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草，始于秦汉年间，由草写的隶书演变而成的标准草书。章草有一种解释为“快书”，即把母字写快。书写速度的加快，就需要“利器”，毛笔也需要“加油”，这就给毛笔的制作提出了一个更新的要求。汉代书写的变化，也改进了毛笔，并增加了笔法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的毛笔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乱世。在这个战火频仍、朝运短促的时代里，每一个王朝的君主以及觊觎王权的霸主们，都积极地谋求着管理好国家的人才和策略。
当时管理朝政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就是档案文书，所以各个王朝都十分重视文书的处理保存，这也为毛笔在当时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这一时期，皇帝对掌管天下政事的尚书省、中书省职权的不断划分，还表现在他们对史书的重视上。正是鉴于文书的重要性，皇帝才不断地分化尚书、中书的职权，使尚书省逐渐成为了一个办理机构，中书省内职权不断下移。这一时期所编辑的史书、起居注的数量之多，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魏晋时期，是我国书法史上各种书体交相发展的时期。汉末，经历60余年的三国鼎立之后，西晋始立，而作为社会文化之一的书法艺术，又出现了一次高峰。
我国书法艺术到魏晋时期，是一个空前的丰收季节，在当时，篆、隶、草、行、楷诸体齐备，各立门户。隶书已经走到东汉末年程式化的末路，楷书趋向成熟。
这时已经不再时行簪笔之风，笔杆逐渐变短。曹魏的学者韦诞很有文才，善辞章，并以制笔和墨闻名当时，他所制之笔，人称韦诞笔，还著有《笔经》一卷留世。
魏晋著名文学家贾思勰在他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详细介绍了韦诞的制笔方法：
先次以铁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皆用梳掌痛拍整齐，毫锋端本各作扁极，令均调平，将衣羊青毛，缩羊青毛去兔毫头下二分许，然后合扁卷令极圆，讫痛颉之。
以所整羊毛中为笔柱，复用毫青衣羊毛使中心齐，亦使平均，育颉管中宁随毛长者使深，宁小不大，笔之大要也。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韦诞的制笔方法，同时也反映出三国魏晋时制笔的过程和特色。关于韦诞，民间还流传着一些轶闻。
韦诞是曹魏时期京都地区人，太仆之子，曾官至侍中。韦诞师从张芝，兼学邯郸淳的书法。他能书各种书法，尤其精通题署匾额。
魏明帝时筑成一座凌云台，诏令韦诞题台名。韦诞在写的时候，有一点写得上下的位置不得当，魏明帝将韦诞用粗绳系身吊到台上悬放匾额的地方，就地点正。
韦诞感到很危险，恐惧异常。这件事过后，他便告诫子孙，再不要习练大字楷法。韦诞书写隶书、章草、飞白笔法精妙，也能书小篆。他的哥哥韦康也工习书法，他的儿子韦熊也擅长书法。当时人们说：“一名书法家的儿子，不会有第二种事业的。”可见，世人都赞美韦诞父子。
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也熟知制笔方法，还著有《笔经》，他在书中认为，做笔须用秋兔毫，因为秋兔肥，毫长而锐，只有这样的毛，才能制成好笔。由此可见，当时毫毛的选采已经极为讲究，这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经验。
东晋时，安徽宣城出产一种紫毫笔，是以紫毫兔毛为原料精制而成，笔锋坚挺耐用，闻名于世。这种精工制作的毛笔，既是当时汉字笔画变形及绘画技法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对书画笔法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东晋末年还出现胎毛笔，据后来唐代著名志怪小说家段成式在他所著《酉阳杂俎》中记载，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萧子云用的毛笔，笔芯经常用胎发。由此可见，古代胎毛笔问世不应晚于六朝时期。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尚书省、中书省记录档案，还是书法家表现的书法艺术，都使得笔的使用量增多，从而促进了制笔业的进一步发展。
知识点滴
