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特定的内容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但毕竟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一部书也是如此。
《神圣家族》的批判特征及被批判对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的庞杂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神圣家族》一书的基本写作风格。简言之，《神圣家族》是一部表面显得有些凌乱而实质包含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的典型论战性著作。
一 《神圣家族》的文本结构
（一）文本结构
作为一部典型的论战性的著作，《神圣家族》的文本由一个序言、一个结语和九章正文构成。其中序言部分开宗明义地申明了该书的基本宗旨和论战对象以及由论战对象所决定的论述方式。结语则明确宣布了论战对象的灭亡。九章正文则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文学总汇报》上登载的相关文章、观点所进行的批判。
《神圣家族》的九章正文内容具体名称如下：
第一，以订书匠的姿态出现的批判的批判或赖哈特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二，体现为《MUHLEIGNER》的批判的批判或茹尔·法赫尔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三，“批判的批判的彻底性”或荣（荣格尼茨？）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四，体现为认识的宁静的批判的批判或埃德加尔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五，贩卖秘密的商人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或施里加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六，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七，批判的批判的通讯。
第八，批判的批判之周游世界和变服微行，或盖罗尔施坦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第九，批判的末日的审判。
这便是《神圣家族》一书的文本结构。从各标题可以看出，全书各章相对独立又逻辑连贯。每章都有特定的论战对象，从而也体现出各自的理论特征。也正是基于这个特征，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商定了基本的写作框架之后，分头完成了各自承担的写作任务。也因为两人是分头撰写的，所以两人写作风格上的差异也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二）“凌乱的著述”
正文九章依篇幅大小依次是第六章、第八章、第四章（主要是马克思所撰写的第四节“蒲鲁东”部分）、第五章和第七章。序言和前三章以及最后一章篇幅都比较小，结语甚至只有一句话。从这长短不一、论题各异乃至标题表述都极不统一的结构编排中得出这部书在形式上比较凌乱和松散的结论并不为过。当然，这样的形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论敌的特点决定的。
单从书的章节分配来看，两位作者承担的工作任务似乎差异不大。其中，恩格斯撰写了第一、第二、第三章以及第四章四节中的前两节“弗洛拉·特莉斯坦的‘工人联合会’”和“贝罗论娼妓问题”，第六章三节中第二节的第一个小问题“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a）辛利克斯，第二号。‘批判’和‘费尔巴哈’。对哲学的谴责”，还写了第七章三节中第二节的第二个小问题“‘非批判的群众’和‘批判的批判’（b）‘软心肠的’和‘求救的’群众”。恩格斯共写了七篇文章，其余均为马克思撰写。马克思除独立撰写了第五章、第八章和第九章外，由他主笔的第六章、第七章均有恩格斯的部分参与，第四章的四节两人各承担两节，只是马克思所撰写的这两节字数大大地超过恩格斯所撰写的两节字数。恩格斯的两节文字只写了区区2页多，而马克思的那两节文字则写了40多页。不仅第四章是这样写的，全书也是如此。恩格斯所分担的章节一般仅用一个标题，所以说恩格斯也就完成了本书的七篇文章。而马克思所分担的章节，则一般安排了多个论述层次，然后逐一论述。所以说是马克思把书的篇幅大大地拉长了。尽管两人承担的写作任务是相当的，而最终完成的实际写作量却是极不协调的，这不仅再次表明了本书在形式上的极不规则，过于“任性”，而且更使得文本的论述内容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梅林曾经诙谐地猜测马克思故意拉长篇幅的原因，“也可能是他有意把这部东西写得很长，以便利用超过二十印张的书籍所享有的免于检查的规定”[16]。事实上，当时普鲁士的出版检查制度因残酷扼杀新思想而臭名昭著，很多激进的学者不得不利用通过扩充篇幅的方法使著述免于政府检查，幸运的是《神圣家族》这部书也的确获得了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预查免检。看来，经常因为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而被“禁言”的马克思已经学会了如何巧妙地规避风险。据说这种技巧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就用过。
从文本的内容来看，除两人合著的第四章的文字数量有明显差异外，整书的体量分布乃至完成过程更不统一。尤其是两位作者所承担的全书的“文字工作量”极不协调。恩格斯撰写的七章内容，亦即他在书中所分担完成的总共七篇文章，在他与马克思巴黎会面畅谈的十天中就完成了，之后他就离开了巴黎。而马克思在撰写他分担的章节时，一下笔便一发不可收拾，足足写了两个多月，与他最初的只想写个“简单的对比”的“小册子”的初衷相去甚远。这也让恩格斯深感意外和惊奇，他没想到他们最终竟然对自己所鄙视的批判对象花费了如此多的笔墨。他并没有像梅林那样想到马克思或许是为了规避检查而有意拉长篇幅的。
从两人所分担章节的文字篇幅来看，马克思所撰写的部分，文字数量几乎是恩格斯所撰写的部分的20倍之多，这种情形反映出恩格斯严谨快捷、精细清晰、就事论事而马克思率性而为、不拘章法、恣意洒脱的写作风格。当然，也反映出“马克思是以他平素的那种认真彻底的方式来进行这件工作的……他大概没有时间把它弄短”[17]。但是，这种由大约相当的写作任务出发，而写作结果极具差异的篇幅布局，不能不让人产生“整书”极不规则甚至凌乱随意的印象。
不过，反复仔细阅读《神圣家族》一书，我们就会明白，这种给人凌乱散漫、随意任性的文本结构，恰恰是对论敌无情批判的需要，是创立无产阶级新世界观过程的需要。马克思并非“任性而为”，也不像是为了规避检查而故意拉长了篇幅，他作为一名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从来不会向敌人妥协的，是从来不畏惧敌人的威胁的，他其实是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在进行着《神圣家族》的写作工作。
（三）署名的奥秘
虽然马克思撰写了该书绝大部分的篇幅，但是，前已述及，从全书的内容布局看，即从他们所选定的批判对象看，两人承担的批判任务是相当的，也许正因为如此，该书初版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署名在前，而卡尔·马克思署名在后。当然，如此署名，也许是出于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欣赏，也许是因为恩格斯首先完成了他所承担的写作任务，或者更是因为书的前几章均为恩格斯所撰写，等等。具体缘由由于缺乏必要的证据就不得而知了。
