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走自己的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历史选择中开辟的自己的路，是中国人民奉献于世界的创新之路，也是中国人民走向人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第一节 中国道路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
中国道路，既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文明精华、历经一百多年探索奋斗的历史选择，又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锐意创新的必然结果。
一、“歧路迷途”的重大启迪
资本主义造就了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但是近一二十年来，西方强国不仅不能有效解决自身的问题，反而强势推广其既有模式，造成各地经济凋敝、社会动荡、难民危机，根本无法引导全人类走向富裕、祥和、幸福，甚至严重威胁和破坏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正道还是歧途，再次唤起人们反思现实世界及其未来发展道路，进而探求新的文明发展方式。
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丧失“普世”光环，必然要求开创文明发展新道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10]。很长时期内，学习资产阶级、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成为追求进步发展、顺应世界潮流的时尚标志和唯一选择。但是，学习西方的发展中国家，迄今只有个别成为发达国家，而其国土小、人口较少，不具典型意义，难以代表世界的潮流和方向；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落后贫困状态，恰好证明了资本主义在世界发展中的非“普世”性。资本主义无法改变多数国家和地区的贫困落后状态，必须另辟新路，探索新的文明发展道路。
改变弱肉强食、两极分化的世界状态，需要开创新的文明发展道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口头上标榜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行动上却奉行丛林法则。他们利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优势，对内压榨、对外掠夺，殖民侵略、贩卖黑奴，征服落后国家和地区、称霸世界的罪恶行径和历史轨迹，掩盖不住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等“普世价值”的根本背叛，他们的发达建立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人民贫困的基础之上，充满了血腥、掠夺和欺诈。一些国家发达起来，却将另一些国家抛向歧路和灾难，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两极分化，使文明蒙羞，实在难说是人间正道，资本主义无法引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很有必要开辟新的文明发展道路。
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失败，促使中国探索新的文明发展道路。西方资产阶级来到中国，一开始就用贩卖鸦片，发动鸦片战争的模式，以求传播“普世价值”、平等贸易地位和世界资本循环平衡。尽管中国人从不喜欢“爱资病”，但又不得不把学习西方作为第一要务。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洋务派“中体西用”“求强”“求富”，康有为、梁启超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孙中山“革命排满”“创立民国、平均地权”，都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富强自己。然而，学习西方的尝试都失败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寻求新的文明发展道路也变得越来越迫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进一步暴露出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端、文明缺陷、血腥与残酷，使中国人加快了探索新的文明发展道路的步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建中华文明的辉煌未来，只能开创文明发展新道路。中国自古就有坚定不移走自己道路的优秀传统和深厚历史基础。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辩证思维、自强不息、和平交往的传统，推崇克己奉公、自由平等、兼容并包、“和谐万物”的理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既强调“制天命而用之”——探索、把握和运用客观规律，又注重“天人合一”——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饱含着探求真理与追求价值紧密结合的品质；既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发展自己，又始终保持一脉相承的独特文明发展道路、社会模式和思想文化。尽管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资本—帝国主义强大的暴力进攻面前打了败仗，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置于被侵略、被压迫的地位，但是，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从未停止。追赶世界潮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塑中华文明的未来和光辉，必须以独特的思维和方式去开创文明发展的新道路。这一开创，既需要学习借鉴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又必须把中华民族优秀文明传统作为探索、创造的历史根基。
二、创榛辟莽的艰辛探索
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怎样实现现代化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资本主义道路别国可能走得通，中国却始终走不通，这就使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同怎样建立、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现代化、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与社会主义不过是同一事业的不同侧面。无数事实证明，要赶上时代的潮流，最终成为“并跑者”和“领跑者”，不虚心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不行，但不创新更不行。走别人的路并不能“让别人无路可走”，永远只是“跟跑者”。只有根据时代特征和自身实际，不避艰险、披荆斩棘、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才能走好自己的路，最终创造出前人和别人不曾有过的辉煌。当然，自己的路也绝不会笔直平坦，也必然会充满曲折坎坷。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蕴含着走自己道路的萌芽。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理想，已经察觉“欧美社会之病”在于“人力不能与资本相抗”导致“富者极少，贫者极多”的两极分化。试图在革命胜利后“平均地权”：“核定天下地价，其现在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以便永绝“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避免走欧美各国的道路，直接实现“社会主义”。尽管实行这种土地国有纲领可能与其初衷完全背离，根本无法实施，但毕竟是针对中国资本主义弱小而设计的自己的道路，并为“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结为“好朋友”准备了必要的契合点，为走自己的路提供了初步的思想方向。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启了走自己的路的尝试。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展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的现代化道路。在“民主”与“科学”浪潮中，“全盘西化”失去耀眼光芒，学习西方转向“以俄为师”，点滴改良转向“根本解决”。“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1]。“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使“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12]。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扶助农工”“打倒列强除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使“民权为广大平民所共有”，不为“少数资产阶级所得而私”。中国革命开始显现出既不同于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又不同于一般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状态，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新道路。