战，但由于它是象征全军的大旗，因而在古代作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太平御览》说：“牙旗者，将军之精。”古代出战之前，一般都要举行隆重的“祭旗”仪式，以祈求神灵的护佑。交战过程中，牙旗之所在，便是主将之所在，指挥命令便会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发出；一旦牙旗倒下，则表明主帅被杀或已经放弃抵抗，全军就会因此而丧失斗志，甚至于全面崩溃。因此，对于帅旗的保护，便成为军中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只有身强力壮、勇敢忠诚的人才能够被选作保护帅旗的旗手，护旗在当时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三国时期有名的战将典韦，开始时在赵宠军中，便是充当牙旗手，并在护旗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才能而最终得到了曹操的重用。
护旗制度一直延续到中国近代。英国人呤在其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写道：
“军中执掌旗帜的旗手颇多，都由精壮忠勇的人充任。重要统帅的旗手和高级军官的官阶同等，他们在军中所处的地位极为光荣。有些旗手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勇敢的人。”
将在旗在，旗倒将亡。作战中，敌对双方不但拼死保护自己的帅旗，而且想方设法夺取敌人的帅旗。古代战争历来以“斩将搴旗”为首功。“搴”是拔的书面用语，“搴旗”与“斩将”并列为首功，说明古时候作战对夺取敌人帅旗的人奖赏是十分丰厚的。历史上因夺旗而制胜的战例是很多的。
李广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名将。年轻的时候，李广曾随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在一次作战中，李广奋不顾身地杀入敌人阵中，夺取敌人的帅旗而还。此举不仅动摇了敌人的军心，也极大地振奋了己方的士气，对最终的胜利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李广也因此而名显天下。
南宋初期，岳飞随王彦抗金。一次宋军渡河到新乡（今河南境内）附近，由于金兵人多气盛，王彦不敢进击。岳飞独自率部与金兵鏖战，“夺其纛而舞”，宋军因此士气振奋，争相上前杀敌，最终大败金军，顺利攻克新乡城。”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与梁军交战。梁军中有一壮士手执帅旗，出入于阵间，无人能敌。后唐庄宗在高丘上看到这一情景时十分感叹地说：“那个执旗者真是个猛士！我的将士中有谁能为我去夺取他的旗帜呢？”后唐的武将苌从简听到后，主动请战。庄宗看他长得并不十分强壮，怕有所闪失而未加同意。苌从简后来偷偷带领数骑驰入敌人阵中，奋战中夺取了梁军的帅旗并回到自己的阵中。后唐军因此振奋不已，鼓噪进战，终于大败梁军。战后，庄宗给了苌从简很多的赏赐。
帅旗一般只具象征性的意义，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会用来指挥作战。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十月，唐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防守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与史思明叛军周挚部对峙。在众寡悬殊、形势相当严峻的情况下，李光弼决心破釜沉舟，与敌决战。他首先召集部众，对大家说：“战争自古以来都是一件关系生死存亡的危险事。我是国家的三公之一，不可以死在叛贼的手中。万一作战不利，诸位只管向前杀敌，战死于阵前。到那时我会在这里自刭，不会只让大家去死的。”接着，他下达命令说：“你们看着我的帅旗进行作战，如果帅旗摇动缓慢，听任你们选择有利地形，灵活应战；如果我多次急速摇动帅旗，则要万众齐心，一齐拼死杀人敌阵，稍有退却者立刻斩首！”众将齐声应诺。
作战开始，惨烈空前。在两方成胶着状态时，李光弼突然连连急挥帅旗，唐军将士见状拼死前冲，杀声震天动地。叛军为之气慑，终于大败而逃。胡三省在注解《资治通鉴》时评论说：“河阳之战，真为确斗。非李光弼督诸将致死，不足以决胜。”
