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鲍利是一名财经记者，正准备处理一项他明知肯定会燃起美国民众怒火的任务：披露高盛集团2010年的财政收入。那场金融危机之后，高盛集团接手了各大银行搞砸的业务。它不仅是存活下来的最大的银行，而且事实上还在营利。同年，在国会听证会上，由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领头的银行家们非但没有对金融危机承担应负的责任，还义正词严地指责美国民众。但正如后来公众所知，高盛公司在刻意做空房地产市场的同时还建议其客户把大笔的钱投进去。
鲍利的任务是披露高盛的财报，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时，这项看似艰巨的任务其实只是一个预先安排好的报道，可以板上钉钉地会上第二天报纸的内容。但这是一次大衰退[121]——虽然道琼斯指数已经从2009年3月的低点6443.27点回升至2010年的11000点附近，全美的其他方面却未出现复苏迹象。贷款业刚刚创下了一年新增380万个家庭丧失房屋抵押赎回权的纪录，[122]失业率依然徘徊在10%附近。银行业已成为这个国家最不受欢迎的行业之一。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过去一年中美国人对银行家的好感下降了17%。[123]
财报发布之前，新闻编辑室里气氛紧张。他们担心财报的内容和《纽约时报》所做的一切，可能会变成政治的炮灰。编辑们也认为这必将令《纽约时报》的广大普通读者感到愤怒，尽管几年前他们对高盛还一无所知。编辑们猜测这篇报道很可能会在网上引发大量讨论。
这项任务的重点在于，鲍利这一天无论何时得到关于高盛的新消息，都会立即在网上发布、更新。所以，当鲍利早上7点半去上班时，已经做好为这个头版报道忙碌一天的准备。他有过这种经历，而且他也准备就绪。
鲍利的这一天是个例子——下文还会进一步回顾——反映出了《纽约时报》记者是如何在网络环境下体现新闻的即时性的。本章中，我会记述鲍利和其他两名记者在一天中是如何为《纽约时报》工作的。新闻记者通常会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书里，而我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剖析他们一天的工作方式和具体过程。我选择的这三天，凸显了《纽约时报》业已形成的三种不同的工作惯例，反映了记者如何在数字化的随需应变的新闻环境中应对各种挑战和机遇。每一天都展示了即时、互动和参与是如何体现（或不体现）在记者的日常工作中的。尽管本章将把这三种价值观合起来以日为单位进行讲述，但在之后的章节中，会对这三种网络新闻核心价值观专门讨论。
格雷厄姆·鲍利是一名财经记者，他的一天经历为我们演示了全天候工作模式究竟是怎样的。第二位是安德鲁·马丁，他也是财经记者，但他的工作更偏向消费者方面，他的经历将告诉大家没有截稿时间限制的一天是怎样的。最后一位是尼克·比尔顿（Nick Bilton），技术博客Bits的博主，他在商业版的外围工作，那天正值第一代iPad发布，新闻编辑室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报道。我可以从我观察的传统记者和非传统记者从早到晚的工作日中选择任意一天，但这三天浓缩了新闻编辑室在即时、互动和参与方面的核心情况。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这些术语一般为学者所用，记者很少使用。本章以这些新价值观为背景，选取这三天来记述，将为记者的实际工作经历提供一个规范的维度。
鲍利的一天，主要展示的是记者应对即时的压力，尽管那天他的故事也涉及一点互动和参与。他必须先把突发新闻发布到网上，然后再为纸质版写一篇报道，这反映出一些相互矛盾的方式，记者不得不以更传统的模式来协调解决网络上时刻发生的需求。他与视频团队有个小插曲，后者临时想为网络录一个短视频，而这体现了他基本只跟文字打交道的工作所遇到的混乱和不协调。而且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别扭事还很有趣（他被叫去做个采访，谈谈他的报道，录制这段视频的人是商业版的，但这人既不是他的编辑，也不是与他共同完成这则新闻报道的人）。很多记者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感受，他们认为互动性是对工作的一种干扰。鲍利这一天并没有涉及太多的参与，但他有关受众的观点在新闻编辑室的许多人中是有代表性的，即不值得花时间跟受众互动。
马丁的一天在许多方面都与鲍利相反，他所展示的是一个不受截稿时间限制，主要关注创业或调查性新闻的记者的工作状态。他的工作重点包括表面上看来属于《纽约时报》的独家消息，还有其他媒体机构不希望报道的，并且他的报道也不一定要在特定日期发表。但这并不是说马丁没有做过全天候实时更新的网络报道。事实上，他的报道方向也包括美国银行[124]，这与鲍利报道高盛集团的情况类似。还有一次马丁的任务是分析美国银行的季度收益，那也是令人抓狂的一天。
但是，在《纽约时报》工作并不总是与当前有关，重要的是记住这样一种竞争动力需要时间来完成报道，来形成新闻视角。马丁的一天也从完全不同的视角凸显了互动：他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创造出互动内容。但他没有自己固定的工作模式和流程：他临时约见了自己喜欢的摄像师，而且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编辑（或者商业版的网络编辑）。他把互动融入自己工作环节的方式与《纽约时报》的大多数记者是截然不同的。
比尔顿的一天则反映出一个非传统记者（或博主）是如何处理一个非常离奇的报道的：第一代iPad的发布会。对于新闻编辑室来说，这绝对是个大新闻，记者们都知道史蒂夫·乔布斯策划了一个大型的发布会，但没人了解这究竟是个什么产品，可以用来做什么。比尔顿的这一天记录了他所承受的双重压力，不仅要实时报道，还要尝试运用非传统平台进行报道：一方面要留意竞争对手的博客和推特消息，另一方面要在《纽约时报》官网上开通“直播博客”（live blog）。他为新闻事件创建图表和内容的尝试，表现出了记者对互动的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和能力。此外，比尔顿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工作，印证了下文中将要涉及的另一重要主题——参与。记者一旦上网，他们利用互联网报道新闻、传播观点或与其他网民进行交流。除极少数的例外，参与仍是一个一对众的形式，来自受众的声音却不多。
整本书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类型的记者，从网页制作人到互动新闻记者，不一而足。但我关注的是那些凸显了新闻编辑室的“传统与变革”[125]之间关系的记者。从鲍利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老派记者在新压力下的工作状况——尽管他也可以选择做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新闻；从马丁身上，我们见到了一位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传统记者以新的视角从事新闻工作；从比尔顿身上，我们看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类记者，需要使用各种新工具和平台进行新闻报道。通过对鲍利、马丁和比尔顿的一整天近距离观察，我试图回答以下问题：记者是如何（或不）去适应即时、互动、参与这些价值观的，这些价值观引起的争议体现在哪里？
2010年1月21日
格雷厄姆·鲍利，财经记者
格雷厄姆·鲍利是个浅棕色头发的英国中年男子。离开《国际先驱论坛报》和《金融时报》的欧洲分社之后，已在国际新闻版工作多年。业余时间，他写了一本关于喜马拉雅山脉乔戈里峰的书。在我跟踪观察他那天的前一个周日，他在旅游版发表了一篇有分量的报道，又在周日的经济版发表了有关摩根士丹利新任首席执行官的人物报道。鲍利说我应该把观察日定在披露高盛集团财报的那一天，因为那天他会快节奏地围着网络转，这样我就可以看到新闻从最初的网络版到最后的纸质版（也是网络最终版）的整个过程。
2010年，《纽约时报》记者猜测很多美国人对高盛集团的所作所为感到沮丧，这家银行似乎成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大赢家。对许多观察者而言，高盛作为华尔街的重要角色，现在俨然是美国政治话语中华尔街对抗主街[126]的象征。记者、政府委员会、电影人和非营利机构经过调查、接触，认为高盛与摩根大通、富国银行以及从金融危机幸存下来的其他银行一样，都犯了错，可能正是这些错误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对许多政界人士和公众来说，[127]高盛是那些开发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和担保债务凭证的银行的代表，引起通货膨胀，随之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把美国市场推到了悬崖边，并最终导致美国经济走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128]
鲍利告诉我，任何有关高盛的新闻这个时候通常会排在要发送的电子邮件列表的前列，它会收到车载斗量的评论，还很可能会登上首页——尽管鲍利的报道远不止要告诉大家高盛赚了多少钱，料多到足以登上头版：他还必须使这则新闻内容有别于其他所有新闻机构的，而且有独一无二的包装，或者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通常而言，第四季度收益会在12月到2月期间发布，会是新闻编辑室最关注的话题，理论上讲，也是读者最感兴趣的话题，因为它反映了上一年的盈亏总额和员工薪酬情况。更准确地说，它们透露了高盛员工的平均奖金额。
