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
春秋末齐国孙武撰。孙武，字长卿，其生卒年代不详。约于二千五百年前为避齐乱而奔吴国为将。《孙子兵法》凡十三篇，其篇次名为：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它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军事著作，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世界第一兵书”。主要版本有《十一家注孙子》本、《武经七书》本、银雀山汉简本和日本樱田本。至今已有几十种外文及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孙子兵法·用间篇》是世界上最早最详尽的间谍专论，是中外间谍理论的源头。正如明代兵学家茅元仪在《武备志》中所说：“前孙子者，孙子无遗；后孙子者，无遗孙子。”按《用间篇》的内容结构，可分为五大部分：用间的利害及意义；用间的类别及作用；用间的原则及纪律；用间的任务及谋略；用间的范例及招募。
用间的利害及意义
孙子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
这是讲的不用间而战的巨大弊端。如果为了吝惜“爵禄百金”而不重用间谍，则“不知敌之情”，就会耗费更多的钱财和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样的将帅、大臣，乃至君主都是“不仁之至”。
孙子又以“明君贤将”来予以对照。他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也。”
这是讲用间的裨益。强调要“先知”、“知敌之情”，再“动而胜人”。曹操详细注释道：“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情之实也。”“爵禄百金”与“日费千金”简直无法相比，善以重金用间者胜，惜于百金不用间者败，这是一条古今最基本的用间通则。孙子对于“先知”，也具有朴素的惟物主义思想。他认为“先知”，“必取于人”，这在当时信奉鬼神天象卜卦的迷信社会中，尤为可贵。
用间的类别及作用
孙子说：“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孙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高瞻远瞩地科学地将间谍划分为五个类别，后世几乎无可增改。如果再按敌我双方的角度来划分，又可将“五间”分为两大类：一是敌方的乡间、内间和反间；一是己方的死间和生间。由于乡间、内间、死间、生间的作用仅具单方面，所以孙子极为重视具有双向作用的“反间”，认为“反间不可不厚也”。从深一层意义上看：“反间”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后世“双重逆用间谍”，思想的萌芽。
孙子对“五间”的作用也言之甚详。他敏锐地分析出五类间谍作用各具特长又各有局限，所以明确提出了“五间俱起”的综合用间法。唐代李筌和宁代张预在注《孙子》时说：“五间者，因五人用之”：“五间循环而用”，均未得其真谛。五间可分可合，可独行也可合用，所以孙子说是“俱起”，这样敌方便难以同时应付。“五间俱起”的效用是呈几何等级递增，成为间谍战中克敌制胜的法宝。
用间的原则及纪律
孙子说：“故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处不用间。”
孙子论述了用间的原则为：亲、厚、密；用间者的素质为：圣智、仁义、微妙；用间的时空为：无处不用间。如果不遵守这些原则，用间则必败无疑。孙子把用间的原则提到了在当时社会中最高道德和最高智慧的顶点，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用间活动的成败。尤其是他提出的“无处不用间”的观点，确立了用间并非仅限于军事领域，其深度和广度是无限的原则。
孙子又以间谍活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用间的纪律。他说：“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这是承上文“事莫密于间”再作进一步论述。孙子坚决主张杀掉已泄密的间谍和探听到秘密的人，这乍看是残酷无情的，但在当时这一主张显然是正确的。这一铁的纪律是古代从事间谍活动者都必须严格遵守的。要么“守口如瓶”，要么“杀人灭口”，两者必居其一。
用间的任务及谋略
孙子说：“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必索敌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从这些间谍任务来看，孙子仅局限于“击军、攻城、杀人”时，先知“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的姓名，尚未论及到打入敌方高层内部、从事除了军事情报以外的其它情报的搜集的间谍。他还提到要利用敌方的间谍，要“因而利之，导而舍之”，将反间视为正确灵活运用“五间”的关键，“知之必在于反间”。孙子清楚地看到：用己方的间谍，必须做到对间谍“亲、厚、密”，缺一不可。当派遣间谍出去后，会有可能被利诱、被捕获、被逼供或不慎漏嘴等多方面的泄密危险，而利用敌方间谍则全无此种弊害，即使利用敌间失败，也是有益而无害。这条用间谋略一直被后世所推崇和奉行。
用间的范例
