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层，伊万·卡拉马佐夫昨天从真凶那里获得如此重要的消息后，竟然稳坐钓鱼台。他为什么不立即报告此事？为什么他把一切都搁到第二天早晨？我为我有权猜测这是为什么。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已有一星期，他自己也向医生和亲友承认经常看到幻影，遇见已死去的人，就在脑炎发作前夕意外获悉斯麦尔加科夫死了，立刻产生如下的想法：‘人已经死了，反正死无对证，可以说是他干的，这样就能救出大哥。钱我这里有。我就拿一沓去，说是斯麦尔加科夫临死前交给我的。’你们会说：这是不道德的，即使诬告的是死人，但撒谎总是不道德的，即使为了救兄长也一样。但如果他是不自觉地撒了谎，如果他在那个仆人猝死的消息刺激下精神彻底失常，把自己的臆想当作了现实呢？刚才的那一幕你们都看到了，这个人目前处于什么状态你们也看到了。他虽然站着说话，可是他的头脑清醒吗？
“在脑炎患者作证之后，法庭收到一份书面证据，那是被告在作案前两天写给维尔霍夫策娃小姐的一封信，信中预先判定了详细的犯罪计划，我们还有必要去找别的计划和制订计划的人吗？一切都按照这份计划丝毫不差地实施了，而实施它的不是别人，正是制订计划的人自己，是的，陪审员先生们，正像俗话所说：‘依样画葫芦’照着本儿干的！他根本不是规规矩矩、战战兢兢张望了一下，就从父亲窗前落荒而逃，何况还确信他的心上又正在父亲屋里。不，这种说法太荒唐、根本经不起推敲，他进去了，而且——作了案。显然，他是在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的状态下杀了人，只向他不共戴天的情敌瞥了一眼。他抢起铜杵可能只击一下，便结果了父亲的性命，然后经仔细搜索，确定他的情人不在那里，不过他没有忘记把手伸到枕头底下去拿到了装钱的信封，那信封撕破的正面此时就放在物证桌上。
“我说这些的用意是要请你们注意一个在我看来极能说明问题的情况。如果那是一个经验老到的杀人者，一个仅仅为了谋财而害命的凶手，——他会把信封的正面像后来在尸体旁边被发现的那样扔在地板上吗？如果那是斯麦尔加科夫为了谋财而害命，——他会把整个信封带走，无须在被杀害的老爷尸体旁把它拆开，因为他知道信封里是钱——钱是老爷当着他的面装在信封里，然后封口盖印的，——要是他把整个信封带走，那就无人知晓是否发生了盗窃案。请问诸位陪审员先生：斯麦尔加科夫会这样干吗？他会把信封扔在地板上吗？
“不，这样干的肯定是一名处于狂乱状态，已经昏头昏脑的凶手，这名凶手不是惯窃，而在这前从未偷过任何东西，现在他从枕头底下取钱也不是在行窃，而是把偷走的自己的财物拿回去——因为在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头脑里，那三千卢布正是他自己的钱，这种观念已经变成了躁狂症。他攫取了那个以前他从未见过的信封，马上把封皮撕破，看看里面有没有钱，然后把钱塞进兜里逃跑，甚至忘了考虑，把撕破的封皮扔在地板上却留下了对自己极为不利的罪证。一切都因为卡拉马佐夫——而不是斯麦尔加科夫——没有，没有虑及，当然喽，他哪里顾得上这些！他赶紧逃跑，不料听到一声呼叫，原来老仆发现了他，正在追来，而且追上了他，把他拉住了于是他用铜杵把老仆击倒在地。被告出于怜悯从墙上跳下来走到老仆跟前。
“被告忽然要求我们相信，当时他跳墙是因为怜悯，出于同情，想看看能不能向他提供急救。请大家想一想：那是表示这种同情的时候吗？
“不，他跳下来只是为了确定一下：他所犯罪行的惟一见证是不是还活着？其他任何感情其他任何动机都不合情理！请注意被告在格里果利身上还花了些工夫，用手帕抹他的头，等到确信他已死了，这才失魂落魄地带着一身血迹再次跑到他的情人家里去——他怎么也不想想：他这样蹭了一身血，人家不是一下子就认出了他杀了人吗？但被告自己向我们解释，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上全是血。这倒是可信的，这非常可能，罪犯在这样的时刻往往如此，在一件事情上可以像魔鬼一般老谋深算，在另一件上却愚不可及。但当时被告头脑里想的只有一个问题：她在哪里？被告需要尽快了解她在什么地方，于是跑到她寓所去，不料竟听到一个无异当头一棒的消息：她和莫克罗耶去和‘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重圆去了！”