虽说是大新闻，但鲍利还是在此前一天提醒我，跟着他一天可能会让我感到无聊，因为写新闻稿本身的过程是一如既往的。鲍利准时走进新闻编辑室，等待上午8点准确数据的发布，但他在前一晚已准备好了发到网上的新闻稿（数据部分空着）。在《纽约时报》，这种预先准备好的新闻报道被称为“B稿”（B matter），有时是几周前准备好的，有时是几天前准备好的。之所以这样做，都是因为互联网。准备这样的报道其目的在于，无论是企业收益、失业率，还是选举结果，一旦预期的信息发布，下一秒它就可以发到网上。
预先写好的新闻稿通常行文干巴巴的，有时也包括在事情发生之前汇编好的一些引文。为了保险起见，记者通常会做好两手准备，正面的和负面的引文都要准备。这样一来，《纽约时报》就能有一个全面的、更深思熟虑的报道发到网上，有望为读者创造出一些“增值”内容——有线新闻来不及提供的某些突发新闻；而不是像美联社或路透社那样只能迅速发布一个吸引眼球的新闻标题。“增值”（或附加值）内容是《纽约时报》记者常用的术语，以将其新闻报道与其他新闻机构的报道区别开来。
鲍利解释说，这一天时间会因为各种信息的发布而被分成几段，上午8点财报发布，9点参加高盛首席财务官与记者的电话会议，11点与投资者和分析师通电话，上午还要选个时间与高盛首席财务官本人通电话；之后，再经过多次修改更新，鲍利才算完成供报纸发表的最终新闻稿。早上8点前，鲍利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盛在网上公布数据，然后把它们填进由商业版的网络编辑马克·盖茨弗莱德编辑好的文稿中。“B稿”（或预先写好的新闻稿）一般是这样的：
高盛集团周四表示，该集团第四季度取得了＄TK美元的利润，为这家华尔街银行在2009年的表现画上句号。
高盛宣布其2009年全年盈利为＄TK亿美元，并且还透露了一个可能会激怒评论家的消息，即已经确定将留出高达＄TK亿美元作为其员工的奖金。
结果显示出高盛在2008年最后三个月从金融危机中反弹了多少，又在季度性亏损中损失了多少。公司披露的奖金数额反映出补偿金将再次吞掉今年的华尔街很大一部分收入。
在政府动用数以亿计的纳税人的钱来救助金融体系一年后，这些奖金数字可能会激起对华尔街高管薪酬水平的强烈抗议。
多家银行正在为应对来自华盛顿方面以及纽约总检察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M.Cuomo）等官员的薪酬审查做准备。科莫去年曾要求银行披露有关奖金的细节。一些银行家担心美国可能会效仿英国，对银行业的奖金额外征税。
但撇开这些担忧不论，很少有银行正采取措施大幅削减奖金。考虑到外界潜在的批评，一些大银行正在改变他们的薪酬支付方式，削减甚至取消了部分现金奖金而改为股票奖励，并减少了其收入中用于支付薪酬的部分。
12月，高盛宣布其职位最高的30名高管的薪酬只以股票形式支付，不发给现金。目前，华尔街几乎人人都在等着看高盛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会分到多少股票，他的薪酬已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2007年，布兰克费恩先生的薪酬是6800万美元，创下华尔街新纪录。2008年，他没有获得奖金。
早上8点，鲍利准时上网查找结果。他发现《华尔街日报》已先于《纽约时报》发布了财报数据。“《华尔街日报》已经发布了！”他喊道，并大声把数字告诉了盖茨弗莱德。鲍利亲自核实了收益数字，又看了一眼财报，大叫：“《华尔街日报》的数据是错的。”他语气急促，带着一种得胜的口吻。
随后，鲍利和盖茨弗莱德商议是否把净收入或净收益作为新闻报道的焦点；[129]当时，鲍利已经把收入报表和季度收益都打印出来了。收稿编辑丹·聂米认为他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49.5亿美元的净利润上，理由是“这肯定是广大普通股民更希望看到的；对了，要说明这一数字高于华尔街的预期”[130]。盖茨弗莱德和鲍利看着这个足以成为热点的奖金数，盖茨弗莱德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这是[补偿金的]最低值。”
鲍利和盖茨弗莱德一起把收益数字填入鲍利提前准备好的“B稿”中，并将第一稿上传到内容管理系统和网上。然后，鲍利回到自己的位子，刷新首页。几分钟后，高盛的这篇新闻报道出现在商业版页面，随后出现在首页的新闻导读区，尽管相关内容《金融时报》、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已经发布。
鲍利与盖茨弗莱德一起调整了导语部分的措辞，尽管他们二人来来回回地改动了很多细微之处，但报道是要给公众阅读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新闻报道仅需经过盖茨弗莱德的编辑：这类突发新闻在发布到网站上之前是不经过文字编辑之手的。但是，对于一个要刊发在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在读者见到之前可能需要经过2至7次文字编辑。[131]
鲍利发布的这篇新闻只是第一版，在这一天中，他还将持续围绕这个展开工作。在发布基本收益后，鲍利开始查阅前几年的奖金总额，以此来推测今年的人均奖金额度，再与其他年份进行比较。所有这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鲍利仔细查对，尽量避免犯错，否则网络版的修改和报纸信息的纠正会很麻烦，甚至报道的下面还会招来大量的恶评。
然后，鲍利停止了对新闻稿早期版本的修订（他的每一个改动都会由盖茨弗莱德及时在网页上更新），安排我和他一起参加一群记者和高盛对外联络事务主管卢卡斯·范普拉格（Lucas van Praag）、高盛首席财务官戴维·维尼亚尔（David A.Viniar）的电话会议。首席财务官首先介绍了高盛财报中的所有要点，然后，进入提问环节。英美媒体关心的话题从奥巴马提议对银行增税，到补偿金问题，再到高盛是否因“体量太庞大才没有倒闭”，不一而足。
鲍利发现他开始收到读者发来的有关高盛报道的邮件，他给盖茨弗雷德写了张便条，说希望开放这篇新闻的评论功能。由于《纽约时报》会在发布读者留言之前先中和一下，网站上每天只能对少量新闻报道开放评论功能，而开放评论意味着该新闻会在首页上排位靠前，这某种程度上是中和评论的做法所致。
鲍利知道自己不可能一一回复读者来信，但在这天，他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定期涌入的邮件，这些邮件很可能是由于高盛的报道而出现的，他说：“只要一提到高盛，就会有读者写信过来。”鲍利通过一个简单的窍门区分读者邮件和其他消息：如果读者通过点击文章的作者署名发送电子邮件给《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时邮件的主题栏就会出现以[读者来信]打头的字样，这样的功能便于记者忽略某类邮件（我平时见到的也基本如此）。
鲍利一直尝试几件事同时进行，在确保网上内容不断更新的同时继续跟进报道。他必须掌握分寸，让报道呈现出一种特别的、独一无二的角度，但此时这种分寸更难控制了：一有新信息他就放到网上，最近一次是对媒体引用部分的更新。《纽约时报》的报道在此并未表现出独到之处。
尽管如此，但鲍利在每一次较大的更新前都会收到同事们给他的意见，他自己也会偶尔停下来思考新的报道角度。例如，当鲍利等待与高盛首席财务官的一对一电话时——这是他第一次突破来自网络的压力，也是他第一次有机会使自己的工作与众不同——他得到了商业版周日版编辑的一些建议，关于他或可向对方提的一些问题，包括调查高盛目前对自己的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的看法，由于对这些金融工具的放松监管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发生。
鲍利对同事的建议做出了回应，说他想就“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提问，这是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提出的一项改革方案，它将把银行最赚钱的自营交易业务（银行以自己的资本而不是客户的进行交易）与代表客户的投资业务分离，还将禁止银行拥有、投资对冲基金或者私募股权基金。提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银行是否也可以成为商业银行控股公司。但此刻鲍利无法把所有的建议都用于完成网络新闻稿。
鲍利接到了首席财务官的电话，就奖金的性质和沃尔克规则的涵义进行了提问。鲍利的主编、财经新闻团队负责人大卫·吉伦（David Gillen）指示他考虑一下奥巴马提议的金融管理条例可能对高盛产生的影响。吉伦在策划其他相关报道，想让一位记者报道沃尔克规则在法律上对高盛公司意味着什么，另一位记者报道在政策上对高盛意味着什么。
在多次细枝末节的更新之后，一篇较大篇幅的新闻报道逐渐成形。在这个一对一的电话结束后，鲍利知道机会来了，可以开始以他想要的视角来突出《纽约时报》的新闻特色了。他开始在当前的网络报道中插入首席财务官的一些话。
吉伦下令制作这个报道：“让我们来定一个[这样的]框架……高盛[在金融危机中]受影响了吗？收入是不是仍然涨了50%？”
鲍利问：“会不会觉得身心都很痛苦？”他指的是高盛内部那些没有获得高额奖金的人的感受。鲍利还说，他会尽量弄清银行内部对此的反应。对于如何从交易大厅得到反应，他们已经有了计划。
编辑莉兹·奥德曼和吉伦问鲍利：“你对A1版内容有什么想法？”鲍利想了想，答道：“华盛顿和华尔街。”
吉伦说：“那导语就放一篇对银行的分析。”