韩信易帜破赵军
中国历史上战将如云，群星璀灿。谁是群星中的巨星呢？历史上公认的有两位，一个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名将白起，另一个便是西汉开国名将韩信，二人合称“韩白”。韩信后于白起数十年而位列于前，足见人们对韩信指挥艺术的推崇。发生于汉王三年（公元前204年）的井陉之战，便是韩信的杰作之一。
当时楚汉两军主力相持于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一带，韩信奉命率部分兵力北上，开辟新的战场。井陉之战前，韩信先是木罂渡黄河，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一举击破魏军，俘魏王豹，接着又破代国，生擒代相夏说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西）。
然而，尽管韩信连连获胜，但新编组成的军队经过训练后却被刘邦调往了荥阳主战场，因此韩信北上攻赵时，兵力依旧是原来的几万人马。可是这时的赵国却组织了20万大军，由将军陈馀率领，屯驻于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东），准备与汉军决战。
赵国有个谋士叫李左车，他向陈馀建议说，井陉地势险要，道路难行，汉军的辎重肯定留在后面，因此主力应该坚壁不出，而由他自己率三万人马切断汉军的补给线，这样不出十天，汉军便会溃败。但是将军陈馀却是一个十分迂腐的人，他自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又说汉军名曰数万，其实不过几千兵马，只有力战胜之，才能震慑诸侯，故而对李左车的建议置之不理。
韩信在进军途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大喜，立即下令全军急速前进。
两军对垒，韩信先是派两千轻骑从小路迂回到赵军大营附近，然后自率主力，列背水阵向赵军挑战。陈馀看到韩信布阵情况后，武断地认为韩信徒有虚名，根本就不会用兵，因此起了轻敌之心。作战开始，汉军佯败退却，丢弃了不少旗鼓。陈馀见状，以为大胜在即，于是空壁倾营而出，欲一举歼灭汉军，生擒韩信。汉军至河边已无退路，乃拼死反击。这时，预先埋伏好的二千汉军立即冲人赵军的大营，“拔赵旗，立汉赤帜”。赵军将士久战不胜，蓦然回首之际，发现自己的大营内一片红色，树的全是汉军的旗帜，顿时人心大乱，四散而逃，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汉军乘势夹击，杀陈馀，俘赵王歇，大获全胜。
关于井陉之战韩信取胜的原因，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列背水阵，“置之死地而后生”，从而极大地激发出了全军将士拼死求生的本能。对此韩信事后向诸将解释时也是这样说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另一条重要的原因则不怎么为人注意了，那便是韩信派人拔旗易帜，严重动摇了赵军的军心，从而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否则，即使汉军将士再勇敢，要通过力战打败数倍于己的敌人，也是十分困难的。
将军扬威旗幡舞
帅旗既是全军的象征，更代表着主帅的威名。正因为如此，一些将帅便习惯于把自己的名字书于帅旗上。这一情况始于战国时期，《墨子·旗帜》载：“建旗其署，今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对于一些威名赫赫的将帅来说，他的帅旗不仅能起到振奋军心的作用，而且能够威震敌胆。
南宋名将岳飞的帅旗，“以红罗为帜，上刺岳字”。岳家军在中原屡破金军，威名远播，使金人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火红的“岳”字旗作为岳家军的标志，令金兵为之丧胆，远远望见便立即逃走。
从抗金起义起家后又纳入南宋编制的魏胜，虽没有岳飞的名气大，但在山东一带却是有名的抗金英雄，以敢打硬仗著称。他的帅旗上绣着“山东魏胜”四个大字，金兵望见后便不敢上前交战。后来，他便制造了十几面这样的旗帜，秘密交给部将。与敌人相遇时，若众寡悬殊，难以取胜，便打出绣有“山东魏胜”的旗帜，金兵慑于威名，每每避战而逃。