据说，我国汉末及魏晋时期最金贵的毛笔是鼠须笔，是指由两种材料制成的。一是以老鼠胡须制作的毛笔。《辞源》中“鼠须笔”条：“用老鼠胡须做成的毛笔”。二是即以松鼠之胡须制作的笔。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载：“世所谓鼠须，栗尾者是也。”非老鼠之胡须所制。
鼠须笔挺健尖锐，与鬃毫相匹敌。当时书法大家张芝、钟繇皆用鼠须笔；东晋“书圣”王羲之从中得到启发，用鼠须笔写下了绝世佳品《兰亭序》。鼠须笔制法今已失传。
唐宋时期毛笔的大兴盛
那是在我国北宋时期，著名文学家苏轼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实行变法的主张意见不合，在3次上书宋神宗，陈述变法得失无果之后，请求外任。1071年，皇帝让他到杭州去任通判。
陈州正好在苏轼的行程之内，于是苏轼就顺便到弟弟苏辙这里来小住。
当苏东坡闻知汝阳刘“御笔坊”离此只有百十里路程时，就和弟弟等人策马来到汝阳刘。
刘氏族人得知名满朝野的大学士苏轼及其家人前来，大喜过望，热情接待。苏轼深谙笔之神奥，于是他提出制作几支“鸡毛为被，狼毫为柱”的毛笔。
刘氏族人按要求精制而成，献于苏轼。苏轼随即展纸挥毫，运笔自如，十分满意，连声赞道：“此笔真乃极品圣物也！”
从此，汝阳刘毛笔系列又添新贵。后来，刘氏族人就把这种毛笔命名为“东坡鸡狼毫”，并开始世代流传。
在唐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文房四宝”的制作也进入鼎盛时期。制笔过程中，毛笔工艺改进和毫毛采选的讲究，既促成了毛笔特性的提高，也使唐宋的制笔业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达到了更加兴盛的阶段。
唐代的笔，大多出自宣州。宣州成为当时全国的制笔中心，宣州所制的宣笔十分精良，深受唐代书生们的喜爱，也受到了官府和皇室的高度重视，并且成了每年都要向朝廷进贡的贡品。
日本奈良的正仓院所藏我国的唐笔，有斑竹管，有斑竹管镶象牙，也有全管象牙，拨镂碧色之管的。这说明唐代毛笔的丰富多彩，工料精致。
唐代的笔，以兔毫为主，著名诗人白居易在他所写的《紫毫笔》中说：
紫毫笔，尖如锥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
说明当时的宣笔主要用兔毫制作，选料考究，制作精细，十分名贵。
当时宣州的制笔名家有黄晖、陈氏与诸葛氏。唐笔锋短，过于刚硬，所以蓄墨少，容易干枯。于是又发展出了一种锋长精柔的笔。长锋笔的出现对于毛笔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它带来了唐宋时期纵横洒脱的新书风。
宋代的制笔工艺逐渐趋向软熟、虚锋、散毫。当时的制笔名匠众多，尤其是诸葛氏，为跨唐宋两代的制笔世家，技压群芳，堪称北宋制笔大师。其独到的制笔工艺和对制笔方法的改进，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诸葛氏制笔法，大大促进了毛笔的进步。
诸葛氏中最著名的一个人叫诸葛高。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他所写的《圣俞惠宣州笔戏书》中说，宣城人诸葛高做出来的毛笔个个都很精良。欧阳修还对京师制笔与诸葛氏宣笔进行比较，他认为京师笔用起来不舒服，而且价钱高，不耐用，不如宣笔。
此外，诸葛高在长锋柱心笔的基础上，又创制了无心散卓笔，即在原加工过程中，省去加柱心的工序，直接选用一种或两种毫料，散立扎成较长的笔头，并将其深埋于笔腔中，从而达到坚固、劲挺、贮墨多的效能。
苏轼曾称当时的无心散卓笔，只有诸葛高会做，其他人做出来的还不如一般的笔。这种无心、长锋、笔头深埋的形制，是对长锋笔的一种改良，标志着制笔技术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在毛笔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诸葛元、诸葛渐、诸葛丰及歙州吕道人、吕大渊，还有新安汪伯立，都是诸葛高的传人。
宋代最著名的制笔家是吴说。吴说，字傅朋，号练塘，钱塘人，官信州守。吴说是宋徽宗时著名笔工吴政之子，他能继承家法，极善精究制笔，为当时的书画家所推重。
宋代的文学家、书法家苏轼很欣赏吴说所制之笔，作诗赋文，均不用他笔。苏轼曾说：“中原一带的士大夫皆喜欢用散毫作无骨字，在市面上所售的笔都是散软一律。惟有吴说能够独守旧法，精工良制，其笔经久耐用，吾甚嘉之。”
苏轼还评价道：“徐浩的书法之所以为人所贵，关键在于锋藏划中，力出字外，这就是杜甫所谓的书贵瘦硬方通神。如今有的笔工制出的笔虚锋涨墨，若写字皆成为肥书，毫无精气神，只有用吴说的笔写字作书，才能尽如人意。”由此可见，吴说所制之笔的技术和能力是当时无人匹敌的。
