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一案中“莫须有”罪名之典故，几乎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小皆知。但是人们清楚其准确含义吗？人们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吗？现在告诉你，这故事中有几个关键问题存在不解之谜，你会感到惊讶吗？不信的话，请读下文。
《宋史·岳飞传》载，当岳飞一案以谋反罪判定上报之际，大将韩世忠听说岳飞父子入狱蒙冤，且被判死罪，心中很是不平，鼓起勇气来到相府质问秦桧。秦桧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上述故事对于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们来说也早已耳熟能详，其“莫须有”三字也逐渐成为冤狱的代名词，如世称岳飞冤狱为“三字狱”。然而仔细推敲，秦桧的这句话实在有些不合逻辑。“莫须有”历来被解释为“恐怕有”、“或许有”之类的“两可之词”，那么，秦桧的话应这样翻译：“岳飞儿子岳云给张宪的那封书信（指奸臣所诬岳云有封要求张宪帮助岳飞夺回兵权的信）虽不确实，但这事情或许有。”秦桧这样回答质问，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岳飞的罪名“也许有”，也许没有，他不清楚。从秦桧要杀害岳飞的立场出发，他可能说出这种模陵两可的话吗？不管秦桧是此案的元凶，还是帮凶，其要害死岳飞的目的是一样的，那就至少应该以肯定的语气回答韩世忠的质问。所以这段话，令人颇生疑问。
清代学者俞正燮《癸巳存稿·岳武穆狱论》中认为，秦桧的那句话应如此断句：“其事体莫，须有。”这里的“莫”相当予后世流行的语末助词“嘛”，从语音上看，莫、嘛也是同音，它是考虑问题时的一种语句拖音，似乎含询问之意，实际上只是没有含义的语气词。而“须”字的用法，宋人常用作转折连词，相当于“却”，如朱敦儒《水调歌头》中“中秋一轮月，只和旧青冥，都缘人意，须道今夕别般明。”所以，此句的翻译应该是：“这件事情嘛，却是有的。”是一个完全的肯定句式。同时，宋代也颇流行这种句式的使用，如王明清《挥麈后录》中，就有“当时议法论罪莫，须是宰相否”和“此事莫，皆不虚否”等句。总之，上至《左传》、《论语》，下到宋人的说话习惯，都有这种结构的句子。俞正燮还指出，当韩世忠质问秦桧时，秦桧的态度依然非常骄横，反诘世忠道：“其事体莫……”略加迟疑而审度之，然后自决言：“须有”。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依然判定有罪。韩世忠不服，故横截其语，牵连为一句，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以诋秦桧之妄。
俞氏在断秦桧后面那句话时，在通释其“莫”字为语末助词“嘛”时，可谓不无道理。但在解释韩世忠那句反问时，就显得不太令人信服了。因为如果将“莫”作为前一句末的语气助词的话，它只是一个拖音，并无含义，如何能将其横截到后句中来呢？
现代有学者认为，宋人口语中多用“莫”字作“当”字解，如宋徽宗曾说：“北事之起，他人皆误我，独太师（指蔡京）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须问他否？”（《铁围山丛谈》卷二）苏轼给文同的信中，也载“惟谨择医药，痛加调练，莫须燃艾否”的话。可见“莫须”二字连用。是宋人的习惯，意即“当须”如何。这样的话，“莫须有”三字应理解为“当须有”。“其事体当须有”是一个肯定句式，意为“这事情应当是有的”。此句话从秦桧口出吐出，其中也包含一定的强词夺理的味道在内，所以韩世忠才有后面的反驳。
也有学者以为，宋时“莫须”两字常连用，如《金佗粹编》卷二载高宗手诏：“据事势，莫须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其“莫”有“岂不”之意。再如《永乐大典》卷一九七三五载宋哲宗主张恢复保甲军训，说“府界莫可先行”。《宋史·兵志》载同一语，作“府界岂不可先行”。所以，“莫须有”即“岂不须有”，意为“难道不应该有吗”，是一种以反问为形式的肯定语句。
然而，“莫须”在宋人口语或文章中确有“或许”、“大抵”的解释。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载：“兼前番临时曾言夏税秋赋。如碎杂豆油之类。如何搬运？设若本朝委曲从之，莫须折当，元帅与郎君皆言甚好。”《朱子语类》卷七三载：“占法则莫须是见豚鱼则吉，如鸟占之意象。”此外，“莫须”也有解释“莫非”、“可”的，表疑问语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五有云：“馆使、侍读莫须与他商量了？”《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二记：“不知本朝所须底事，莫须应副得么？”这样，“莫须有”可作“当须有”、“岂不须有”、“或许有”、“莫非有”等多种解释，哪一种才是秦桧的本意呢？