而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文本，都是卡尔·马克思署名在前，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署名在后。这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该版本是根据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原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原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18]现在这种署名的缘由，在导读作者看来，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马克思在书中不仅批驳了论敌的观点，而且同时正面阐述了包含未来历史唯物主义形态的许多相关思想和主张。为了正面表明自己的新思想，马克思在写作《神圣家族》时，广泛利用了后来被称为《克罗茨纳赫笔记》和《巴黎笔记》等的诸多材料和成果，这也正是马克思撰写时间如此长和撰写篇幅如此多的根本原因。二是因为这种署名顺序符合恩格斯曾经明确表达过的两人工作分工的相关表述。恩格斯在晚年回顾自己与马克思合作撰写《神圣家族》一书时说道：“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19]这一段话既充分体现了恩格斯谦虚低调、高风亮节的做人风格，也反映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所展现出的实际理论贡献。
二 《神圣家族》的理论要旨
要弄清《神圣家族》一书的理论要旨，固然应该从《神圣家族》文本出发进行阐述，这是必需的，也是首要的。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以及社会意识历史继承性的观点，我们认为，单单从《神圣家族》文本看是不够的，也是难以真切地把握该书的理论要旨的。我们不仅要把该书放到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中去考察，而且更要弄清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理论发展程度以及思想逻辑脉络。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化脉络和理论发展逻辑
1.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变化脉络
众所周知，生于1818年5月5日的卡尔·马克思，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中学毕业时，他在一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文章中表达了立志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崇高志向。这个志向为马克思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打下了心理基础。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大学，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大学期间，他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并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其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反映了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对马克思的最初影响。求学生涯结束后，马克思以报刊为阵地，投身到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并在斗争中与下层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
大学毕业前后，马克思作为一名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尽管他始终没有全盘接受黑格尔哲学，但是他在思想上仍然属于思辨唯心主义阵营。通过《莱茵报》时期的现实政治斗争，马克思开始察觉到他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严重分歧，开始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时期。《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斗争，也使马克思意识到国家学说的重要性。马克思在其间所写的一些政论文章，尤其是在写于1843年夏天的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分析了国家和市民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关系，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论述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马克思开始对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批判改造。在《德法年鉴》时期，在政治上，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及历史使命和人类解放的认识更加明确，他开始意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幻性和局限性，意识到私有制的罪恶，主张把哲学斗争和革命斗争相结合。这些认识和作为，表明马克思已经由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思想轨迹上，通过体现于《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著所达到的理论特征看，马克思已经完成了由一位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的转变。
比马克思小两岁的恩格斯虽然没有与马克思同样的经历，却有着与马克思类似的经验和思想转变轨迹。恩格斯年轻时跟马克思一样，热衷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理论，且同样作为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战士对普鲁士君主专政制度抱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后来，他通过深入英国工人阶级而转向了共产主义。列宁说：“恩格斯是在英国，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无产阶级的。”[20]与马克思从对国家学说的分析中走向了唯物主义不同，恩格斯是从对经济的分析中走向唯物主义的。这同样体现在恩格斯发表于《德法年鉴》上的两篇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前者被马克思称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天才大纲”[21]。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也对促使马克思开始下决心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使马克思、恩格斯发生思想转变的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费尔巴哈。1841年费尔巴哈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这部著作在黑格尔唯心主义长期统治之后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这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大的思想震撼。1843年2月，费尔巴哈又发表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书，再次强烈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进一步把马克思、恩格斯推向了唯物主义。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那时期的几部著作，如《巴黎手稿》和《神圣家族》，会带有强烈的费尔巴哈哲学痕迹的原因。