孙子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孙子举古代圣贤伊挚和吕牙兴殷、兴周的间谍活动为范例，说明了用间的两个要点：一是其重要性，即间谍活动是“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及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二是其特殊性，即间谍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后人评论孙子时指出：“孙子尚智。”孙子以圣贤行间来强调招募间谍必须“以上智为间”，这样才“必成大功”。同时，他也认识到：即使有上智之人，但如果没有“明君贤将”，也将“英雄无用武之地”，被束之高阁，废之不行。这就从间谍本身素质和用间者素质两个方面来说明用间必须双方协调配合。孙子在其它篇章里，也经常提到士卒与将帅的素质，在《用间篇》中则更是屡次强调间谍与国君的相辅相成，将用间提到了最高层次上来论述，这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的。
孙子在《虚实篇》中也讲到：“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
这里又提出一个对付“深间”、“智者”的谋略，即示形。所谓“示形”，即如《作战篇》说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使自身防御“至于无形”，则使敌方无法“窥”和无法“谋”。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反间谋略。
但是也应当提出：孙子对间谍的利弊、意义、类别、作用、原则、纪律、谋略、史例、招募等都深为精通，特别是对反间更是远见卓识，独具慧眼，然而却偏偏对派遣己方间谍的任务、方式等不甚熟谙，仅仅着眼于军事情报（还是战线前方的军事情报）的搜集。这一缺陷的原因是孙子过分强调“反间”而导致的。正因为反间的实施非常困难，机遇甚少，并带有被动性，所以主动派遣己方间谍从事积极的间谍活动，这才是古今中外间谍活动的主体。反间与之则相辅相成，各具效用。由于孙子在谋略上是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的完美理想主义者，因此他偏于反间的思想也不足为怪。
《孙子兵法·用间篇》的用间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当今国际间谍战中，除了在具体战术手段上有所不同外，在用间的战略思想上，至今也尚无重大突破。《孙子兵法》依然对现代间谍理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堪称为不朽的用间理论。
《六韬》
全书分为《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所以叫《六韬》。由于该书是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即吕尚）对话的形式写成。于是相传为姜太公所撰。经历代学者考证，《六韬》非殷周之际兵书，而是后人依托姜太公之名而作，成书年代约在战国中期周显王时。北宋元丰年间该书被列入《武经七传》，定为武学必读之书。
《六韬》对间谍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明确提出了对外（敌方）和对内（己方）的间谍与反间谋是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且还涉及到从事间谍活动的具体专职人员的配备、组织及技术。
《六韬·王翼第十八》在论述古代军队统帅部的编成时说：“凡举兵帅师……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这“七十二人”的分工职责明确，其中有五类二十四人与间谍活动有直接关联：
“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闇蜀忽往来，出入若神……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并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
“伏鼓旗三人”是分管军事保密通讯和制造假情报以欺骗敌方；“耳目七人”是从各方面去侦探。值得指出的是：“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一句中的“军中之情”后人大多认为是指“敌军内部情况”，这是误解。敌军内部情况的侦探，是“游士”所为，所以在“游士八人”中已明确提到：“观敌之意，以为间谍。”“军中之情”应当是指己方军队内所发生的变动情况。也就是说“耳目”的主要职责是督察监视己方的防区和军队，以防内变。“羽翼四人”是从事“以弱敌心”的心理战的间谍人员，主要对敌进行宣传攻势；“游士八人”是针对敌方的，负责刺探侦察敌方情报，反间谍及收买敌方内间；“术士二人”是装神弄鬼，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瓦解敌方斗志或者借此激励己方斗志。
这五类二十四人，是古代军队指挥机构中专职间谍的人员，由此推论，也应当有相应固定的组织机构，所以《六韬》是世界间谍史上有关间谍机构最早记载的文献。但是因为《六韬》的这一记载是周武王问姜太公时的对话，尚无史料来证实当时是否已形成这一间谍机构，所以只是从理论上来论述探讨。
《武韬·发启第十三》又说：“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这是运用辩证的方法去考察检验一个人，既看外表之言行，又察内心之意图。还须注意其亲近或疏远什么人，从而予以正确地判别掌握。《龙韬·选将第二十》更是提出了“知士之高下”的极为详尽的考察检验方法——“八征”：
“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人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七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六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
此“八征”虽说是对“士”而言，但实际上也包括了招募、培养和考察间谍的方法标准。即使是当今中外间谍考验的方法，也不外乎此“八征”，至多增加一个“假枪毙”而已。至于反间破敌，《武韬·文伐第十五》又有“十二节”之法，很具参考价值。