有学者通过有关的史料考证分析，认为“莫须有”之说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无名氏《野史》编造出来的，后人失于考证，以假为真，辗转抄录，才使之成为“历史典故”。首先，一些重要宋代史籍中不载有这件事情，如史学家李焘，他与岳飞、秦桧、韩世忠是同时代人，经历过靖康之难、绍兴和议等重大事件，一生著述弘富，其《续资治通鉴长编》取材广博，考订精核，但在他所有著述中却只字不提有关“莫须有”之事。其子李也有文名，他的史著中同样不取此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王明清的《挥麈录》也都没有相关记录，后者所记秦桧之事不下二三十条，却没有一处涉及“莫须有”。
其次，宋人记载此事的史籍有十余种，其中绝大多数在行文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互相辗转抄录的，有的稍作增删，有的干脆一字不动，也有脱字或讹字的。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了此事。正文下自注，曾查阅过《王俊首状大理寺案款》、《刑部大理寺状》等资料，惟有吕中的《大事记》载有此事。在众多有关史籍中，只有熊克的《中兴小记》明确注明其材料出自《野史》，至于《野史》的作者是谁？其故事从哪里得来？就没人知晓了。所以其他记载此事的史籍，如《名臣琬琰集》、《宋宰辅编年录》、《皇宋中兴纪事本末》及《宋史·岳飞传》等，可以说都几乎辗转抄袭于《中兴小记》，难怪后来引用这条史料时，竟是这样惊人地雷同。
岳飞被害后，高宗、秦桧力主议和，抗战派官员遭到打压，许多人同情抗战派，又不能公开宣传，只能私下通过著述立说，抒发对朝中政治斗争的看法。估计《野史》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得之于传闻，撰写出这一段有关“莫须有”的对答。岳珂《金佗粹编》中也有几处记载了这一故事，他在岳飞死后七十余年才编此书，为了给祖父增添光彩，寻访有关的遗轶之文，看到“莫须有”一事，能增加对秦桧之流的斥责力度，自然收容入书，而无须考辨真伪，这是很正常的事。
综上所述，秦桧所说的“莫须有”三字到底是什么含义，乃至历史上秦桧说没说过“莫须有”这句话，都需要重新探索一下了。
“九曲丛祠”埋忠骨
岳飞是被迫害致死的，肯定不会有像样而确凿的墓地。二十余年之后才平反昭雪，当时要以一品官位的礼仪重新进行墓葬。那么，岳飞的遗体是从哪里找来的呢？它初葬时候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改葬地就是如今的栖霞岭吗？
南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这是个阴霾沉沉、天色晦暗的日子，三十九岁的抗金名将岳飞冤死在临安（今杭州）的大理寺狱中。消息传出，平民百姓无不凄怆落泪，文人志士又都扼腕叹息，这千古奇冤令多少人悲痛万分而又忿忿不平。时至今日，杭州栖霞岭的岳飞墓前，观瞻游览者仍络绎不绝，人们为岳飞一生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所感动，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仰慕之情，来凭吊这位曾以爱国壮举惊天地却换来悲惨结局泣鬼神的历史人物。当人们向这位民族英雄深深鞠躬之时，有没有想过这个墓中是否真有岳飞的遗骨呢？
岳飞是作为罪犯被处死刑的，当局肯定不会允许进行什么像样的墓葬。那么，当时岳飞先被草葬在何处？什么时候再改葬栖霞岭的呢？
据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诸书载，当天，狱官将岳飞在风波亭拉胁而死，按照规定，在狱中处死的犯人尸体应该埋在监狱的墙角下，好心的狱卒隗顺冒险背负岳飞的遗体，躲过奸党们的监视，偷偷走出监狱，翻越过高高的城墙，于临安城西北的钱塘门外，将遗体偷偷地埋葬在九曲丛祠中王显庙旁的北山之水边。岳飞身上一直怀有一玉环，也许是对妻子深切感情的一种标记，即将它殉葬在遗体的腰旁，然后在坟前种两棵橘树，作为标记。周必大《龙飞录》还说，钱塘门外的岳飞初葬之墓假称“贾宜人之墓”。“宜人”原系宋代命妇的封号，为了不让秦桧党徒们发现，只能以此作为掩饰。那么，哪里是“九曲丛祠中王显庙旁的北山之水边”呢？《咸淳临安志》载，钱塘门以北，有九曲昭庆桥、九曲法济院、九曲宝严院。此地多湖泊，故城垣曲折，九曲城、九曲丛祠也因此得名。王显庙就在此九曲城下，绍兴年间所建。明嘉靖《西湖游览志》也说：“钱塘门沿城而北，旧有九曲城。”可见九曲丛祠与王显庙应在钱塘门外，估计即今昭庆寺以北一带，所谓“北山”，即今之宝石山。而南宋大理寺是在钱塘门内，所以隗顺负尸出钱塘门，到九曲城下的北山水边葬尸，较合情理。
