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
一
今年初冬，报社派我到晋西北山区去做脱贫致富的专题报道。有天到了红石乡政府，接待我的是乡党委马书记。这是个不到四十岁的干部，言谈举止都很风趣。他边陪我吃午饭，边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一番全乡的情况。之后，向我提出一个建议。他说：
“你最好是到苗全茂村看看。要说脱贫致富，那村子最典型了！这两年，无论专里县里来的同志，没有个不去参观的。”他笑了笑又说，“夸张点说，来到我们红石乡，不去苗全茂，等于没有来红石乡！这就像到了太原，不去晋祠，等于没有到太原一样！”
苗全茂，这显然是个人名。我想这一定是以抗日烈士命名的村庄。这里是抗日老根据地，以烈士名字命名村名、地名，并不稀奇。我问他，这里离苗全茂有多远？他说：
“沿这条川往上走十来里，拐个弯就到。”他说着站起身来，倒过筷子指着墙上挂的全乡地图说，“你看，就在这儿。”
我凑过去一看，只见代表村庄的那个圆圈旁，标着“葫芦沟”三个字。我随口问道：
“你怎么叫苗全茂？”
“那是人们给葫芦沟起的绰号！”
“绰号？！”我感到有点奇怪。我知道农民们爱互相起绰号，可还没有听说过给村子起绰号的。马书记笑眯眯地瞟了我一眼，边继续吃饭，边给我讲解这个绰号的来历：
苗全茂，确实是个人名，不过不是什么烈士，而是葫芦沟以前的老队长。“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就一心一意学大寨，成年累月拧着社员们开山炸石，劈岭填沟，搞什么“大寨田”和“人造小平原”。葫芦沟本来就是个穷村子，这么三折腾两折腾，闹得人们连肚子也填不饱了，只好出外讨饭。有回，几个讨饭的竟然讨到了县革委会门上，被革委会作为“盲流”扣住了。问他们是哪个村的，他们说是苗全茂大队的社员。新上台的造反派们闹不清全县的村名、地名，就把他们交到了公安局。公安局的人知道苗全茂是葫芦沟的老队长，于是就派人把他们押送回村里来。从这以后，苗全茂就变成了葫芦沟的绰号。每逢人们形容某个地方穷困的时候，就会说：“那地方，简直是苗全茂！”甚至有的人还编了这么两句顺口溜：“牛尾沟出掏炭的（那村煤窑工人多），‘苗全茂’出要饭的。”而现在的葫芦沟却变成全乡拔尖的富村子了。
“他们主要靠了什么？”听到这里，我不由得问了这么一句。
“当然是靠了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的农村政策喽！”马书记说，“不过最要紧的是村里出了个年轻的改革家！”接着他告诉我说，这人叫苗雨田。三年前被选成了村主任，一上台就显示出了他的才华。大搞横向经济联系，引进技术，引进设备，充分发挥本地优势，很快就把一潭死水搞活了。以前人均收入不足百元，去年竟然突破了五百元大关，比以前增长了四倍。苗雨田不仅成了全乡的典范，也成了全县的标兵。今年县里正准备选他参加全省的劳模大会。
“有人又给编了两句顺只溜。”马书记接着念道，“苗全茂领导‘苗全茂’，全村穷得把饭要；苗雨田领导‘苗全茂’，家家发财人人笑。”
马书记讲得有声有色，我听得津津有味。这是一条多么好的采访线索啊！吃完午饭，我决定立刻去葫芦沟。马书记要亲自陪我去，并吩咐通讯员去供销社借一三〇卡车（乡里没有小车）。根据近年来当记者的经验，我发现当地领导陪同采访，利少弊多。被访问的人往往是看顶头上司的眼色行事，不大容易搞清真实情况。因而我婉言谢绝了马书记的好意。我说我采访喜欢“单干”，只要能借给我一辆自行车就行了。通讯员说正好有辆葫芦沟来送统购粮的拖拉机要返回去，于是我就坐拖拉机上路了。
二
这是一辆小四轮拖拉机。驾驶员是个年轻姑娘，名字叫花妮。戴着一顶皮帽子，穿着一双翻毛皮靴，披着一件军大衣，打扮得像个愣小伙子。拖车里放着两捆麻袋，还堆着十来袋面粉。她告诉我说，这是卖了粗粮替村里人买的细粮。路上，我本打算和她聊聊村里的情况，可是，看到来往的车辆很多，又是汽车，又是卡车，又是马车，又是自行车。喇叭声，铃声，车把式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连连不断。我怕分散她的注意力，只好默默地观看沿途的景色。
小四轮大约走了有二十分钟，就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小沟。这条沟很有点特别，两旁是直陡陡的土崖，抬头望，只能看到一线天。拖拉机就在这个夹缝中行驶。机器的响声，震得悬崖上往下落土。我忍不住说了声：
“真险要！”
“这里叫葫芦蔓。”花妮头也不回地说，“不长一截截。”
果然走了不多一会儿，爬上一个小坡，视野忽然开阔了。两旁出现了一些坡地、梯田，四周是连绵起伏的山岭。整个看起来，像个大洗脸盆。再走不远就是村子了。村口的粉白墙上写着三个红色的大美术字：葫芦沟。
小四轮刚开进村，就在一座大门前停住了。花妮扭过头来笑了笑说：
