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所见铭文最长者要属西周晚期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载字497个，它的篇幅相当于《尚书》一篇，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王室嫡裔毛公所铸青铜器，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即现在的宝鸡市岐山县。圆形，两个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
鼎内铭文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时期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
在所有青铜器中，彝器的铭文最多。彝器又称“礼器”，它的盛名与当时社会的礼乐制度休戚相关。礼器用来祭天拜祖、宴请宾客、赏赐功臣、记功颂德、死后随葬。在青铜礼器中，鼎最为重要。它不仅是一种祭祀器具，而且是江山社稷的象征。
当时的治国者凡遇重大事情，必铸造铜器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其目的是长久保存。据《礼记·祭统》记载：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周代的铭文脱胎于甲骨文，但字体较甲骨文定型，而且逐渐走向规范。铭文可以灵活自如地表达思想、描绘事物，其笔画形状也发生了变化，线条不似甲骨文的瘦硬，尽是直笔，出现了圆笔，字体匀称，大小整齐划一，标志着一字一音的符号性质取代一形多义的图画性质的汉字新时代的到来。
从青铜考古实物来看，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奴隶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西周初年的一件礼器，内底有铭文4行32字，是记载周初周武王伐商的唯一记录。再如，西周中期铜器《盠方尊》铭文，记载周懿王命盠不但要统帅护卫王室的“西六师”，而且还要兼管镇抚东夷和统治东方的“殷八师”或称“周王八师”。这些记录与禹鼎、大克鼎、勿目壶相同。
又如，前面说到的毛公鼎，其铭文共5段，每段都以“王若曰”3个字开头，应是史官的记录，以垂不朽。
青铜器上的花纹、浮雕、半浮雕等各种装饰，具备了那个特有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格。因此，这些饰纹同样是青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铜器的艺术装饰大多采用动物的形象，自然界中的动物，其中有许多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关系极为密切，如：鱼、蛙、龟、蚕、羊、牛、象、鸟等。在各种动物纹样中，最具特色的是兽面纹，流行于商代及西周早期。
兽面纹所表现的动物其重要特点是：眼睛巨大，凝视，大嘴咧开，口中有獠牙或锯齿形牙，额上有一对立耳或大犄角，并有一对锋利爪子。这种形象以表现动物的头部特征为主。这类饰纹被后来宋代学者称为饕餮纹。
据古代神话传说，饕餮是神人缙云氏的一个“不才子”。它非常贪吃人类，吃到把人塞在口中，但无法咽下去，终于害了自己，变成了有头无躯的怪物。古代儒生认为，西周鼎中有这种饰纹，其目的是让人们知道因果报应的道理。
在各种饰纹中，龙和凤常出现在青铜器的表面。龙的古老神话传说和“大禹治水”的故事有较密切的关系。禹是当时的半人半神的治水英雄，这种虚构的龙的传说，乃是古人对克服水灾的幻想的形象化。
在远古时代，治水是农业生产的一大问题，而当时人们屈服于自然的压力，只能借助想象的神物来制服洪水。后来，龙被当做水神来崇拜，象征水。《考工记·画缋之事》谈到衣上的绘画时说：“水以龙。”龙的传说影响深远，至今不衰。
凤在青铜器中的表现为华丽的鸷鸟，也是虚构之物，商代人认为玄鸟是自己的始祖，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充分表明了商代以玄鸟为图腾，而玄鸟就是凤。凤鸟又是风神，农作物的生长与风有关，所以对凤的崇拜就是对风这一自然力的崇拜。
青铜器上的纹物除以上述及外，还有几何纹、有关人物活动的饰纹，如有关宴乐、舞蹈、狩猎、攻战、采桑等。人物画像反映了当时贵族社会的生活，开了后来秦汉时期画像石和画像砖的先河。
总之，青铜器的铭文记载了许多古代文献，而青铜器上的饰纹也反映了当时的许多信息。由于铭文和饰纹在我国古籍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深远，故被后人称之为“青铜器的书”。
知识点滴
