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会之所以能够迅速征服西方世界，有时被用来作为他们的思想很神圣的证据。我无意与此争辩，不过，我想提醒一点，早期的传教士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与他们传播包含合情合理的常识的教义固然有关联，但也与当时罗马人被迫身处的恶劣生活环境大有关系。
之前，我已经向你们介绍了罗马社会的一个侧面——这个国家生活着许多士兵、政治家、富商和科学家，这些幸运的人在拉特兰山的山坡上、在坎帕尼亚山峰峡谷里、在那不勒斯的海岸，接受文明的熏陶，尽享人间的愉悦与闲适。
但是，这仅仅是罗马的一个侧面。
在城市边缘大片大片的贫民窟里，我们却看不到那种能令诗人热情讴歌罗马的太平盛世，激发演说家将屋大维比作朱庇特的一派繁华景象。
那里只有一排排密密麻麻、死气沉沉、臭气熏天的出租屋，里面拥挤地居住着无数贫民，生活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永无止境的饥饿、辛劳和痛苦的代名词，没有盼头。他们开始相信起一个木匠的故事来，这个纯朴的木匠生活在大海那边的小村子里，每天靠着自己的勤劳换取食物，他因为怜爱贫苦大众和受压迫者而被残忍贪婪的敌人杀害。没错，密特拉神、伊希斯神和阿斯塔蒂神的名字在他们当中早已家喻户晓，但这些神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仙逝了，他们只能道听途说，而了解这些神的人也已经死了千百年了。
但是，来自拿撒勒的约书亚，也就是希腊传教士口中的“救世主”，不久前还活在这个世上。可能当时许多活着的人都知道他，如果有谁碰巧在提庇留大帝统治时期，去过叙利亚南部，兴许还能聆听到他的布道。
当然还有其他人，比如路口的面包师、临街的水果贩，都曾在亚壁大道上的一个阴暗的花园里和一个叫彼得的人交谈过，这个彼得是来自迦百农的渔夫，耶稣先知被罗马总督的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可怕的下午，他就在各各他山[1]的附近。
如果我们想要弄清楚，基督教为什么能迅速俘获大批民众的心，我们必须得记住这件事。
正是这种深厚的人文关怀，这种通过亲密接触而产生的直接的、亲切的感情，使基督教在众多信仰中脱颖而出。从耶稣的每一句话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世界各国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爱，这爱爱得深沉，没有尽头。信徒们是否遵照了他的原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奴隶们听得到，他们也能理解。在美好未来的许诺前，他们颤抖着，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终于有人说要给他们自由了。
他们不再是卑微下贱的人了，不再是世俗权贵的眼中钉了。
相反，他们现在成了上天的宠儿。
他们将要继承这个世界和这世上所有的一切。
他们还将分享那些深居在萨谟奈[2]别墅里的许多不可一世的达官贵人都得不到的欢乐。
就这样，作为一个新的信仰，基督教的力量得到了加强，它是第一个给予平民百姓机会的具体的宗教体系。
当然，我现在把基督教当做一种灵魂的体验，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想要解释的是，在一个奴隶制已摧枯拉朽的社会，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会如熊熊烈火般迅速燎原。除非是特殊情况，历史不会太在意某些个人的精神冒险，不管是自由人，还是奴隶。但当这些卑微的人组成了民族、同盟、教会、军队、兄弟会和联邦时，当他们自发地服从某一个首领的指挥时，当他们积累起足够缴税的财富时，当他们为征服其他民族而被强征入伍时，这时，他们便终于开始吸引编年史学家严肃认真的关注了。因此，我们便对早期基督教教会的情况了解颇多，但我们却对其创始人知之甚少。这真是个遗憾，因为基督教的早期发展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引人入胜的篇章之一。
基督教会最终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中建立起来了，它实际上是两个互相冲突的利益的结合体。一方面，它是仁爱、包容的思想的拥护者，践行着耶稣本人的教诲；但另一方面，它又与狭隘的地方主义脱不了干系，这使耶稣的信徒们自一开始就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疏远开来。