“到了。”接着她又向院里大声喊道：“苗大叔，来客喽！”
我跳下拖车来，还没来得及说声谢谢，她已经开走了。
这是一座西式大门，由两根石砌的方柱组成，安着钢筋焊成的栅栏，和城市里机关、学校的门面差不多。方柱上挂着好几块牌子：村民委员会，民兵队部，文化室。院子很宽大，北边是一排溜青石旋的窑洞，靠东头的窑门前搁着一辆摩托。旁边有个花白胡子的小老汉，坐在那里锻一块小石碑。他下身穿着老棉裤，上身却只穿着一件红色的棉布背心，露着两条光胳膊。他握锤子的右胳膊显得特别粗壮，好像是小孩子的大腿。一看就知道是个老石匠。他从老花镜上边看着我走过来，用沙哑的声音说了句：“来啦！”算是打招呼。然后就放下手里的工具，边穿扔在旁边的棉袄，边站起身来向屋里喊道：
“雨田，来啦！”
随着他的喊声，从房里出来个三十来岁的汉子。留着大背头，穿着一身深颜色西装，没有打领带，敞开的胸前露出了里边的花毛衣。他边向我迎来，边热情地说：
“欢迎光临指导！请进家，请！”
这是一间会客室兼办公室。墙上挂着许多锦旗、奖状，地上摆着半圈人造革沙发，写字台上放着电话机和广播机，窗台上还摆着两盆菊花，看起来比乡党委的会客室还要气派一些。我一进门就拿出记者证给他看，他只扫了一眼：
“知道，知道。你是省报记者方斌同志。刚才马书记已经打过电话了。”随即又自我介绍道，“我叫苗雨田，担任村主任职务。”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双手递给我。我见名片上的头衔不是村主任，而是“永乐果脯厂经理”。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说道：“两边都挂着。在市面上活动，村主任不如经理牌子硬。”说完大声笑了起来，看来这是个很坦率的人物。
这时，那个老汉已沏好茶，又捏着铁炉上的水壶倒在了脸盆里，要我洗脸。我忙问道：
“您老贵姓？”
“贱姓苗。”
“我们村有百分之七十姓苗。”苗雨田接着介绍道，“大叔是村民委员会的通讯员，又是接待员，还是保管员，真个是连中三元！”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电话铃响了。苗大叔接完电话，连忙向苗雨田说：
“你快动身吧，又催了。”
“我立刻走。”苗雨田边穿上大衣，戴上头盔，边向我说，“非常抱歉，我不能陪你了。我要进城去谈一笔生意，签订明年的供销合同。大叔会照顾你。我尽量争取早点回来。”说完，匆匆走出去了。院里传来的摩托声，很快就消失了。
苗大叔端来了几碟果脯和一碟炒南瓜子，摆在茶几上。他要我尝尝，说这都是他们村的土特产品，接着他又说道：
“记者同志，要不要先给你介绍一下村里的基本情况？”
“那当然好了。”我连忙掏出了笔记本和钢笔。可他并没有坐下来介绍，而是转身走回里屋去了。不一时提来一台录音机，放在写字台上，边接电源，边说：
“来参观的人多，介绍不过来。雨田就想了这么个点子，他写了个稿，请县广播站的人给录了音。村里情况这里边都有。你消消停停听，听完了再参观参观。”他随手按下键钮，转身走了。录音机里立时发出女播音员的声音：
“各位首长，各位来宾，葫芦沟全体村民向您致敬。热烈欢迎诸位光临指导……”接下来就是介绍村里的基本情况。我边听，边做笔记：这是个六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人均耕地只有二亩挂零。近年来，所以能够摆脱贫困局面，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主要是三个原因：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种植业、养殖业有了很大发展；二是群众集资兴办了一个果脯厂，除了加工苹果、梨之外，把山里那些野生野长的山桃、山杏收集起来，加工成了桃脯、杏脯，变废为宝，增加收入；三是村里会石匠活儿的人多，他们利用农闲季节，组织修建队，出外包揽工程，每年也能赚回不少工资。介绍中也提到了过去学大寨时，由于政策太死，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村里的穷困状况，但没有说讨吃要饭，起绰号那件事。
我听完录音，走到了院子里。苗大叔又光着膀子在雕刻那块石碑。我走过去一看，只见碑上刻着两个大字“奠基”，末尾的一行小字是年月日，还没有刻完。我问他这是干什么用，他说：
“村里要盖个礼堂，——唱戏，放电影，开会，有个遮风避雨处。雨田要在下面埋块碑，还说要举行什么奠基典礼！他的花样真多！都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我蹲下来，拿出烟敬给他一支，他摇了摇头说：
“我是烟酒不沾。没那份福气！”
我问他家有几口人，收入情况，他笑了笑说：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是五保户，全靠村里养活哩！”