2.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发展逻辑
随着唯物主义思想的确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发展的逻辑上首先面临的是如何批判思辨唯心主义的迫切任务，其次是要开始着手制定他们的新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当时，就他们的思想认识所达到的理论高度而言，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他们的主要理论武器之一，或者说他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清算费尔巴哈哲学的必要性。
清理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以及详细阐述新世界观的基本原理这一理论任务是之后不久在马克思所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先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22]。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体现的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系统阐述。这就是1844年到1845年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全景。之后就有了1847年发表的被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第一批成熟著作的《哲学的贫困》以及1848年2月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至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正式诞生。
虽然专家对如何评判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几部著作存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上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轨迹上的重要节点。《神圣家族》的理论要旨就是要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去研读和把握。
既然马克思、恩格斯当时面临的主要理论任务是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青年黑格尔派又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一个典型变种，作为曾经的同路人和追随者，马克思、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唯心主义思想十分熟悉。而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与青年黑格尔派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已经产生了严重对立，并且已经在不同的著作和场合都表达了要对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行系统批判的愿望。于是，当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会面准备开始这一批判工作时，批判的对象自然就指向了鲍威尔一伙。而具体的靶子就是与《德法年鉴》相对抗的《文学总汇报》。
（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
1.青年黑格尔派的蜕化与堕落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是一位辩证法大师。他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一般运动形式，并把由人类社会、自然界和人类精神组成的世界看成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些精彩的思想深深吸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深刻影响了他们自己新哲学的创立。
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在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他把整个世界乃至世界的一切运动变化都看作是所谓的“绝对精神”外化的结果。这种保守僵死的唯心主义体系窒息了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也最终导致了黑格尔哲学的瓦解。黑格尔去世不久，黑格尔哲学的内部矛盾终于激化。一部分向往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青年知识分子，由于不赞成黑格尔为基督教和普鲁士君主专制制度辩护的立场，开始从黑格尔阵营分裂出来。他们特别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反对他的僵化体系。他们也反对黑格尔把哲学、宗教、理性混为一谈的主张，对宗教采取明确的批判态度。他们反对美化和粉饰现实，否认普鲁士专制王国是黑格尔所谓绝对观念在国家中的最高体现，主张彻底批判和改造这个不合理的现实。马克思在大学时正是基于上述革命民主主义观点而成为这个学派的活跃分子的。
曾经在德国政治和思想领域起到非常革命作用的青年黑格尔派，后来终于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个学派在被誉为黑格尔最卓越的弟子的布鲁诺·鲍威尔的带领下，越来越蜕化和堕落为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辨唯心主义。他们以黑格尔哲学卫道士的身份自吹自擂，自命为“创造历史”的“英雄”，高踞于群众之上，鼓吹个人英雄主义和抽象的唯心史观。认为只有杰出的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也就是他们这些批判哲学家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群众只是毫无生气的群氓，是历史发展的障碍。如在论述犹太人解放的问题上，布鲁诺·鲍威尔就认为，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宗教的废除问题，宗教解放就意味着人类的真正的政治解放。犹太人以及其他一切人的解放，主要取决于对他们所信服的宗教的废除。对于这种抽象地谈论人的解放，并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淆起来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早在《德法年鉴》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文章中就作了批驳，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宗教观，并明确提出了“人类解放”和废除私有制的内在联系。