九、公诉人演说的结尾
伊波里特·其里洛维奇明显采用了规范的史笔手法，大凡有些神经质的演说家都欣然采用它，他们要用一个无转寰余地的框框来抑制自己无法遏制的激情。检察官在他的演说中叙述这一段中，对那位“拥有当然权利的老情人”作了十分详细的论述，并就这一题目萌发了一些很有趣味的真知灼见。
“卡拉马佐夫是一个忌妒狂，然而在那位‘拥有当然权利的老情人’面前却成了软蛋一个。而在此之前他根本没把这突然钻出来的又一个情敌当作一回事，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也许他认为此人根本不存在，或者他认为这非当务之急，还言之过早，而卡拉马佐夫从来只顾眼前。但目前被告那颗滴血的心顿时醒悟，正因为这位重新冒出来的对头在那个女人的心目中并非镜花水月，而是她的全部、她的生命支柱，——顿悟这一点后，被告只好认命了。
“诸位陪审员先生，被告的这种心态，从表面来看，与其性格不符，好像无法理解。关于这一点，我要解释一番。被告突生一种激情，即公正地看待那个女人，尊重她，只要她认为自己能够幸福，可以选择把心交给谁的权利，而她却不知此刻被告刚为她谋杀了自己的父亲！还有被告亲手制造的血案现在已发生血债血偿的呼声，这一点也是事实，因为他在毁灭自己的魂灵和幸福人生之后，那时应该心有所感，应该扪心自问：‘与那个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相比较，对她而言，而今我算老几？对于我爱她超过爱自己的这个女人而言，而今我能意味着什么？起初害苦她的那个人悔悟了，向她山盟海誓，许诺重筑爱巢，再叙前缘，而？惶的我，而今能向她许诺什么？’
“这所有的一切卡拉马佐夫全都明白，明白他已无退路，只能坐以待毙。他的精神垮了，生之欲念破灭了，还有一条路——自杀，按他的性格而言，他认为只有死亡才能摆脱这种可怕的境地，一死百了。
“他取回抵押给公务员别尔霍津的手枪，途中倾囊中所有——沾满了父亲鲜血的钱。哦，钱现在正是他所急需：卡拉马佐夫即将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卡拉马佐夫的灵魂就要升入天国，人们会记住这一天的！必须对得起他这颗诗人的灵魂，也不枉他来世一遭。
“‘到她那里去，我要在那里宴请四方宾客，举办空前绝后的狂欢盛会，成为后世佳话，在沸反盈天的喧哗声中，在吉卜赛姑娘狂歌疯舞的时候，我要举杯祝贺我的女神幸福，然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当着她的面，一枪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她回首往事的时候，才知道最爱她的人是米嘉·卡拉马佐夫，后悔当年怎么没意识到这一点！
“他的决定充满强烈的戏剧效果、浪漫主义的冲动，卡拉马佐夫的疯狂和痴情。另外，还有良知在他灵魂中呼唤，在他头脑里敲击，陪审员先生们，是良知的审判，是可怕的内疚，把他的心搅得支离破碎。不过，只要枪声一响，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人死罪消。至于身后之事我不知道卡拉马佐夫会不会像哈姆雷特那样考虑。外国人有其哈姆雷特，而我们目前还只有卡拉马佐夫！”
接下来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不厌其烦地介绍米嘉动身前的种种准备，包括在别尔霍津家、在食品铺里以及与车把式打交道的诸多细节。他举出了向证人核实过的大量话语和动作，——这幅景象对听众产生了巨大的说服力。这种说服力来自于各种事实综合产生的效果。在这幅景象中，那个疲于奔命，把自己的一切置之度外的人有罪，已不言而喻。
“他已不必瞻前顾后了，”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说，“有几次他几乎完全供认了，如此明白地暗示只差直接说出口来。”“他甚至在路上冲着车把式喊叫：‘知道吗，你在给一个杀人犯赶车！’但是还不能直接明说：先得到莫克罗耶才能把这台戏唱完。但是，这个可怜的人面临着何种的处境呢？”
“事实是：他一到莫克罗耶便看出，继而彻底查清，他那位‘拥有当然权利’的对手不会接受他举杯祝贺他们重获幸福。陪审员先生们，你们已于法庭调查中了解有关的事实，卡拉马佐夫在与其对手的角逐中大获全胜，于是——哦，于是他的灵魂开始进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甚至可以说是此人灵魂已经经历并还将经历的各个阶段中最可怕的一个！