换句话说，鲍利的任务是深入下去，弄清楚当华盛顿方面对银行家们口诛笔伐之时——彼时，奥巴马总统刚刚针对补偿金这种特殊形式的奖金提出“民粹主义”征税方案——高盛打算在这个棘手的奖金问题上如何过关。
A1版的想法，或者说头版的想法、A1版的报道，是指提交给头版会议讨论决定是否作为报纸头版的新闻。以“分析”为导语，反映出了《纽约时报》所采用的逐步后退法，此时记者完成了网络版的更新并开始为纸质版做准备。
在讨论了这个报道的更大的思路后，鲍利终于有时间阅读来自瑞信银行（Credit Suisse）的收益分析。他问DealBook[132]的一位记者（他的工作主要是获取华尔街的突发新闻并迅速发到《纽约时报》的博客上）削减奖金在高盛内部会有什么影响。这位记者告诉他：“一切都取决于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得到多少。”
上午11点，鲍利按计划参加了高盛与为其服务的金融分析师之间的电话会议。电话会议在大量复杂的金融术语的主导下进行，分析师要求对方澄清损益表上的具体要点和其他一些问题，以利于他们对公司的未来做出预测。有这一大堆财经术语在，电话会议的内容我听得云里雾里。会后，鲍利对我说：“该我们来把官样文章翻译成大白话了。”
于是，鲍利开始改写这些金融专业术语，使它们能被他认为的《纽约时报》读者所理解，这些读者是看不懂这种行业术语的。鲍利和其他一些人告诉过我，《纽约时报》记者通常认为他们的读者是受过教育的、感兴趣的读者群体，但可能对商业知识不是太懂。然而，大多数记者发现很多重要的决策者也在读《纽约时报》。
与分析师通过电话之后，鲍利又对发在网上的报道做了些修改，再次反映出一些并非《纽约时报》独家特有的信息，尽管经过鲍利的改写，电话会议中最重要的信息都包含进去了。改到满意为止后，鲍利说：“我以为我们已经把网络版用的报道更新完了，但稍后其实还会更新。”这时，我暂时离开了，留他独自一人为纸质版写稿。他戴上耳机，过会儿又摘下耳机打了几通电话，包括打给国会山的一些人。但此刻他的主要工作还是写稿，不是更新。
下午2点左右，《纽约时报》的电台主管及视频工作的主要推动者简·伯恩迈耶带着摄像团队过来了。他们向鲍利解释说，希望请他和编辑温妮·奥凯利一起面对摄像机谈谈高盛的收益情况。鲍利想了想，从椅子后面拿出一件休闲西服，问：“我可以穿这个吗？”这段视频打算录制“90秒到2分钟……不是……概括新闻要点，而是陈述你的报道脉络”。伯恩迈耶解释说。与她同来的一位同事对鲍利说：“透露一些消息吸引读者注意就行，用不着亮出重磅干货。”她的意思是不需要鲍利把整个报道和盘托出。这是鲍利第一次被要求录制这类视频。
这次的视频拍摄是为TimesCast[133]做的，计划放在午间网络节目里让读者看到《纽约时报》这一天的重要新闻集锦。由于重大突发新闻登上头版的可能性较大，记者的写稿过程因多媒体制作需求而打断的情况越来越普遍。
鲍利和奥凯利一起为视频录制做准备时，略有点不知所措。奥凯利说：“挺有意思的，我们平时甚至都不在一起工作。”伯恩迈耶又给了他们一些提示：“这段视频要看起来像是我们在偷听你俩的正常聊天。”
鲍利的编辑吉伦模仿起了鲍利的英国口音说：“他的声音非常好听。”他觉得鲍利的口音听起来特别温文尔雅。
奥凯利问了鲍利几个关于沃尔克规则和分离商业银行业务的问题，并问在奖金支付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问题。整个视频录制过程持续了大约20分钟。然后，鲍利又戴上耳机继续写稿。下午4点半，鲍利把纸质版的初稿交给了吉伦。“他是个非常严格的编辑。”鲍利特别强调说，估计自己的这个初稿会有很大的变动。
随后，鲍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高盛员工的妻子。他边接电话，边兴奋地在pad上写下“高盛员工家属”几个字。这位女士看到了网上的新闻，所以打电话来抱怨自己的丈夫并没有拿到鲍利的报道里所说的50万美元奖金。鲍利答应不引用她的原话，但是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万一他的报道需要从她那里获知有用的信息的时候，可以打过去。几分钟后，有人打来电话告诉他摩根大通可能会推迟发放奖金。“这会是个大新闻！”他答道。然后转身对我说：“我太喜欢做这个了。”他咧嘴一笑，神情严肃而真挚。
到了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新闻稿与预先准备的B稿已经大相径庭。鲍利共写了五稿，盖茨弗莱德给我的打印稿上详细地留下了网页上的报道被来来回回改动的痕迹，细微的改动不少于26次。这篇报道已经转移到了首页的头条之中，并且未开启评论功能。倒是有一篇关于奥巴马总统和银行业政策的报道，占据了首页上第二位的突出位置，其热度仅次于竞选开支的新闻。鲍利的文章并没有像鲍利希望及编辑预期的那样出现在A1版，而是被安排在商业版的第一版。标题在撤掉了收益数字之后，最终定为《势头强劲的一年：写在高盛削减奖金后》（Strong Year for Goldman after It Trims Its Bonus Pool）。[134]导语部分内容如下：
周四，高盛的纽约总部里没有人为自己拿到的巨额薪酬欢呼雀跃。尽管2009年的收益创下了历史新高，但高盛宣布仅仅留置了162亿美元奖掖员工。
仅仅？
如果你不曾在华尔街工作过，那很难理解这个11位数对于一个重要的发薪日来说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是对高盛来说，这个数字背后的财政和政治的计算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克制性。
面对外界对华尔街巨额奖金的诟病，高盛做出了一次惊人的让步，打破了长期的行业惯例，即把大约一半的年收入用于补偿金发放。
纵观鲍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开始揭开贯穿于本书核心主题的点点滴滴了。在鲍利的案例中，即时、互动和参与的网络新闻价值观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即时性可能是他的新闻工作中体现出的最明显的价值：他整个上午都在忙于写出新闻稿。鲍利的编辑和他自己都说不出，为什么鲍利要整天更新报道内容，一得到新消息就立即添加进去。与此同时，新闻编辑室有一种令人不安的、难以名状的压力，觉得网络需要更多的料，人们都在反复检查，寻找更多的新消息。为了体现竞争力，《纽约时报》认为必须向人们不断提供新资讯。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停下来问问：是否真有人把这篇不断更新的高盛报道读了26遍（甚至5遍）？这一次次的更新目的是什么？然而，《华尔街日报》、美联社、《华盛顿邮报》，甚至任何一家新闻机构都将高盛事件作为突发新闻，而一有新消息披露，《纽约时报》都会将其填充进新闻报道。如果不这样，可能会使《纽约时报》的内容看起来苍白无力，这与其目标，即成为美国最好的（如果不说是英语国家最好的）报纸以及新闻最权威的来源，是不相符的。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的编辑手头并没有关于其网络版读者的数据（这被称为网络计量学），而新闻编辑室有人在收集这类信息，但这还不是日常新闻工作的正式部分，因而编辑对于人们（或者说登录《纽约时报》官网的人）是否阅读了这一次次更新的内容，并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他们仍然感受到压力，觉得要不断更新。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即时也是一种存在争议的价值观。尽管各家新闻编辑室都在努力做第一个报道者，但更重要的是新闻的准确性，比如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虽然是第一个发布该报道的新闻媒体，却弄错了财报的数据。那么，究竟新闻编辑室要做到多快呢？那天早上的新闻内容主要是一些事实和引述，稍晚些时候才到鲍利的主编手中。在整个过程中，鲍利的主编——吉伦和奥德曼——更关心报纸A1版上的大新闻，希望某条新闻可以挤进《纽约时报》当天的五大新闻。而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催促鲍利，在不断更新网上内容的同时考虑一下怎么成为当天的五大新闻之一。
《纽约时报》的宏大目标之一是将一天中网站上马不停蹄地更新的内容，整合成一篇更深思熟虑的分析性报道。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第二天新闻”，是《纽约时报》员工的一个术语，以此来表示他们所做的报道在各项工作和分析上有别于其他新闻机构的。“第二天新闻”并非是个新概念，以前的新闻都是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才刊出的。但在如今这样的数字时代，“第二天新闻”实际上就是面向纸质版的“当日新闻”。新闻编辑室的编辑和记者都视之为头等重要的新闻，因为这不仅是一种总结，更重要的是，它会出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知道的，这种“第二天新闻”仅在网上存在非常短的时间，大多数人正是在网上读到后，才转而向《纽约时报》寻求更多的资讯。
某些较小的子主题在鲍利这一天中是以互动和参与与他的工作流程交织在一起的方式出现的。摄像团队来找鲍利录制视频，显然是有上级的命令。而鲍利尽管一开始有些困惑，但他乐意配合。这种视频录制不过是另一种讲故事的方式，而不是要把报道的内容和盘托出，这是新闻编辑室的一个策略，目的是让读者更关注故事本身（“透露一些消息吸引读者注意就行，用不着亮出重磅干货”）。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这次意料之外的多媒体生产由摄像团队全权构思、安排、制作，参与其中的其他记者还不习惯这样的程序、操作以及像这样快速录制视频的工作方式。显然，有人意识到了互动内容生产的价值所在，但追求越快越好的传统记者并不是这样想的。换句话说，互动内容生产仍是一个纷杂的过程，尚未形成相应的新闻工作惯例。