曲端是宋高宗时期川、陕一带的抗金名将，当时任前军都统制，曾数败金军，威名远著。后来，由于受人诬告，曲端无故而被贬，不得不离开了军队。建炎四年（1130年）秋，南宋与金战于富平，宋军的前线最高指挥官、川陕宣抚使张浚为壮大声威、震慑敌军，“乃伪立前军都统制曲端旗以惧之”。遗憾的是，由于宋将指挥无能，又不采纳熟悉陕川战事的名将吴玠的建议，结果作战以失败而告终。
其实不止是官方将领的帅旗，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帅旗也同样具有威慑作用。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白成的“闯”字旗，便令明军胆寒，避之惟恐不及。姚雪垠在其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对“闯”字旗威震敌胆的描述，虽未见有事实根据，但却是符合历史情况的合理虚构。
闲论金鼓
鼓与金都是传统的打击乐器，共鸣效果极好，鼓声激越雄壮，金音清脆响亮，二者均可及远，因此很早地便被用于指挥作战，即所谓“言不相闻，故为金鼓”。
《太平御览》卷五八二引《帝王世纪》载：“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这就是说，早在黄帝战蚩尤的涿鹿之战中，鼓便被运用于战争了。其实在兽皮鼓出现以前，还有更古老的鼓。据《礼记·明堂位》记载，早在传说中的“伊耆氏”之时，便出现了“土鼓”，也就是陶制的鼓，可见鼓乃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至于这种“土鼓”是否有军事用途，便不得而知了。从一般的推测来看，鼓在运用于战争之前，更多地是运用于狩猎，其指挥功能也是从狩猎中演化而来的。
《初学记》卷十六《鼓》引《三礼》载：“夏后脚鼓，殷人植鼓，周人悬鼓。”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鼓”字和象征鼓声的“彭”字。这说明至晚在商朝，鼓已普遍使用。周代时，已设置有专门管理制鼓、击鼓的官职——“鼓人”。战鼓也从一般作为乐器的鼓中分离出来，形成专门的规格，并在军事上得到普遍的运用，即《周礼·地官·鼓人》中所说的“军动则鼓其众”。
先秦以后，鼓的形制再无大的变化。尽管历代都出现不少鼓的名称，但主要是大小、材料、纹饰有所变化，形制上则与以往相同，用途上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金的本义是铜，在先秦时期一直如此，直到汉以后才发生变化，用来指现在的金属——金。在我国的奴隶制社会时期，青铜是制作各种酒器、食器、兵器和乐器的主要原料，青铜制品也代表了当时手工业的最高水平，因此我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文明通常也称为“青铜文明”，这一时期则称为“青铜时代”。
青铜乐器除编钟可用来演奏乐曲外，其他的如钲、铎、铙、钟等往往单独使用，在乐队中起加强节奏的作用，同时也用作乐曲的收尾。当金用于战阵时，也同样起着“节”与“止”的作用。《周礼·夏官·大司马》所说的“鸣铙且却”，就是明证。
秦汉以后，这类总称为“金”的乐器依然作为听觉讯号的器物用于军队的指挥，只是所用的种类日渐减少，保留下来的主要是钲与铙两种。后来，又增设了两种。一种是产生于南方的锣，至唐宋时逐渐传遍全国，并广泛运用于军队指挥，如人们一般所说的“鸣金收兵”，便主要是指击钲与锣而言。另一种是兼作煮饭炊具的刁斗，又名“金柝”，打击时亦可作为军中的信号使用。著名的《木兰诗》中便有“朔气传金柝”的句子，借“金柝”来表示战争。杜甫《夏夜叹》中也有“竞夕击刁斗，喧声连万方”的诗句。
与金鼓同作为听觉讯号用于军队指挥的，还有号角、唢呐、号炮等。
号角是以动物的角制成的吹奏乐器，也有以竹、木、金属仿其形制而制造的。它原产于西羌少数民族地区，汉代时传人中原，并开始在军中广为使用。
唢呐来自西亚一带，金元时期传人我国，至明代时开始在军中广为使用。
炮是火药运用于军事以后的产物，靠其巨大的声响来传达军事命令，在明清时期运用相当广泛。
这些听觉器物作为金鼓的辅助手段，共同组成了军队的听觉指挥系统。