“他们怎么给你分派了那么多职务？”
“是我要求干的。”他边说，边穿棉袄，“咱不会下棋，不会打扑克，不爱种花，不爱养鸟，与其整天坐在敬老院里等死，不如跑跑打打痛快！”
“你们村里过去，真有过讨吃的？”
“那倒也不假，讨吃总比偷人强。老人们常说，宁可讨一口，也不偷一斗。”他说着站起身来，“你来看看我们村今天的情况吧！”他把我领到挂着“展览室”牌子的窑洞前，从腰带上解下一串钥匙来，打开门，让我进去参观。然后，他转身又开别的门去了。
我走进去一看，只见墙上挂满了图表和照片。窑洞中间的长桌上，摆着许多刊物和报纸。很显然，这里是展览室兼阅览室。照片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有的人家在收秋，有的人家在打场；有的人在喂鸡，有的人在喂猪；有用荆条编箩筐的，有开汽车跑运输的；果脯厂在包装成品，修建队在砌公路涵洞；老农在银行里存票票，姑娘们在商店里试新衣……看来是把全村生产、生活的情景都照下来了。看了这些照片，也就不难理解葫芦沟脱贫致富的原因了。在这些照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苗雨田参加县劳模会后，回到村里来的那张大彩照：他穿着西装，结着领带，胸前是一朵大红花，两手举着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奖状，周围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有的在鼓掌，有的在欢笑。其中我认出了苗大叔，他满脸笑容，眼里却含着两点激动的泪。人们的形象、表情都十分自然，没有一点装腔作势的痕迹，显然是摄影师偷拍的。一个穷困的山村，在短短的几年里，走上了富裕的道路，群众对这位领导人，自然会拥戴了。受到上级的嘉奖，是他本人的光荣，也是全村人的骄傲。
第二孔窑洞是“游艺室”。里边安着乒乓球台，另外还有象棋、军棋等文娱用品。
第三孔窑洞是“电视室”。靠后墙桌上摆着一台二十四吋的大彩电，地中央只有十几条板凳。我进去的时候，只见苗大叔拿着一团棉纸，正在抹荧光屏上的尘土。他告诉我说：去年彩电刚买来的时候，每天晚上这里人山人海，连窗户外都爬满了人，今年有不少人家也买下了电视机，来这里的人就逐渐少了。
正说到这里，院里有人喊苗大叔。我随苗大叔走出窑洞，见是一位年轻妇女。人样子长得粗粗笨笨，头发是烫过的，穿戴得也很入时，和大城市里的年轻妇女差不多。她一手抱着个小孩，一手端着碗油糕。她说话有点结巴，磕磕绊绊地说今天是她儿子根根一周岁生日，她公公知道苗大叔爱吃油糕，让她特意送来的。苗大叔没有说什么感谢的话，他用手指摸了摸小孩的脸，笑着说：
“真是个有了苗苗就不愁结穗穗，这一下，万山老汉可算心满意足了。”
后来我才知道，万山老汉父子俩都是光棍。儿子快三十岁了娶不起媳妇，老汉愁得整天唉声叹气。近几年来，万山老汉除了种地，白天黑夜编箩筐，儿子跟着修建队当石匠。父子俩一年也有两千来块钱的收入。去年秋收以后儿子结了婚，今年就有了一岁的孙子，老汉当然心满意足了。
“凤娥，你这会儿要没事，替我看看门。我领客人去果脯厂看看。”苗大叔说，“有紧要事，就在广播上喊我。”
凤娥点了点头，抱着孩子，端着油糕走进办公室去了。
三
刚出大门，正好碰上花妮开着小四轮过来，拖车上堆满了粮袋，显然又是去乡里送粮。我向她招了招手，算是对她的谢意，她也向我笑了笑。苗大叔问道：
“花妮，白糖捎回来了没有？”
“上午没找到供销社保管。这回……”
“你就是等到天黑，也把白糖拉回来。千万不能让果脯厂停工待料。”
花妮应了一声，加大马力，开着拖拉机走了。我们也朝村里走去。
村民委员会隔壁，是一座新盖的四合院。门上悬着一块匾，上边写着“敬老院”三个大字。我和苗大叔走过去的时候，只见门槛上坐着一个四十大几的女人，两手撑着下巴，满脸不高兴的神色，好像正在生闷气。苗大叔问道：
“俞梅，你这是怎啦？”
“怎啦？半后晌了，他们午饭还没吃。蒸下的馍，烩下的菜，重新热了三回，请了三次，就是顾不上吃。忙着‘马踩车’哩！”她说着，站起身来，向院里摆了一下头。
我朝里一望，只见两个老汉坐着小板凳，在太阳地里下象棋。他们正在争夺一个棋子，只听那个白胡子老汉叫道：“你懂不懂下棋的规矩？举手无悔！这个车我是吃定了！”那个光头老汉说道：“我的手还没离开棋子，你就吃？你把我的手指头吃了吧！”白胡子老汉道：“你只要承认你是臭棋，我就让你这一子儿。”光头老汉道：“谁要你让？你的棋比狗屎还臭！”“你的棋比烂死人还臭！”“呸！”“呸，呸！”
两个老汉越争声音越高。看样子真有点动感情了。人们常说，老年人像小孩，一点也不假。苗大叔笑了笑，向俞梅说：
“你去把棋盘给他们抖了！”
“吓死我也不敢。”俞梅说，“前些天，我抖过一回，他俩联合起来，差点把我揍了！只有你说话才灵。”
苗大叔不声不响地走了过去，抓着塑料棋盘的一角，“哗啦”一声，把一盘棋给抖散了。两个敌对棋手，立刻结成了统一战线。白胡子老汉气呼呼地叫道：