最终，我们看到对于参与的重要性，新闻编辑室只有少数人接受了。鲍利会收到自己的读者邮件，每次收到都会兴奋不已，但我从未见他真正读过。尽管如此，他很明白他的读者是积极的，并且准备对他的报道做出回应——这点很重要，意味着时代变了，读者的反应再也不是那么看不见摸不着的了。鲍利知道人们想要谈论高盛的事，而《纽约时报》可以成为一个让他们发表意见的地方。但鲍利要求开启评论功能的一个原因是，这样可以让这个报道在首页上停留更长时间。在我看来，鲍利似乎对这些评论究竟说了些什么并不很感兴趣（但是因为最终并没有开放评论，所以我对此也不能确定），只要有评论在那里就行了。因此，鲍利似乎是了解何谓积极的读者的，但对他来说，参与并不包括真的去回复读者。参与也是个混乱的说法，谁能说得清：他应该回复所有的电子邮件吗？什么时候应该开放评论？他在这一切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2010年2月11日
安德鲁·马丁，财经新闻记者
为了让我能了解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记者的工作情况，安德鲁·马丁允许我在他推进手头几个项目时跟着他一天。在这一天里，我将看到他是如何准备三篇报道、考查两个新闻选题的可能性、挖掘新信息的，还有他是如何与一位视频编辑开策划会，讨论多媒体应用在新闻报道中的可行性的。这一天的每个部分都非常重要，能帮助我们了解数字时代新闻工作的价值观，比如从事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报道的不同工作节奏，即时性实验（experimentation with immediacy），对参与的受众看不出有多大感兴趣。
马丁最擅长的是消费金融[135]领域的报道：他认为他的作用是把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政策向读者做解读，这些读者主要是中产或中上阶层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会阅读《纽约时报》的人。（马丁告诉我：“我不太写发薪日贷款方[136]之类的新闻，但如果确实是个大新闻，我也会考虑写。”）有意思的是，马丁对自己的受众的看法决定了他如何去写报道。他论证说《纽约时报》的读者不太可能会从不靠谱的公司预先贷款去还租金。发薪日贷款方的名声通常不佳，但是如果这个事实的背后可能藏着大面积的腐败或非同寻常的内情，那马丁就会全力以赴了。我听说个人理财方面的记者也是如此想法。
另一方面，马丁最近在关注借记卡收费和信用卡陷阱的问题，这关系到《纽约时报》大多数读者的腰包。马丁希望他报道中提到的大大小小的银行在个人理财业务上的腐败现象，会引起华盛顿的决策者和公司董事会的切实重视，并由此将信息传递给《纽约时报》读者之外的受众。
在我跟着马丁的这一天中，他在准备三个长篇报道：一个是与驻旧金山的记者约翰·马科夫合作的有关信用卡欺诈的报道，一个是对信用卡透支的立法为何会陷入僵局的报道，一个是与新闻专栏作家格雷琴·摩根森合作的关于美国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Currency）的报道。马丁告诉我，对美国货币监理署这篇报道，他的假设是这个政府部门可能是一个“听任消费者抱怨银行倒闭的机构”。他向我解释说，美国货币监理署的负责人叫约翰·杜根（John Dugan），他是反对金融监管的。《纽约时报》希望在决定是否进行金融监管的投票开始前，公布杜根的个人资料。马丁对这篇报道很感兴趣，尤其好奇金融监管立法是否就意味着美国货币监理署可能会对消费者保护方面的一些工作予以规范。根据马丁的说法，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据传杜根一向与银行交好。此外，马丁还打算考查两个新闻选题，并考虑将多媒体手段用于他对一些企业进行系列报道的可能性。
由马丁的这一天看来，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日子也会非常忙碌，不仅要同时跟进好几个报道，追踪消息来源，还要刻意地思考如何将信息传递给读者。事实上，马丁这一天忙疯了，忙得叫人跟不上节奏，从一个项目迅速切换到下一个项目。在我观摩他工作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是哪些东西在支配着他对新闻的决定（考虑他脑中所想的是否值得《纽约时报》去报道），不止是决定一个报道是否符合时间表，或者决定是否有必要发到网上。
马丁的一天从早上的信用卡欺诈报道开始。他想了解欧盟为什么打算把信用卡更换成带芯片密码（chip-and-PIN）的卡（即内置微型芯片的塑料信用卡），他关心的是这对美国——尤其是那些在海外的美国人——的潜在影响。马丁说，信用卡要是没有这种微型芯片，就连在巴黎买张地铁票这么简单的事恐怕都不可能。
尽管芯片密码技术的安全性更高，但美国还没有将其应用于信用卡，马丁做这个报道是因为欧洲的一个委员会将提议所有欧盟国家的信用卡都换成带芯片密码的。马丁打电话询问新闻背景以获得更多消息，并给联系人写了邮件，希望对方给他更多有据可查的信息。马丁想弄清楚这件事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会有多大影响，以及这个委员会对推进此事究竟有多大的权威性。
在打这些电话的间隙，马丁向我解释说，他可能是《纽约时报》少数几位仍在使用金属名片簿（Rolodex）的人之一（大多数人都是通过Microsoft Outlook或Gmail与消息来源保持联系的）。在这之后，马丁转向下一个报道，即弄清楚有关建立消费金融保护机构的提议什么时候投票。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告诉马丁，如果能联系上金融监管法案的倡导者之一、参议员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他就会得到更多消息。于是，马丁打电话给参议院银行委员会（Senate Banking Committee），希望获得更多信息。如果这个法案确有涉及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条款，他可不想自己落于人后，他还想准备一篇报道，以便在法案行将公布时可以回应所有的提议。
他给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打电话，但没打通，之后，他转而去准备另一篇报道，关于信用卡透支的费用的。他在谷歌上搜索手头的电子表格上所涉及的银行名字。这张Excel表上的信息让他基本了解了哪些银行在透支费用这一项上营利最多。其中一些是地方性的小银行，这表明人口较少的地区的人实际上可能比大城市的人支付了更多的透支费用。马丁向我解释说，透支费用是2009年秋的一个热点问题，社区银行在游说当权者不要做出大的变动。而马丁的目标是找出几家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并对高昂的透支费用做出回应的小银行。
马丁开始给这些小银行打电话，寻找愿意和他聊聊的人。在询问是否可以跟行长聊聊时，马丁并没有透露他《纽约时报》记者的身份。相反，等他跟他真正想找的人开始谈话时，他才告知对方。
最终，在与多家银行的人谈过之后，马丁意识到手上由咨询师提供的数据实际上是错的。根据这些谈话以及自己反复运算手上的数字，马丁发现这些数字的编制方式并不能准确反映出银行在透支费用上究竟赚了多少，只能说明各家银行从消费者那里赚到的数字各不相同。马丁叹了口气，把这项工作搁在了一边。
马丁的一天就这样从一篇报道换到另一篇报道，从一个新闻来源换到另一个新闻来源，通过联系各种各样的人为每一个报道拼凑新的信息。至于他何时打电话、给谁打电话，并没有规律可言，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得以他的采访对象的日程安排为准。与此同时，他常常从与这些人的通话中收集新信息，包括一些趣闻，并把这些信息联系起来，这使他最终和美国货币监理署搭上了线。
比如，当他致电卡罗琳·马洛尼（Carolyn Maloney）议员办公室询问针对透支的立法时，他没有为他的报道获得足够的信息，但是他了解到一则令人浮想联翩的趣闻：是马洛尼的一位反对者的情况，这位女士在摩根大通工作，是最有可能反对马洛尼推动的金融监管的人。在当天后来的一次谈话中，马丁从马洛尼议员办公室获得了更多消息：摩根大通已经为这位女士的竞争对手举行过筹款活动。马丁认为这会是个不错的新闻，并告知他的编辑莉兹·奥德曼：“我不认为它会成为重磅新闻（即头版头条），但对商业版来说会是个不错的头条。”
马丁这天还花了不少时间论证一些新闻选题。第一个是有关小型初创公司Bling Nation的。这次他打电话时开了免提，允许我在边上旁听。那家公司的代表试图说服马丁写一个关于手机一旦安装安全芯片也能被信用卡机读取的报道，其中的技术原理非常复杂，但马丁很感兴趣，因为利用这项技术的商家不必支付交易费。[137]但是，由于Bling Nation目前只说服了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泉水城（Saratoga Springs）等小城镇尝试，马丁对此怀有疑虑，最终决定放弃这一选题。
稍事休息后，马丁继续关注他的几个报道的进展。再次致电货币监理署后，他请求采访其位于休斯敦的投诉中心办公室，监理署同意了。马丁非常兴奋，开始查询机票价格，但旋即又说：“我可能应该在订机票前汇报一下。”如果你了解大多数新闻编辑室因为费用问题对出差采集新闻规定颇严的可怕情况，就不会认为马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了。可是，马丁没有停下来征求同意，只打算通知他的编辑说他要跟进这一报道。他知道他的出差预算会被批准的，而此时大多数报纸都在削减这类出差开支，除非是特大新闻，显然这是全国性大报才有的奢侈之举。