“一曰：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委听，顺命而合。彼将不争，奸节乃定。五曰：严其忠臣，而薄其略。稽留其使，勿听其事。亟为置代，遗以诚事，亲而信之，其君将复合之。苟能严之，国乃可谋。六曰：收其内，间其外，才臣外相，敌国内侵，国鲜不亡。七曰：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和空虚。八曰：赂以重金，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重亲之积，必为我用。有国而外，其地大败。九曰：尊之以名，无难其身，示以大势，从之必信；致其大尊，先为之荣，微饰圣人，国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应事，如与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时及将至，若天丧之。十一曰：塞之以道……收其豪杰，内积甚厚……阴纳智土……纳勇土……徒党已具，是谓塞之。有国而塞，安能有国。十二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宝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
“十二节”可以用“顺、分、赂、娱、留、间、收、利、尊、信、塞、迷”十二字来概括。《孙子兵法》主张“五间俱起”，如果再辅之以此“十二节并发”的方法，敌方的“智者”和“谋士”则全然无力应付了。
《武韬·三疑第十七》又说：“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欲离其亲，因其所爱，与其宠人，与之所欲，示之所利。因以疏之，无使得志……既离其亲，必使远民，勿使知谋，扶而纳之，莫觉其意，然后可成。”这是着眼于敌方最高层内部的间谍活动。其中“离亲以亲”（要离间敌方亲信，必先收买这个亲信的亲信）的用间思想，具有颇为神奇的作用。因为用这个亲信的亲信去进行离间活动，既能深得内情，有很大的成功把握，而且又因为是间接行间，所以不会引起怀疑，以至于“敌方的亲信”被推上断头台也不知道是谁在背后捣的鬼。
《龙韬·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最早最系统地提出了情报传递的秘密手段——阴符和阴书。阴符、阴书的出现，在间谍情报传递方式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现代密码技术的源头。
《六韬》中的用间与反间理论，已趋于成熟，可视之为一部间谍理论教材。虽然它在用间战略思想上还没能超出《孙子兵法》，但是在用间战术方式上则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成为古代间谍理论史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李靖兵法》
李靖，唐初著名军事家。因功晋封为卫国公，所以又称李卫公。（571～649）唐高祖李渊曾赞誉他说：“古之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及也。”李靖著有《李靖六军镜》三卷，原书已佚，其部分内容保存在《通典》之中。清代学者汪宗沂据多种类书的李靖佚文，辑成《卫公兵法辑本》，使李靖兵法得以流传。
自《六韬》问世后至唐代，无论兵书及间谍理论的数量和质量，都没能超过《孙子兵法》和《六韬》。虽然史书的艺文志著录的兵书有数十种，但可惜几乎全部失传。尤其是战争场面波澜壮阔的三国时期，竟也没有记述较为完整系统的间谍理论传世。这一方面是因为兵燹战火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汉董仲舒倡导“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致。
因此，《李靖兵法》中的间谍理论，成为承上启下之作。《李靖兵法·将务兵谋》一章中，有论及间谍的大段叙述，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八间”——“夫战之取胜者，此岂求之于天地乎？在因人以成之。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有间其纵横者。”
李靖特别注重于主动派间谍去离间敌方，这较之《孙子兵法》以反间为本则更为积极主动。此“八间”可归为两大类：内政类和外交类。内政类为“间君”、“间亲”、“间贤”、间能”、“间左右”；外交类为“间助”、“间邻好”、“间纵横”。李靖并举了古代六名著名间谍“子贡、史廖、陈轸、苏秦、张仪、范睢”为例，来说明“皆凭此术而成功”的观点。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李靖提出了“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的思想。这与其前的孙子“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和其后的岳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军事思想如出一辙，强调用兵、用间均无“常法”，须随机应变，灵活机动。
第二部分是“五道”——“且间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仕子，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之使，矫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使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
此“五道”是对《孙子兵法·用间篇》中“五间”的具体解释和阐发。清代朱逢甲在《间书》中说：“李卫公兵法所言五间，与孙子兵法相表里。”如“因其邑人”（利用当地人）即“因间”：“因其仕子”（利用敌方官员）即“内间”：“因敌之使”（利用敌国使臣）即“反间”：“审择贤能”（审慎选择有才能之人）即“生间”：“佯缓罪戾”（假意释放罪犯）即“死间”。
