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的处境是异常艰难的，它不仅要应付日军的反复“清乡”、“扫荡”和经济封锁，而且还要同国民党顽固派的有意挑衅作斗争。在这危机四伏、极其艰苦与复杂的环境中，新四军没有武器、没有弹药，穿、吃、住难以保障，随时都可能被敌人包围消灭。怎么办？新四军指战员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依靠坚定的信念，硬是战胜了各种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新四军这种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自强自立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改编后的新四军受国民党“特别对待”
1937年国共合作后，南方8省的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为了抗日，红军改为新四军后，原以为国民党可以为新四军改善一下装备和生活，但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简单。
南方红军游击队由于长期遭到封锁，不仅缺衣少食，而且武器弹药也少得可怜。不少游击队员听说国共开始谈判了，都希望马上能谈判成功，就能得到新武器、新军衣。到那时，穿着崭新的军衣，拿着称手的机枪去打日本鬼子，多痛快啊！
可是，蒋介石怎么会让这支部队发展起来而威胁到自己呢？叶挺与叶剑英同蒋介石交涉，希望国民党方面向新四军发放经费与武器，蒋介石却借口财政困难和武器已经发完，不同意拨给新四军经费与武器，转而推让给地方的政府解决。
经过叶挺和叶剑英多次争取，蒋介石、何应钦才批准了新四军的薪饷和装备，也只是核准每月6.5万元的经费。整个新四军的经费只相当于国民党军一个丙等师的经费，维持新四军的伙食费还差1万元，“购买枪支更谈不上，一切衣毯均无，严冬作战大成问题”（项英致中共中央长江局电[1938年1月14日]，《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后经周恩来、叶挺交涉，经费增加到9万元。但对于请拨1万套棉军衣一项，国民党方面竟批道：“新四军打游击，不需要军衣。”武器就更不要提了，根本没有。
那么，当时新四军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抗日之前及初期，由于国民党军的“清剿”，红军游击队生活极为困难。首先是缺粮。粟裕在回忆中说，当时一连几天吃不上一顿饭是常事。在敌人“围剿”时，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烟火，就只能嚼稻谷充饥。其次是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极差，药品补给更为困难。指战员们生病、负伤了，只能到山下的群众家中休养，或用中草药和土办法治疗。1935年9月，陈毅的腿伤复发并已严重化脓，他只好将这条伤腿横绑在一棵树干上，背靠着另一棵树干，让警卫员把脓血挤出来后，用盐水洗净伤口，再用煮过的布条抹上万金油，用竹签把布条慢慢地塞进伤口，最后用布把伤口包扎起来。经过这样的处理，陈毅的腿伤竟然一天天地好起来。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转而集中主要兵力攻打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日军把华北、华中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非治安区，在这三种地区实施不同的侵略和统治政策。在治安区（即敌占区），以“清乡”为主，强化法西斯的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企图肃清治安区内的抗日人士，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搜刮。在准治安区（即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和怀柔政策并用，占用大片可耕土地，修筑公路网、封锁沟、封锁墙、碉堡群和岗楼，摧毁村庄，把人民赶到敌占区，制造无人区，以防我军深入游击区、敌占区活动。对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人畜不留、庐舍为墟，企图釜底抽薪，置根据地军民于死地。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为其后方基地，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同时集中主力部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毁灭性的进攻，妄图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当时的困难情景时说：“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引自《学习和时局》）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加重。国民党反动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也一日紧似一日。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政府还供给新四军部分粮饷和军需物品。