我们知道《朝野遗记》曾编造出“秦桧矫诏害岳飞”之故事。而上述隗顺的故事似乎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明万历十年刊本《汤阴精忠庙志》、嘉靖年间刻本《西湖游览志》、清康熙时编的《钱塘县志》等，均采用此说。有的学者还猜测，如上述故事可信的话，从上述整个墓葬活动来分析，要将岳飞尸体偷偷运出监狱，并翻越城墙，然后入棺葬在宝石山之水边，似非只身单人所易做到。也许同“隗顺”一起机智勇敢地保护岳飞遗体的，还有其他人，《朝野遗记》所载之“隗顺”，只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或许是他们一伙人的代称。可以说，这也可算岳飞初葬时的一谜。
然而，《宝庆四明志》载，岳飞“死于棘寺，藁葬墙角”。是说岳飞死后，用草垫之类包裹，葬于大理寺的墙角。《三朝北盟会编》却说：“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民间还有另一个传说，以为岳飞曾被葬于杭州的众安桥下。李汉魂《宋岳武穆公飞年谱·遗迹考》中记：“今杭州市众安桥河下十七号忠显庙，其地南宋为北郭丛葬之所，传即岳王初瘗处。”清朝许多学者如胡兴仁、沈祖懋、杨昌浚等，都同意此说。到道光十三年（1833），杭州府司狱吴廷康正式确认此地为岳飞初葬地，并筹集资金，营建岳飞墓、岳飞庙，刊刻《岳忠武王初瘗志》，一时影响颇大。一些现代学者认为，南宋时临安的众安桥，位于钱塘门内，也就是在城内，是临安城中的商业繁华地段，如桥南还有“北瓦子”等娱乐场所，又紧靠御街的必经之地，怎么会成为北郭丛葬之所呢？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继位。他十五岁时目睹了岳飞案的处置过程，知晓岳飞之深冤和民心之不平，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表明自己的抗金态度，即位不久，便接受了太学生程宏图“昭雪岳飞之罪”的上奏。七月，迅速颁布了“追复指挥”，即追复岳飞官位之命令，为其平反，恢复名誉。此时赵构刚刚禅位给孝宗，称“太上皇”，而为岳飞昭雪，决非赵构所愿，所以孝宗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当然在《追复指挥》中，不但只字未及“冤案”，还要装着是仰承“太上皇”的圣意，以给足赵构以面子。
皇帝《追复指挥》决定，要对岳飞“以礼改葬”，就是要以一品官位的礼仪改葬，所以朝廷贴出悬赏寻找岳飞遗体的告示。据《朝野遗记》载，隗顺临死时将葬地详细情况告诉儿子，并嘱咐说：“朝廷日后必会悬赏求找岳飞的遗体，可以这样告诉官府，该棺木旁系一铅筒，上有大理寺的勒字，便是岳飞埋殡之符。”隗顺的后代便将九曲丛祠旁的岳飞初瘗地报告了官府，当官府找到岳飞的葬地，打开棺木时，发现“尸色如生，尚可更敛礼服”。于是，以少保之礼重新安葬。岳飞之子岳霖等人在淳熙六年（1179）所上的《赐谥谢表》中有：“葬以孤仪，起枯骨于九泉之下”的话。中国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所以称“葬以孤仪”，可见以少保之礼改葬应没问题。但《朝野遗记》中“尸色如生”的记载肯定有问题，一是岳飞遇害已二十一年，当时草草下葬，且葬在“北山之水边”，应相当潮湿之地，怎么可能还“尸色如生”呢？二是岳飞的后代们都说是“起枯骨于九泉之下”，如当时“尸色如生”，后辈们决不会如此用语。可见《朝野遗记》中的描述，有多少是确凿可信的？多少是夸大其词的？多少又是杜撰编造的？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最后，岳飞的改葬地是否即在今天栖霞岭的岳墓所在地？大多数学者持同意的观点。《梦梁录》卷十五载：“忠武岳鄂王墓，在栖霞岭下。”《武林旧事》卷五也载：“栖霞岭口，古剑关，岳王墓。岳武穆王飞所葬，其子云亦附焉。”栖霞岭岳墓改葬时的确颇为隆重，其墓道两边立有石人、石马，并将边上的智果观音院改为“褒忠衍福院”，以充岳鄂王香火，还存列着岳云所用铁枪。后屡经修建、改建，如明朝重建岳王庙，变动较大。最近一次修复，发现墓道两侧埋有石人、石马，估计是两宋改葬时的遗物。
可见，岳飞遗体的初葬地还有颇多疑点，改葬地在栖霞岭应该问题不大，不过也还是有人提出一些怀疑，致使有关岳飞墓的真伪，目前仍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