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的普遍特征
从心理学角度说，群体是如何构成的——仅是聚集在一起还不能算是群体——群体的心理特点——群体中的个体会发生思想情感的转变，他们的个性会消失——群体常受无意识支配，他们停止理性思考，脊椎神经被催眠，智力下降，情绪易变——情绪突变后，群体的情感可能比个体原本具备的更好，也可能更差——群体有相反的两种倾向：英勇无畏，或者无恶不作。
一般而言，“群体”一词的意思是：一些人不分国籍、职业和性别，也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而聚在一起形成的集体。不过，“群体”在心理学的意义却完全不一样。处于某一种特定环境下的一群人会表现出一种和他们个人特点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而且，这种特征也只能在前面提到的“某一种”特定环境下呈现。这时候，集体中所有成员的个人想法、信念以及情感会在同一方向上发展，每个人的个性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群体特性。这种特性虽然只是短暂存在，但它的特征十分鲜明，这是确切无疑的。在找到一个最好的表达之前，我们不妨将这种集体的变异结果称为具有组织性的群体。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一直受控于某种精神，以某种独特方式存在的心理群体。
显然，仅凭看到一群人只是偶然地聚在一起，并不能就说他们就是有组织性的群体。不期而然地在公共场所聚集起来的一千个人，如果他们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那他们就不属于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才会出现群体特征。换句话说，要想知道人们所看到的群体是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我们需要确认其是否具备后者所必然要求的特性。
每个人出现个性的自觉消失以及感情思想上的截然转变，是一群人变成一个有组织的群体时的第一个特征，但这种转变并不要求这群人一定要聚在同一个地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明，比如说，当一个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时，成千上万的一群人由于迸发了一种同样的激烈情感，那他们就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这时候，一个突发事件就能让他们立即产生感应而立即聚集在一起，他们也就有了群体的特征。有时候，几个人也可以组成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而偶然聚在一起的几千人却也可能不属于这样的群体。另一方面，在特殊情况下的一个国家，虽然它的所有人不可能聚成一堆，但它的整个民族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群体。
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在形成之后，会立即出现一些虽然短暂但非常显著的基本特征，组成这个群体的人员是什么样的，决定着这些基本特征的内容及其精神特质。因此，可以很容易地对心理群体分门别类。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探索后可以发现，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个体所组成的杂性群体和一个由同性质个体——教派、身份和所处阶层大致相同——所组成的纯性群体，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特性；但在这些共同特性之外，它们各有一些自身的特点，让人可辨别它们。
在深度研究不同群体之前，首先应该探索它们的共同特性。我们必须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先描述一个整体的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普遍特征，再分别研究每个个体的独特特点。
很难精准地描述群体心理，因为它的组织变化不仅根据种族和组成方式而变，还根据对整体有控制作用的刺激因素的性质和程度而变。事实上，这样的困难同样存在于个体心理学的研究中。一个人不可能一直保持一种特性，除非这个人是小说中的人物。当然，处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环境中的话，性格的确基本会保持不变。我在其他的著作中曾提到过，任何一种精神的构成都可能是多样性的，环境的突变会导致原本潜藏的多样性显山露水。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正常环境中的一些善良的公证人和法官，后来会成为法国国民公会[6]中最凶残的成员。而当大变革过后，他们又会做回之前那个安良守法的自己。拿破仑统治时期，这些人可都是最温顺的良民。
由于不可能全面研究不同组织程度的每一个群体，我们在此只对那些已经彻底组织化的群体进行研究。以这种方式，我们将会看到群体经过不断发展变化后的最终样子，而不是仅仅是它现在的样子。只有在组织成熟化后，新的特性和固有的种族特性才会彰显出来，同时还伴随产生集体思想和情感的一致转变。就是在这个阶段中，我在前面提到的群体的一致心理才会发生影响作用。