在探索如何完成“人类解放”的任务时，马克思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在论述“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3]这也就是主张把哲学的斗争和革命的斗争结合起来。哲学要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以便发挥自己的作用；无产阶级则要以哲学为精神武器，以便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写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24]这些观点的提出，就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理解为什么《神圣家族》要对抽象的“批判的批判”进行彻底的“批判”。
鲍威尔及其同伙，貌似反对黑格尔主义的正统派（老黑格尔派）观点，自称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其实不过是用“无限的自我意识”这个概念取代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概念，从而滑向公开的、最彻底、最极端的唯心主义。他们荒唐地视人的自我意识为人的唯一的本质，之后又把这种自我意识描绘为似乎可以脱离现实的人而独立存在的实体、主体，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原则和工具。而这种以“批判”为特征的自我意识并非人人拥有，只有他们这些具有了“批判”脑瓜的“英雄”才拥有。在黑格尔哲学那里，黑格尔还曾经试图防止一种错误，即认为哲学家本人就是绝对精神，但是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及其同伙那里，他们却以为自己就是批判的化身，是自我意识和绝对精神的化身，正是通过他们这一化身，这种绝对精神才实现了它的宇宙精神的作用。
正因为鲍威尔一伙在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已经蜕化堕落到陈腐的、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地步，马克思、恩格斯深深感到，为了有效地批判这些有害思想，唯物辩证地解决和论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就必须深刻揭露思辨哲学的秘密，彻底地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
2.思辨哲学的真正奥秘
马克思运用“果实”的例子，形象地揭示了思辨唯心主义的真正奥秘。
马克思指出，思辨唯心主义的奥秘就在于把概念独立化、实体化，也就是把本来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当成了独立存在的实体和本质，并且反过来把它看成是感性对象的来源和基础，当成主体，即客观事物的直接创造者，而客观事物反倒成了一般这个本质的简单存在形式。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第五章“思辨结构的秘密”一节中举例说：“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再进一步想像我从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实’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身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末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话说）‘果实’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所以我说：对梨说来，决定梨成为梨的那些方面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的那些方面也是非本质的。作为它们的本质的并不是它们那种可以感触得到的实际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又硬给它们塞进去的本质，即我的观念中的本质——‘果实’。”[25]这段话形象地揭示了思辨哲学家的逻辑：先从“个别”的具体事物中抽出“一般”的共性特征，而后想象这个作为“一般”的共性特征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是“个别”存在的真正的本质，最后就宣布最初的“个别”只不过是“一般”这个真正实体的简单存在形式，是它的样式或样态，是“一般”给“个别”塞入了本质。“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实’的简单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26]如此以来，我们基于正常感觉的理智所辨别出的“个别”的差别，在思辨的理性看来却都是无关紧要的、非本质的。而思辨的理性却在个别的差异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一般”这个真正的本质和实体。“具有不同特点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实’这个‘实体’。”[27]现实的东西成了虚幻的东西，而反映这个现实的概念却成了实在的东西。这就恰恰颠倒了现实和概念即客观实在和主观观念之间的关系，暴露出其唯心主义的实质。
但是如何从“果实”这个一般实体返回到千差万别的“个别”的果实呢？思辨唯心主义也知道这是一个难题。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要从现实的果实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是很容易的，而要从‘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很困难了。”[28]思辨哲学家开始“创造性”地解答这个难题。他们辩解道：“这是因为‘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29]原来这个作为概念（思辨哲学家眼中的“实在”、“本质”）存在的“一般”本身就是能动的主体的东西。即“通常的千差万别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实’的生命的不同表现，它们是‘一般果实’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结晶”[30]。他们还继续发挥道：“‘果实’确定自己为梨，‘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果实’确定自己为扁桃；苹果、梨、扁桃相互之间的差别，正是‘果实’的自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一般果实’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这样，‘果实’就不再是无内容、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实’都使自己得到一种更为发展、更为显著的定在，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成为活生生的统一体。”[31]