随着1939年国共关系的恶化，他们不仅停发了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还进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他们扣留海内外爱国人士支援新四军的一切钱粮物资，阻挠抗日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妄图困死、饿死根据地军民，达到“不剿自灭”的目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一步加剧了根据地军民的困难。毛泽东指出：“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引自《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在华中各根据地，许多指战员因饥饿引起营养不良，患上了夜盲症。寒冬腊月时节在冰天雪地里摸爬滚打的战士们，仍然穿着夹衣、打着赤脚。内部生活的困难和外部敌人的进攻，使革命力量受到了削弱，根据地的面积一度大大缩小。要扭转这种局面，夺取抗战胜利，迫切需要根据地军民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1939年9月，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谈话时指出：“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么，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1940年底，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又明确地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引自《论政策》）
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形成和弘扬的创业精神中，不怕困难是与自强自立紧密相连的。要实现自强自立，就要不怕困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毛泽东曾经指出：“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引自《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这就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必须以坚持自力更生和发展生产为着眼点。同时要看到艰苦奋斗精神还有着更深刻、更丰富的内涵：思想上，它表现为斗志旺盛，为实现革命的理想奋斗不息；工作上，它表现为不避艰苦，不怕困难，勇挑重担；生产上，它表现为不满足于现状，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实现对现状的超越和突破；生活上，它表现为艰苦朴素，克勤克俭。因此，艰苦奋斗精神，不只是一种限于生活范围和经济工作上的精神，而是一种贯穿于学习、训练、工作和生活全过程的精神，是一个人、一个党成就任何事业都不可或缺的精神。艰苦奋斗作为抗战时期新四军的自立精神，就是通过以上各个方面体现出来的。
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
新四军是如何克服困难、自强自立的呢？首先是精兵简政，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
l94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分会发出了《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通知强调：“必须使党、政、军、民一切干部和群众了解今后敌后的严重困难与斗争的复杂和曲折，而精兵简政则正是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将来胜利反攻的唯一出路。”华中各根据地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都按照通知的规定，结合本地本单位的情况实行了精简。
新四军军部带头进行了4次精简。到1943年1月，军直属队已由16个单位3884人，减为9个单位1803人，战斗员占总人数的比例从31%提高到65%。新四军各师也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调整编制，精简机构，充实连队。新四军第7师在1943年2月撤销旅一级，编为4个支队和1个独立团，以适应当时敌后斗争的困难局面。
在精兵简政中，新四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从各方面厉行节约，减少开支。通过这些措施，改变了结构臃肿的现象，充实了基层，提高了对敌后环境的适应能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敌后根据地都处于交通隔绝、经济落后的农村环境，加上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这就决定了坚持长期战争在物质上必然会发生困难。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进行野蛮摧残，疯狂地进行“扫荡”与“蚕食”，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与封锁政策，使根据地军民的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怎么办？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正视困难的新四军在挑战和危机面前，没有逃避，没有退缩。他们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在各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提出要“创造敌后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遍地开花。