在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和条件。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具体国情，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发动群众建立红军和工农民主政权，进行“工农武装割据”，集聚革命的力量、动能和经验，史无前例地成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同时，克服照搬外国经验的“左”倾冒险主义，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转变到成功开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运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模式，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近一亿人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中流砥柱，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后，当蒋介石集团拒绝和平民主改造中国、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再次运用这种方式，消灭国民党807万军队，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方式打开了中国通向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道路。
“一化三改”开创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怎样实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迫切问题。自己没有经验，不得不照搬照抄苏联经验，但“抄而不满”，进而开始探索自己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工业化”为“主体”，“三改”为“两翼”，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发展生产力与解放生产力有机结合，使经济制度变革与人的进步相互促进，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和平改造中，社会安定团结，人心向往进步，生产发展提高，各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阶级“一个都不少”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对抗与动荡，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奠定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
“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逐渐突出。1955年底，毛泽东首先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苏共二十大揭露出苏联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后，他又要求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要把“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共八大判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3]。因而，要以国家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作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作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作补充，作为基本的经济政策。这就突破了苏联模式，初步显示出区别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建设思路，是改革开放前20多年取得建设成就的体制和政策基础，并成为拨乱反正的根本依据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借鉴。
三、特立独行开辟自己的路
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说到底就是要走一条既不同于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既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又具有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属于中国自己的独特道路。中国道路，从广义上讲，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探索创新、开拓前进、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狭义地说，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一，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酝酿和准备了中国道路。在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中，确立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制度等，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底色。提出执政党要接受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监督、发展党和国家民主生活、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主题，“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鼓励他们“又红又专”，为探索自己的道路拓展群众基础、智慧和力量之源。提出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全国一盘棋”，“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开拓自己的道路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国防建设服从于经济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原则，“花一百多年”时间“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这就为开拓自己的道路积累了主要因子和宝贵经验。
第二，改革开放起航，明确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初步形成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经过拨乱反正，开展精神文明建设，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各种经济责任制，作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持续稳定健康的方向。1979年12月，邓小平把实现“四个现代化”定位于实现“小康之家”；1982年，又提出达到“小康水平”后，“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4]，并在中共十二大庄严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5]。1984年，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逐步形成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1987年，中共十三大全面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正式确定“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经济运行模式，使中国道路逐渐趋于清晰。此后，我们面对西方“以接触促演变”、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进攻和经济结构失调，果断平息1989年的政治风波、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打破西方对华“制裁”、积极开展国民经济整顿治理，冷静应对苏东巨变的猛烈冲击，捍卫社会主义和中国道路的正确方向，在国际格局重大变化中赢得主动。
第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晰中国道路的内涵。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是不正确的。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并未形成共识。1992年，邓小平以“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终结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质、主要内容、基本框架，部署了相应的任务。这些理论和决策，推动中国经济总量于1995年实现比1980年翻两番。同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作出2000年实现全面翻两番、2010年经济总量再翻一番，2020年有更大发展的决策，初步形成新世纪新“三步走”战略。1997年，中共十五大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纲领，确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跨世纪发展战略。这些“有步骤地实现我国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实践，表明我们“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16]，具有完备体系和清晰内涵，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持续发展。2000年中国经济全面翻两番，以“这边风景独好”进入总体小康，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圆满实现。