夏王朝初年，夏王大禹划分天下为九州，令九州州牧贡献青铜，铸造九鼎，将全国九州的名山大川、奇异之物镌刻于九鼎之身，以一鼎象征一州，并将九鼎集中于夏王朝都城。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是顺应“天命”的。
商代时对鼎曾有严格的规定：士用一鼎或三鼎，大夫用五鼎，而天子才能用九鼎，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鼎大礼。因此，“鼎”很自然地就成为了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进而成为国家传世宝器。
先秦时期石鼓文与石刻书
除了用甲骨书和青铜书外，古人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就是在石头上刻字。
石头乃天然之物，来源甚广，又大又重，难于毁弃，刻写面积大，易于模拓，因此它是一种理想的廉价的书写材料。于是，人们把石头也当做书写材料，甚至将整篇作品或整部著作刻于石上，供人阅读和拓印。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作品，被称为“石刻书”。
以石为书跨越了漫长
的岁月，其中大致包括：石鼓文、碑刻、摩崖文字、石刻经文、玉刻，以及由刻石兴起而出现的拓印技术。
石鼓文，也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是在唐代初期发现的，共10枚，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10首，共计718个字。
石鼓文无具体年月，它的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西周时期第十一代君主周宣王出猎的场面；也有人认为它作于秦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还有人认为它是汉代或者魏晋时期的作品。其中“先秦说”被多数人认可。
唐代初期在陕西凤翔考古挖掘所得的石鼓文，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的石鼓。该批石鼓形状并不规则，底大而平，顶略小而圆，四周刻有文字。石鼓共10个，每个鼓记载文字自9行至15行不等，每行刻有5至7个字。
石鼓上刻有诗歌，其中有一首四言诗歌是歌颂美好的田猎宫囿：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宝。
诗歌字体是篆书，后人把石鼓上的这种文字称“石鼓文”。
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铭文，下启秦代小篆，具有重要的价值。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代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大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
石鼓色质灰暗坚硬，表面粗糙，凿成鼓状，谓之“碣”。而汉代以后，刻石的形状由圆柱形变成长方形，表面打光磨平，宜于刻字，称为“碑”。
古时碑长一般一米至五六米不等，通常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刻有碑名，以龙、虎、飞鸟为饰物，下面刻写死者的姓氏、生辰，反面有子孙姓名。
为防止巨重碑沉陷土中，往往另制一块长方形或方形的平面石版，依照石碑的宽度和厚度，刻成一个凹入的槽，将碑石嵌入槽中，来增加碑底面积，使石碑不易下沉。铺在底下的石版称“碑座”。
唐代大碑或御碑，碑座都刻成一个巨大的赑屃。在赑屃上凿一个槽，将碑身立植于槽中。赑屃又名霸下，是龙王九子之一，因他力大无比，喜欢负重，后人根据这个神话，用其作为碑座。
石碑用来记载历史大事，或纪念逝去的人物，以留传后世。通常竖在纪念地前、建筑物的庭院内，或立于坟前。石版立于地上为“碑”，置入墓内为“墓志”。
除碣、碑石刻之外，也有刻字于崖壁之上的，称为“摩崖”。大凡名胜古迹，常有古代名人志士的诗文及游客游兴即发之作，题刻于崖壁之上。现有记录的较早的摩崖文字，是夏禹的《岣嵝铭》和西汉初的《赵王群臣上寿》。
《岣嵝铭》又称《禹碑》、《岣嵝碑》、《禹王碑》。原在湖南省衡山县，现置绍兴禹庙。相传为大禹治水时所立，因史料记载母碑位于衡阳岣嵝，又名“岣嵝碑”。
碑文分9行共77个字，文字如蝌蚪，既不同于甲骨和钟鼎文，也不同于籀文，文字奇诡，文字有走样甚至出现笔误，但确是有所根据，并非向壁虚造，为春秋战国时期刻石。而碑文的具体内容一直被古文字学家争议考证了几百年。有学者认为这是大禹治水的记功碑，但也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这是后世之人的一篇登高祭山之辞。