在大生产运动中，新四军各部队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以农副产品及日用品自给、半自给为目标的生产计划。新四军第3师发布生产运动训令，要求各机构、连队普遍种菜、种麻、种烟草。每个连队应该有3至5亩的菜地。靠海边和有荒可以开垦的部队，应大力开荒，种粮、种棉、种黄豆和熬制食盐。第4师提出以农业为主、手工业为次、商业合作社为辅的生产方针，规定后方机构、部队、学校及区乡武装，每个劳动力每年种粮一亩，种菜一分。主力兵团、独立团队与边沿区、游击区机构、部队，每个劳动力每年种粮半亩，种菜半分。此外，还大力兴办榨油磨面、纺纱织布、做鞋缝衣等手工业。县团以上成立合作社或者供应社。
生产基础比较好的第2师，强调正确处理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者的关系，反对贪污浪费，生产运动得到了健康发展。据1944年底的不完全统计，第4师开垦荒地4600余亩，养猪1300余头。第2、第3、第4师及军直属队，都基本实现蔬菜全年自给8个月，盐、油、肉食自给4个月的目标。
新四军各部队还大力帮助地方开展生产运动，派出干部与地方工作人员一起深入生产第一线，宣传政策，培养典型，帮助农民制订生产计划、组织互助组和兴修水利等，使各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得到较好的发展。至1944年底，淮北、淮南路东、苏北盐阜3个地区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民达66万余人。淮北地区发展土纺纱车3.6万余辆、土织布机3000余架。战斗频繁的苏中、苏南、浙东和皖江地区的部队，也边战斗边组织生产。苏南溧阳、溧水地区军民垦荒2000余亩。皖江第7师派出大批部队，参加修筑无为东乡7.5公里长的长江黄丝滩大堤，并多次打退日伪军的武装骚扰。接近敌边沿区的部队，大力帮助群众抢收抢种，打击日伪军的抢粮活动，保卫群众进行大生产。
新四军第5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也是大生产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克服灾荒，他们想方设法开展生产活动。边区各级民主政府动员群众开荒生产、兴修水利、精耕细作，组织代耕队帮助抗属种田，筹集资金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畜力和种子等困难。各级机构、部队积极开展农副业生产，厉行节约，帮助农民收割插秧，保卫群众生产，使群众生活得到改善，军队的供应有了保障，根据地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大生产运动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是与新四军各级领导干部的以身作则分不开的。他们既是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也是大生产运动的普通参与者。在大生产运动中，新四军各级领导在百忙之中抽身参加生产劳动，他们的率先垂范作用，不仅体现了新四军特有的精神风貌，也对推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扬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身为2师师长的罗炳辉，不仅号召部队官兵开展生产运动，把津浦铁路东西两侧的荒地变成第二个“南泥湾”，还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成为生产劳动的能手。他研究农作物的耕作方法，虚心向身边的劳动模范学习。他种的蔬菜品种多，产量高，其中有他喜欢吃的茼蒿，还有当时的“先进”蔬菜品种“番茄”（西红柿）。他种的蔬菜长势好，特别是西红柿长得又红又大。1944年在华中生产展览会上，罗炳辉种的西红柿中了头奖。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来到他家里，他总要将亲手种的西红柿、黄瓜作为礼物盛情赠送给客人品尝。
又如7师政治委员曾希圣，在大生产运动中除布置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开垦荒地、种粮种菜、养猪养鸡外，自己还带领师直属队人员，在山水涧东边开出一块荒地，栽种玉米、山芋和蔬菜。在他的带领下，根据地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自办兵工厂，自制弹药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从华中的实际情况出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先后建立了军工部、修械部、军工厂。新四军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修理到制造，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军械补给的重要来源。