第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拓展中国道路的内容。2000年，江泽民总结党的经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加快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2002年，中共十六大确定：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达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目标。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等重大理论、决策和举措，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创新型国家、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成功应对国际金融海啸，中国经济总量连续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2010年，我国GDP达到4083903亿元，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经济社会发展跃上新的大台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显示出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与之相应，2007年中共十七大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12年中共十八大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国道路更加丰富，越走越宽广。
第五，“四个全面”，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中共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概括为“中国梦”和两个“百年目标”。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11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中国。2014年12月，习近平又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政治保证。这就构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了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5年11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2016年3月，十二届四次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对保持战略定力、消除绝对贫困、弥补发展短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形成引领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等作出全面部署。同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经过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中国经济以中高速保持提质增效、迈向中高端的势头，中国道路显示出巨大适应性和新的内容，为实现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中国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创新
中国道路，既是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同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人民解放与共富和幸福的美好愿望有机结合、辩证统一的伟大创举，又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同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主体选择性相互贯穿、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创造性契合。
一、全球视野下凝视中国道路
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但是，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发达的道路，却会因为时代环境、历史文化、国内现状、主观选择显示出丰富多彩的不同模式。
殖民掠夺扩张的道路，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近代以来的大国崛起，除开其工业和整个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要是依赖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海上霸权，到大英帝国称霸世界，再到两次世界大战，无不通过超强暴力以争夺和维护霸权。他们以战争与杀戮、强权与掠夺建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西方发达国家的奴役，造成殖民地人民的极大灾难与贫困。20世纪全球民族解放运动浪潮，把这一崛起模式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浪潮中建立的新中国，由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平等和谐的文化传统、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潮流，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必要和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军事掠夺扩张以达到发展的目的。
自我封闭的计划经济模式，缺少持续发展的潜力和韧性。俄国十月革命本来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也曾使苏联迅速超越欧洲各个资本主义大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奠定了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战”结束后又使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快速实现国民经济恢复，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和优越性。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其“短缺经济”特征缺乏继续发展的潜力和韧性，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对外由被帝国主义封锁转为自我封闭，割裂与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联系，难以适应时代主题演变和新的科技革命等弊端，逐渐在与西方的竞争中丧失主动权和优势。加之几届苏联领导集团都不具备社会主义改革的雄才大略，未能找到突破苏联模式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背叛社会主义，盲目轻信西方许诺，改革变成改向，致使苏联在“冷战”中被“不战而胜”。
效仿西方模式的道路难以成功，继续处于世界霸权的附庸状态。俄国十月革命前，落后国家和民族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本是无奈的选择。“二战”后独立的国家，分别效仿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但是，苏联解体后，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把效仿西方模式作为唯一选项。实行私有化、放任自流市场经济、多党制、自由选举之后，并未出现西方许诺的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生活富裕，“短痛”变为“长痛”，通过“休克疗法”，“一步到位”沦为西方附庸，在拉美经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海啸及世界经济低迷中，日益被抛向世界边缘。迄今为止，苏东剧变后的22个国家，只有2个国家的GDP超过1990年的水平。效仿西方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只有极少数城市型、资源型经济体达到高收入水平；90％以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停滞、社会撕裂和动荡不断。被强制推行西方模式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更是战乱不已、难民遍地，恐怖主义肆虐。