“俞梅，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你不要以为你是个女的，我就不敢捶你！”光头老汉说着也站了起来。当他看到棋盘是在苗大叔手里抓着，说话的声音立刻变了。“嗬，是你呀！”白胡子老汉笑着说，“我看你简直变成二主任了！连下棋你也管？”
“我是怕你俩饿着肚子，爬不到阎王那儿去哩！”苗大叔笑着说了这么一句。白胡子老汉也笑着说：
“像你这号爱管闲事的贱骨头，阎王早就相中你了，让你去给他管家哩！”光头老汉接上说：
“你见了阎王，替我们请个假。就说我俩杀棋还没分出个输赢来哩！”
老年人开玩笑都有点特别，说的尽是你死他死这类话。两个老汉边说边笑，边向东边伙房走去。俞梅也跟着他们走进了伙房，这时我才发现她的左脚有点跛。
我问苗大叔，全村有多少五保老人。他告诉我说，连他自己共三个。他是住在办公室里，自己做饭自己吃。这里只住着这两个老汉，其余的房间是客房。村子出了名，下乡来的干部也就多起来了。临时派饭，找往处来不及，村里群众忙于生产，也不愿意增加这些额外负担。他边说，边领我看了看那些房间。除了那两个老汉的房里是火炕外，别的房间里摆的都是木床，床上放着整洁的铺盖，另外还有床头柜、暖水瓶、台灯之类的东西。伙房旁边是一个小餐厅，对面西屋是库房。看起来倒也像个小招待所。
正在这时，俞梅从伙房里出来了。她向苗大叔挤了挤眼，低声说：
“刚才三请四唤就是不吃，如今像是饿了八辈子，不等饭菜热好，就狼吞虎咽开了。”她一扭头看到了我，忙说道，“哟！这是新来的客人？你挑吧，住哪个房间都可以。”我忙说我只是顺便来参观一下。苗大叔向我介绍说，俞梅是这里的大管家，敬老院、招待所都由她全权负责，她是炊事员，也是招待员。我忙说：
“这么多事，够你忙了。”
“也不怎，忙起来一阵子。”她说，“比前些年修大寨田，苦轻多了。”
苗大叔接着说：“那时候俞梅是妇女突击队长。抡大锤，背石头，赛过壮小伙子……”他发现我正盯着看俞梅的左脚，叹了口气说，“唉！可惜出了回事故，把脚砸坏了。”
“要是早两年砸坏的话，我拐着腿讨吃，总比别人讨得多。”俞梅补了这么一句，忽然又转了话头说，“幸亏那时我已结了婚，要不，连对象也找不了了。”她说着笑了起来。
看来这是个性格开朗的女人。我不失时机地问了问她家现在的生活情况。她回答我说，比过去强多了，不过收入是全村最低的。丈夫除了种地，别的什么手艺也不会。农闲时候跟上修建队当小工，多少能赚点现钱，刚够供儿子在镇上住中学用。去年儿子又考上了大学。她说：
“雨田说孩子住了大学，开支大了，我这也算因公负伤，就照顾我干了这份差事。一年也有三百来块的补助。”她感慨地说，“要不人家当劳模哩！连我砸了脚这点旧事都挂在心上！”
看来苗雨田对村里这些老弱病残倒是很关心的。
离开敬老院，我跟着苗大叔从街上走过，两旁大都是新房舍。有的人家门楼盖得很像个样子，有的用水泥、马牙石贴面，还有的镶嵌着一些碎玻璃片。玻璃碎片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我向苗大叔说，我想顺便访问几户居民。他说：
“这好办。你想去哪家也行。”
沿途我有意走访了三户房舍不太好的人家。这三户人家，都是只有一些老头老太太。有的在逗小孩，有的在喂兔子，还有的叼着烟袋在听收音机。一问才知道儿子们收完秋，到修建队去了，姑娘媳妇们都在果脯厂上班，三家的收入情况差不多，人均都在四百元左右。我问苗大叔，村里有没有万元户？他说：
“有哇，花妮家就是。她开小四轮，她哥开大卡车。一年纯收入一万多。”
“苗雨田家怎么样？”
“他呀，要是只顾自己发财的话，不要说万元户，就是当个双万元户也轻而易举。”
我忙问苗大叔究竟是怎回事？他告诉我说，果脯厂最早就是苗雨田个人办起来的，产品销路很好，也很赚钱。自从他被选为村主任之后，他就自动改成集资联营的厂子，现款、劳力都吸收，社员们产下的苹果、梨，上山采摘的毛桃、山杏都可作价入股。刚收下的苹果一斤只能卖三毛来钱，作为股金，年终就能变成六毛多。厂子扩大了，一些闲散的妇女劳力也有了活儿干。这就给全村群众带来了很大利益。
从这件事上倒也可以看出来，苗雨田是个颇有气度的新干部。
我们边走，边谈论。不知不觉已走到了村西边的果脯厂门口。看样子这是一座旧庙改建的。东边的柱子上挂着“光明果脯厂”的牌子，右边柱子上也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食品重地，闲人免进”。两扇大门紧闭，只在左边的一扇上开了个小门。我们刚走到这里，忽听高音喇叭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喊声：
“苗，苗，苗大叔。快，快，快回来。有，参，参观的。”
这显然是那个年轻媳妇凤娥在广播上叫喊。我劝苗大叔赶快回办公室去，他坚持要领我进去，说怕他们不接待。我说我有记者证，大概还不至于碰钉子。正在这时，从小门里走出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来，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一见苗大叔就热情地说：