从一般意义上讲，金鼓运用于战阵时，鼓声代表着前进，金声则代表着停止或退却，其他器物则配合金鼓使用，传达一定的信号。春秋末期，齐国与吴、鲁联军战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齐将陈书为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曾说：“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杜预注说：“鼓以进军，金以退军。”
至于金鼓等听觉信号所传递的更详细的指挥命令，我们将在后文作详细的介绍。
援枹而鼓忘其身
齐景公十八年（公元前530年），晋、燕联合出兵伐齐，齐军连战皆负，形势危急。在宰相晏婴的推荐下，田穰苴（因后来官至司马，故又称司马穰苴）临危受命，担负起抗击敌军、保卫国家的重任。
大军出发前，他痛斥无故迟到的景公宠臣、监军庄贾说：
“将帅接受任务之日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置身于军队就应该受军纪的严格约束，击鼓指挥军队作战之时就应该忘记自身的存在。如今敌军深入我们的国境，举国上下惊恐骚动，广大士卒风餐露宿于边境地区，我们的国君为此寝食不安，老百姓的命运，都掌握在将帅的手中，怎么能因为亲友的相送而耽误时间呢？”
遂置景公的命令于不顾，依照军令，将庄贾斩首示众。齐军为之肃然。
晋、燕联军听到消息后也大为震动，知道司马穰苴善于用兵且勇敢无比，于是主动撤退。司马穰苴率齐军追击，尽复失地。
鼓声是前进的命令，更起着鼓舞士气的作用。凡战，鼓声震天则能激发斗志，使全军上下团结向前，奋勇杀敌。若鼓声停止，则表示主将被擒或被杀，不仅指挥命令中断，同时也使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因此，就要求将帅具有援枹（同“桴”，鼓棰）而忘其身的精神，在手执鼓棰击鼓时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这样才能指挥军队取得作战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奋不顾身地击鼓指挥并取得胜利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公元前591年，晋国为振兴霸业，发兵攻齐。两军大战于鞍（今济南西北）。激战中，晋军主帅郤克负伤，鲜血流到鞋上，但仍然击鼓指挥，鼓声不断。为他驾驶战车的解张被箭射穿了手和肘，左边车轮被血染成了黑红色，仍然忍痛驾车。
解张对郤克说：“军队的耳目在于旗鼓，前进后退都要听从它。只要你主帅坐镇指挥，战事必能成功。切不可因为伤痛而败坏国君的大事。身披盔甲，手执武器，本来就是要效死沙场的。”
后来，解张看到卻克渐渐不支，鼓声变弱时，便左手握着马缰，右手代卻克击鼓。晋军受到鼓舞，奋勇拼杀，大败齐军。
公元前577年，晋、楚大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当时的战况异常激烈，楚将子重坚持击鼓指挥军队作战，从早晨直到黄昏。最后的作战虽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子重援桴而忘身的精神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公元前493年，齐与郑联合攻晋，两军战于铁（今河南濮阳北）。晋将赵简子（即赵鞅）遭到郑军的袭击，身受重伤，“伏弢呕血”，仍坚持指挥，“鼓音不衰”。将士因此士气振奋，大败郑军，缴获粮车千乘。
击鼓坚持指挥是为将的责任，也是军队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所以《荀子·议兵篇》明确地说“将死鼓”，即将领应死在击鼓过程中，至死也不能离开指挥岗位。援枹击鼓而忘其身，成为衡量优秀将领的一条重要标准。
梁红玉擂鼓战金山
熟悉京剧的读者，对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故事一定不会陌生。其实这一剧目并不是虚构的，而是根据真实的历史故事改编而成的。
宋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金完颜宗弼（即金兀术）率大军南下，分两路渡江攻宋。东路由和州（今安徽和县）渡江攻浙江，西路由黄州（今湖北黄冈）渡江攻江西。
西路军攻寿春（安徽寿县）掠光州（河南潢川），击破宋张用军，进陷黄州后乘小船渡江南下。宋将刘光世无备而逃，金军遂连破江西诸郡，复引兵趋湖南，陷潭州（今湖南长沙市）。然而撤军途中，在河南宝丰县宋村遭到宋将牛皋的阻击，损失惨重。