坦白地说，教会结合了罗马人的效率和犹太人的不宽容，结果，造成这样建立起来的基督教对人们的思想实行起恐怖统治，虽然运转高效，实际上却不合常理。
要搞清楚这事情的原委，必须再次回到圣徒保罗的时代，也就是基督死后的头五十年。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基督教开始时只是犹太教内部的一场民族改革运动，目的仅仅是为了震慑当时的犹太统治者，除此之外，并没有威胁到谁。
耶稣还在世的时候，是法利赛人[3]在掌权，他们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们自然会惧怕这场大胆针对他们的精神垄断所发起的煽动会带来的最终后果，因为这种垄断是完全依靠武力来维持的。为了保住江山，他们不得不赶在罗马当局插手之前，赶紧将这些“害群之马”处死。
耶稣生前到底做了什么，现在已无从考证。在他去世之前，他既没有将他的门徒们组成一个统一的宗派，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告诉门徒该何去何从。
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这虽然看似灾祸，实则却恰恰泽被了后世。
没有复杂呆板的规章条例和戒律，门徒们可以相对自由地理解先师话语里的精神实质，而不是生搬硬套。相反，如果他们的思想被一本书所束缚，他们就很可能将自己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书中令人着迷的逗号、冒号这样的神学讨论上来。
如果那样的话，除了几个专业的学者，就不会有人正眼瞧上这个新生的宗教，基督教便会走上其他教派的老路，一开始就精心制定好各种书面条文，等到最后为神学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时，闻讯赶来的警察就把这几个争论不休的神学家都扔到大街上。
时隔将近两千年后，当我们意识到基督教给罗马帝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时，我们不禁疑惑起来：基督教的危害不亚于匈奴人和哥特人所发起的侵略，为什么罗马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镇压措施呢？他们当然清楚地知道，这个东方先知的遭遇让家奴们躁动不安，让女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上帝将要重返人间的事，让许多老人郑重其事地预言世界很快就会被一个火球毁灭。
但穷人们为一个新的宗教领袖狂热起来，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当局必须严加看管，以防这些穷苦而又狂热的人们扰乱帝国的平静。
事实也确实如此。
警察们确实严加看管了，但教徒们做事的方式无懈可击，堪称楷模，让他们发现没有机会行事。教徒们没想过要推翻政府统治。开始时，有几个奴隶期望上天的怜悯和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可以中止主人和仆人的关系。然而此时，圣徒保罗赶紧站出来解释，他所说的天国是灵魂深处的无形王国，看不见、摸不着，世人只有对周遭逆来顺受，才能期望在天国里得到回报。
还有很多妇女恼怒帝国严酷的法律所设立的婚姻枷锁，于是便断言，基督教意味着两性的解放，意味着男女双方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这时，保罗再一次站了出来，花言巧语恳求姐妹们千万不要走极端，免得招来保守的异教徒的怀疑，并极力劝说她们继续在这个半奴隶制的国家里生活，毕竟自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起，女人的命运就是如此。这些行为给足了当局面子，因此，当局也就默许基督教传教士自由往来，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和方式传教。
但历史多次证明，群众的宽容心不如统治者。因为他们只是穷人，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多崇高。对品格高尚的公民而言，良心会允许他们在积累财富时做出必需的妥协退让，还能保持富足、愉悦。
几个世纪以来，罗马的底层群众习惯于白吃白喝，还动不动就大打出手，因此，他们也逃不出这条规律。当那些虔诚的信徒聚精会神地聆听有关他们的上帝的离奇故事时——耶稣，他竟然像普通囚犯一样被不体面地钉死在十字架上，有些流氓向这些教众们投掷石块和脏东西，他们还为这些人大声祈祷。起初见到此情景，底层民众从中获得了不少鄙俗的乐趣。