“哟，苗大叔，您可真是大忙人呀！广播上又叫您了。这位是来参观的客人？”
苗大叔忙向我介绍说这是任技师，又向任技师介绍了我的身份，要她领我看看，然后这才转身走了。任技师边和我握手，边客气地说：
“欢迎您参观，欢迎您指导！”忽又转身高叫道，“苗大叔，库里的白糖可不多喽！请您……”
“已经拉去啦。”苗大叔扭头答了这么一句，急匆匆走了。我随口向任技师问道：
“他还负责厂里的材料供应？”
“不。他是村委会的通讯员。”任技师望着苗大叔的背影说，“您甭瞧他只是个打杂儿的，可这老人办什么事都尽心尽力。他是苗雨田的得力助手。”她边说，边领我从那扇小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座很大的庙院，正殿是旧的，东西房是新建的。所有的房屋都粉刷得雪白。院当中铺着几张席子，上边堆着一大堆苹果。手压式的抽水机旁，摆着一些大缸和箩筐。有几个小伙子，正在那里挑选，清洗苹果。正殿和东西房都是生产车间，每个车间门口都贴着一张红纸条，上写“谢绝入内参观”几个字。任技师笑了笑说：
“请您就在窗外瞧瞧吧。这种进口的玩意儿，处处得讲卫生。一丁点儿也马虎不得。”她讲得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一问之下才知道，她原是北京食品厂的退休工人，是苗雨田去年请她来担任技术指导的。她边领我透过各个车间的玻璃窗户观望，边给我讲解。果脯这种食品，看起来简单，制作起来也相当复杂。水果经过清洗之后，要削皮，去核，切瓣，糖腌，蒸煮，烘烤，晾晒等几道工续，才能作为成品上市。在车间里干活儿的，大都是一些青年妇女，个个都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像是医院里的大夫、护士一样。任技师说：
“您甭瞧这是个半土不洋的小厂子，一年能加工一二十万斤水果。如今，产品在北京市场上也站得住脚跟儿！”
我不由得向院当中的那堆苹果望了一眼。任技师向大殿后边半崖里的二孔旧土窑洞指了指说：
“大宗的都在那儿储藏着，我们是随用随取。听说那几孔土窑是苗大叔捐献出来的。他以前就在那儿住，要我，真不敢住。”她笑了笑说，“储存水果倒是个好去处。放到明年四五月，照样儿水灵。”
“那为什么不卖鲜果，而要加工成果脯才卖？”我问。
“品种不好，鲜货卖不上好价码儿。加工成果脯，就能成倍增值。”她说，“葫芦沟如今富起来，我看至少三分是靠这玩意儿！”
“苹果是从外村购的？”
“哪儿的话，都是本村产品。”
“本村产的？”我感到有点奇怪。来葫芦沟的路上，我没看到一株苹果树。庄户家院里倒是都栽着几株，但显然产不下多少。我向任技师问道：“他们村的苹果树在哪里栽着？”
“葫芦底。”任技师向西指了指，“后边沟里。那儿，满山遍野都是苹果树。拿这儿的土话说：‘海的海啦’！春天特美。站在庙门口儿，都能闻到甜蜜蜜的花香味儿。要搁在北京城，卖票游览，也得请警察维持秩序！”
任技师的话，引起了我极大兴趣，我决定到葫芦底看看去。当任技师把我送到大门口的时候，正好花妮开着小四轮拉来了白糖。任技师向我招了招手，说了声“回见，您哪。”便忙着招呼人们卸车去了。
四
在去葫芦底口的路上，我开始构思一篇通讯报道。我认为，就凭今天耳闻目睹的这些材料，也可写成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有总的情况，有统计数字，有具体例子。而且对比非常强烈：以往穷得讨饭，如今家家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就连收入最低的俞梅家，都能供起一个大学生。这是多么生动的例子啊！我想连夜写出来寄回去，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报了。
从果脯厂向西走，沟又窄了。两边的土崖，好像要往一块靠拢。可是走不多远，忽然又开朗了。真个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怪不得这村叫葫芦沟，从葫芦蔓，经过村子，再到这里，真像是个大葫芦。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袖珍式的小平原。中间是一条料石砌成的排洪渠道，两岸是平展展的耕地，大部分土地上长的是暗绿色的麦苗。四周的那些陡坡上是一级级的梯田，从崖跟底直排到崖顶。田埂也都是用料石砌成的，像是一些巨大的台阶，台阶上栽着一排又一排的果树。这地方，整个看起来，很有点像北京工人体育场。梯田上的那些果树像是无数井然有序的观众，像手臂一样的枝丫伸向四方，好像在尽情欢呼。我真没想到，葫芦沟竟然有这么个好地方！怪不得任师傅大加赞美。