新四军初建时装备不足，武器弹药缺乏。南昌整编时只有8000人、3500余枝枪，平均每人不到半枝枪。1938年3月和4月，军部迁移到岩寺，再次整编，全军编为4个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约1.03万人、6200多枝枪。据老军工王世忠、程添福回忆：“当时部队缺乏枪支、弹药，手榴弹也非常少，每个连只有三四十枚。那时有一条特殊军规，不管打多大仗，每个战士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而且要回收弹壳，这是铁的纪律。”
频繁的战斗使得新四军武器、弹药消耗很大，急需补充。新四军成立后不久即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随着日军占领江淮和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日军改变政策，调动主力进攻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因而“扫荡”与反“扫荡”、“摩擦”与反“摩擦”就十分频繁，新四军的武器消耗很大，加上补充极其有限，致使有的师“每个战士平均不到一颗手榴弹，每枝枪只有三四发子弹”。战斗次数虽不少，缴获却不多。以第5师为例，从1939年春到1942年12月，每年缴获的武器只有几十挺机枪、千余枝长短枪及少量的掷弹筒。这样的收获对于部队武器的补给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日军占领了长江沿线的重要城镇和津浦铁路等重要交通线，苏北又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大量武装部队在活动。新四军占据的则是远离城市、交通闭塞的乡村，如茅山、大小悟山、四明山等山区，只能在敌人密密麻麻的交通网缝隙内活动。外面即使有援助，也很难运到根据地来。外国援助中国抗战的军用物资，重庆国民党政府根本不拨给新四军。因此，要改善武器弹药缺乏的状况，除战斗缴获外，唯一途径就是自己设法生产。
新四军的军事工业，始于1938年4月在安徽省歙县岩寺建立的军部修械所。这是新四军最早的军工部门。修械人员由十几人发展到六七十人，其中大部分是河南籍的造枪工人。从印度尼西亚回来的爱国华侨李友三是修械所的负责人。在物质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这些军工战士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成功地制造出了第一批新步枪。
在修理枪械需求及军部修械所的影响下，新四军除3支队外，均先后成立了各自的修械所或制造所。皖南事变后，新成立的军部决定成立新四军军工部，统一领导全军军工生产。军工部下辖机械加工、手榴弹、子弹、铸造、零件、木工、修械7个军工厂，这7个军工厂互相协作，进行配套生产，总人数扩大到了五六百人。1941年7月，日伪军对盐城进行大规模“扫荡”，为坚持生产、避免损失，军部决定将军工厂分散，人员充实到第1、第2、第3师。军工厂分散到各师后，各师各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分头开展军工生产。新四军第3师于1941年8月在江苏阜宁大施庄成立了军工部，下设军工厂、铸造厂、子弹厂。他们除进行修械、生产地雷手榴弹以外，还成功研制了第一代碰炸式带尾枪榴弹和用铜板制造的铜子弹头。1943年初，又成功研制出了用枪榴筒发射的第二代枪榴弹。军工部还制造出了平曲射两用迫击炮、枪榴弹盯炸引信、拉发和踏发两用地雷，特别是空炸枪榴弹在战斗中威力很大，敌人称之为“火老鼠”。
新四军第1师的军事工业，是从1941年2月在江苏东台县成立修械所开始的，1942年又成立军工部。由于领导重视，军工战士们艰苦奋斗，创造了日生产迫击炮弹100发的最高纪录，有力地支援了部队作战。到1944年，第1师的军工生产迅速扩大，生产了73毫米口径的轻型迫击炮50门、52毫米口径的火炮270门和大量炮弹。
第4师的军事工业也是自力更生、白手起家的。1939年在安徽省涡阳县的白庙村和小宋庄先后创建了制造所和修械所。1941年初，制造所和修械所合并为制造厂，月产手榴弹1500枚到2000枚，同时制造了地雷和翻造子弹。从1941年9月起，全厂职工团结奋斗，日夜苦干，使手榴弹月产量猛增到3000多枚。据统计，仅1941年1月到10月，第4师共生产手榴弹10521枚，修理步枪2660枝。到1942年，第4师的军工厂已进入机器生产的新时期。在继续生产地雷、刺刀、手榴弹等武器的同时，还研制生产了一批攻击力强、杀伤力大的掷弹筒，并很快装备到全师每个连。
新四军第5师创建的兵工厂，组建时仅5名工人，后来在缴获伪军8部机床的基础上，发展到600多名工人，下设修枪、装弹、翻砂3个分厂，成为湘鄂根据地的最大兵工厂。
第4师的军工产品由原来单一的手榴弹生产发展到能制造枪榴弹、迫击炮弹、平射炮弹、子弹、地雷、轻机枪、马刀、刺刀、大刀等，并能修理各种枪炮。到1942年5月，每月可生产炸弹5000枚，子弹一两千万发。第2师的军工生产也不断发展，军工生产队伍由1944年9月的369人，发展到1945年初的900余人，生产能力也逐步提高。到1944年，每月可以生产枪弹1.5万个、手榴弹1.4万个、地雷500个、枪榴筒60门、子弹3.5万发、迫击炮弹300发。质量也有所提高，枪榴弹射程一般为200至650米之间，37毫米射炮射程达2000米，可打穿6毫米钢板。