但罗马的教士们无法对基督教的日渐兴盛视而不见。
罗马当时信奉的是一种国教。每逢特殊的日子都会有隆重的祭祀活动，这时需要教徒们出现金资助，这些钱当然流进了教士们的腰包。但当成千上万的教众离教，转而投奔另外一个根本不收钱的教派时，这些教士们的俸禄便大大缩水了。这当然会让他们感到非常恼怒。于是，他们就大肆辱骂那些目中无神的异教徒，谴责他们向外邦先知进香，背叛了祖先的神灵。
但是除了他们，城市里还有一批人更加痛恨基督教。那是一帮骗子，多年来，靠着愚昧单纯的罗马中产阶级，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就像印度的瑜伽修行者和那些伊希斯、伊师塔[4]、巴尔、西布莉等众神的大祭司一样。如果基督教与其他教派展开竞争，在给人们提供启示时也收取高昂费用的话，那些什么巫医、看相的和巫师也不会抱怨什么。生意场上毕竟是有竞争，算命同行们不会太在意流失掉一部分生意的。但是，这群可恶的基督徒想出了这么个馊主意，居然分文不取！是啊，他们不光分文不取，甚至还与人分享自己的一切所有物，他们接济贫寒的人以食物，让无家可归的人和自己同住一屋，这些都不求回报！这太过分了！他们肯定有一定的财产积累，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罢了，要不然他们不可能做这么多善事的。
此时的罗马已不再是自由民的罗马了，而成了成千上万来自帝国各地的破产农民的临时居留所。他们并不是安分守己的人，受约束自己行为举止的神秘规律影响，总是憎恨那些行为方式跟自己不一样的人，也怀疑那些毫无缘由的为人正派、行为检点的人。至于那些和和气气，偶尔喝上一两杯，（间或）也请你喝上一杯的人，都还是不错的邻居。而有的人却自命清高，从不去竞技场看人兽大战，见到卡匹托尔山[5]下的街上拉来很多战俘游街示众也无动于衷，那么这样的人就被他们当做扫把星，甚至是社会的公敌。
公元64年，一场大火将罗马的贫民街区烧成了灰烬，一场针对基督教徒的进攻就要展开了。
最初的传言是说，当时的皇帝尼禄一时酒后昏了头，下令将都城付之一炬，以便按他的意思，清除那些贫民窟，重新规划都城。但是，民众似乎把这件事看得更透。这肯定是那些犹太佬和基督徒干的，他们成天乐此不疲地向人们诉说，有那么一天，火球将从天而降，邪恶的人在遭到报应之时，快乐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这个说法一开始未受到任何阻力，于是，更多的谣言也接踵而至。一位老妇人听到几个基督徒和死人说话；另一个人说他们拐走小孩，割断喉咙，将血涂在祭坛上，供奉他们古怪的上帝。当然，没有人当场看到过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这一定是因为狡猾的基督徒们收买了警方。而现在他们双手沾满鲜血，被抓个正着，量他们再有本事，也要为他们的无耻行径付出代价。
到底这次事件中又有多少忠诚的基督徒被私刑处死，我们无从得知。似乎圣徒保罗和彼得也成了受害者，因为从此，再也没有人提过他们的名字。
不用说，这场由无知愚昧的群众所爆发的骚乱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殉教者们带着崇高的尊严接受命运的非难，这成了对这个新教派和逝去的教徒们最好的宣传，一个教徒死了，紧接着就会有十几个迫不及待的异教徒想要接替他的位子。当尼禄做了他短暂而又多余的一生最体面的一件事时（他于公元68年自杀身亡），基督教重振旗鼓、收复失地，于是一切依旧。
这一次，罗马当局有了一个重大发现。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并不仅仅是犹太人这么简单。
也不怪他们会犯这样的错。通过对最近一百年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当时的犹太教堂其实是他们的情报交换站，将基督教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
我们要记得，耶稣本人是个犹太人，他始终谨慎地严格遵守祖辈流传下来的律法，而且他的演说也几乎全是面向犹太人的。他一生只离开过一次祖国，并且为时很短，但那次他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和犹太人一起完成的，为的是谋求犹太同胞的福祉。而且，他说的话给普通罗马人的感觉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几乎没什么差别。