我沿着渠岸边往里走，边欣赏这一特殊的景色。沟逐渐又窄了，两旁出现了石崖头，崖跟堆满了破碎的石块，有个人不知蹲在那里锻什么。我走过去，才发现这是下棋的那个花白胡子老汉，他正在一方片石上凿棋盘。他大概听到了脚步声，兴奋地说道：
“你看看这多好！这一下，谁也抖不了咱们的棋盘啦！”他说着抬头望了我一眼，“喏！我还当是那个老臭棋哩。你是干啥的？”
我告诉他说我是省里来的记者。
“记者？就是在报上写文章的人吧？你不去村里看果脯厂，看万元户，跑到这里来有啥看头？”
看来这老汉颇有点不满情绪。我问：
“老大爷，您贵姓？”
“苗！”
我随手掏出纸烟来敬给他一支，他没有拒绝。我边点火，边说：
“葫芦底这地方真不错！”
“秋天才好着哩！”他说，“满树是苹果，地埂上吊的都是南瓜。这里一年的出产，能顶全村一半的收入。”
“你村有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以前还穷得讨吃？”
“嗨，你这可是明白人问了句糊涂话。那阵子，地还没修成，果树还没栽哩！你当这地方是天生的？”
我不由得望了望大片的平地，望了望层层梯田和一排一排的果树，感叹道：
“看来当初修这片地，一定费了不少劲。”
“那还用说，”他边抽烟，边和我闲聊。他告诉我说，“这里原是一片连草都不长的乱石河湾，两边是陡峭的土崖。从一九六四年开始，他们就在这里，劈崖垫地。花了三年工夫，垫成了一百多亩平地，没想到一场特大暴雨，冲了个精光。后来就学大寨的办法：开山取石，先砌了一条排洪渠，然后垫地。又在两旁修梯田，砌石地埂，担水栽果树，前前后后花了十来年工夫，才修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忙问道：
“这就是老队长苗全茂领着干的吧？”
“哦！你也知道有个苗全茂？苗全茂辛辛苦苦了半辈子，结果是给苗雨田做了一锅好饭。如今上边的干部，一提起葫芦沟今天的好日子，都知道有个能干的苗雨田；一提起过去的穷困生活，捎捎带带总要敲打儿句苗全茂！说实话，我过去对苗全茂也窝着一肚子火，可是平心静气想一想，要是没有苗全茂那股一口咬住不放的干劲，葫芦沟能有今天？人，要凭良心说话！”
刚才，我本来以为这老汉就是苗全茂。听他最后这句话，知道猜错了。我问他：“当时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造地？”他说：
“那时候，政策把人的手脚捆得死死的，只准种地，不准干别的。公粮、统购还不能少缴。可人均只有二亩多沙棵地，不造点好地能行？车不顺，马别腿，不走这步棋走啥？这地方河滩宽，崖上土头厚，正是造地的好场所。全村人只好没明没夜在这儿下死功夫！”
这时我忍不住插了一句：“饿上肚子修大寨田？”
“饿肚子？不。那年月，虽说一年口粮只有三百六十斤，可在工程上劳动一天，队里还补助八两。搅糠拌菜倒也能凑合下来。”
“那怎么会出现许多讨饭的？”
“嗨！那是上头逼出来的。”他告我说，当时地还没有修成，公社倒作为学大寨的成绩报上去了。县里就给增加了征购任务，并且要求超额完成。打算树苗全茂当全县劳模。苗全茂知道，如果把队里掌握的那点机动粮都上缴了，工程只好半路停下来，他跑了县里好几趟，再三要求减免，县里高低不答应。苗全茂愁得不行，也气得不行。他私下和社员们说：“咱们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我当劳模，大家饿肚，我还算个人吗？”当时，一些不能上工地、领不到补助粮的社员，也要求增加口粮。他们说：“要不是怕给全村丢人，早出外讨吃去了。”这事倒提醒了苗全茂，他说：“好，谁想出去讨吃就讨吧，最好到公社，到县里去讨。你们要怕丢葫芦沟的人，就说是苗全茂大队的，我不怕丢我的人！”于是就有些人真个出外讨吃了。这么一来，苗全茂不但没当成劳模，这个名字反而变成了讨吃要饭的别号。不过增加的征购任务总算给减了。
我听他讲完，不由得笑了起来。他也笑了。他笑着说：
“别看苗全茂是个蔫蔫乎乎的人，还有点鬼点子哩，也有股‘愚公移山’的劲头！要没这么个领头人，葫芦底也不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你看看，砌渠道，砌地埂，用了多少料石？有人计算过，说是一块接一块能摆到太原城！”
“多亏你们村有那么多石匠……”
“嗨！除了两个老石匠，都是搞工程带出来的。钎子、凿子不知磨秃多少根，手上不知掉了多少层皮。有的人把命都贴上了！”
“还死过人？！”
“七三年出了个大事故，这里的石崖忽然塌下来了，一下砸死两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子，还砸伤了好几个，我家金宝就是那回……”他说到这里停住了，我知道老人心里一定很悲痛。我想安慰他几句，可又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又敬给他一支烟，他手抖得很厉害，半天才对着了火。他狠吸了几口，这才又告诉我说：