强权支撑的霸权主义道路，岌岌可危，难以为继。美国首先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也是摆脱殖民奴役后，唯一发动和参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世界霸权主义国家。它从大西洋沿岸扩张为横跨北美大陆，包含阿拉斯加，濒临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的地理大国，借助电气化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发展成为第一经济大国。“二战”结束后，凭借强大军事、政治、经济实力，美国成为帝国主义的霸主，发动对苏联的“冷战”。苏联解体后，美国“一超独大”，以超强暴力维护其政治、经济、金融、文化、话语霸权。但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已从“二战”结束时的60％以上、“冷战”结束时的40％以上，跌至现今的20％左右，充当世界警察明显力不从心。加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自封“美国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不过是自说自话之梦呓。
唯有中国道路，生机蓬勃，昂扬向上。中国人民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发展市场经济，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实行对外开放，以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和谐发展、持续发展，创造了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的奇迹，以辉煌的成就多次让“中国崩溃论”陷于崩溃。如今，中国已经告别“一穷二白”，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已占世界经济的15.5％，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生活改善、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势头强劲，正以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胜利。这与当今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治理紊乱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必然会给世界人民深刻而巨大的启迪。
二、不断创新彰显出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既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也根本区别于西方模式。因而，无论是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还是迷恋西方“普世价值”，都把中国道路看作离经叛道的异类。而这种“异类”，恰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陈腐观念和模式、走好自己的路的最大创新。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新，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超越其他既有模式，迸发出无限生机与活力，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先机与主动。我们早已打破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再次打破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已是迫在眉睫。
首先，理论创新，形成敢走新路的精神和品格。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必然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不会停息。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要找到不断取得胜利的道路，必须要有反映国情、凝聚人心的理论，鼓舞人心的精神。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道路，模仿西方模式行不通；“走俄国人的路”，照搬“城市中心论”，同样不能成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毛泽东思想，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指导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后，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中国现代化建设不断跃上新台阶——实现温饱、奔向总体小康、建设全面小康。中共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治国理政现代化为核心的“四个全面”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推动中国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模式转型、发展速度换挡，确保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无不充满了敢走新路的创新精神和品格。
其次，制度创新，激发敢走新路的动力与机制。国家制度上，人民民主专政从新民主主义政权转变为社会主义政权，都强调以工农联盟作为阶级基础，拥护社会主义的阶级、阶层作为社会基础，既区别于前苏联只以工农作为阶级基础，又完全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仅以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基础。国家结构上，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到“一国两制”，既不同于单一制国家，又不同于联邦制国家，在保证国家主权统一基础上，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和特别行政区，享有联邦制的加盟主体也没有的高度自治权。政治制度上，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到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制度，既实行“票决”民主原则，普遍尊重公民和社会主体的权利与自由；又贯彻协商民主原则，保证形成统一意志与行动。经济方面，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同于单一公有制、按劳分配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又不同于私有制、按资分配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正是这些制度创新，创造了维护中国主权独立、团结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形成了不断创新探索的客观需要和内在机理。
再次，道路创新，铸就敢走新路的探索方法。科学理论揭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离开围绕具体问题的客观环境，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是用某种既有模式、理论原则来裁判生活与实践，而是只能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实践中，提炼理论原则、形成自身特有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发展市场经济，既坚持独立自主又实施对外开放，既学习借鉴外来经验又强调切合自身国情，既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又构建完整经济体系，既继承优良传统又摒弃历史糟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方式，把一些人眼中的不可能转变为现实，把看似无法融合的问题统筹为有机共同体。我们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坚持世界胸怀、历史眼光、辩证思维，不断探索，构建了敢走新路的根本途径和方法。
最后，文化创新，培育敢走新路的氛围和环境。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五四运动以来伟大斗争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着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不断创新的文化基因，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形成了顽强的“文化自信”，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具有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地位和作用。文化创新不仅能够树立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在全社会形成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道路创新的自觉意识、浓厚氛围和社会环境，“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而且对于识破把“全盘西化”当作现代化，把区域性价值观当作“普世价值”，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应对西方“文化冷战”，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有鉴别地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加以吸收、消化、再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总之，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道路创新和文化创新，共同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构成了广义的中国道路。我们应当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成就，打破对各种既有模式的迷信与崇拜，回应各种“中国崩溃论”的傲慢与偏见。