这正是耶稣想要做的。他清楚地看到，父辈的教会里弊病丛生，他为此高声疾呼过，虽然有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他仅致力于宗教的内部改革，从没想过自己有可能会创立一个新的宗教，即使有人跟他提到这一点，他也会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可是，就和历史上其他改革宗教的人一样，他渐渐发现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想妥协都不可能了。路德和其他许多倡导宗教改革的人只是想在“内部”有所作为时，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组织“外部”的一个新团体的头头，于是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之中。耶稣与他们不同，他的英年早逝恰恰让他逃离了这个怪圈。
在耶稣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基督教（当时还没有形成这个名字）还是一个小的犹太团体，只在耶路撒冷和朱迪亚、加利利等小村庄里有为数不多的信徒，出了叙利亚省便名不见经传了。
第一个发现基督教可以成为世界性宗教可能性的，是盖尤斯·朱利叶斯·保罗，他是个具有犹太人血统的地地道道的罗马公民。他的遭遇向我们揭示了，犹太基督徒是多么不情愿将基督教推向世界，他们只想要一个自己民族的教派，成员必须是自己的同胞。他们对这个既向自己人又向非犹太人布道的人恨之入骨，要不是保罗持有罗马护照，在他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定会被自己恼怒的爱国同胞们群起而攻之，重蹈耶稣的覆辙。
后来，半个营的罗马士兵被派往耶路撒冷，安全护送他到了一个沿海小镇，然后他又乘船回到罗马受审，但这个著名的审判其实从未发生过。
在他死后不久，他生前一直惶恐不安并多次预言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耶路撒冷被罗马人夷为平地。在曾经坐落过耶和华神庙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供奉朱庇特的神庙。耶路撒冷这座城市的名字也一度被改为“厄里雅·卡匹托里纳”，朱迪亚也成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省的一部分，归罗马统治。至于耶路撒冷的居民们，不是被杀害，就是被流放，在耶路撒冷废墟几英里内，任何人都不得在此居住，否则格杀勿论。
圣城的最终毁灭对犹太基督徒而言，犹如灭顶之灾。在这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在朱迪亚内陆的小村子里，总能找到几个自称“穷人”的怪人，他们日复一日地祈祷，不厌其烦地等待着，在他们看来，世界末日近在咫尺。他们是昔日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的残余分子。我们时不时还能从五六世纪的书里，寻找到关于他们的只言片语。他们远离文明世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奇特教义，对门徒保罗的仇恨是其第一宗旨。然而，自七世纪以后，那些所谓的“拿撒勒派”和“以便尼派”[6]便销声匿迹了，因为胜利的伊斯兰教徒已经将他们全部歼灭了。不过，就算他们还能苟延残喘几个世纪，也还是逃脱不了这个厄运。
罗马统一了四海，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已经呼之欲出。基督教既朴实又实用，对广大群众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它注定要独立于世界宗教之林，而犹太教、密特拉教等其他与之竞争的所有教派也注定会败下阵来。但不幸的是，基督教从未摆脱过某些与其初衷相违背的弊病。
一叶扁舟将圣徒保罗和巴拿巴从亚洲带到欧洲，同时也带来了希望与仁慈。
但是，还有一位船客也偷偷溜了上来。
他戴着神圣与高尚的面具。
但面具之下的脸庞却显露出了凶残与仇恨。
他的名字就是——宗教不宽容。
注释：
[1]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2]古代意大利中东部地区。
[3]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犹太教的一派，标榜墨守传统礼仪。
[4]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的女神。
[5]古罗马城建于其上的七山丘之一。
[6]拿撒勒是耶稣的故乡，以便尼派是早期基督教的苦修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