接着，马丁又论证另一个选题，关于一家公司在应收账款方面做的新尝试。这次他仍允许我旁听他打电话。这是该公司一种新的融资服务，叫“应收账款交易”（receivable exchange）。但马丁并不认可这一称谓，他说：“从小公司采集新闻必须非常小心。有时候他们确实很棒，但一旦我们报道了，就意味着它们得到了我们的认可，然后它们就可以利用这点（去做一些事）了。”
忙了一上午之后，马丁的节奏慢了下来，这时他开始准备与他在视频团队的联系人、高级视频记者布伦特·麦克唐纳会面。马丁提醒我，麦克唐纳不只做商业新闻的视频，其实他刚从刚果回来。马丁建议我一定要看看麦克唐纳拍的视频，不仅有美景，也有苦难，视频风格迥异，展示了大多数人从没见过的地方。这些是商业新闻的视频所无法相比的。马丁曾与麦克唐纳合作过一个关于信用卡的重要系列报道，有很多地方用到了多媒体制作，马丁甚至认为有些视频比他的文字更有说服力。
因此，在启动新项目之前，马丁想通过麦克唐纳讲点故事。互动元素会增加马丁的工作量，也会改变他的工作流程。马丁说：“我很想知道你有没有在拍视频，因为视频会对报道产生些许影响。如果单单是我，决定起来会很快。但如果涉及采访对象，你就得问清楚你是否可以拍他。”马丁说他知道自己过去总是不得不想着照片，但现在不同了，要考虑的是视频：视频是工作惯例的一个变化，几十年来，为一个报道拍照一直是纸质出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丁说，如果可以使用多媒体设备，他更倾向于进行面对面的采访而不是电话采访：“与那些西装笔挺的银行人士打交道有点困难。你必须有点新意，因为这些人来自商务中心或董事会，他们拍不出你想要的令人激动的视频和照片。”
马丁仔细检查了他列在表上的13个新闻选题，其中许多并不在企业新闻编辑马库斯·马布里的选题列表上。（这个细节很关键，因为如果某个新闻选题没有进入编辑的列表，网页制作人就更难提出要为它进行多媒体制作。）这只是马丁自己的列表上的选题，由他自己决定何时让他的编辑知晓，通常是在进一步的报道出现，使选题有了更多进展之后。他还想准备得更充分些，让新闻背景更为翔实，这样在下午与麦克唐纳碰面时就可以把这个列表交给他了。
下午4点左右，马丁与麦克唐纳在14楼的自助餐厅见面，我们都在《纽约时报》的咖啡吧（一个供应摩卡、拿铁之类的意式咖啡吧）点了咖啡。和大多数《纽约时报》员工一样，马丁和麦克唐纳用工作证件直接刷卡支付，这些消费将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
马丁把他列的13个新闻选题交给了麦克唐纳，并谈了些初步想法，他认为货币监理署会是个不错的选题，因为驻休斯敦的部门就是集中处理对倒闭银行的投诉的。麦克唐纳则从视频制作人的角度来考虑如何运用视觉元素来呈现这篇报道：“货币监理署会让我们拍些什么？”
马丁想了想说：“我猜不会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有人会在电话那头遥控，然后一个人跑来告诉我们他们会怎么做。但我们可以找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并联合2/3的州检察长查到他们说真话为止，因为货币监理署说过，州政府对全国性银行的分行没有管辖权。”
麦克唐纳说州检察长这条线的想法听上去不错，尤其是如果能够请到一两名在保护消费者问题上曾经受过阻挠的州检察长。他提醒马丁，真实受害者的真切控诉才会真正使视频生动起来。
马丁对这个建议略有顾虑，因为关于州检察长和货币监理署之间的冲突已经写过很多。但麦克唐纳提醒他，视频需要极富个性的人物，否则就不可能拍出好作品。换句话说，拍摄对象可以是任何人，但休斯敦办公室里跟文件打交道的那些人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愤怒的州检察长更引人注目。由此可见，视频制作优先考虑的东西与马丁对纸质版新闻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而视频报道最终与同一主题的所有报纸报道也是不同的。
马丁又推荐了另外两个选题，但麦克唐纳因为它们与他刚刚完成的信用卡系列视频报道太过相似就把它们都否决了。麦克唐纳的理由是，《纽约时报》的视频团队规模较小，在跟进报道的时候需要有所选择，所以他们可以肯定新视频会使《纽约时报》没有报道过的一个主题呈现出巨大价值。
于是，马丁又抛出一个他之前暂缓的、简称为“PREDICT”（预测）的选题，即FICO[138]是如何通过信用评分来“招揽生意”以决定人们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所承担的风险类型的。百思买（Best Buy）是最早采用这种新的FICO评分系统的公司之一，用它来决定在消费者购买电视机之类的商品时是否可以凭个人信用评分不支付全款。百思买方面表示会配合《纽约时报》报道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的相关情况。麦克唐纳说这会是个不错的视频，而且他可能正好要去湾区（Bay Area）为商业版的其他新闻拍视频。
在看完表上列出的全部选题后，麦克唐纳和马丁的会面结束了。麦克唐纳去找关键人物和其他对象。这次会面的一大半时间都是马丁在帮麦克唐纳确认谁才是关键人物，并提供足够的信息使他能决定场景该如何布置，怎样才能用视觉方式讲好这个故事。
在回二楼商业版的路上，马丁向我解释说，他并不总是把他需要用到多媒体来跟进报道的想法直接告诉他的编辑，而是倾向于先与麦克唐纳讨论，如果听起来觉得可行，他才会让编辑参与进来。由此可见，互动往往是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当然也有自上而下当作命令来执行的，比如像TimesCast团队来找鲍利那次。
当天下午5点左右，我结束了对马丁一天的观察，准备离去。但马丁仍在打电话，在看LexisNexis[139]上有关货币监理署杜根的旧文，阅读消费金融保护法案的细节。这一天，马丁主要忙于3个新闻报道，与视频制作人一起讨论了13个需要多媒体参与的选题，并通过可能有用的信息论证了2个选题，还为商业版提供了1个可能会上头版的选题。显然，马丁这一天忙忙碌碌，从这个选题跳到那个选题，根本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节奏。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金融监管法案那篇相对短一点的报道之外，马丁要写的所有报道都不受截稿时间限制。即便如此，马丁也早已经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以梳理出这一法案一旦进入投票表决环节可能会对消费者造成的一切影响，因此它的新闻价值是立竿见影的。所以他并不是在为网络写作，尽管他所写的最终会发在网上。
马丁的这一天也凸显出了网络价值观影响——或者不影响——新闻工作的一些方式。在他身上，我们所见到的是新闻编辑室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即时性显然并不是人们所关心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马丁对于一篇特定报道的价值的呈现，依据的是这个报道在报纸上刊登的位置，并把形态稳定的印刷品作为价值的标记。马丁的长篇报道通常涉及电子表单、出差和大量的采访，而这些都不可能出现在鲍利的日程安排上。
马丁的这一天极好地反映出了互动对于网络新闻的重要性。马丁完全认同多媒体在向读者传播新闻方面所显露出的价值，以至于他在考虑每个报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多媒体。如此积极的态度和注重合作的传统记者是非常少见的。马丁过去的工作经历已经让他看到了多媒体的前景，而他也已经找到了一种途径能将这种新的报道手法融入工作流程。稍后我们将会看到，有些记者还没做到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丁为录制多媒体视频而采取的所有工作步骤都可能会给新闻编辑室的其他人制造麻烦，而他也从没告知他的编辑或网页制作人，他正在谋求以多媒体方式进行报道：这是少有的自下而上的多媒体创作过程，他只不过自然而然地将其变成了自己新闻工作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丁已经接纳了新闻编辑室的新面孔——视频记者，并在自己的工作流程中与他们合作。
从马丁的一天还可以看出，新闻编辑室尚未形成程序上的惯例，以便记者在互动内容的生产过程中可以遵循。但是，没有规范性的惯例和计划性很重要的一点好处是使马丁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自由度。他可以和一位对他的工作感兴趣的视频编辑建立起牢固的个人关系，并且能够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和意愿来与其会面。没有编辑来要求他必须使用多媒体，他也不需要制订什么大计划，或是参加大型会议、对谁惟命是从，他要做的不过是作为一个记者，确信多媒体将是他完成自己的深度报道的重要部分。
由此可以看出，互动的价值观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进入记者的工作观念中的。尽管马丁显然并不十分明白如何通过多媒体元素来展示他的报道，他需要麦克唐纳帮他弄清怎样才能拍出好的视频，因为衡量好的视频作品的标准与记者用来评估报纸新闻的标准是截然不同的。马丁可以走进一间间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采访那些西装革履的人，麦克唐纳要的却是视觉效果，还有话语掷地有声、不对情绪加以掩饰的人物。可以说，这种合作是值得赞扬的，麦克唐纳推动马丁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此举反过来又会影响马丁对其报道的素材和主旨的最终选择。