东路军由完颜宗弼亲自率领，攻陷滁州、和州后，由和州马家渡渡江南下。南宋方面集结十七将三万余人进行抗击。在这次作战中岳飞崭露头角，他在其他各部均已溃败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杀敌数千人，最后在既无粮草、又无救兵的情况下，退守钟山（今南京紫金山），牵制敌人。
建炎四年三月，金军满载抢劫而来的金银财宝，撤至平江（今江苏苏州）一带。然而，宋将韩世忠已率八千水军屯于镇江焦山，截断了金军渡江北归的去路。入夜，完颜宗弼到镇江金山龙王庙附近侦察地形，准备由此渡江北归，结果遇到韩世忠伏兵的袭击，几乎被俘。
第二天，两军在江中大战。韩世忠亲率将士与敌接战，他的夫人梁红玉则登上指挥舰的高台，击鼓指挥战斗。激越的鼓声不仅准确地传达出作战命令，而且极大地振奋了将士的士气。宋军将士争先奋战，按着指挥命令不间断地向敌舰发起攻击。韩世忠率领的战舰则根据梁红玉旗之所示，直冲完颜宗弼的座船。金兵由此大乱，激战中，完颜宗弼的女婿龙虎大王被宋军生擒活捉。
完颜宗弼作战失利，渡江不成，便下令沿长江南岸西上，准备伺机偷渡。梁红玉立即以旗鼓发出命令，指挥宋军沿北岸西上截击。金军数次抢渡，均告失败，结果被逼入了死港黄天荡中，陷人进退无路的境地。后来，经乡人引导，金军于一夜之间挖通了三十里的老鹤河故道，才通入秦淮河，避免了被困死的命运。
在向建康进军的途中，金军又被岳飞所部袭击于新城（今江苏江宁西北）。此战岳家军仅有骑兵三百，步卒三千，却斩敌三千多人，俘一千多，获辎重甚多。完颜宗弼遭此重创，不敢在建康久留，遂放火烧城，再引兵回黄天荡，准备渡江。韩世忠再次陈兵北岸，截击金军。完颜宗弼数次抢渡不成，遂改用火箭射击宋军，然后乘宋舰起火，才乘机逃到了江北。
金山之战，完颜宗弼被困达四十八天，几乎丧命于江南，这是他对宋用兵以来的首次惨败，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后，终其一生，再未敢渡江南下。
决胜于旗鼓之间
《尉缭子·武议第八》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战国初期，魏国的将军吴起在一次作战前，有人递给他一把剑来防身。吴起不接剑，说道：
“将领的责任便是挥旗击鼓指挥作战。面临危险时决疑断难，果断指挥作战，这是将军要做的。执剑在手，冲锋杀敌，并不是将军要做的事。”
旗鼓代表着命令，因此它的权威是不容怀疑、不容挑战的。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由于作战主要依靠密集队形，通过发挥军队整体的威力来获取胜利。因此利用旗鼓来达到军队行动统一便显得尤为重要。对旗鼓权威地位的挑战，是任何一支军队都不能容忍的。
有一次，吴起率军与秦国交战。作战命令尚未下达，有一个人便奋勇杀人敌人阵中，斩了两个敌军士卒的首级后返回本阵。吴起马上下令将这个违反军令、擅自行动的士卒斩首示众。当时，有部下劝阻说：“这是一个作战勇敢的有才能的人，不能斩啊！”吴起说：“他确实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却没有听从我的指挥命令。”最终还是把这人斩首了。
对于旗鼓的权威性，吴起曾有如下的论述：“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对此，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耳目篇第二》中说的更加明确：
“你们的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夜看高招双灯。如某色旗帜点动，便是某营兵收拾听候号令。行营出战，不许听人口说的言语擅起擅动。若旗帜金鼓不动，就是主将口说要如何，也不许依从；就是天神来口说要如何，也不许依从。只是一味看旗鼓号令，兵看各营把总的，把总看中军的。
如擂鼓该进，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止，便往水里火里，也要前去。如鸣金该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银山，若金鸣不止，也要依令退回。
若是这等大家共作一个眼，共作一个耳，共作一个心，有何贼不杀，何功不可立！”
那么，将帅是如何使用旌旗金鼓来实施指挥的呢？吴子所说的“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只是就最基本的情况而言，实际作战所要传达的命令，显然要复杂得多，这就需要有很多的细则，才能将复杂的命令通过旗鼓准确地传达给全军将士。