第三部分是“四因敌”——一因“敌有宠嬖”；二因“敌有重臣失势”；三因“敌有亲贵左右”；四因“敌若使聘于我”。
这段论述属于用间战术，指进一步离间敌方的具体手段。李靖另外也提到“若（敌）上骄下怨”，可用“离而间”的方法。对敌方的“宠嬖”、“重臣”、“亲贵左右”的离间，是照应上文的“间亲”、“间贤”、“间能”；对敌方的“使节”的离间，则是呼应上文的“间助”、“间邻好”、“间纵横”。论述一层深入一层，说明也越来越具体。李靖再三强调：要达到离间敌方的目的，则必须“啖于厚利”。要以“珍玩”、“珍宝”、“珍味”等去“啖敌”，否则便无从下手。这一思想虽然有其片面性，但它确实是古今用间的常规手法之一。
第四部分是“一利一弊”——“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彼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夫水所以能济舟，亦有因水而覆没者。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
这一部分是李靖用间思想的精华所在。他将己方主动的间谍行动与对敌方的反间并举而论，比《孙子兵法》有了更全面的发展。他又反复强调在反间中假情报的运用（共五次），可见对其极为重视。相反，他也深刻地认识到敌方的假情报同样也会对己方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他慎重明确地提出了“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这一著名的用间辩证思想，开辟了反间谍理论的一个崭新天地。
李靖又进一步精辟地论述了反假情报和反离间的两个正确方法：一是对于各类情报，必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从理念和实际两方面去分析考察，这其实就是情报的验证、辨析和判定。二是对君主必须“忠以尽节，信以竭诚”，以此加强己方阵营的反离间防御，不被敌间乘隙而入。重视攻与守的结合，大大推动发展了古代的用间理论。但是遗憾的是，李靖只是论及了文武大臣对国君的“忠以尽节”，而没有涉及到国君对文武大臣的信赖，仅限于单方面的忠信这是很不够的，也是很危险的，如果敌间不去“间亲”、“间贤”、“间能”，而是像李靖已经提到的“间君”，那么“忠以尽节，信以竭诚”的文武大臣便岌岌可危了，这些防御敌间的措施也将随着君主的疑心而土崩瓦解。
李靖还在《部伍营阵》篇内多次并详细地论述了“耳目”、“探候”、“听子”、“游奕”、“烽燧”、“防奸人”、“远探”、“地听”等侦察敌情、防间反谍和窃听等间谍活动方法及技术手段，堪称为一部“间谍小百科全书”。
总观其要，《李靖兵法》用间思想的精华具有战略指导和战术启发的意义，可将其概括为四句话：用间其妙非一；察于心而参于事；间能成亦能败；忠以尽节。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也称《太白阴经》，是唐代李筌撰著的一部兵书。李筌，号“少室山达观子”，其生平事迹，史书语焉不详。据《新唐书·艺文志》，他曾著有《阃外春秋》十卷、《孙子兵法》二卷、《太白阴经》十卷等五种著作。本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有唐抄本《阃外春秋》两种，但已残缺不全，其中李筌的进书表的末尾署道：“天宝二年六月十五日少室山布衣臣李筌上表。”可见其主要活动约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约712～756）。《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成书后流传不广，直至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征集到一个抄本，所以存有多处残缺讹误。
李筌有其独特的用间思想，他在《太白阴经》中专门辟有论述间谍的章节：《行人篇第二十三》。这是继《孙子兵法·用间篇》至唐的一千三百多年中，惟一一部设有间谍专章的兵书。称间谍为“行人”，是李筌首称，也是有他的双重寓意的。一是“行人”即“出行之人”，李筌举古代伊尹、吕望、李斯、韩信、荀彧、贾允、崔浩等人为例，这些人均为出行此国而实为彼国行间任事之人；二是“行人”在古时本身便具有间谍性质，略同于《孙子兵法》说的“生间”。由此可知李筌着重于往返于敌我、具有活动性的“行人”间谍，这是非常现实的，也是后代“五间”中的主要行间类别。
李筌说：“将帅能够收买敌人而任用他，以此来获取敌人的情报，那么战争还怕会不胜利吗？所以说：收买、搜罗了敌人的贤能，敌国就会倾败、空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很明显，李筌的用间观是着眼于一个“人”字，无论敌我，只要是贤能之人，必当千方百计予以提拔重用或收买搜罗。他深刻地认识到：人有能力大小之分，能力大的人不论在哪一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只有一般能力的人则应不予使用。李筌这一把人的因素放在一切之首的用间人才观，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后人重视借鉴。
李筌又说：“用间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敌方以合法身份前来侦探的间谍，己方可以给他高官厚禄，并详察他的言语，从而打乱他的间谍活动计划。如果敌方间谍投降己方就委以重任；如果是假投降就杀掉灭口。二是己方派间谍去探察敌国君主、大臣、左右、执事谁贤谁愚；内外近侍谁贪谁廉；传令官员、门客幕僚谁君子谁小人；探知这些情报后，才能因势行动。”李筌先论反敌方间谍的具体措施，后述派己方间谍的主要任务，从中可以看出：李筌依然着眼于人的素质优劣、能力大小和操行高下。
关于反间谍，李筌又提到用“察其辞”的交谈技巧来诱套、辨察敌方的情报。他在《数有探心篇第八》中对此详细加以叙述：