吴说不仅是制笔家，而且也是书法家。他的书法深入黄庭坚的堂奥，得力于钟繇，尤善杂书游丝草，所题碑铭匾额，为世所重，传世书迹有《王安石苏轼诗卷》。吴说曾经在钱塘北山九里松牌题字，高宗到此巡视，亲御宸翰，撤去吴书。后来，高宗三次观玩，终觉得不甚满意，无奈最终还是换上了吴说所书的铭牌。
吴说传世之简札，多为信手而书，无拘无束，自由挥写，不计工拙。自然而又合理地与抒情达意紧密结合。这些简札最能表现书家的艺术个性，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其榜书沉稳端润，行、草圆润流丽。传世书迹有《三诗帖》、《叙慰帖》、《门内帖》、《行艺诗帖》、《千字文》等，这些名帖对当时毛笔的进步起到了不小作用。
知识点滴
据说，我国唐宋书法家使用的毛笔基本是用兔毛制成的紫毫笔。据正史书籍记载，安徽宣州用兔毛制成的紫毫笔，以笔锋坚挺而著称于世。宣州陈氏之笔深受唐宋书法家的推崇。
唐宋时期是宣笔的鼎盛时期，宣州成为全国制笔的中心，宣笔声誉日隆，当时文人墨客以宣城紫毫为上品。此时的宣笔无论在制作技巧，选用材料，或在笔杆的雕镂艺术上，都已日臻完善，唐代楷书大家柳公权等人都对宣笔有过极高的评价。
元明清毛笔工艺发展
在我国元代，制作毛笔头的主要原料，通常分为狼毫、羊毫、紫毫、石獾、鸡狼毫、猪鬃、山马、牛耳毫等，在同种毫毛之中的档次质量是相差无几的。无论哪一种动物毛，由于这些动物的产地、品种、部位、雌雄、年龄以及生长的季节，所吃的食物，所处的气候、水土和健康发育状况等因素的不同而差别很大。
比如羊毛，我国元代白山羊毛的产地很多，全国各地产的山羊毛的质量长度、毛杆粗细、锋颖长短价值等都不相同。
在元代，宣笔的声名地位逐渐由湖笔代替。湖州产白山羊，这种羊毛长而色白，尖端锋颖长而且匀细，性柔软，特别适宜制作长锋羊毫笔。
长江三角洲气候湿润，水草丰美，这里饲养的一种白色山羊，所产的山羊毛毛色洁白似玉，毛杆粗细匀称，锋颖细长嫩润，透明发光，历来被推为制作毛笔的佳品。
这一时期，特别是太湖沿岸的湖州、宜兴、无锡、苏州等地区所产的白山羊，其羊毛质量更是出类拔萃，为优中之优，这就是世界闻名的“湖笔”。
到了元代，随着文人画的发展，追求以书入画，注重绘画笔法的写意，这种绘画用笔方法必然要求所用笔锋要软硬适中，弹性适宜，且储水量大，这些特性恰为长锋羊毫笔所具备。因此湖州所产长锋羊毫笔，适应了当时文人画家的需要而声名鹊起，成为湖笔最具特色的品种。
元代，湖州逐渐取代了宣州，成为制笔中心。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宋室南迁，政治文化中心随之南移。二是宋末元初，大量的笔工迁往湖州或徽州，以避战乱。三是湖州地区制笔的历史悠久，原材料丰富。由此可知，太湖地区的书画家对笔工的提携，作用不小。
据文献资料，湖州一带，家家制笔，笔工不计其数。所谓“浙间笔工麻粟多”。当时，湖州笔工不但最多，而且声名最著。在元代，湖笔延续了宣笔的传统，主要生产紫毫笔及兼毫笔。
元代湖州文人沈梦麟描写的湖州制兔毫笔的繁荣景象，其诗云：
吴兴阁老松雪翁，书画直与钟王同。
当时笔家争效技，陆颖一出超群工。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笔工们知道若能得到当时书法家赵孟頫的垂青，则必会声名鹊起而沽得善价，于是他们纷纷向赵孟頫提供制作精良的毛笔。
据《紫桃轩又缀》中记载，元代的书法家赵孟頫将笔头中最好的精豪取出收藏，“凡萃三管之精，令工总缚一管。终岁任之，无弊。”而为赵孟頫做笔的笔工，可能就是沈梦麟诗中的陆颖了。
在元代，湖笔笔工在文士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当属冯应科，其次便是陆颖、陆文宝、陆继翁了。
湖笔笔工驾舟往来南北，又与文人交厚，于是便有相善的文人托笔船给远方的亲友捎带书鸿。
元代毛笔制作还使用了剔犀工艺。剔犀是指用两种或3种色漆，在器物上有规律地逐层积累起来，至相当厚度后用刀剔刻花纹。由于刀口断面可以看见不同的色层，与其他雕漆效果不同，故称剔犀。元代剔犀工艺发展到至高的水准，为后世所不及。
元代存世文物中有一支剔犀心形纹毛笔，长21厘米，以黑漆为面漆，中间以红漆两道，色感稳重深幽，用刀圆润婉转，打磨平整精到，整体曲线柔和，透露出一种沉静华贵之美。心形纹饰乃是剔犀中最古老的一种剔刻纹饰，早在南宋时期已经普遍使用。
此笔自笔套起，由上而下贯穿相应的心形纹装饰，而在握笔处用卷草纹作突节，手感舒适，连贯有序，一气呵成，而无唐突牵强之感。既体现出元代剔犀工艺大气、敦实的时代特征，也反映出当时制笔工艺的高度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