《赵王群臣上寿》也称“赵王摩崖刻石”。清代道光年间杨兆璜发现于河北永年县西南的猪山，失藏。此石为汉代赵王遂的属下为他献寿的刻石。
此刻石为汉代作品，因为它是现存发现汉代篆中最早者。用笔圆而转折方，与秦汉时期古隶相融洽，书法古拙自然，仪态朴茂雄深。由此可窥篆隶间嬗变的端倪。
此外，还有陕西褒城县褒谷中的《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刻石》。褒斜道是秦蜀要道，在褒城东褒水上。西岸山崖，拔地而起，没有道路。秦汉时期在山上修建阁道，即栈道，以通行人。阁道容易损坏，容易发生危险，故常要修葺。
东汉明帝时，汉中郡太守鄐君奉命诏书修治阁道，就在崖壁中刻了这一篇记录。从此以后，历次修路，都有摩崖记录，如《石门颂》、《西狭颂》等。
5世纪起，许多佛教圣地兴起开凿佛像石窟的风气，有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及甘肃敦煌石窟，都刻有许多佛教塑像。其中塑像最大，刻文最长的是龙门石窟。在该窟现存的2000多件施主的题名中，约有半数刻于7世纪之前。
龙门山上有大块摩崖10多处，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写的《伊阙佛龛碑》，这是唐代刻石的名品，此外有《心经》、《涅槃经》，都是初唐时刻写的精美小楷。
泰山上也有历代摩崖文字，最著名的有两处：一处是经石峪的佛经，北齐时所刻；一处是唐玄宗李隆基亲笔写的《纪泰山铭》，这两处都是大字深刻，气象雄伟。
经文世代相传，全靠手工抄写，加上各家经师注释各异，难免混淆不清。东汉时期，文学家蔡邕于是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了汉灵帝的赞许。
蔡邕用丹笔把经文亲自书于石碑，由石匠陈兴等镌刻，共刻了“六经”，即《易经》、《书经》、《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这就是著名的《汉石经》，因刻石起于熹平年间，故世称《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共有46通石碑。现存残碑每面36至40行，每行为70至74字，字里行间无空格，段与段之间用点或空格分开，仅有极少数段落另起一行。石刻完成后，立于洛阳太学门前。
东汉时期石经的刻写，是学术史上一件空前的壮举。自2世纪至18世纪，石刻经书历久不衰。其中最有影响的石刻有《魏石经》及《开成石经》。
《魏石经》于240年至248年，三国时期魏明帝正始年间着手刻制。由嵇康等人主持，重刻两部半石经，即《尚书》、《春秋》和《左氏传》，其中《左氏传》没有刻完，碑文用古文、篆文、隶书3种不同字体完成。
《魏石经》与《熹平石经》不同之处，在于《魏石经》的每一个字都用3种字体书写，所以又叫《三体石经》，也称《三字石经》，因此历史上把与《魏石经》相对的汉石经称为《一字石经》。
《魏石经》的出现，明确了古文、篆文、隶书三者的关系，对后世经学与文字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文献。
《魏石经》于241年刊立，分载于35通石碑，每碑约4000字，总字数约14.7万字。它立于《熹平石经》西面，太学讲堂之东，成“L”形，排列长度约70米。
837年，《魏石经》上又增刻了12种儒家经典，这就是《开成石经》。这些石碑都由唐文宗的宰相郑覃以当时流行的楷书写刻。《开成石经》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后来用木版雕刻儒家经籍，就以它作为底本。
儒家刻石，主要用以弘扬其学术思想，同时对其他学术的传播也产生很大影响。后来出现的佛家刻石和道家刻石，它们虽然较儒家刻石稍晚，但在数量与规模上，更显宏伟。
道家经典的刻石较儒家为晚，以《道德经》为多。唐代以来，《道德经》的石刻至少有8次，最早的于708年刻制，立于河北易州。随后的道家刻石有：739年立于河北邢台的《道德经》幢，880年立于江苏焦山的《道德经》幢。
古代玉刻也是古籍的形式之一。在古代，玉也是一种书写材料，书写的玉简长方形的称“圭”，刀形称“笏”。上等美玉为皇帝专用，次等供臣使用。
玉在当时十分珍贵，深受达官贵人青睐，现知最早的有刻文的古玉，出自河南安阳殷墟。其中有一玉符，刻有3字，可能是商代官员的通行证；另一件小玉饰，刻有11字，分两行书写，是商王赏赐给臣子雝的。还有玉鱼一条，朱文书写，用以辟邪。
玉简在古代用作封禅王位、祭祀书写、盟书材料。据说汉高祖封禅所用玉简上刻有170个隶体字。
盟书是古代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相互之间及诸侯与士大夫之间为政治利益相互约束，向神盟誓时写在石上的载辞。盟书又称“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