“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应不失。”
这是很有见地的。在与敌方间谍交谈时，首先要估摸对方的心理，其次要察颜观色，揣测对方的内心变化，然后还要听对方的语言声调，最后再“考辨”对方的言语。将此四者综合分析，得出一个对敌方间谍的总印象。如果对方说的与他“心、容、声”所反映的不一致，那么就“反而求之”。李筌又说：“既得其心，反射其意。”只要掌握了对方的心理，就可根据他说“是”（其实为“不是”）或他说“不是”（其实为“是”）来完全控制调动对方。
李筌又详述了对不同的间谍对象采取不同的交谈技巧，他说：
“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异，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
正因为投不同对象之所好，所以能使对方与你有“共同语言”，这就容易诱使对方了。李筌对此总结道：“同其道，人所欲听；异其表，听而不晓。如此则不测浅，不测深；吾得出无间，入无阻。”李筌关于用间时交谈技巧的大段论述，在古兵书中极为罕见，他实际是开辟了“用间心理学”和“用间语言学”的新领域，在间谍理论史上具有首创之功。
李筌还极为重视用间的保密性。他说：“施展谋略权术就会使谲诈欺骗应运而生。邻国之间有往来就会有间谍活动，这就必须要起用深藏不露之人来行间谍之事。”他又说：“三军之密者，莫密于行人。行人之谋未发，有漏者，与告者皆死。”间谍计谋与行动，须做到“若鹰隼之入重林，无其踪；若游鱼之赴深潭，无其迹。”这样，即使是古时传说中最善于观察的“离娄”也“不见其形”；最擅长听闻的“师旷”也“不聆其声”。要争取达到“微乎、微乎，与纤尘俱飞”，完全无影无踪的地步。
李筌尚道，在《太白阴经》中也不免有迷信成份和阴阳占验等糟粕，这是应当批判的。
《杜牧注》
杜牧（803～852），字牧之。唐代著名学者。其祖父为编撰《通典》的史学家杜佑。世称杜牧“最喜论兵”，多研讨“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杜佑与杜牧祖孙两代均对《孙子兵法》予以详注，尤其是杜牧，清人毕以珣《孙子叙录》称“杜牧注最为详赡”。杜牧曾引用142个古战例和18部古兵书来注解佐证《孙子兵法》，是《孙子兵法》自曹操首注后至唐以来最为详尽的注本，突出表现了杜牧稳重、谨慎的用间思想。
杜牧在注“内间”时说：“敌之官人，有贤而失职者；有过而被刑者；亦有宠嬖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因败丧以求展已之才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潜通问遗，厚赂金帛而结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谋我之事，复间其君臣，使不和同。”
杜牧在这里将《孙子兵法》的“内间”涵义更为详细具体化了，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用间思想，即：内间的任务可以是多重的。既可以搜集敌国情报，离间敌方君臣，也可以探获敌方间谍对付己方的阴谋。这就把内间的作用扩大了，改变了以往认为内间只执行单一任务的旧观念。
杜牧在注“生间”时认为“生间”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外表要“愚”、“劣”，不易引人注意；二是体力要“骄捷劲勇”、“能忍饥寒”，以此保证在远道险阻的“往来相通”中有足够充沛的体力；三是内心要“聪明”、“心壮”、“闲于鄙事”、垢耻”，这是必须具备高度灵活的智慧和坚定深沉的性格。对其所见所闻的罪恶与丑陋言行，当采取不闻不问、熟视无睹的态度，有强烈的克制力。对任何侮辱的言行则应具有含辱忍耻的意志力。杜牧又说：“厚貌深情，险于山川，非圣人莫能知。”再次强调“厚貌深情”的间谍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杜牧对己方用间也有独到的认识。他认为有的间谍为己方服务，是因为贪图钱财。这些人往往碌碌无为，根本得不到敌方的真实情报。于是他们便会胡编乱造一些虚假情报来应付讨赏。虽然他们不是敌方所派，也不愿为敌方服务，但这些假情报将会给己方造成混乱及损失。所以对此类间谍，必须“用心渊妙，乃能酌情伪虚实也。”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用间应当是智、勇、忠之人，不可起用庸俗之人，否则可能贻误大事。
杜牧对用间与反间的斗争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凡欲攻战，先须知敌所用之人贤愚巧拙，则量材以应之。”先计量敌方间谍的虚实强弱，再派遣己方相应的间谍去活动，使已方各等级的间谍所用得当，各尽其能和有的放矢。犹如孙膑赛马之计：我上对敌中；我中对敌下，我下对敌上，虽一负但终以二胜而占其上风。
杜牧特别重视用间中的“厚利”，他说：“若敌间以利导之，尚可使为我反间，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乡间、内间也。此言使间非利不可。”这与李靖用间思想完全一致。它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反映了“无常敌，无常友，而有常利”的战略变化规律。总之，杜牧的用间思想核心为“非间不可，使间非利不可”。
《草庐经略》
《草庐经略》，无名氏撰。从书名看，作者无疑是以隐居茅庐的诸葛亮自命，因此作者当为一位隐士。从书中内容推断，它约成书于明万历初年（1573年左右）。清代宋庆曾为其作《序言》说：“近时《武备志》、《读史兵略》诸书虽该博过此，而精当逊之，亦谈兵者不可缺少之书。”后人称其为“中国兵学通论”。
《草庐经略》有“诡谲、尚秘、军号、斥堠、间谍、乡导、防伏、内应”等专章，均论及到用间。
书中说：“用间之法，尤极其精，不可不阐其义。五间俱起，固当聪而角其同。即一间之中，不可不多其人。以觇言果同否，则始为真。五间各不令相知，生间之人，亦当择其彼此素不相识者而遣之，则其所谓敌情各述所闻，吾始得较量其同否，而察其真伪。”这是说派遣多名互不相识之人，同时去行间探情，返回后，用间者则根据各人的报告，予以考察辨别情报的真伪，是一种实用的情报辨识术。
