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的山西穆纳山（今属内蒙古包头市，名为乌拉山）在当时可是个有名的地方，处于蒙古高原西部入塞的要冲，秦汉时称为阳山，北魏时称为跋那山，北周时称为木赖山，隋唐时称为牛头牟那山，宋辽金时称为午腊蒻山，元称为木纳火失温山，明称为母纳山、黄河木纳汉山，清朝称为穆内和朔、木纳山、穆纳乌拉、穆纳山等，至今称为乌拉山。穆纳山出产好木材，原本为天然森林，极为繁茂，山上有松、柏、桦、杨、柳等北方生长树种，可以说是古树参天，溪流潺潺，山花烂漫，碧草如茵，鸟语花香，茂密的森林植被，使那个时候的气候少见黄沙，而如今却是光秃秃的，植被稀疏，每逢冬春沙尘飞扬能蔽日，狼熊绝迹少牛羊，枯草依稀见沙土，满目沧桑一片黄。仅在高高的主峰大桦背，还有少许森林存在，这也是几十年封山育林的成果。
美丽的穆纳山，两千年的原始森林，如今为什么不见了呢？这就是本案要解答的问题。
穆纳山一直被称为神山，历代王朝都不允许动山上一草一木，而当地居民只向山朝拜，根本不进山，因此有原始森林及各种动物。清王朝初期，继承前代的做法，将穆纳山封禁起来，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该山，更不允许砍伐一草一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山西巡抚倭伦曾经提议：如果有一些殷实的商人，愿意前往杀虎口外大青山等处采木者，请令他们到工部去申请，由工部给票，交守口官兵验明，即可放行，商人纳税以后，可以将木材运入口内贩卖。
倭伦的奏请交工部议覆，工部认为：在杀虎口外，从无砍木之例。因此不同意招商到口外去伐木。康熙帝出于民生考虑，认为：“内外之民俱属一体，大青山木伐卖，商民均为有益。”因此批准了山西巡抚倭伦的奏请，但仅限大青山一处，并不包含穆纳山。
到了十八世纪，因为人口增多，人民的生活问题也日益艰难，所以有一些人铤而走险，从四面八方来到穆纳山偷砍木材。雍正十三年（1735年），清廷筹议修建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市），时任归化城都统的丹津奏请，可以近年查封的穆纳山盗伐木材用于筑城，被官府查到没收入官，积存在穆纳山的木材就有十余万根，修筑归化新城，需要木材三十万余根，再砍伐一些，足可以修筑归化城了。当时的军机处大臣允礼等认为：盗伐的木材可以用于修城，但不能够砍伐，应该严禁民间盗伐。最后决定在各处交通要道设立哨卡，严查偷入山林者，但私砍偷伐的现象却很严重。
乾隆初年，清王朝与准噶尔议和划界，西北形势稍缓，而在归化城修筑新城，即绥远城，派驻八旗兵丁前往驻防，则是巩固北方的重要措置。乾隆元年（1736年），因为建筑新城工程浩大，城垣、钟楼、衙署、营房、仓厂等项工程，需要大量木料，原存穆纳山查没民间盗伐的十余万根木材，与规划所用30万根木材，相差甚多，所以特许山西巡抚于穆纳山招商砍运，用于修筑绥远城。由此，穆纳山民间盗砍，变成了官府招商开采，绵延巍峨的穆纳山中大片原始森林开始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穆纳山离绥远城的直线距离也就160多公里，但当时没有铁路和公路，茫茫草原看上去很平整，而实际上却是坑洼不平，原始森林的大木材，很难用牛马来输送。穆纳山靠近黄河，木材砍伐之后，需将木材结成木筏，放入黄河，顺流而下，到达河口之后，沿大黑河送到绥远城。北方天气寒冷，入冬以后，黄河结冰，木筏无法输送，而工期紧迫，不能坐等，所以清王朝改令承办木商段士英等就近在大青山买用木料，以满足修筑需要。
内蒙古大青山坐落在阴山山脉的中段，位于内蒙古中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一线以北，原本也是森林茂密，屏护着山前河套平原乃至华北平原，此时却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使这座能够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青山，大部分变成荒山，而穆纳山也同时被砍伐，可以说阴山山脉的森林资源受到了两千年未有的劫难。如果生态资源受到破坏，是为了解决当时的民生，我们还不能够过分地苛责，但穆纳山及大青山森林资源的破坏，是毁于官商勾结，根本无益于民生，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愤慨。