应该指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将领，其旌旗金鼓所表示的命令也有相应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只能介绍一下普遍的情况，至于具体的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相关的资料，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就视觉信号而言，旗帜和灯火本身便具有不同的颜色的形状，再加上挥动的手法各种各样，由此便构成了复杂的命令系统。现在我们以五军阵为例加以说明。
在中国古代的编制中，一般以五五制为单位结构，部分也出现三五制的结构。其中，每一级单位，都有自己相应颜色的旗帜为标识。一般而言，红、黑、蓝、黄、白分别代表前、后、左、中、右。下一级单位，则以不同的镶边来区分。在中军大旗的周围，设有与各部相应的五色旗帜。主将若传令于某支军队，便树起与这支军队相应颜色的旗帜，受令部队见到旗号后，也树立本部旗帜，称作“应旗”，本部全体官兵应立即做好准备，等待命令。以此类推，将令便一级一级地传递下去。如果要向全军下达命令，则五色旗全部树起，各部均要“应旗”，进入待命状态。
指挥旗帜有树、点、磨、偃多种手法。树，正如前面所言，是要求相应的部队进行待命状态，听候命令；点，是指旗帜向某一方向摇动，要求相应的部队向该方向前进或攻击；磨，指旗帜作旋转状挥舞，要求相应的部队改变方向，转身行动；偃，即放倒旗帜，要求相应的部队进入隐蔽状态。
部队前进时，前哨配备高招（一种旗杆很高的旗）一副，五色小旗一副，用以向中军传递情报并接受命令。如遇见树林则举蓝旗，水泽举黑旗，发现敌人兵马举白旗，高山险阻举黄旗，烟火举红旗。如果前进无阻，便以高招旗报告道路情况，其含义是：举一面旗时，表示道路狭窄，只能单列行军。举二面、三面、四面，分别表示道路情况可供二列、三列、四列行军。若五面旗皆举，则表示道路宽阔，全军可以自由行军。发现敌人时，还要具体报告敌情，其方法是采取磨旗的办法，敌众则磨蓝旗，敌少则磨白旗，敌急则磨红旗，敌缓则磨黄旗，已无路可行非接战不可则磨黑旗。磨旗的方向，表示敌人所来的方向。中军接着汇报后，根据情况定下决心，然后发出应敌的命令。
夜间用灯，与旌旗的情况相类似，只不过由于其形制和手法的限制，传递的信号相对要简单一些。
旗的指挥功能到今天依然没有完全丧失。在炮兵部队，由于炮声轰鸣，无法听清口令，所以仍然用旗来进行指挥。海军舰队中，以旗语来传递信息、实施指挥也是很常用的手段。旗之作为通信指挥工具，可谓源远而流长。
与旗帜相似，击鼓也有许多变化。《司马法·严位》将战鼓分为七种，即“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脚”。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是这七种鼓的作用分别是：指挥旌旗开合，指挥兵车、骑兵、步兵前进，指挥兵器使用，指挥队形和军队的起坐（当时的战术动作之一）行动，至于具体的鼓点如何分别，已经不得而知了。一般而言，擂鼓表示前进，鼓声急便要急速进军，鼓声缓则速度放慢，如鼓声不止便是要展开攻击。
《吴子兵法·治兵》：“一鼓整兵，二鼓习陈（同阵），三鼓趋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这显示是指平时的训练而言的。及至战阵指挥，情况自然要复杂得多。遗憾的是，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已经难道其详了。
鼓的指挥功能在先秦以后有所退化，除了击鼓进军外，已难看到更多的变化。当时只作为停止或撤军信号的金类听觉器物，变化则越来越复杂，成为主要的指挥手段之一。
我们通常所说的“鸣金而退”，只是金作为指挥信号最常见的一种。一般情况是，鸣金一声，停止行动；鸣二声，各自退回原处，鸣三声，转身向反方向前进。
此外，金类器物根据吹奏时音节的长短、发声次数的不同等，再与号角、号炮等相配合，可以形成相当复杂的命令系统。
在此，我们以明代戚家军为例加以说明。
凡吹唢呐，是集合各营将到中军议事，商量军务；
凡吹喇叭，第一次要是通知火兵做饭，其他人员收拾武器行装，第二次开饭，第三次出发；凡吹“天鹅声”（即喇叭吹出长声），是要士卒齐声呐喊；