1943年秋，第7师成立军工部，对外叫生产部，也叫大队部（总厂），直辖4个队（分厂），有工人300名。7师各支队也都设立分厂，修械、制造地雷和手榴弹。1944年初，军工部下辖5个生产队（即5个厂），各队分工协作，共同研制生产掷弹筒、铁壳子弹、美式12.7毫米大口径子弹等，并革新各项生产专用工具，使军工生产迅速发展。根据当时的统计，1944年共生产手榴弹近3万枚、步枪子弹1.7万发、地雷380个、铁尾弹8700发、枪榴弹6500发、刺刀766把、枪榴筒108门、掷弹筒11门。
1944年9月21日至10月初，新四军军部在淮南黄花塘召开了华中军工生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调动数千名军工大军的积极性，努力生产武器弹药，保障抗日战争大反攻作战的需要。各师代表在会上交流了军工生产的经验教训，汇报了生产规模、主要产品的产量以及今后的设想和打算。新四军第1师生产的小迫击炮，第2师生产的37毫米平射炮、瞬发炮弹与延期炮弹，第3师的枪榴筒及枪榴弹，第4师的掷弹筒，第6师的改装平、曲射两用炮，都在会上作了实弹射击表演，使到会人员大开眼界，信心倍增。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新四军军工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到抗战胜利前夕，新四军各师的军事工业都有新的进展，出现了拥有100人以上、大设备在10台以上，并有固定厂房的兵工厂50多家。从1938年至1945年7月间，全军共生产手榴弹166万枚、枪榴弹30万发、各种地雷50多万个、刺刀6万余把、迫击炮弹20多万发、平射炮弹1万余发、掷筒弹20多万发、掷弹筒2000多具；修配了各种炮600多门，翻造子弹数10万发；此外，还生产了大批炸药，修复了大批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部队作战的需求。
广大军工战线上的职工，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人民的解放，不怕难、不怕苦、不怕死，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他们没有工具自己造，没有材料四处找，没有厂房用广场。在敌人“清乡”、“扫荡”中，有时没有粮食吃就吃野菜，没有固定的后方，就跟着主力部队打游击，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生产，为军工事业作出了贡献。被誉为“中国保尔”的新四军第2师军工科长吴运铎，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吴运铎于1939年初被分配在新四军军部修械所工作，在农舍的茅草棚里开始了他的军工生涯。他曾在工作中碰伤左髋骨，伤口溃烂，烂成一个半月形的半个碗口大的洞。但他不顾伤痛，坚守岗位，和战友们一起成功地制造出一批新步枪。1941年9月，他奉命从苏北新四军军工部前往淮南新四军第2师筹建新的兵工厂。军工部派给他2名钳工、1名锻工、2名车工和2名勤杂工，加上他自己，总共8个人，由他任子弹厂厂长。当地的区、乡干部为他们在高宝县金沟区平安乡小朱庄腾出了两间大草房，他们的“茅屋兵工厂”就此诞生。在毫无工业基础可言的偏僻农村建兵工厂，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根据地周围都是敌人，日本侵略者、汪伪军、国民党顽固派，都在严密地封锁着新四军，条件异常艰苦。军工部材料科的同志想方设法给兵工厂送来一堆碎铜烂铁，算是原材料。又从另外一个修械厂调来了一部4尺长的皮带车床、两部老虎钳和一台手摇钻，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设备了。吴运铎带领大家艰苦创业，自己动手设计并制造各种车床和用具。为了适应严酷的战争环境，制造的车床不但要适用，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缩小体积和减轻重量，以便于随时转移。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困难一个个迎刃而解。为了尽快研制出炮弹来，吴运铎在解剖缴获来的敌人炮弹的基础上设计、绘图、试制并赶制了弹尾、尾管和引信。最后，遇到了一大难题：没有引爆的炸药——雷汞。不会爆炸的炮弹什么用也没有。当时根据地根本没有制造雷汞的原材料和设备，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从废旧雷管中人工挖取雷汞。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尽管在操作时吴运铎小心翼翼，但一支雷管还是在他的左手中猛烈爆炸了。他的左手炸掉了4个手指，肉和皮炸飞了起来，粘在墙上和桌面上，到处是鲜血；左膝盖炸开了，露出了膝盖骨，左腿直淌血；脸上炸出了几个洞，什么也看不见。吴运铎被送到了2师中心医院，第二天进入了严重的休克状态，昏迷了半个多月才逐渐苏醒过来。严重的伤残没有使吴运铎退缩，他在病床上，不顾伤口疼痛，坚持设计图纸。
第二年春天，在吴运铎的坚决要求下，医院批准他出院，重返工厂。吴运铎依然忘我劳动，带领几名军工战士艰辛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第一颗子弹终于诞生了。起初，他们只能生产上下一般粗的子弹。后来，通过研究和改进，也能生产尖头鼓肚的“流线型”子弹了。子弹研制出来后，他们又开始研制迫击炮弹。接着，他们又研制出了定时地雷、脚踏地雷、拉火地雷，并大量地投入生产。为研制、生产各种弹药，吴运铎先后3次负重伤，留下伤口100余处，仍然奋斗不息。他的顽强毅力和艰苦创业精神至今仍被人们赞颂。当年，他撰写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曾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建设财政经济，大力发展贸易