书中又说了为什么要派遣互不相识之人为间谍的理由：“何者？为间之人一相知，则必符同其说，以巧用其奸，而吾反为间所诳矣。故为间之人不一，而知间之人惟我，详询而观其诚，参订以抉其微，幻如乌有，秘若鬼神，敌虽善扃，能遁其情乎？”这里说明了一个用间计谋：行间必须单线联系。即间谍与大本营的纵向联系，不容许间谍与间谍之间的横向联系，以此来加强其保密性和保证行间的成功性。但是有一点，书中没有认识到，那就是纵向单线联系，并非仅仅为了防止间谍之间“同其说”和“较量其同否而察其真伪”，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行间计划的顺利实施和间谍本身的安全。
在用间的利弊上，书中认为：“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间可常恃耶？”这一观点颇有新意。即间可用而不可恃。这一用间思想在此后被何守法的《投笔肤谈·谍间篇》所接受采纳。
在防奸反谍方面，《草庐经略》重视以联络暗号来予以防范。这类暗号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物品或文字。为了更为保密，还须设制“外号”和“内号”，“不知号者，必奸细也”。在充当策应内间方面，书中认为：“选我慧黠之士，其精锐一可当百者，佯为商贾，先事而往。”当己方“兵临城下，应者夜焚民居，火光四彻，诈呼敌入，兵民嚣乱，乘机成事”。如果敌城防守坚固，久攻不下，则采用一种用间谋略：“久而围之，猝解而远去。彼受困之城，米珠薪桂，卖薪负贩，彼必无疑。”间谍乘敌城久困乏资之际，化装成想乘机发战争财的贪利小贩商人，不易引起怀疑。己方军队则乘敌城开门贩卖售买物品、放松警惕之机，“外兵倍道而袭，”与间谍里应外合，攻克敌城。不过《草庐经略》也慎重地告诫道：“大抵奸细在内，宜早应之于外，久则败露，非胜算也。”
《草庐经略》的用间思想，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均较之前世有所发展，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尤其在“恃间”的利弊、“五间俱起”的具体实施、利用商人为间等方面，均有着极为精辟的见解。可惜以往常被谈兵论间者所忽视，一直泯埋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可行的运用。
《投笔肤谈》
何守法，号“西湖逸士”，生平事迹不详。所撰《投笔肤谈》，约成书于明万历年间（约1600年左右）。从书尾题“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撰音点注”，可知其为明万历年间解元。此书上下两卷十三篇，作者在“引言”冲说：“仿《孙子》之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题曰：投笔肤谈”：“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别。”
《投笔肤谈》十三篇中有“谍间第五”、“敌情第六”、“方士第十”三篇涉及到用间理论，可综合概括为四个部分。
知敌情“不费己力”
何守法说：“非谍何以索其情，非间何以投其术哉？”用间时把敌“情”与我“术”联系起来，从而因敌而制胜。他提出了一个“不费己力而功自功”的用间术：“伐人以主”、谋人以臣”、“散交合斗”。即利用敌间去“伐其主”、“谋其臣”和“合其斗”。何守法又用譬喻来形象地说明这一点：“虎口拔牙、送肉饲虎、扛戈追虎和投石击虎的人，没有不被虎吃掉的。应当让别人去拔虎牙，送肉饲虎和追虎、击虎，自己则不必亲自去做；最妙的是自己隐蔽起来投石去击虎诱虎，使别人受其害。”何守法对此总结道：“此以虎喻敌……身当其虎，必被所伤；使人当之，则可旁观而取其利。”这说的是利用敌间反间。但是在现实用间中，这一“间谍妙计”不易运用自如。因为你想“使人当之”，别人也想“使你当之”；你想“旁观而取他利”，他人也想“旁观以取你利”。须择时而用。
“得敌情乘而勿失”
何守法说：“敌不示我以情，亦犹我不以情示敌”：“敌情亦难得。”正因为敌我双方都千方百计要防止机密的泄露，所以情报就非常难以得到，即使得到了一些敌情，也往往是假多于真，甚至全是假情报。因此，“如得敌情（指较可靠真实的情报），乘而勿失。不得敌情，形之乃知。能形敌而得其情者，兵之妙也。”情报难得，稍纵即逝，必须乘机迅速行动而决不可错过机会。何守法提出了一条获取情报的新途径，即“敌之情状，有用间而得者，亦有因形而得者”：“形敌而得其情”。在“用间不得敌情”的被动局面下，采用故意调动军队，制造假象的示形之法，来诱骗敌方暴露出他的虚实真伪，这也是一条巧妙的用间术，应予以重视。
乱敌方“先察后行”
“先察”是说“当先采物价之腾平，察风俗之好尚，目间人事之喜怒，觇上下之乘和”。这里注意到了利用平常的合法场所和普通的方法去“察敌情”。但为了不被敌方故意制造的假象所骗，则应当“谍之所告，心当预明”，需要明察详辨。“后行”是说“然后因隙间亲，因佞间忠，因利间争，因疑间废，诳其语言，乱其行止，离其腹心，散其交与”。先得敌情，方可乱敌。
间谍“可用而不可恃”
何守法在《谍间第五》篇末总结道：“故间谍可用而不可恃。用之者智也，恃之者愚也。”他又说：“用之，谓善用之也。非识机者不能，故曰智；恃之，即信听之不察，故曰愚。智、愚分而胜、负判。”
何守法在书中还提到了一些间谍技术，如“刻木为鸟，束蒿为人，树栅为城，结草为阵，封鸽代谍”等，与其用间理论相得益彰。总之，何守法的用间思想已经较明确地注意到敌我双方用间的相互性和一致性，又极明确地提出了“间可用而不可恃”的正确观念，大大充实了以往的用间理论，填补了有关的空白，成为明代间谍理论的殿军。
《兵经百字》
揭暄，字子宜。生卒年代不详，清初人。据载：揭暄“少负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古所未有。学使吴炳见之，惊曰：此异人异书也。”《兵法》又称《兵经百字》、《兵镜百篇》和《兵法圆机》。揭暄曾起兵抗清，失败后隐居山林，郁闷而死。《兵经百宇》分“智”、“法”、“术”三部，将军事上各方面的问题概括归纳为一百个字，每字之下都有解说论述，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揭暄的用间思想散见于《兵经百字》各篇之中，现予以分述。