这就是说，现实中各个具体果实的存在及其差别，恰恰就是“一般果实”创造的结果。马克思对此尖锐地指出：“显而易见，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创造，只是因为他把苹果、梨等等东西中为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属性当做他自己发现的规定，因为他把现实事物的名称加在只有抽象的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上，即加在抽象的理智的公式上，最后，因为他把自己从苹果的观念推移到梨的观念这种他本人的活动，说成‘一般果实’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32]原来，每当思辨哲学家宣布这些或那些实物存在时，其实是他们——思辨哲学家——“进行了一次创造”。由宣布“一般果实”的存在与创造进而演变到了“自我创造”“自我活动”。马克思概括道：“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33]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到了鲍威尔及其同伙那里，已经演变成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
由于鲍威尔主观片面地发展了黑格尔哲学中自我意识这个内容，并把它推向了极端的地步，变成了绝对的抽象的东西，所以使得这个自我意识成了不依赖于具体客观世界的精神性的任意的活动。它不仅否定了作为存在源头的自然界，也否定了同样是自然存在物的人本身，最终使自我意识成了绝对的创造物。马克思不无辛辣地讽刺道，鲍威尔一伙的主观唯心主义比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更具有“优点”：他的批判不仅是绝对的批判，而且就是批判本身；他正在有意识地担当着救世主和创世主的角色。马克思也清楚地认识到，鲍威尔及其同伙所宣扬的这种思辨唯心主义，不仅是极其荒谬的，更是十分有害的，宣扬这种谬论，就是要把一切“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是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34]。这就深刻揭示出了思辨哲学的真正奥秘。
马克思、恩格斯对鲍威尔及其同伙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包括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唯物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他们自觉地意识到，在人的主观自我意识之外，存在着有别于思维、精神和主体的存在、自然和客体，简言之，存在着不以人的自我意识为转移的客观的外部世界。只有外部的客观世界和现实的活生生的具体的东西才是实在的第一性的，而一般的观念不过是从这些客观的具体的东西中抽象出来的。思辨唯心主义的根本错误就在于颠倒了这两者的关系，荒唐地认为具体的东西反倒是一般观念派生的，这实际上是基督教创世说的翻版和精致化。它不仅使一般的观念神秘化了，而且也使具体的东西成为了不可理解的东西。如果人们用这种先验主义的方法观察周围世界，那么，我们对于客观世界就绝不会有任何正确的认识。[35]
（三）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
1.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基础的初步具备
学界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在他们合写的第二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行的，这一点也正体现了他们在写《神圣家族》一书时的设想。在《神圣家族》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宣布：“我们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36]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在决定批判思辨唯心主义包括清理他们自身的唯心主义哲学残余时，在他们的思想理论准备上，已经对唯物主义包括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形成了初步的系统认识，否则也就不可能对青年黑格尔派展开无情的批判。因此，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时，已经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对鲍威尔一伙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作了彻底的批判，并揭示了诸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和思想。
2.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
青年黑格尔派在论述他们绝对的“自我意识”时，不仅把这种主观意识看作客观事物真正的实体、本质，是能够外化出外部具体事物的真正主体，而且同时把这种“自我意识”当作人类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和发展动力。
针对鲍威尔及其同伙大肆宣扬“自我意识”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歪理邪说，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和决定作用立场，予以了坚决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自我意识”在社会历史中根本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的物质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37]这就是说，不是思想观念决定历史的发展，而是物质生产决定历史发展。思想从来就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社会力量，它只是对特定时代人们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这种反映只能以该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利益为基础，并不能超出这一时代的限制。“‘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8]当然，思想也并不是完全消极和无所作为的，它通过指导和影响人们的社会实践，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显然，历史发展的根源存在于现实社会的活生生的物质生产中，而不是在虚幻的“自我意识”的天国里。
马克思、恩格斯接着指出，即便是物质生产，也不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它仍然必须以客观的物质存在为前提条件。“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39]这些思想已经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神圣家族》一书时，在思想上已经接近形成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即物质生产的客观性以及物质生产决定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基本观点。
（四）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