乾隆四年（1739年），绥远城建成，次年穆纳山木植案便事发了。先是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发现穆纳山原砍木材存剩28万有余，便奏请乾隆帝，将此项木植归公运卖，先运至托克托城等处，然后再招商购买。在运送过程中，发现有人私将穆纳山木材拴成木排，由黄河放下运出。山西巡抚石麟当即采取措施，在保德州（今山西保德县）拦住木排304座，捕获排户陈养溥等，将他们照例惩治。304座木排，估计价值白银52790两有奇，全部变价充公。此案涉及工商任士宏等、排户陈养溥及水手等，共计三四千人。这些人血本全亏，都难以回老家，一是情殊可悯，二是怕他们聚集为乱，因此巡抚石麟决定酌给砍价运费水脚银两，让这些人各自回籍，总共需要白银36910两有奇，从招商变价银52790两有奇内支出，剩余入官银两也就是15880两。
刚刚29岁的乾隆帝，已经完成了政权的更替，大权已经在握，他对于当时官场的弊病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下旨云：“此皆汝平日无能之所致也。且闻此事官吏无不受贿，而汝不知，汝做巡抚，所司何事！此旨一到，即将始末彻底严察，一面参革办理，一面奏闻。”山西巡抚石麟身为觉罗，是皇帝旁支子孙，按照规定，凡是爱新觉罗氏都是宗室，可以系黄带子，而觉罗可以系红带子，属于皇亲一级，他以为乾隆帝会给他些面子，所以在得旨之后，采取拖延不办，避重就轻的方法，只说是商人段士英等陆续私卖，数额巨大，依法应该照数追回。但是到底是多少数额，应该追还多少银两，却迟迟不能够查核清楚。于是乾隆帝借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婪收加平、勒索属员、纵容家人不法一案，将石麟革任，另派喀尔吉善为山西巡抚。喀尔吉善重点清查山西布政使萨哈谅贪赃枉法案，并没有关注穆纳山木植案。直到乾隆十一年（1746年），段士英等采办穆纳山木植一案还没有结案，为此，乾隆帝让后任山西巡抚阿里衮“留心查察，遴委干员，详悉确查，务期此次完结，并将此案始末缘由，具简明摺奏来”。
阿里衮，满洲镶黄旗人，钮祜禄氏，字松崖，曾经为二等侍卫，深得乾隆帝的信任，所以很快就将此案审理完毕，认为此案久未完结的主要原因，就是商人段士英应追银两，盈千累万，数额巨大。乾隆帝认为：“此事汝所办殊属宽纵。汝固无他，属员中必有作弊者，可留心。”然后指出：“既盈千累万，何不派员查封其家产，将来定案时，余者给还，而任其展转延挨耶！”就这样，一个盈千累万的大案，就以查抄商人段士英的财产而无声无息了。
乾隆一朝，北京城的营建达到极盛时期，特别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后，为了庆祝皇太后六十寿诞，新建清漪园，休整万寿山，开挖昆明湖，营造殿堂等工程极为浩大。此外还修葺了大觉寺、实胜寺、万寿寺、白塔寺，扩建了天坛、祈年坛、先农坛、地坛、日坛、月坛，重修了钟楼。大规模的工程，需要大量的木材，而木材也就意味着财富，穆纳山蕴藏的森林资源，以及早年砍伐囤积的近30万根木材，怎么能够躲过商人的算计？针对京城大规模建设需用大量木料，商人武琏等乘机赴内务府具呈，情愿承办穆纳山木植，往穆纳山采运来京。乾隆帝认为历任山西巡抚都说穆纳山木植难以运出，而商人却愿意承办，如果“危崖绝壁，挽运维艰，则商人等亦复何所利而为之”？其中必然蕴藏着巨大的利益，所以指示时任山西巡抚阿思哈“亲身前往，详查确勘，即将此项木植，交与商人等一并承办”。
阿思哈，满洲正黄旗人，官学生出身，曾经以刑部郎中充军机处章京，所以深得乾隆帝的信任，如今乾隆帝要他亲自去查勘，岂敢违令，却没有想到乾隆帝特派通政使麒麟保前来，要他会同绥远城将军富昌，一起协同办理。三人勘察完毕，即上奏处理办法，让商人承运，七成交给内务府，三成给商人做运费及利润。但商人武琏等认为这样办运，时限太紧，需要两年，而为了运输方便，还应该砍伐五沟地方的树木，成材的树木由官府挑选，官府挑剩下的木材，应该归商人所有，允许他们沿途贩卖剩余的木材。这里明显是商人要从中渔利，所以军机处与内务府会商，要山西巡抚阿思哈就近在山西招募商人承运，到京城内务府验收以后，再量给价值。