三、继续创新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
没有创新，就没有中国道路。在创新中创造巨大辉煌的中国道路，要创造更大的辉煌，仍然需要继续创新。脱离创新，只会陷入“社会顶峰”论、“历史终结”论的巢穴。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建设初步现代化奠定基础的历史时期，继续创新必须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必须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解放社会活力、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新路径。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特征。历史反复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国家的独立和富强、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未来的发展也不例外。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更高发展阶段，如何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是需要不断探索和解决的新问题。即是说，党怎样领导、善于领导、更好领导，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既需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又需要根据客观实际不断加以认识，推出新的举措，采取新的方式。其中，特别需要注意认识和解决在市场经济逐渐成熟、对外开放双向发展、人的素质普遍提高的情况下，既始终保持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又充分解放社会活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以保证活而不乱地“一心一意谋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上台阶。
其次，积极探索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新模式，创造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和路径。放眼历史与现实，过去的世界发展，是少数发达国家与多数不发达国家“两极分化”的模式。追赶型国家的发展，基本未能摆脱依附地位和既有发展模式。国际垂直分工，继续强化着个别国家的金融霸权。中国发展起来，人口将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原有的发展模式和国际分工难以为继。中国投资走向世界，但巨量人口决定了不可能走美欧日产业空心化的道路。坚定不移地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坚定不移地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自动化、智能化，把帮助别人与发展自己结合起来，实现在提质增效中扩量，迈向世界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是中国继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而，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绝不是将低端产业、过剩产能简单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而是既要帮助他们发展优势产业，又要帮助他们发展相应的高新科技产业，形成自身优势、争得平等地位，构建互利共赢、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体系，促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最后，把改革与创新结合起来，创造以改革推动创新、以创新促进改革的充满活力的良性发展新路径。改革与创新，都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实现赶超的重要方式，必须摆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从根本上讲，改革是突破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是制度创新。没有创新，就无法突破发展的各类瓶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大的改革与创新，正是改革与创新，铸就了中国道路，推动了30多年高速发展。今天，中国尽管进入中高收入水平，但是人均GDP还低于世界平均，尚未完成工业化。十几亿人口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进而要走向现代化，前所未有，套用任何成功经验都可能失灵失效。任何以前苏联和日本达到世界经济第二后的失败来暗喻“中国经济即将崩溃”，都以忘却他们从未达到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世界第一为前提。前无标杆、榜样，唯有以创新推动改革，以改革保障创新，不断增添发展动力，维护公平正义，中国才能在已有众多世界第一基础上创造更多的世界第一，“中国道路”才能最终“领跑”整个世界。
第三节 中国道路通向人类的美好未来
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追求美好未来、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任何发展道路，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普适天下，都既有借鉴意义也需要不断拓展。
一、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和拓展中国道路
现代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必然要求不断探索发展。从全球范围看，金融海啸以来，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盟深陷债务危机，日本“失去二十年”，解构了“西方化即现代化”的榜样形象、“普世”理念。而中国道路的辉煌成就重新引起“世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的反思。从国内看，经过近70年的奋斗，中国1/3的人口、1/4的省区市已经达到高收入水平，部分领域已经或正在跨越现代化的门槛，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全面小康，全部地区、更多领域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中国道路与时俱进不断提质升级。
第一，继续探索公有制、共同富裕的实现形式和路径，破解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也是中国道路的本质特征。无论从南北两极分化、西方国家内部两极分化，还是众多国家和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来看，最根本的经济原因是财富与收入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造成生产相对过剩，不能实现生产力与消费力的良性互动和相互转换，形成周期性发展而非可持续发展。中国道路始终坚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既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防止两极分化，又以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避免平均主义，特别注重“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充分发挥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运用、经济社会的中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以丰富多样的方式方法，保证国家富强与人民共同富裕的协调发展。
第二，积极探索市场决定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方法和路径，破除“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人类的创新性贡献。自邓小平将计划与市场从制度层面解放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完善，打破传统理论和模式的束缚，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北京共识”完胜“华盛顿共识”。但是，仍然有些人撞了南墙不回头，反复炒作“中国崩溃论”，继续鼓吹“只有私有制才能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无需国家宏观调控”，有意忘却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缺乏全局性、忽视社会公正性和公共产品无效性等缺陷，市场价格短期决定于供求、长期则决定于技术进步或生产力发展等基本经济学原理，把本来由市场带来的问题完全归结于国家宏观调控、“过度”干预和公有制。因此，必须按照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学原理，坚定不移地进行供给侧结构改革，在竞争性领域放开放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涉及国家安全、经济命脉、发展前景、公共利益等方面，加强引导、扶持到位，更好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同时，要继续以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为目标，加强微观规制，突破西方国家干预的目标、政策和手段，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中国经济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地实现较快发展。