新四军建立初期的军需供给，是按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由国民党当局负责。但国民党政府对新四军的供给，总是百般刁难，经常少发、迟发，甚至停发，企图限制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陈毅说：“本军待遇，全军军费仅8万元，以后屡经要求，仅增加每月13.5万元。全国抗战军队，所受虐待无如本军者。今视全国抗战之友军，每军不过万余人，其人数较本军为少，而每月军费常在20到30万不等。本军以10万之众，月仅13.5万元。每人每月不过仅得1.3元而已，其欲置本军于冻馁死地，盖昭然若揭矣。”
这种不公正待遇，使新四军供给极为困难，为了保证军队的迫切需求，新四军各支队不得不采取多种方式自行筹款，以补充军费之不足。1940年秋，华中各战略区相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了加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指出：“关于财政经济，应注意一开始便作长期打算，节约人力物力，注意培养积蓄，认真地爱护根据地，反对临时性的抓一把的办法，要有比较固定的经常的政策，严格建立各级预决算制度，实行统筹统支，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设立银行，开展合作运动，发展工农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这一指示，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纲领性的指导作用。
在淮南区，1939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下设税务科收税筹饷。为了统一税收，1940年春以后，第1、第2、第4支队先后成立经济委员会，进行收税。1940年春，华中抗日根据地各地相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后，淮南、淮北根据地在接收旧政权机构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财政税务机构，同时，将部队收税任务移交地方税务机构接管。1941年1月，新四军重建军部并成立财经部，下设税务总局和粮食管理局等财经机构。同年9月，盐阜区行政公署成立，原军部的财经部并入盐阜区行署，归入地方行政建制。
1942年初，华中财经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各区在党政军委员会领导下建立财经委员会，负责掌握政策，决定分配各项经费和其他有关财经工作，并指导该区财经处工作。
各区行政公署设财经处，负责领导全区的财经工作，下设贸易局、银行、税管局、总金库等机构。县政府设财经科，下设县税务局、县金库、银行分支行和办事处等。如苏中抗日根据地在1940年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相继建立抗日民主政府，行署设立财经处，县设立财经科。
苏南抗日根据地于1941年4月成立了江南行政委员会，下设财经处，各专署设立财经局，各交通要道、城市、集镇设税务机构，征收货物过境税与工商营业税。
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在1940年7月于各县联防办事处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3月起，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一个税检系统，负责财政经济和税收的征管工作。皖江抗日根据地自第7师成立以后，为了解决经济问题，于1941年6月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皖江地区的财经工作。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制度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对于正确贯彻执行财政经济政策，加强税收征管，积极组织收入，保障供给，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敌贸易斗争是对敌经济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日、伪、顽对华中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抗日根据地军民。他们利用占领城市和交通线的有利条件，严格管制进出口商埠、港口，禁止一切军用物资和日用品进入根据地一，度造成根据地军需民用物资的严重缺乏，给根据地军民生活带来一定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抗日民主政府实行进出口物资管制，开展以物易物的贸易政策，保障根据地所需物资的供给。