凡吹“摆队伍声”（原文如此，具体如何吹奏不明），所有车、步、骑兵一齐停止，原地展开队形，列阵准备迎敌；
凡吹长声喇叭，同时放铳（这里指用作号炮的火铳）一次，磨旗，表示军队要改变行进的方向，各部队看磨旗所示的方位，调整前进的方向；
凡吹哱罗，是要休息中的士卒起身，再吹一次，则骑兵上马，车兵附车，步兵操起武器站立整齐；
凡列队以后吹喇叭，是要部队稍事休息，再吹时，车、步、骑兵要一字列开阵形，准备作战；
凡打锣，是要骑兵下马，车兵下车，再打时，是要全体将士就地休息；
下营后竖黄旗，擂鼓，是要士卒出营汲水、砍柴、放马；
凡打钹，是要士卒归队，再打时，是要小队变大队。
由此可见，金类听觉指挥系统在军队指挥中确实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指挥手段，一直到现代军队中依然保留着，最常用的便是大家都熟知的军号。红军建立后，曾创造了一套与国民党军截然不同的司号命令系统，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军对国民党军的军号所表达的含义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军对我军的军号则一无所知，这对于我军取得“反围剿”作战和红军长征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号炮分多种类型，比较复杂，戚继光作了如下介绍：
“升帐炮 三举即鸣金，大吹打。
升旗炮 一举即擂鼓，鸣锣，升旗。
肃静炮 入场发放后，三举要肃静，听下营。
呐喊炮 每一举，喇叭吹天鹅一声，呐喊一声。常时三举止，临阵不拘，金呜乃止。
开营炮 一举即听，点鼓便开营行。
分合炮 一路一举；欲分几路，为几举，无定数。举毕看旗帜，依数分之。合营同。
闭营炮 三举即大吹打，闭营门。
定更炮 遇夜，擂鼓毕，一举，喇叭吹天鹅声。
变令炮 凡正行之间，欲别更号令，隔远恐失视，故先举炮。闻炮，前令即止。专心倾耳，听新起何令，照行。”
由此可以看出，利用这套复杂的旌旗金鼓系统，将领确实可以将命令及时、准确地下达给部队执行。戚继光曾说过：“古今名将用兵，未有无节制号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战百胜者。”
正是依靠旗鼓的指挥，历代将帅才能保证军队的行动统一，进而获得作战的胜利。
旗鼓训练
军队的战斗力来源于平时的训练。吴子曰：“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军队不经过严格的训练，便是一盘散沙，这样的军队是无法战胜敌人的。训练内容从大的方面分，包括技能训练、战术训练两大部分。在中国古代，战术训练的核心内容，是熟悉各种战斗队形——阵。要进行战术训练，首先要使广大将士熟悉军队的命令系统——旗鼓。由于旗鼓是作为视听信号来传达命令的，因此这项训练便称为耳目训练。
如前所述，军队的旗鼓系统十分复杂，要使将土熟练地掌握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经过长期、严格的训练不可。公元前512年，著名军事家孙武晋见吴王阖闾，呈上了自己的兵法“十三篇”。吴王为试孙武的实际才能，于是选出一百八十名宫女让他来训练。众宫女集合完毕后，孙武首先做的事，便是要她们熟悉旗鼓等指挥信号的含义，并“三令五申之”。
可见耳目训练在整个军事训练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耳目训练，除了正常的教场练习外，一般还采取如下两种办法。一是严格要求各级将吏带头熟悉金鼓旌旗所表达的号令，将之视为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他们的模范作用，带动全军学习。为此，多数军队中还设置了称作“旗牌”的专职军吏，负责各种号令的接受和发出事宜。二是将相关的内容编印成册，交由全军将士随时学习。如戚继光便规定，军中士卒都要进行战阵法令的学习，特别是要求以队为单位，利用夜间的空闲，由识字之人读给大家听，要求人人熟记在心。他还要求将领不时抽查，对背不出者要给予一定的惩罚。
由此而见，古代军队为了让广大将士熟悉旗鼓信号，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只有熟悉号令，将帅的指挥才能得以贯彻，军队才能形成战斗力并最终战胜敌人。
指挥之外的信息