“当时我正病着。家里人瞒着没告诉我，等我病好了，知道这场塌天大祸以后，我简直气疯了。我决心要找苗全茂拼命。我跑到葫芦底来，只见他还在领着一些人凿石头，我二话没说，扑过去，照着他当胸就是一拳。一拳就打得他跌坐在地上。他站了起来，没有还手。他说：‘你打吧，该出出肚里那口恶气。’我一把揪住他的领口，正要再打的时候，被众人七手八脚拉开了。我坐在一块石头上哭天骂地，把苗全茂骂了个狗血喷头。众人劝解了半天，我才算安静下来。苗全茂走过来说：‘老哥，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可我心里也不好受啊！’这时才有人告我说，他儿子也被砸死了。我一听，傻眼了。忍不住又流出了热泪。心里很难过。都是当爹的，他儿子也死了，我怎么能那样对待他？愣了半天才说：‘还不趁早收摊，等甚？’他说：‘半路收兵，以前的就都白干了。咱们这辈子人苦就苦到底吧，不要让后辈儿孙再过苦日子了！’他没有说更多的道理，第二天，我也就上工了。”他叹了口气说，“我金宝要是活着，今年三十二了。和苗雨田同年同岁！”
“你觉得苗雨田这个干部怎样？”
“是个有本事的后生。上过中学，有文化，有肚才。也是个有良心的人。第一步棋，村里人就叫好！”
“是把他自己办的果脯厂，改成全村集资办的大厂子？”
“不。那是他走的第二步棋。”他接着告诉我说，“苗雨田一上台，首先在北坡上那片果树长得最好的梯田里，竖了一块碑，把修建葫芦底的前后经过，都刻在上边了，还把两位死难者的名字也刻上了。这件事深得人心。”
冬天太阳落得早。山里太阳落得更早。刚刚五点钟，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了。我本想爬到北面的梯田里看看那块碑，也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
五
刚一进村，忽听高音喇叭大声呼叫：
“注意啦，报社来的方记者，赶快回大队……村民委员会来。有电话！”
同样的内容，广播了两次。声音有点沙哑，显然是苗大叔在找我，可就是猜不出是谁给我来电话。我连忙加快了脚步。
村民委员会的院子里已亮起了灯。上午还是冷冷清清，如今热闹起来了。电视室里不知在播映什么节目，不时传出来哄堂大笑。游艺室里传出来的是打乒乓球和甩棋子的响声。我匆匆走进会客室。屋里亮着灯，没有人。听见苗大叔在里屋不知和谁说话。我推门走了进去，原来是苗雨田回来了。苗大叔一见我就说：
“马书记来电话，问你晚上回去不？要回去，他就派车来接。”
还没等我回答，苗雨田就抢着说：
“今晚住下，一定得住下，我给马书记打电话。”他也不管我同意不同意，连忙跑到外间打电话去了。
这时我才看清房里的陈设和普通社员家差不多，靠炉台是一盘火炕，炕上铺着席子、毡子，还搁着一卷行李。地下摆着几件木器家具。条桌上是一些炊事用具和切开的半个南瓜。显然这就是苗大叔住的地方。苗大叔告诉我说，广播里把他叫回来，才知道是县兽医站的同志来察看大牲畜膘情的。刚把他们送走，就接到了马书记的电话。苗大叔边切南瓜做晚饭，边问我：
“你看咱那果脯厂怎样？”
“看来，给葫芦沟带来了不小利益。”
“那是。”他说，“靠老人们可想不出这些点子来！这不，雨田今天进城又谈成一笔买卖：加工南瓜条。一斤南瓜五分钱，加工成糖瓜条，能卖三毛，增值五倍！这是前些天他和任技师研制出来的新产品。”
正在这时，院里有人喊苗大叔。他应了一声，走了出去。接着苗雨田打完电话进来了，一进门就热情地向我说：
“你好容易来了，我没顾上陪你，真抱歉！你至少住一天，咱这里有个小招待所。虽然条件差，吃住倒还方便。我明天陪你到葫芦底参观参观。可以这么说，来葫芦沟不去葫芦底，等于没来葫芦沟。”
我告诉他说我已经去过了。
“哦，去过了？！可你知道，那么大的工程是怎么来的吗？”
“我听说是老队长苗全茂，领着全村人干了十来年，才修成的。”
“是啊！那是我们老一代人，用鲜血和汗水创造出来的。”他边说，边掏出纸烟来递给我一支，他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坐在炕沿上，接着说，“我不否认，我当了村主任，干了几件有益的事。可是，如果没有葫芦底这个坚实的基础，葫芦沟现在能变成这个样子吗？我只不过是把别人辛辛苦苦织下的布，缝成了件衣裳！”他讲得很诚恳，也很有感情。我曾接触过一些新上台的干部。有些人在介绍情况的时候，为了突出自己的功绩，总是爱挑前任的缺点、失误，把过去的成就一笔抹杀。而苗雨田恰恰相反。这一点颇使我感动。我向他说：
“我很想访问一下老队长苗全茂。不知这位老人还在不在世？”
“啊！闹了半天，你还不知道老队长是谁呀？”他笑着说，“就是咱们的苗大叔嘛！”
苗雨田的话音刚落。正好苗大叔走了进来。我立时扑过去，紧紧抓住了苗大叔两只像枯树枝一样粗糙的手，不住地摇晃。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怪不得在他陪我参观那三户农家的时候，人们对他是那样的热情，那样的尊重。原来他就是葫芦沟的“开国元勋”！我知道站在我面前的，还是那个干瘦老头，而在我心中却形成了一个高大形象。