2010年1月27日
尼克·比尔顿，Bits的首席技术博主
尼克·比尔顿是《纽约时报》的Bits博客的首席技术博主。Bits代表着四个词：商业（business）、创新（innovation）、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纽约时报》网站上对Bits是这样描述的：
Bits将源源不断地提供《纽约时报》撰稿人和自由撰稿人对当日技术行业的新闻报道与相关分析，我们不仅关注初创企业、谷歌和苹果这样的技术领先企业、企业技术、政府政策，也关注互联网对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正在产生的影响。[140]
比尔顿的职责包括发布突发新闻，还有没有大到需要完整报道的新闻、离奇的新闻事件，并撰写可能引起真正的技术极客（geek）关注的文章。Bits无意与技术界所说的那些花哨的博客，比如Gizmodo、Engadget竞争。相反，Bits想要提供原创新闻和技术问题的分析。商业版的科技方向的一些撰稿人每周也需要写出2至3篇博文。
比尔顿的背景不同于新闻编辑部的大多数人。他最初是以设计师和艺术总监的身份加入《纽约时报》的，然后调到了《纽约时报》的研发实验室。这里可谓名副其实，程序员和设计师在此创建和测试的产品可能会成为《纽约时报》的未来。研发项目包罗万象，从触屏式新闻“餐”桌，到外聘统计学家仔细讨论数据以了解社会新闻，再到看似奇怪的触摸式新闻镜，还有《纽约时报》的其他各种“秘密”研发项目。[141]所以，比尔顿既会设计，又会编程，这些技能使得他可以运用影像、文字和图形，而他在研发实验室工作这一点也有助于他把它们用到他的博客中。
比尔顿对媒体消费的变化也很感兴趣。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推销他的新书，讲的是作为一种社会体验的新闻以及媒介消费的多任务性，书名是《活在未来与未来的生活方式》（I Live in the Future and Here's How It Works），它描述了一个像他一样的媒介消费者，“患有多动症（ADD），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而且必须得这样”[142]。
纽约总部的技术组（pod）拥有自己的小隔间，尽管它与大多数财经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区之间只隔着一条小走道。靠近后窗的是技术副主编文杜·戈尔和大卫·加拉赫尔的座位。隔间的中间位置坐的是科技记者珍娜·沃瑟姆、史蒂夫·洛尔、比尔顿，还有（非常古怪的）农业新闻的随队撰稿人威利·纽曼。技术组对面是技术网页的制作人的座位。再往后的靠窗位置是个人科技的编辑山姆·格罗巴特的。[143]商业版的科技版块有自己的网页制作人，因为科技版和个人科技版是商业新闻部的“verticals”上被点击次数最多的，[144]因此这两个版块有自己长期而独立的网页。另外，技术网页的制作人还经常致力于为技术撰稿人专设的特殊项目提供支持。
除了纽约总部的那些技术人员之外，还有1名首席科技记者和6名记者，他们在旧金山工作。当时，所有人都用美国在线的即时聊天工具（AOL Instant Messenger）交流，尽管他们工作时都是用Gmail。新闻和博文的审读，记者们商定谁来写什么样的博文发布，想法交流和工作协调等，所有这些都通过美国在线的即时聊天工具的客户端进行。在进行协调的同时，纽约总部和旧金山分部之间每周会开一次电话会议。电话会议是结合媒体部对周一纸质版面的策划进行的，相关版面以科技和媒体新闻为主题。而创作出来的电子作品和实体作品有助于这个部门协调其工作，正如比尔顿在《纽约时报》从事博客工作的极为忙碌的一天所表明的。
我跟了比尔顿一天，这天正好是苹果公司发布第一款iPad的日子。一周前，技术编辑达蒙·达林把这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日子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天”。《纽约时报》打算全力以赴报道这台设备，很多媒体人认为它可能会成为消除新闻业苦恼的一剂良药。[145]商业版的技术组指派驻旧金山的5名记者报道这一新设备的发布会，当时大家都还不知道设备的名字。《纽约时报》计划开设一个直播博客，由推特消息（比尔顿也将发推文参与）[146]、各类文章、科技作家大卫·坡格（David Pogue）的专栏、纽约记者和现场记者之间的视频访谈以及源源不断的照片等向其提供内容支持。这一天让《纽约时报》的记者强烈地感受到了自身面临的各种挑战，从了解如何应对社交媒体，到如何在全新的环境中进行在线报道，再到如何处理即时性的问题等。
比尔顿从这一天上午的10点15分左右开始正式投入工作，想写一篇《究竟什么不是苹果》的文章发到Bits上，让读者了解新设备之外的一些信息。他浏览了技术领域的一些博客寻找写作灵感。他的桌上有两台台式电脑，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其中一台台式机是为接收推特消息而准备的。他还不断通过即时聊天工具与旧金山的同事及纽约总部技术组的一些同事保持联系，尽管他就坐在技术组的隔壁，可以和他们直接沟通，但他还是选择了即时聊天工具。他开始跟大家一起寻找苹果公司的图片提供给直播博客，并声称：“我是会把自己的图片贴出去的少数几个博主之一。”说着，他把苹果图标插入报道苹果新闻的直播博客软件中。
上午11点半左右，比尔顿带我和他的同事珍娜·沃瑟姆到他曾经工作过的研发实验室。实验室在28楼，工作人员每个人看上去都不到35岁。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已经（主动）创建了一个软件程序来监测推特上有关苹果发布会的文字量。他们询问比尔顿哪些关键词是他们应该追踪的，并决定监测所有的词，从iPod，到Apple、iSlate（发布会前流传的新设备名字）、iPhone、iTunes和Apple tablet。实验室的监测结果显示，与这些关键词有关的推文每分钟大约有600条。值得注意的是，根本没人预先知道这个新设备的名字，唯有等苹果公司发布了才能知道。
回到楼下的技术组，比尔顿已经为下午1点的发布会做好了准备。技术团队在隔间的宽木板上摆好了皮塔薯片和水果，好像有打持久战的打算。比尔顿的任务是上网搜索一切有关即将发布的iPad的内容。与全国其他所有新闻机构一样，《纽约时报》的技术团队也计划以直播博客向读者发布突发新闻，直播博客可以一步一步地重播史蒂夫·乔布斯在iPad产品发布会上所说的话。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乔布斯不肯把他的宣讲放到网络直播平台Webcast上，结果只有一小部分记者看到了发布会过程，而焦急万分的大众对这个几个月以后才正式开售的产品充满了好奇。
《纽约时报》的另一些记者也将参与直播博客的工作。但在下午1点之前，比尔顿就开始看竞争对手的博客网站，比如Engadget、Gizmodo、GigaOM、TechCrunch等，看看他们是怎么说旧金山会议中心即乔布斯的发布会现场的，以助力《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这些竞争对手的网站正在发布推特上的信息和图片。而《纽约时报》这边决定不通过推特抓取图片，因为图片编辑已经发出最后确认，说会议中心的无线网速很快，足够发送数码相机存储卡里的高分辨率照片。
用博客现场直播对于《纽约时报》来说并非新鲜事。其实，这些博客本身也并非真的在现场。记者要先写一则短文，经过编辑的修改后才会发布，往往就在事件实际发生后几分钟。而其他进行直播的博客，比如它的那些竞争对手，一般不把编辑修改作为一个正式的环节。《纽约时报》不希望自己的博客像Engadget那样直接发送推文，而是想加入更多的“分析”，形成比较正式的博文后再发布。但是这与观众对即时信息的需求产生了矛盾：在最开始的时候，编辑会在直播博客的页面上发送推特消息，这些完全由外人制作的信息顶着《纽约时报》的招牌，但《纽约时报》自己却不能编辑其内容，这实在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这些外人，包括竞争对手的博客的顶尖技术人员，比如《华尔街日报》个人科技产品方面的专栏作家沃尔特·莫斯伯格。但是，在编辑文杜·戈尔看来，对于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新闻机构而言实在是冒险之举，因为《纽约时报》喜欢先于读者知道其内容究竟是怎样的。
好笑的是，旧金山会议中心的无线网络出了好几次故障。比尔顿给技术团队找到了一段翻录的音频，但声音几乎听不清。
比尔顿把信息大声念给他的编辑们听，但并不清楚如何将它们放进直播博客中。“会议中心的无线网刚刚坏了。”他说。几分钟后，网络恢复，比尔顿继续监看直播。他又喊道：“开始啦！”而此时纽约总部的技术人员还没有从他们这里获得多少讯息。过了一会儿，经过严格编辑的信息才开始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上。
比尔顿在竞争对手的博客上看到了新设备的名字：“它叫iPad，他们说了！”并随即发上了推特。网站的首页编辑已经准备好立刻在《纽约时报》的图标正下方用红色醒目字样发布：“乔布斯宣布新的平板电脑将被命名为iPad。”但是，《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花了两分钟时间才把名字登出来。接着，经过一番争执，网站的首页终于放上了直播博客的链接。（起初，《纽约时报》链接的是竞争对手的新闻网站，最有可能的是美联社。）
比尔顿评论说，这个iPad看起来像个大号的iPhone，而同事们注意到苹果最先展示的几项功能中就提到了《纽约时报》。乔布斯说：“我可以非常方便地浏览《纽约时报》网。”