旗鼓用之于指挥，传达将帅的指挥命令，这只是其传递的主要信息，而不是全部信息。聪明的将领透过旗鼓还可以得到许多不为人注意的情报，并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让我们从曹刿论战谈起吧！
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春，齐国出兵伐鲁。鲁国谋士曹刿请求随军出战，得到了鲁庄公的同意。两军战于长勺（今山东曲阜北，一说莱芜东北）。
双方列阵完毕，鲁庄公便急于下令击鼓进攻，被曹刿劝止。齐军自恃实力强大，急于求胜，于是擂鼓发起进攻。鲁庄公接受曹刿的建议，严密防御，以逸待劳。齐军连续三次擂鼓出击，均未冲破鲁军的防线，反而受到不小的损失，士气因此衰落。
曹刿见时机成熟，建议鲁庄公击鼓反击。鲁军一鼓作气，迅猛地冲向敌人，很快冲垮了齐军的阵势。
鲁庄公见齐军败退，急欲下令击鼓追击，又被曹刿劝阻。曹刿下车仔细观看了齐军留下的车辙，又站在战车的横杆上眺望齐军退走的情形，然后才同意追击。
结果，鲁军重创齐军，取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
战后，当鲁庄公询问如此指挥为什么能取得这次作战的胜利时，曹刿回答说：“用兵打仗所凭借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冲锋时，士气最为旺盛；第二次击鼓冲锋时，士气便开始衰退了；第三次击鼓冲锋时，士气便完全消失了。齐军三通鼓后，士气业已丧失，而我军一鼓作气，正值士气旺盛之时，自然能够一举击败齐军。”成语一鼓作气便出自于这一典故。
接着，曹刿又分析了不立即追击的原因，说道：齐国毕竟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不可等闲视之，而要谨防其佯败设伏。后来，我看到他们退走时的车辙印很紊乱，望见他们旗帜东倒西歪，才大胆建议实施追击。
透过金鼓旌旗，曹刿得到的信息可谓多矣！正是凭借这些信息，他才能正确进行决断，并最终赢得了作战的胜利。
正因为金鼓旌旗透露出如此多的信息，一些高明的将领便利用这一特点制造假情况以惑敌。《百战奇法·疑战》中说：“凡与敌对垒，我欲袭敌，须丛草杂木，多张旗帜，以为人屯，使敌备东而击其西，则必胜。或我欲退，伪为虚阵，设留而退，敌必不敢追我。”
公元前555年，晋、齐在平阴（今山东平阴东北）交战。当时晋军在山林险阻之处遍设旗帜，虚张声势。齐灵公登上巫山（一名孝堂山，在今山东肥城西北）侦察敌情，见满山遍野旗幡招展，尘土飞扬，不禁大惊失色。他误以为晋军人多势众，于是不战而率军逃走了。
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突厥始毕可汗乘隋炀帝杨广出巡北塞之际，突然率数十万骑兵来袭，尽占雁门郡四十一城中的三十九座，只有雁门、崞县两城尚在隋军控制之中。隋炀帝被困于雁门，遂一面命人布防，一面下令停止对高丽的征伐，回兵救援，同时征召各地的军队前来救驾。
当时年仅17岁的李世民也随云定兴前来救驾解围。考虑到突厥兵力强盛又攻城甚急，而隋朝援军多数尚在途中，李世民建议“多赍旗鼓为疑兵”，以迷惑敌人。突厥见旌旗遍野，金鼓齐鸣，以为“援兵大至”，又得到北边告急的消息，于是引兵退去。雁门之围遂解。隋军追至马邑（今山西朔县），俘二千余人而还。
在这里，旗鼓被用作一种“示形”的手段，目的在于使敌人难以断定我的虚实情况，从而诱使其作出错误的决策。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与其他的“示形”手段并没有什么不同。广布旗帜，多用金鼓，是方了示敌以众，使之不敢轻易与我交战，这便是“虚而示之以实”；而偃旗息鼓，则是示之以寡，引诱敌人前来以达到与之决战的目的，这便是“实而示之以虚”。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兵法原则只有灵活运用方能成为制胜之道，“示形”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在特定的情况下，“或虚而虚之，使敌转疑以我为实；或实而实之，使敌转疑以我为虚。”这便全在于将帅的灵活运用了。
旗鼓作为示形手段，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空城却敌到悬羊击鼓，都不是凭空臆造，而是来源于战争生活再加上作者的合理想象而成的。对此，我们就不多作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