敌人占领城市和交通线，控制工业品，抗日民主政府就以农村为根据地，控制农副产品，特别是控制粮、棉、油、猪等敌人最需要的主要生活物资，对敌人展开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第一，实行粮棉统制政策，狠狠打击敌人以战养战的企图。粮食、棉花是敌人最需要的重要物资，是对敌贸易斗争的强大武器。抗日民主政府控制粮食、棉花，严禁私人贩运到敌占区去，狠狠地打击了敌人。苏中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于1943年8月发布公告，严禁粮食出口，并号召广大群众协助检查，如有奸商不明大义偷运资敌者，决予严惩不贷。除通过货检处来控制出口外，还组织民兵、儿童团站岗放哨，封锁水陆交通，盘查走私贩运粮食、棉花。根据地农民的剩余粮食、棉花，由根据地内建立公营粮行、消费合作社和运销合作社，开展余缺调剂。同时在敌占区的城市和城镇设立灰色粮行、商行，形成一条地下运销线。把根据地剩余粮食、棉花运到敌占区销售，采购敌人禁运的医药、军火、布匹、机械、五金、医疗设备与日用工业品，并沟通了根据地之间的货物运输交通。这些措施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调剂物资，保障军需民用的供给，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实行主要农副产品出口管理，换回军民需要的工业品。猪、油、酒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外销的大宗物资，政府规定：凡是从事贩运猪、油、酒出口的商人，都必须向抗日民主政府申请领取营业执照，方可经营。商人贩运货物出口，必须向当地贸易机构办理货物出口许可证，并保证按品种、数量将指定的货物带回根据地。
第三，实行保护商人经营自由的政策，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商品流通。抗日民主政府鼓励根据地的商人到敌占区做生意，争取敌占区的商人到根据地来做生意。来根据地经商的商人，只要遵守政府法令，进行正当交易，保证来去自由，保障其生命财物不受侵犯。进出口货物均实行同一税制，在根据地内自由流通。对于军需用品，如五金器材、西药、机器机械设备等免征进口税，由公营贸易机构以优惠价收购，一般给商人20%～30%的高额利润。对于军民生产生活必需品，实行轻税制，只征2%～5%的税。根据地实行的贸易政策，吸引了上海、苏州、无锡、芜湖、武汉、九江等城市的大批商人（包括根据地的商人），从敌占区贩运工业品到根据地经营，其中也有不少商人是由中共地下组织秘密委托的，他们公开身份是商人，实际上负有购买、运送军火和军用物资的特殊使命。抗日民主政府还在游击区、边缘区开办商店、设立货栈，掌控市场，使农副产品不被敌人掠夺和廉价收购。
第四，加强贸易管理和缉私。根据地的进出口贸易是一场极为复杂的经济斗争。为了保护农业资源，防止日伪掠夺，根据地对各类物资视其重要性区别对待。必需品尽量内销，调剂内部市场，保证军民有足够的生活资料和军需物资。只有剩余农产品和非必需的产品，在有利于抗战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允许输出。但是，抗日根据地与游击区、敌占区紧密相接，既无固定的边境，更无正常贸易。日伪往往以高价收买粮食、棉花、猪、油等必需品，走私奸商乘隙而入，偷运贩私的事有时就蔓延起来，使根据地物资流入敌占区。而根据地严禁输入的奢侈品、迷信品、毒品，也被偷运到根据地内。因此，抗日民主政府严格加强贸易管理，加强缉私工作，建立了缉私小组和密报网，日夜放哨巡查，充分发挥它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
这些贸易政策和措施实行以后，极大地调动了商人的积极性，扩大了商品流通，大大改变了根据地工业品奇缺、农副产品滞销的状况，有力地促进了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工商税收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旧社会的苛捐杂税是统治者加在人民群众身上的一副枷锁，它妨碍工商业的发展，影响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抗日战争前，江苏、安徽两省人民群众向国民党政府缴纳的各种苛捐杂税数不胜数。除正税外，还有各种附加税、货物税。不仅税务机构征税，各地国民党驻军也同样征税。而国民党军队派系众多，统属不一，他们划地为界，自设防区，各自为政，税卡林立，税种繁多，摊捐收税，敲诈勒索，无所不为。除去粮、草、蔬菜需要老百姓供应外，所有办公费、报纸、茶水，乃至草鞋等，也都要老百姓负担，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新四军所到之处，立即取消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每年只收田赋公粮。据统计，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仅占全年总收入的7%左右。
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通过不懈的努力，出色地完成了华中战时的财政工作，不仅保证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时供给，而且还给兄弟根据地、陕北党中央以大力的财政支援。他们所建立的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税收制度等，后来都被新中国借鉴、应用。这一系列财经制度，是新四军创造精神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