“诸位陪审员先生，”伊波里特基里洛维奇声情激越地指出，“可以肯定，受伤害的本性和心中的负罪感能为自己的实施比世间任何法律制裁更彻底的报复！不仅如此，在此种时刻罪犯的心灵甚至需要法律制裁作为摆脱绝望的手段，法律制裁甚至会减轻本性的惩罚，因为当卡拉马佐夫知道心上人爱他，为了他拒绝拥有当然权利的旧情人，并且，米嘉地呼唤他共奔幸福生活时，简直无法想象他的心灵痛苦到何种程度！要知道，现在的他，一切都完蛋了，什么都已无法挽回了！
“这里我要顺便提到一点，这对于弄明白被告当时处境的真正实质十分重要：直到最后一刻，直到他被捕的一刹那，被告所爱的女人对其而言都是梦寐难求的。但他为什么不当场开枪自杀？为什么改变了主意，甚至忘了手枪放在哪儿？正是这种对爱的渴求，以立刻就可以满足这种渴求的希望拦阻了他。在纵情作乐的乌烟瘴气中，他一步也舍不得离开他为之心醉，为之销魂，为之意乱情迷的宝贝。在他眼里，这个跟他一起恣意寻欢的宝贝比任何时候都更可爱、更迷人。
“这种渴求不仅暂时压倒担心被捕的恐惧，甚至也听不见良心的责备了！然而为时极短，哦，只是弹指一挥间！可以想象当时罪犯的心态无疑受到诸多因素的控制：首先是醉意、喧嚣、狂热的歌舞、混沌的氛围，而她在酒酣耳热之际犹能载歌载舞，冲他的千金一笑！其次，他自我安慰，给自己壮胆，命运的惨局也许还远着呢，就是把他抓走，至少也要到次日早晨。这是讲，还有好几个小时可以用来想出好多办法来。这已足够了！
“我可以想象得出他当时的心态，有点儿像被押赴刑场处决的囚犯：先乘囚车穿过十里长街，再徒步行经成千上万的人群，然后拐上另一条街末端可怕的刑场！依我推测，这段历程刚开始时，坐在示众囚车上的犯人一定感到在他前面生命之路正未有穷尽。但是，屋宇不断后退，囚车不停前进——哦，不要紧，离另一条街的拐弯处还远着呢，他盯着瞧他热闹的人群左顾右盼，一种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他自己也是一个看客。然而很快到了另一条街的拐弯处，哦，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事儿，还有整整一条街呢。无论走过多少房屋，他总是对自己说：‘还有好多房屋呢？’这样最终走完了最后一间房屋，径直来到了刑场。
“我猜想当时卡拉马佐夫的心态正是如此，他以为：‘我可以在他们采取行动前就想出办法来，哦，还有时间考虑怎样为自己分辩，怎样反击，而目前，目前——目前她是多么迷人！”
“尽管他心中非常恐惧，然而他还是有时间把一半儿的钱藏起来——否则，我无法理解，他刚从父亲枕头下拿来的三千卢布怎么只有一半儿了。他对那座有板棚，有回廊，又旧又大的木结构房屋的确不陌生。一部分钱据我推测肯定就是在那时藏在这座房子里的。就在他被捕前不久，藏在某一道墙缝中，某一块地板下，或者角落里，屋顶下的某个地方——为什么？还能为什么？东窗事发就在眼前，他当然还不知道如何对付这场祸事，而且也无时间，他的太阳穴里又突突跳个不停，她又那么令人心旌摇荡，而我——钱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缺乏！身边有钱，到哪里都拿你当大爷看待。或许，你们会觉得在这种时刻还想得这么远有点不近情理，是不是？要知道，他曾声称自己在对他而言心烦意乱、生死攸关的那一天，也就是离当时一个月以前，他就曾把一半儿卢布分出来缝在小香袋里。我们下面马上还要加以证明，尽管这并非事实，但这个念头对卡拉马佐夫并不陌生，他曾有此设想，这且不论。后来他要预审员相信，他曾把一千五百卢布缝在小香袋里（这纯属子虚乌有的事），他之所以在瞬间当众编出香袋的故事来，也许就因为两小时前刚把一半儿钱藏在莫克罗耶的某个地方以防万一，到天明再说，总比留在身边安全得多，那是他灵机一动想出的办法。
“诸位陪审员先生，请不妨回想一下，卡拉马佐夫既能仰望九霄云外，自然也能俯视万丈深渊，且在同一时刻！我们曾在客栈找过，但无结果。那笔钱可能至今仍在那里，亦可能第二天不见了，后来又回到被告手里。反正被告被捕时，就跪在那个女人面前，当时她正躺在床上，被告向她伸出双手，完全忘了一切，连逮捕他的人走近都没听见。其时他毫无防备，所以手忙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