第三，继续探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形式和方法，破除“塔西佗陷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中国需要共产党担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领导地位、执政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一切工作，必须把握人心向背，始终把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监督民主等中国方式，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和社会治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同时，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各方面制度、体制和规则更加成熟定型。坚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体现出来，筑牢党的执政基础，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维护国家的有序运行，防止社会撕裂与混乱。
第四，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破解破除“修昔底德陷阱”。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中站起来，在打破封锁、改革开放中富起来和强起来，始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坚决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宗旨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准则，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反对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但是，美国却以“战略再平衡”“重返亚太”拉帮结派，企图构建亚洲“小北约”、C型包围圈，围堵中国、遏制中国；以“巧实力”，怂恿中国周边少数国家挑起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企图干扰中国发展，再次中断中国现代化进程。因而，必须以坚定不移的战略定力和历史定力，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创造更全面、深入、多元的开放格局。同时，以不冲突、不对抗、不争霸、不谋势力范围等各种方式，破拆对方预设的圈套，扩大同各国利益交汇点，支持各国共同发展，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五，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新发展理念和方式，破解各种发展难题。革命、建设、改革开放，都是为了促进发展，实现人民富裕和幸福。经济发展是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基础。中国从“一穷二白”跃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制造业和贸易大国、中高收入水平国家，时间很短，必然会产生技术、管理、经验、人才等积累不足的问题，加之人均资源少，又遭遇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科技革命尚未突破，继续发展的困难前所未有。当然，破解发展中的难题，也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来解决。因而，永远牢记改革开放必须服务于发展，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创新理念和实践，构建新规制、研发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创造新需求，培育新市场、打造新业态，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带动不同地区、领域和人群的协调发展，促进各行各业逐步转向高效低耗、质价相宜、集约环保的绿色发展，培育内外统筹、外贸多元、全面深化的开放发展，不断推进以人民为中心，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共享发展，才能形成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二、落后国家现代化可以借鉴中国道路
当今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个发达经济体；70多亿人口，10多亿人生活在发达经济体。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的国家和地区，近90％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南北两极分化及国家和地区内部两极分化，甚至一些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基础设施落后、发展停滞波动、民众生活质量不高，并未解决贫困问题，现代化成为可望不可即的幻影。加之一些国家“西化”带来的社会动荡、经济倒退，进一步被边缘化。因而，中国道路的成功，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学习、借鉴的典范和榜样。
第一，始终坚持独立自主，是实现发展的根本前提。幻想靠别人的恩赐来实现发展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国家，很难摆脱发达国家经济附庸的地位。发达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利用先发优势塑造国际“垂直分工”、自诩“先进”化身，又扶植一些较小经济体“发达”起来服务于自身需要，但并不希望落后国家真正发展起来。一些国家和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普遍因为不能再为发达国家提供超额利润、廉价商品和原材料，导致发达国家资本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中国发展基础极为薄弱，又曾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封锁、制裁，改革开放后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和经济全球化，但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抓住机遇推进自身的发展，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发展，终于在2008年国际金融海啸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因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应当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构建独特的经济体系，形成独特的自身优势，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防止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剪羊毛”。
第二，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决定自身发展战略与路径。市场交换可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交换双方获得最大利益，但信息不对称又使获利不均、损益不一成为市场常态。“二战”后，落后国家以发达国家作为追赶方向、引资来源、出口市场，尽管发挥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方面的廉价优势取得了一些现代化进展，但多数缺乏长期、明确的发展战略，受发达国家经济波动影响大，产业结构单一、利润大量外流、生态环境破坏等后果凸显，找不到经济全球化中的新定位和继续发展的新路径。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虚心学习他国经验，但不照搬照抄、盲目轻信“普世”药方，针对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少等具体实际，巧妙化解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干扰，目标明确，战略清晰，路径清楚，举措得力，实现了发展持续，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持续改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当然，中国的具体做法不一定适合所有国家和地区，但根据自身情况决定自身发展战略和路径的原则，必定能给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启迪。