唯心史观必然导致宣扬英雄史观，也必然会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更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鲍威尔及其同伙也不例外。
1.青年黑格尔派对群众历史创造作用的否认
青年黑格尔派一伙以“自我意识”化身的“批判家”身份，宣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而视那些“非批判”的群众为乌合之众，认为他们不仅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反而是社会历史前进的阻力，同时也是他们“批判精神”的真正敌人。鲍威尔一伙的逻辑是，只有主动的“精神”才是社会历史中的“英雄”，而消极的“物质”则意味着“群众”。如此一来，精神就与物质、英雄就与群众根本对立起来，于是，一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史，就具体演变为精神反对物质、英雄反对群众的历史。因此，鲍威尔鼓吹，“批判的批判”在批判享有特权的私有者的同时，也要批判对社会历史无所作为的无产者。
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立场出发，自然看到的是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扮演的主体角色和创造性角色，从而深刻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所宣扬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论证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2.马克思、恩格斯对群众历史创造作用的肯定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40]。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所谓历史活动，无非就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而这一切活动本质上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所开展的活动。所以，说人民群众什么也没有创造，是“消极的”“非历史的”因素，是极为荒唐和可笑的，是睁着眼说瞎话，恰恰相反，正是群众才创造了这一切。并且，随着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改造愈来愈深入，广大群众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也会随着愈来愈发展，自然而然群众的队伍也会随之愈来愈壮大，阶级觉悟也会越来越高。显然，社会历史前进步伐的快慢以及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发展，是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的深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3.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论证
在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体和创造者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推动历史发展方面所起的伟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41]就是说，基于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受压迫、受剥削的违反人性的恶劣生活条件，决定了这个阶级必然要把追求和获得自身的解放作为其根本目标和历史使命。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意味着它必须致力于消灭导致它这种处境的“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而它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也就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这也就昭示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与所有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的利益根本一致的；也正是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又决定了无产阶级有能力把最广大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身边，从而联合起来共同为推翻旧制度、旧世界而努力。无产阶级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进一步说明，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具有更为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就广度来说，还是就深度而言，无产阶级对社会历史推动和创造是任何其他阶级所不可比拟的。
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分析论证，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改变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力量无产阶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接近于认识到无产阶级才是真正的革命阶级，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这一点，在恩格斯几乎同时期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也有同样明确而精彩的论述。列宁曾评价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之一。这部书可以说和《神圣家族》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指明了前行之路。
除了上述主要思想外，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论战对象的相关荒谬观点时，也从正面阐述了许多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理论观点和重大问题提出了他们独特的见解，这包括对物质生产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物质与思维同一性的问题，道德的社会作用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宗教的问题，实践问题，人民群众和工人阶级的作用问题，婚姻与爱情问题，私有制和私有财产问题，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问题，国家、阶级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精神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等的深入论述。在谈及这些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时迸发出精彩的思想火花和独到的正面论述。这些思想观点和理论主张的具体详情，将在下面我们对《神圣家族》的逐章解读中一一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