接下来的一件大事是乔布斯将要展示电子邮件的界面。比尔顿又大喊道：“电邮的界面太漂亮了。”当时他正在竞争对手Gizmodo上面找图片，而不是在《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上找。编辑没有理会，比尔顿继续把自己的想法发上推特。当他看到对手的技术博客贴出屏幕分辨率等信息时，他又叫道：“屏幕美极了。”他点开了维基百科，“太神了，”他说，“维基上已经有了iPad的信息。”
比尔顿仔细地看了iPad的尺寸，然后发推文说：“我迫不及待地想弄到一台在地铁上用#iPad。”
这时，他也开始发即时消息给研发实验室，提醒他们把“iPad”添加到监测的词汇表上，因为如今他们已经知道了这台设备的名字。比尔顿注意到，推特上关于这个每秒钟竟然有上万条信息发布，对于像这样的小发明，之前推特上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但这让比尔顿一下子对这个全世界都在热烈讨论的东西有了更多了解。但是，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内部的：除了比尔顿和研发实验室的人，没有人知道《纽约时报》用户的互动体验是怎样的。
事件还在继续，而比尔顿一收到有用的消息就会大叫，并把他说的话全部发到推特上。乔布斯在台上说了脏话，比尔顿立刻就在他的推特上指出，他刚刚抛出一个F开头的词。但他所有的信息都来自竞争对手的博客。这次现场报道，是一次全新的尝试，靠的是三千英里之外的竞争对手提供的消息。
《纽约时报》的博客上什么现场照片也没有，因为无线网速太慢，摄影师无法把照片发送过来，一如比尔顿之前在会上预测的那样。对此，比尔顿深感遗憾。显然，《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存在即时的问题：由于编辑上的延时和缺少图片，根本无法像竞争对手的博客那样挥洒自如。
比尔顿继续浏览其他博客并通知技术组的同事，《纽约时报》数字运营高级副总裁马丁·尼森霍尔茨正在会议中心现场演示《纽约时报》的应用程序。他谈到了“阅读报纸的妙处”以及这一点如何在网上延续。比尔顿指出，一个用Adobe Flash程序设计的图形看上去并不怎么样，随着iPad的声名鹊起，苹果公司和Adobe公司将在这个问题上一争高下。比尔顿还说，对推特的监测发现每分钟的推文数量已达1600至1700条。
这时，比尔顿又发了条推文：“哇，苹果的iBook商城上线了，要跟Kindle竞争了。”
然后他了解到iPad只能使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网络。“唉。”比尔顿叹道。（当时，由于iPhone用户太多，网络每每拥塞，速度很慢，AT&T的产能已经不堪重负。）但直播博客不会抓取这类意见，只会尽量提供实时信息。根据新闻编辑室的规定，直播博客要坚持传统、客观的报道方式。比尔顿再次通过推特发文：“根据博客上的消息，乔布斯提到要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网络时，整个会议中心响起一片牢骚。”
尽管如此，编辑们还是拒绝摘取此类意见发表。而比尔顿继续发推文谈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困境，说网络此后还会变得更糟。值得注意的是，比尔顿以发推文的方式向他的粉丝发送信息，并只对他认识的科技圈人士的留言予以回应。
产品发布会的最后时刻谈的是定价。比尔顿在推特上问“它会比Kindle还要贵吗？”，并让大家猜。价格当场公布了（毕竟比Kindle的功能多），首页马上更新并以醒目的方式公布，而直播博客这次又花了很长时间更新，尽管大家已在推特上看到了价格。乔布斯以“不可思议”（magical）来形容这个设备，随即结束了此次产品发布会。下午2点37分，在发布会结束后，苹果公司拿出了关于iPad的新闻稿。
科技团队随即迅速地碰了个头，就当天的报道交换意见。比尔顿要写两篇博文，一篇是《还缺什么》（what's missing），一篇是《人们还想要什么》（what people were expecting）。商业版编辑拉里·英格拉西亚提出想在报纸报道中加入一些推特——请注意，是社交媒体——上的评论，以助力新闻报道，这是我在《纽约时报》的5个月里唯一一次听高级编辑这样建议。英格拉西亚特别喜欢的一个推特账号，是驻旧金山的科技撰稿人约翰·马科夫的：“你没法把这东西绑在跑步的短裤上。”这天头版上的重要新闻很快就应运而生：人们为什么会想要iPad，iPad是否会大获成功。
比尔顿告诉戈尔，他想就推特上的内容做一篇综述，他说：“推特上的东西太多了。”戈尔顺势建议：“为什么不干脆写成一篇博文呢？”这也许说明了在当时的一些编辑看来，博客上的人际交流要比推特上的更为重要。
这时，比尔顿又注意到有人在推特上讨论iPad这个词，还与女性卫生用品扯上了关系。戈尔也在推特上看到很多类似的讨论，但并不认为这样的讨论值得写成报道。比尔顿建议把这些写一篇博文，但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下午5点左右，科技编辑最终相信iPad名字的笑点重要到足够写一篇博文，原因之一是《华尔街日报》刚刚就这个话题写了一篇，于是编辑叫比尔顿来写。但比尔顿认为让女记者写更为合适，于是戈尔找了科技记者克莱尔·凯恩·米勒。尽管比尔顿没写博文，但他还是发了一条推文，称iPad不会赢得女性的青睐。
然后，比尔顿和《纽约时报》驻旧金山记者布拉德·斯通开始用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讨论苹果到底能否干掉Kindle，这是个不涉及女性主义的争议性话题。最终他俩决定把他们的讨论变成一系列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发到Bits博客上。斯通将以《iPad干不掉亚马逊Kindle的三个原因》为题，第一篇博文有以下几个小标题：
Kindle的目标客户是阅读爱好者，而iPad不是。
亚马逊将继续改进Kindle。
Kindle商店将继续蓬勃发展。[147]
比尔顿随即对斯通的博文进行反驳，他指出：“Kindle需要重新出发。”不过，当他把这个发给戈尔后，戈尔觉得比尔顿的观点有点“炒冷饭”，并对着我说：“舆论警察（opinion police）会找麻烦的。”比尔顿也转向我，说：“他们认为记者就不应该发表自己的观点，写在博客上也不行。”那么，一个记者到底该有多少发言权，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博客上。这个问题在《纽约时报》仍处于转变过程中，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比尔顿反驳斯通的博文题为《iPad能干掉亚马逊Kindle的三个原因》，并最终确定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内容在变化，但Kindle没有与时俱进。
Kindle的技术革新还不够快。
Kindle功能单一，定价过高。[148]
尽管戈尔提醒比尔顿注意“舆论警察”，但后者的博文中还是出现了以下表述：
Kindle商店和iPhone上的阅读应用程序都向消费者提供了优质而便捷的购书和阅读体验。亚马逊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市场，并能在iPad上轻而易举地销售很多书，多过苹果通过其新推出的iTunes书店所销售的。亚马逊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推荐系统，由此我可以预测一些用户会在他们的新iPad上使用Kindle应用程序。
然后，比尔顿结合研发实验室对当天推特上包含iPad一词及相关说法的监测结果完成了博文，还用电脑上的图片软件从Excel和Adobe Illustrator软件上提取数据，制成了图表。
晚上8点半左右，在发出最后一篇博文并编辑完头版报道之后，技术团队决定一起去喝一杯，庆祝这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了。截至此刻，比尔顿用自己的推特账号总共发了13条推文，完成了5篇博文，分别是：上午10:29发的《除了“苹果新闻”[149]你还有哪些选择》，下午4:07发的《博客圈对苹果iPad产品的反应》，晚上7:05发的《iPad能干掉亚马逊Kindle的三个原因》，晚上7:41发的《谷歌搜索加入更多社交功能》，晚上7:56发的《推特上对iPad的评论》（此文采用了研发实验室的数据）。[150]
比尔顿还主动追溯了推特上的讨论以提醒技术组注意新动向。尽管他的一些见解被忽略了，但也有一些出现在了新闻报道中。比如，《华尔街日报》突然发出一篇快讯，谈及iPad与女性用品的关系，立即引起了很多关注。而比尔顿早在推特上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比尔顿的这天不停在多个任务之间切换，并参与了多场不同的讨论。他随时都在忙，不是在自己的推特上发言，就是在《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下面留言，或者与远在旧金山或近在咫尺的同事通过即时聊天工具沟通，或与其他同事交流。同时，他还会随时注意推特动态，查看竞争对手的博客，构思新的博文主题。对于这些博文，他所做的不只是发布文字稿，还主动使用Photoshop、Adobe Illustrator和Excel等工具来增强视觉效果。比尔顿开玩笑说自己有多动症，但他确实是那种可以为多个任务搜索信息，并且利用社交媒体上的新闻的人，这些他已经在自己的书里承认了。
比尔顿的这一天展示了《纽约时报》的网站在即时性、做报道和内容生产方面的许多尝试。直播博客在其他情况下也用过，尤其是有突发新闻时，有很多合适的办法来搞清楚如何报道好像这样备受瞩目的事件，如何避免发布时间明显滞后的情况。而且连《纽约时报》自己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在第一时间知道会议中心那边正在发生什么，尽管他们做出了不错的分析。事实上，《纽约时报》获知iPad这个名称还是通过二手消息，是比尔顿在一个竞争对手的博客上看到的。