第三，做优增量与筑牢基础相结合，是实现发展的关键。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发展，着力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等方面做优增量，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方式。但是如果不能筑牢基础，则可能出现经济增长断崖式中断、发展停滞或倒退。在发展中，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尽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发展的根本标志是人的素质提高、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的现代化。否则，即便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快速增加，普通民众却不能享有经济增长的成果，继续生活在落后的环境条件下，当特有资源枯竭，必然就会中断发展或者停滞倒退。因而，中国一直以发展先进生产力为引领，推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从周期性发展转向可持续发展、少数人发展转向包容性发展和共享发展，所有地区、族群、阶层、家庭“一个都不能少”，实现科学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特别值得学习、借鉴和推广。
第四，根据发展进程和具体问题，不断调适发展政策和措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永远在适应与不适应的对立统一中运行。生产力的发展义无反顾、永不停息，必然会出现原有政策和措施不能适应继续发展的情况，需要改革加以调适。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不同，只能用不同的政策、措施和方法来解决。套用固定模式、方案、方法，去解决千差万别的具体问题，不是无知就是欺骗。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设计的“一步到位”“休克疗法”，20多年都未能促进其正常发展，反而便于国际资本的掠夺，教训非常深刻。而中国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情况，始终以问题为导向，坚持渐进式改革，一切政策和措施都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为标准，在改革中促进发展，在发展中深化改革，从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两相比较，孰优孰劣更是一目了然，值得深思。
三、当今世界发展需要中国道路
当今霸权主义国家到处插手，搞乱其他国家和地区，以维持自己的先发优势。中国摒弃侵略与掠夺，率先找到后发国家持续快速发展的道路，显示出巨大优越性和示范作用，中国道路对实现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一，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需要中国道路作为坚强的后盾。自世界成为全球性的世界以来，科技进步被霸权国家用作战争工具，不断侵略、控制、奴役落后国家。冷战结束以来，从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到美国航母群南海“自由航行”、“萨德”部署韩国，都是以假“和平”之名行破坏和平之实，是共同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是维护和平、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面对美国战略再平衡、蓄意破坏亚太及世界和平的种种挑衅，中国始终以坚定的战略定力、高超的智慧和灵活的举措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破解可能的战争风险，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忘战必亡，以战止战，只有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加强军事斗争准备，中国道路才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更好显示优越性和吸引力。
第二，世界经济继续发展，特别是后发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中国道路的示范和帮助。金融海啸后，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欧盟深陷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加之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普遍经济不景气，印度的高速增长并未带来普通民众生活条件的较大改善，西方模式已经基本丧失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示范作用。与此相反，中国始终坚持为人民发展的共同富裕原则，经济总量从1978年仅占世界经济的1.8％上升到2015年的15.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78年的2.3％上升到25％以上，多年保持世界经济第一引擎的地位。尽管人均GDP尚未超过世界人均水平，但人民生活质量、水平、人均寿命、基础设施等，大大超过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相近的国家和地区。这些无疑对寻求摆脱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启示作用。同时，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保持完整制造业体系的国家，外贸总额达到占全球13.8％，且对发展中国家的装备出口、基本建设服务输出上升也必然会增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后劲，从而带来新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格局。
第三，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离不开中国道路的引领。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世界配置和世界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必将在新的科技革命中继续发展。过去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以实现和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为目的，必须转到以实现所有国家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轨道。尽管美国拉帮结派，以TPP和TIPP企图继续维护其世界经济、金融、规则霸权，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超过发达国家，逐步建立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物质基础、现实条件正在成熟。面对美国把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定权，又无力引领世界经济、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摒弃西方国家经济援助附加政治条件的惯例，倡议建立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一带一路”和东亚经济共同体，必将形成有别于仅靠海洋连接的新的亚非欧经济发展带，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继续发展，改变世界经济既有格局和发展方式，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重要机遇。
第四，缩小南北差距和各国内部发展差距，迫切需要中国道路提供治理方案。金砖国家等少数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并未改变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马太效应。金融海啸后，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无论富国还是穷国，财富与收入进一步向极少数人集中，各国纷纷陷入经济停滞倒退、社会撕裂、内斗不已、混乱不堪的状态；美国等发达国家重拾贸易保护主义、国际金融资本操控世界市场，造成初级产品和低端产品大幅跌价、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规模严重缩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南北差距有增无减。“资本主义怎么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既不能使穷人、穷国都富裕起来，无法真正实现“主权在民”；也不可能由各国人民共同确定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更是从根本上显示出资本主义治理的无序与无能。与此相反，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坚定维护国内发展环境、凝聚发展共识，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平等发展的权利，使发展更有质量，治理更有水平，更有利于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显示出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同时，中国积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扩大利益交汇点，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也必然会在缩小南北差距和各国内部发展差距方面产生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