晚饭，我没有去招待所吃，而是和苗大叔一块喝他熬下的南瓜稀饭，吃凤娥家送来的油糕。夜晚，我也没有到招待所客房去住，而是要求和苗大叔睡在同一盘暖炕上，想趁机和他聊聊。他不声不响地从招待所抱来了一副新铺盖，然后转身又出去了。等了好半天也没有回来。我走到院里，只见他刚刚打扫完游艺室和电视室，接着又关好大门，拉熄院里的灯，这才回来睡觉。我随口问道：
“你老一天干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事，就不嫌麻烦？”
“坐着吃闲饭，更没意思。老天爷给生了两只手，不用白不用。”
我问起了他的出身，经历，他说得很简单：小时候家穷，跟着一位石匠师傅学手艺。出师以后就到各村去给人家锻磨，锻墓碑。抗日战争时期，给民兵们锻石雷，配炸药。土地改革时入了党，合作化以后，当了村干部，一直干了三十年。前几年老伴病故，自知年老体衰，跟不上新的形势，就自动辞职下了台。
我说他为葫芦沟立下了汗马功劳，后辈儿孙永远会怀念他。他随口说道：
“怀念不怀念寡淡事。再说，那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我问他，如今看到当年的工程，发挥了这么大的经济效益，有什么感想？他平淡地说：
“前人栽树，后人歇凉。从古至今都一样！”
我对于把苗全茂三个字，当成了讨吃要饭的代名词这件事，很有点抱不平。我问他为啥不向上级解释清楚？
“由人说去吧。哪个坟地里埋的人，也不是唾沫淹死的。”他说完，翻了个身，随即响起了香甜的舒声。我却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不由得把这一天的所见所闻，又从头回味了一番……
想着想着，我忽然感到有点后怕：假如我不去葫芦底参观，离开果脯厂就匆匆返回乡政府，当然也就遇不到苗雨田了。按照我当时的构思，可能写成一篇有声有色、对比强烈的脱贫致富专题报道。可那样，我将要犯一个严重的错误，无形中歪曲了历史的真实，把一位具有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的老干部，写成反面教员；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一定会骂我是“克里空”，不只丢我的人，也败坏报纸的声誉。
我忽然又庆幸自己：一时心血来潮，去了葫芦底，偶然碰到了那位白胡子老大爷。最后又见到了苗雨田。这才避免了一次报道失误。我想这篇报道按实际情况写出来，很可能平淡无奇，没棱没角，甚至不被报纸采用。但我却对得起真实的生活，对得起一个记者的良心！
这样一想，我也就心安理得地进入梦乡了……
原载《人民文学》1987年第4期
点评
这是一篇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作者以朴实的笔触叙述了一个山西小村庄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从过去外出讨饭吃到如今远近闻名的致富村，这就是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农村的巨大变化，从中体现出新时期农村经济的进步、农民思维方式的转变、农民精神面貌的丰富。
苗全茂和苗玉田是葫芦沟的两代领头人，在外界的传言中，两个人却分别是失败与成功的代名词，苗全茂因为村民外出讨饭臭名远扬，苗玉田因为带领村民致富成为全县的劳模，十里八乡民众们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事实上，葫芦沟的今昔是这两位领头人联手缔造的，没有苗全茂等人充满牺牲精神的“栽树”，苗雨田这一代人不可能轻松地“乘凉”，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带领村民们发家致富。作为一名记者，“我”没有简单地把葫芦沟的过去和现在划分成二元对立的关系，更没有把苗全茂和苗玉田“塑造”成正反两方面的典型，这是“我”的荣幸，亦是历史的荣幸，因为“我”还原了真相，呈现了一个乡村真实的面容。
不管是庞大的国家还是小小的村落，前进的脚步是不会停息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代又一代人进行接力，一代人老去了，又一代人跟上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开拓，这一环扣一环的递接就是推动乡村不断进步的力量源泉，是乡村生生不息的活力所在。
（崔庆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