“预布叠筹”
揭暄在全书首端开门见山便谈间：“在作战中，要抓住战机和造势，在准确地识别和判断敌情后，再与之交战才有胜利把握……要从我变来推知敌变，再由敌变来决定我变，并能控制局势，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转化……总之，预先早有准备，筹划多个可供选择的方案，都要以周全谨慎为基础，能巧妙地使用反间，才算是做到了诡秘。”这里讲的是“识敌”、“判敌”、“交敌”、“控敌”、从而“胜敌”的一个完整的系统过程。特别要着重指出的是“预布叠筹”，即：预先早有准备，筹划多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这一用间思想是一个重大突破和发展，它已将用间提到了有效组织、周密计划、科学管理的一个新高度来论述。揭暄认识到用间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所以十分重视“预布”，用相应的预设方案，快速、及时、可供选择地去应付各种突发事变。这种“预布叠筹”的用间思想，要求有大胆的假想思维和丰富的用间经验，尽可能地顾及到各方面可能出现的前因后果及利益弊端，以供用间决策者有更大的思考空间、选择余地和更多的处理解决问题的方式手段。用间决策者既可以依据具体事变而选择某一相应预设方案，又能从其它方案中取长补短，制定出一项最优的行动方案。揭暄这一用间思想，具有重大的借鉴实用价值，实为现代谍报学之先声。
“言为剑锋”
揭暄把语言喻为“剑锋”。他说：“用这一方法大多很离奇：有的散布虚张声势的谣言来协助计谋的实施；有的暂且借助假话来掩盖即将准备的行动；有的对敌方营垒的人进行诬陷，造成敌方内部的猜疑；有的故作谦卑骗取敌方丧失警惕；有的故意泄露假情报使敌方上当，或有意说反话来诱骗敌方；有的用危言耸听去震骇敌方，使之丧胆；有的装成痴呆，假装受骗，假装发怒，假装高兴，从而麻痹敌方；有的假意口吐狂言，故意说梦话，说胡话，或假托鬼神，用眼神、形态、手势、踩脚、傻笑等不言而言，去蒙骗敌方。”揭暄对此总结道：“运言而制机宜”，即要因机而运用语言，灵活机动。
把语言、表情、声调和举止列入权谋之列，唐代李筌已初涉及，而揭暄则予以大幅度的创新发展。用谣言、假话、反话、危言、狂言甚至胡话、梦话去欺骗敌方，可谓“唇枪舌剑”；用悲哀、痴呆、假怒、伪喜、信神、眼神、姿势、傻笑去间诈敌方，又可谓是“假痴不颠”。这种具有高度艺术性的用间杰作，其作用正如揭暄所说：“善言者，胜驱精骑。”
“无时不谨”
谨小慎微，高度敏感警觉，是一个间谍的必备素质。揭暄说：“战场上无论何时都是危险的，所以任何时候都得谨慎。一到军中就必须随时都感到将有敌间在窥探一样……遇到山林和险要，更当警觉敌间在暗处伏探。”
“四知廉得”
对于“知敌情”的用间方法，揭暄有详细论述，他说：“最微妙莫过于对敌情的侦知。用自己主观想法来猜测及推断，远不如用四种方法去察明敌方的虚实为准。第一是利用与敌方有私交的人；第二是派出间谍；第三是组织侦察；第四是利用乡导。从与敌方有私交的人中，可以探知有关敌方计谋的情报；从谍报密件中，可以了解敌方的虚实；从侦察情报中，可以获知敌方的行动；从乡导中，可以掌握作战地形的曲直、险易等。”
用“通”（与敌方有私交的人）、“谍”（己方间谍）、“侦”（己方侦察人员）、“乡”（乡导）——这“四知”去“廉得”（察明）敌方实情。显然，此“四知”应当并举而又各有侧重。“四知”是手段，“廉得”才是目的。“四知”是古代的用间情报识别术。
“间者祛敌”
揭暄把间谍的作用分为两类，一类是“侦知敌情”，即“四知廉得”；一类是“离间敌人”，即“间者祛敌”，这是科学合理的。离间敌人的间谍种类共有十六种，即：去离间的生间；去诱骗的死间；伪造书信的书间；故意失落文件的文间；散布谣言的言间；编造歌谣间敌的谣间；创作歌曲减弱敌志的歌间；从事收买的赂间；假贡礼品的物间；伪许官职的爵间；反用敌人的敌间；利用同乡的乡间；假交朋友的友间；运用美女的女间；以恩惠招募的恩间；以威逼恐吓的威间。
此十六间，极大地丰富发展了孙子的具体用间术，所欠缺的是，揭暄没有提到“行动性暗杀间谍”，这是不该有的遗漏。
“谋成于密”
揭暄说：“谋成于密，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秘。一人之事，不泄于二人；明日所行，不泄于今日。细而推之，慎不间发。”他又说：“要防止于言谈之中泄露秘密；要警惕从容貌之中泄露秘密；还要当心于睡梦之中说梦话而泄密……如果某些情报可以对某些需要利用的人说的，也不妨先告知一个大概，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坦露这些秘密是为了更好的保密。”这是一条藏秘于公开的“不秘所以为秘”的重要用间保密原则。“言谈”泄露主要是因为“言多必失”，应当“守口如瓶”：“容貌”泄露主要是因为“喜怒形于色”，应当“不露声色”；揭暄提到“恐泄于梦寐”，乍一看似乎有此偏颇离奇，欠合情理。但是考察一下古今中外的用间失败案例，确实有许多是“泄于梦寐”而事败身亡的。防止“泄于梦寐”的方法也为一些间谍所发明，如单独寝，俯身卧、蒙头睡，睡前口含食物等。
此外，揭暄还提到情报传递的保密法。他说：“远距离联络，写信应用密码代号，即不成一定的字体、没有一定的格式，也不要用纸和竹简。即使是传递情报者，也不知其意。如果万一落人敌手，也无法破译。”
“勾术”
这是从破坏敌国的内政、外交两方面说的。“勾取敌人的亲信为己方暗通情报；勾取敌人的勇士为己方的内应”，这里说的是破敌之内政，即“伐谋”：“争取邻国作为己国的声援；争取边远国家协助己国攻击敌国”，这里说的是破敌之外交，即“伐交”。要做到这两点，非间不可。揭暄以“胜在下者用天下，未闻己力之独恃”的观点贯穿此四勾之术，可见其重视并善于借力去克敌制胜。
“点眼术”
揭暄说：“敌必有所恃而动者，眼也。如人有眼，手足举动斯便利。”以“眼”比喻“情报”，所以间谍也叫“眼线”或“耳目”。为了使敌方“绝其生而丧其明”，就当运用“点眼术”。如“敌以谋士为眼”，则用间谍去搞掉他；如“敌以勇将为眼”，则用间谍去除掉他；如“敌以亲信为眼”，则用间谍去离间他。“丧其眼”则必然会“绝其生”，这是“制敌之要法”。