不久，阿思哈因为救灾不力，被免去巡抚之职，继任巡抚明德上奏讲，穆纳山旧木二十八万余件，仅仅有两万余件成材，其余都是朽木，不用再加工运京，可否就地变卖？乾隆帝同意，数十万穆纳山木材，就这样朽烂和变卖了，不知道肥了多少人。而穆纳山盗砍木材却屡禁不止，因为那是商人射利的渊薮，官员腐败的温床。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新任山西巡抚塔永宁参奏原任山西布政使，升山西巡抚，今任山东巡抚的蒋洲，在布政使任内，侵用帑金，升任时勒派属员弥补，并卖穆纳山木植补项等腐败行为。
蒋洲，江南常熟人，是大学士蒋廷锡之子，可以说是名门之后，借助父亲的余荫，官升山西布政使，并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升任山西巡抚，改任山东巡抚，可以说仕途如日中天。这年阴历十月上旬，刚刚上任不足百天的蒋洲，突然接到圣旨：“著将蒋洲立刻革职拿办。”一个位高权重、炙手可热，身为名门之后，又有内阁大学士弟弟蒋溥为内援的巡抚，为什么惹得乾隆帝龙颜大怒呢？显然是有人参奏了他。蒋洲情知不妙，急忙差人赴京打探消息，可是乾隆帝办事雷厉风行，根本不给他走门路、通关节的时间，同时责令正在督修山东运河工程的刑部尚书刘统勋（刘墉之父）即刻彻查此案。
刘统勋（1699-1773年），字延清，号尔钝，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深得乾隆帝的宠信，历任内阁学士、刑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漕运总督、工部尚书、刑部尚书、军机大臣、加太子太傅及太子太保衔、赐孔雀花翎、赐紫禁城骑马。他经常被乾隆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办理各种重大案件。这年他刚刚处理完云贵总督恒文压价购置金炉案，进京以后，来不及回家，就奔赴山东济南，押解蒋洲赴山西太原，与山西巡抚塔永宁一起审理此案。
此时的蒋洲还心怀侥幸，希望乾隆帝能够看在父亲身为名臣、弟弟身为大学士的面子，对他网开一面。他回想起自己从山西布政使升任山西巡抚时，觐见乾隆帝，皇帝对他刮目相看，曾经在夸奖之余，说到“不可骄傲”，自己这半年多，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并没有得罪什么人，为什么乾隆帝如此严旨下来，不容申辩，便派钦差大臣刘统勋押解自己到山西听审呢？思来想去，蒋洲想到继任山西巡抚塔永宁。是不是因为自己是名门之后，朝廷有人，皇帝宠信，在交接任时没有给他什么好处，因此得罪他了呢？怪不得乾隆帝说自己不应该骄傲。
在路上，蒋洲打听到塔永宁参奏自己的几款大罪，即侵用帑银两万余两，离任时，勒派全省属员弥补，并贩卖穆纳山的木植赔补，其最重的罪名就是侵用公款。如果是这样，自己变卖家财，赔补之后，就可能免罪。想到此，蒋洲长出一口气，觉得此事可以上下打点，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乎蒋洲的预料。
先是山西塔永宁奏：蒋洲在任内的一切舞弊纳贿之事，皆其幕友吴姓及管门家人黄姓、马姓等从中经手。乾隆帝得知此信，立刻传谕继任山东巡抚李鹤年即速严拿，派专人押送山西，交刘统勋归案严审，务必严加防范，迅速解送，勿使该犯逃脱，或畏罪自戕。
乾隆帝认为蒋洲案一定非同一般，所以第二天便向军机大臣部署查审蒋洲案的重点：
第一，蒋洲说动用帑银是为了修理布政使衙门，一个布政使衙门，即便是需要修理，也不可能用银两万余两，显然是藉端捏饰，而捏饰欺瞒，则有欺君之罪。
第二，前任山西巡抚明德，与蒋洲共事较长，巡抚衙门与布政使衙门，仅有一墙之隔，蒋洲如此侵公亏银，明德岂毫无所知，为什么没有上奏？恐怕其中必有缘故。因此责令刘统勋、塔永宁一并详细查察，务得实情，据实陈奏。
第三，追查拖穆齐图。蒋洲供词讲山西按察使拖穆齐图欠银三千两，自己为之垫赔，看来拖穆齐图为人亦甚不妥，其身为山西按察使，养廉银颇多，为何去任起程时，又需蒋洲为之担承这三千两银呢？种种情节，俱当悉心研究，使水落石出，毋得草率完结。
第四，刘统勋正带蒋洲前往山西，途中需要速行，不可久稽时日，更应留心防范，勿令其畏罪自戕。
果然不出乾隆帝所料，随着蒋洲案件的审理，又发现了许多新案。十月二十六日，刘统勋等呈报查讯情形，讲到山西平定州知州朱廷扬侵亏帑银两万余两，守备武琏侵亏营银一千余两，事涉知府以上数名官员。乾隆帝为之震惊，当天连发四道谕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