直播博客反映出了《纽约时报》的矛盾——既渴望更贴近新闻事件和确保新闻发布的实时性，又强烈希望获得大众的认可。直播博客的实施过程中要经过从记者到编辑的多个写作修改环节，才能通过慢吞吞的内容管理软件发出去。如此一来，信息甚至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到《纽约时报》首页上，并立刻直接链接到自己的报道。编辑认为，对新闻反应较慢意味着能做出更多的描述性和深思熟虑的分析，也会更吸引读者的眼球。尽管如此，从我对比尔顿这天的观察来看，这种充满竞争的新闻环境，其特征在于，你得用“最灵活的手指”来完成一场近乎现场直播的报道。
同样，编辑们一直坚持在报道中选用优质图片。但是会议中心的无线网速实在太慢，无法接收《纽约时报》摄影记者发来的高分辨率图片，以致直播博客在这次报道的大多数时间里没有自家的独家图片可用。最后，工作人员只能匆匆忙忙地勉强用一些通过有线传输发来的照片，但是把来自现场的图片传到直播博客上这件事还没有完全摆平，而这个问题原本只需允许记者用低分辨率照片发推文就可以迎刃而解。
比尔顿的这一天还有另一个新奇之处，就是他在即时性要求下采取的报道方式。他靠的是来自其他博客的二手信息和在会议中心现场的人所发的推文，这就是他对新闻报道的理解。这些消息给到《纽约时报》的速度比《纽约时报》自己的记者发来的更快。在整个报道期间，比尔顿的工作就是作为一个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二手信息的记者，时刻关注会议中心那边的情况。这类报道是否可以归为原创报道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iPad这个名字最先是在竞争对手的博客上发现的，然后才出现在《纽约时报》的首页上。而且在新闻编辑室发博客仍是比较新鲜的一种工作方式，但是比尔顿在Bits上到底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还是个问题。虽说2005年以来，博客已经成为《纽约时报》网站的固定组成部分，但是其格式和论调仍没有定论，比如博客究竟算不算社论呢？
比尔顿的这一天以各种方式表现出了他是如何参与报道的。在与社交媒体共同进行的实验中，《纽约时报》的科技编辑邀请外来的推特用户加入直播博客（具体位置在侧边栏）。这意味着编辑无法对他们的话进行掌控，尽管这是在《纽约时报》的地盘上。在发布会期间，一位推特用户使用粗言秽语（这有违《纽约时报》的规定），编辑随即将其踢出了推特粉丝的列表。
这种参与，并不是用户变成生产者（user-to-producer）这个意义上的，而是让《纽约时报》加入到与其他新闻生产者的一场更有力的对话中。比尔顿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利用社交媒体，并积极与其他记者和在科技方面有影响力的人沟通，但不与他的受众交流。现在看来，这些交流也应该面向受众，并且这对比尔顿和其他记者来说也很容易进行实时控制。但是，社交媒体是一对多的交流平台，比尔顿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并没有使其发挥这样的作用。应该说，在这些平台上参与是很重要的，但是比尔顿和其他记者所理解的参与并不是新闻领域所希望的那种更为理想化的参与。
此外，我们也发现编辑并不重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即使比尔顿只关注了一些最厉害的科技类账号，但还是从推特上获得了各种不同评论。然而他的编辑们只是勉强同意让他对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做一个综述。不过，在iPad名称开始成为一个不雅的笑话并且《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提到这一点之后，社交媒体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仍属于精英之间的交流。尽管如此，比尔顿的这一天确实在宏观上反映出参与在新闻编辑室产生的影响。
比尔顿的一天没有在互动问题上提供更丰富的细节，而这恰好说明了互动是需要事先计划的。例如，鲍利的一天是由新闻编辑室的另一个部门精心策划的，但是在要求即时性的新闻报道周期里，比如比尔顿报道iPad发布这天，制作多媒体内容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还不太明确。可以说，互动内容可能正好是一个信号，在线新闻无论是实时进行的还是事先策划的，其制作步调各不相同。不管怎样，比尔顿的一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洞察在实时新闻报道的环境中所发生的实验，并对《纽约时报》内部如何理解“参与”这个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总结：《纽约时报》记者的三天
从鲍利、马丁和比尔顿的故事中，不难看出《纽约时报》内部的工作方式是多样化的。没有哪个记者是在和别人完成同样的工作，也没有哪个记者每天面对的是一成不变的工作。而我要做的就是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详细说明，即时、互动和参与这些新闻价值观是如何反映在影响《纽约时报》新闻制作的每个环节的，并且对矛盾、操作可见性、在此期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所面临的机遇进行更具体的总结。
回顾这三天，显然，过去已有的压力仍然制约和规范着新闻价值以及新闻工作的惯例。并不是说互联网新闻全天候不间断的数字时代已经开始，一切也随之改变。比如，新闻线索方面的压力会继续影响鲍利和马丁能够制作的那种新闻。他们都有赖于新闻线索，鲍利依靠对高盛关键人物的采访才写出了权威报道。而来自受众的压力也没有改变，尽管这往往只是记者通过自己想象中的受众所观察到的。鲍利、马丁、比尔顿以及我在这里见到的一些编辑都会想受众所想，比如思考哪些东西可能是他们喜闻乐见的。《纽约时报》没有像同期的新闻机构那样以点击率和点赞率这类网络指标来要求新闻工作者，但后者自己能够感受到《纽约时报》是一家以大众趣味为导向，以受过教育的人群和精英决策人士为目标受众的新闻机构。
此外，对于内容的需求始终存在。在全天候的新闻需求时代到来之前，这种压力是做新闻播报或报纸才有的。如今这种压力在新闻事件发生那一刻就开始了（比如iPad产品发布），甚至会持续一整天（比如高盛财报事件）。然而这种对内容的需求并不能把即时性解释透彻，因为即时性是一个更大的概念，被自我认知和专业性、受众压力、外部竞争压力和新闻政策等包围着。
社会化的双重压力进入新闻编辑室的常态，而专业权威也在继续影响新闻工作。比尔顿的一天不啻为一场考验，是发表自己的主观评论还是采用舆论的观点，他对博客圈和推特圈的综合报道说明新闻编辑室尚未习惯于重视这类内容。而鲍利和马丁截然不同的互动体验，说明了新闻编辑室的规定对于创建一个强调互动的环境的影响。即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这说明它是符合新闻编辑室在突发新闻方面的规定的。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专业权威的矛盾本质，正如记者所说，重大报道都是刊在报纸上。
《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室还面临着外部压力，这种压力在数字化环境中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记者们仍然需要和对手的报纸激烈竞争，仍要担心没有报道哪个新闻以致人们以为《纽约时报》有所疏漏或力不从心。他们会在竞争对手出错时幸灾乐祸。应该说，竞争也有助于人们对《纽约时报》的报道形成差异化需求。稍后我们将看到经济压力基本不会影响新闻决策，但是会对管理方面产生影响。因此，新闻编辑室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互动和参与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
这些压力一直存在，并且会一直塑造新闻，但是在这本书里，我的目的是探索网络新闻业的某些价值观，即即时、互动和参与，它们对于当下是尤为迫切的。这几天的记者生活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些主题，这些主题与后续讨论非常相关。首先，我们看到了新闻编辑室当中的矛盾，有的新闻报道不受截稿时间限制，有的则要面对网络新闻即时发布的需求。我们还看到了对报纸的重视，以及《纽约时报》对其至高权威性的认知，但这一点有时又是和即时性背道而驰的。马丁的这一天表明，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报道在数字时代依然是有价值的、受到重视的，尽管其他新闻机构可能不具备这样的优势、时间和资源让记者做这样的长期报道。接着，我们看到新闻编辑室里，互动是如何获得一些人——不是所有人——的重视的，对于它的由来和重点又是如何意见不一的。它在日常的新闻周期中的地位也是不明确的。最后，我们看到了社交媒体、评论、读者来信和受众认知是如何从不同方面影响新闻编辑室对参与的看法的（或者根本不曾影响）。
在下一章里将以这些小插曲为起点，考察即时、互动和参与对网络新闻的重要意义。每一章将围绕一个价值，仔细考察它们是如何融入新闻生产的，从而审视在这样一个数字化转型期身为记者的复杂经历。下一章将近距离观察即时性是如何成为一种有争议的价值观的，这种价值观鼓吹的越快越好的新闻把矛头指向了号称每日刊行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