《兵经百字》是清初用间理论的代表作，承上而启下，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曾被著名学者魏源选中而编入《皇朝经世文编》之中；李鸿章也将其收进《兵法七种》广为刊行。但是揭暄为了凑齐“百字”，则有强分硬离之弊。此外，揭暄还有些自命不凡，缺乏儒将风度。他在“凡例”中说：“兵法，从来只有流传而无体系的经典著作《武经七书》也支离破碎……《武经七书》中的思想只是对付劣将，而我这本书则是立足于制服能将。”这就盲目自大，不足为取了。
《间书》
朱逢甲，字莲生，清末人，生卒年代不详。时人称其为“多材艺邃经学”之“奇才”。著有《间书》、《平黔策》及修撰《兴义府志》。朱逢甲在《间书·自序》中说：“撰间书一卷，以己言为纲，引群书之言与事为目以证之。用间之法，略备于斯。”时年为咸丰五年冬（1855）。其撰著《间书》的目的是替清军镇压农民起义而出谋划策，表现了其仇视农民起义，效忠清室的反动性。但是由于该书是古代中国存世的惟一的一部间谍专著，书中又汇集并分类引用了大量古代用间史料实例，所以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参考借鉴作用。《间书》共分为六个部分，以间谍实例为主线，分述有关用间理论。
为间谍正名。通过对宋人王应麟的间谍观念的批驳，来证明间谍在政治、军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举女艾、伊挚、吕牙、子贡四名“古之贤人”，及清太宗皇太极亲自从事间谍的活动，来为间谍正名，认为：“拯民水火，即身为间，何伤？”
汇释间谍术语。朱逢甲从《六韬》、《周礼》、《尔雅》、《左传》、《说文解宇》、《曷鸟冠子》、《史记》、《后汉书》等八部古书，罗列有关间谍术语予以简释。虽然有些解释模糊不清或牵强附会，但还是可取的为多。
列举古代著名兵书及名将重间言行。先列举《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中的用间理论，再举李靖、信陵君、韩信和李光弼等古代名将“皆重用间”案例，分别佐证其用间观点。
强调名将与名将对抗时，胜负取决于用间。他先举秦将白起与赵将廉颇“皆名将也，秦用间，则秦胜”；又举战国秦灭赵之战中，秦将王翦和赵将李牧“亦皆名将也，秦又用间，则秦又胜”。视一“间”字为名将对抗胜负之关键。
使用间谍的方法。朱逢甲认为：“论用间之法，《孙子》所言之五间，最为精微详尽。”他又并举“秦求晋鄙客间信陵君”、“汉陈平间范增”、“春秋子木间郑国”三例及宋代苏辙论间之语，来加以说明用间的“亲、厚、密。”对此，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用间术：“今饷既匮乏，万不能以如许金行间。然过吝金，亦间不行。莫若汰兵练而选锐，锐选则饷减，而以所减饷金之半行间，斯两得之。”在财政拮局的困境下，采取精简兵员的措施，调拨出资金去行间，就能同时保证军队的实力和情报的获取。这种“以精兵增资金”，“以行间抵军力”的用间思想颇为新颖实用，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
他在详述《李卫公兵法》中的“七间”时，相应举了有关用间案例和方法：“间君”为子贡之于吴越；“间亲”为秦间之于信陵君；“间能”为苏厉之于白起；“间助”为张孟谈之于韩、魏；“间邻”为张仪之于楚王；“间左右”为秦间之于郭开；“间纵横”为燕人之于苏秦。朱逢甲认为此“七间”中以“间能、间助为要”。他又说：“读古人兵书，不必泥其词，而刻舟求剑，贵神明而交通之。”强调心领神会，灵活运用，反对一味崇古，死搬硬套。
举大量案例分述五间。这一部分是《间书》中的最主要部分，汇纂了古代几千年用间的主要案例。
死间——举春秋关其思、楚汉郦食其、唐代唐俭、三国俞赞、南朝檀道济之叛卒、西夏李元昊之间谍等七例。朱逢甲说：“今欲间，宜先张兵威以胁之，待其间行而降，出不意以击之，无不济。”他已看到了外部军事实力与内部行间的互相配合关系及作用，也认识到最后解决问题需要靠军队“出不意以击之”。
反间——举楚汉秦将间李良、西魏韦孝宽间牛道恒、唐代韦皋间吐蕃、宋代岳飞间刘豫和种世衡间野利旺荣、明代王守仁和李充嗣间朱宸濠、战国赵奢间秦谍、汉代陈平间范增、唐代李愬间吴元济和高仁厚间阡能、宋代赵匡胤间林仁肇和岳飞间曹成、李允则间契丹、战国田单间乐毅和秦国间信陵君、后周韦孝宽间斛律光、春秋斗比伯间隋少师、汉代匈奴间刘邦和班超间龟兹王、东晋刘曜间麦菊允、十六国乞伏乾归间吕延等二十余例，史料丰富。朱逢甲还十分重视“仿手迹而作伪图章”，认为“不反间则不能胜”，“一纸书，贤于十万师”。
乡间——举南北朝候渊间韩楼、西魏杨侃间薛修义、明代赵臣间岑猛和孔镛间阿溪等四例。但是此四个案例不属于典型的乡间，而是与反间杂揉在一起。
内间——举战国张仪之于靳尚和郑袖、汉代陈平之于阏氏、南北朝贺若弼之于陈国间谍、唐代契丹之于唐军俘虏、宋代张齐贤之于契丹、韩世忠之于魏良臣、刘□之于曹成等七例。此节编排杂乱，开始说内间，后又说反间，脉胳不清，概念欠明。
生间——举春秋卫国礼至，郑国烛之武，宋国华元，战国赵国张孟谈，三国黄盖，东汉冯异，唐代王晙，宋代种世衡手下番将，五代王鹞、刘寻阝手下油郎，宋代小长老、江北名僧，明代康茂才手下看门人、熊景手下商人、沈希仪手下小贩等十七例，内容编排也混乱不清。从中可知朱逢甲对乡间、内间、反间和生间的界限不甚明了，因而导致举例不当。
整部《间书》约举80个用间案例，上自夏，下至清，跨度为几千年。从所举之例看，朱逢甲主要是从以往《孙子兵法》的各类注本及历代兵书、类书中辑录汇纂而成，无多发明。况且材料大大多于论点，在用间案例后的按语中，也缺乏具有创见发明的用间思想，并偏重于战术性而较少论述其战略性。尤其是在引用大段李靖兵法时，却有意不引其“间能成亦能倾败”的核心观点，表现了朱逢甲“间谍万能”的错误偏见。由于《间书》是中国古代的惟一存世间谍专著，又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末世，所以它便成为中国古代间谍理论的压轴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