群体心理特征或许和个人的一些心理特征相同，也可能截然相反——个体不可能拥有这种特性，它们只能在群体中产生。为了说明这种只在群体中产生的特性的重要性，我们首先来研究学习它们。
心理群体一旦形成，构成它的成员不管是什么性格和职业，也不管他们本来具有什么样的智力以及生活方式，都将会一致获得一种集体心理。这是一个心理群体最显著的特征。这时候，群体成员的情感、观念和行为完全不同于他们作为独立个体时所拥有的，因为，只有组成了群体，这种观念和情感才会产生并导致特定的行动。短暂存在的心理群体就像一个新的生命：构成群体的各种不同因素是细胞，这些细胞集合而成的生命所呈现出来的特质，截然不同于单个细胞的特点。
与智慧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7]的著作中的一个令人惊讶的论点相反，组成群体的所有元素是没有总和可言的，也无法计算出它们的平均数值。实际上就像酸和碱在发生化学反应后会形成新物质一样，由不同个体新组成的群体也是全新的，它的特性截然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体的特质。
可以很容易地证明，群体中的个体已不同于原来的独立个体，但要找出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就难了。如何着手探索呢？现代心理学界中有一个既定的说法：在生活中以及进行理智思考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是无意识心理活动。从这个客观事实着手探索，我们才能找到原因。
主宰人类精神世界的，很多时候不是有意识的心理，而是无意识的心理，前者发挥的作用很少。人类行为的动机往往是无意识的，即便是最严谨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他们也只能窥探到无意识的冰山一角。人类的有意识行为来自于无意识的内在心理，而无意识的内在结构又主要源自于遗传，具体而言是对一个种族的先天性的遗传。也就是说，一个种族的各代传承下来的各种共同点，构成了该族人的无意识心理结构。
人类对自身还有很多未了解的部分，也只能解释自身的部分行为。对我们来说，所有我们还不了解的那部分包含着一切神秘的未知因素。即便是在我们的平时生活中，也存在着我们无法觉察到的主导我们日常言行的因素，即我们潜在的心理动机。
无意识因素才是决定一个种族的先天特质的关键，因此，一个种族的成员大体上是一样的，造成他们的差异性的原因是他们有着不同的有意识因素，而决定这种因素的，又是个体的遗传条件和教育成果。换言之，一个种族的成员间有着基本相似的本能和情感，智力的差异是他们之间的最大不同。在面对宗教、政治、道德和爱恨等情感方面的事情时，最优秀的人不见得就有优于普通人的处理能力。以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一个鞋匠来比喻，他们之间的智力对比不言而喻，但若要从性格上考虑的话，他们几乎没什么不同，甚至可能完全一样。
任何种族中，大部分人的最基本性格特点都是受无意识因素主导的，也都是一致的。我认为，这些一致的基本性格特征可以说就是一个群体的属性，或者说群体心理。当身在群体中时，个体智慧及其本身特征被这种群体属性削弱了：差异性的因素被同性质的因素淹没，无意识的力量拥有了最高的支配权。
群体无法胜任要求高智力的工作，因为它所具有的特性通常而言是平庸的。关系到普通大众的利益关系的决定，必须由优秀人的集合讨论和作出。但是，这些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们所作出的决定，不见得就高过由一群蠢货所做出的决定。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不过是运用了每个普通人都具备的一般智慧。把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智力相加，结果只能是叠加了愚蠢，而不能突出天才的智慧。若认为“全世界”是一个群体，人们一般会认为这个群体的智力高于伏尔泰[8]，其实不然，真相是伏尔泰比“全世界”更聪明。
一个群体中所有个体的最基本特质相加后，结果并非我们所认为的一种新特质，而只能是一个平庸的总和。为什么会形成这些新的平庸特性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设法探索的。
很多方面的原因，决定了一些特性只能是群体具有而单独个体不具有。
先来看看首要的原因：当个体只是孤立的个体时，他必须控制自身的欲望。而当置身于群体中时，由于受到数量庞大这个环境因素的影响，他会感受到一种无法抵抗的强大力量，这股力量释放了他的本能欲望，使他变得无所顾忌。群体中的个体会不自觉地产生这种想法：群体是无名的，不必对结果负责。于是，个体本来具有的责任感就会完全消失。
第二个原因是传染现象的作用。传染现象既决定群体的特质，也决定群体的趋向性。要想证实传染现象的存在很容易，但要解释清楚它就很难了。我们不妨将传染现象看成是一种催眠现象，然后简单地探讨一下它。群体中产生的任何情感和行为都会传染给每个个体，有时这种传染作用甚至会使个体甘于为集体献身。而显然，这种自我牺牲的品质是有悖于人的本能的。一个人也只有在置身于群体中时才会做出这种舍弃自身利益的事情。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群体容易被暗示。而这一点和个体作为孤立存在时的特质是完全相反的。上面所述的传染现象的产生，也正是由于这一点。
通过心理学方面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更好地弄清传染现象。我们不妨从一些已基本得到公众认可的理论去阐述：一个人会被另外一个人暗示以致失去自我意识，在失去自我意识后，他会完全服从那个暗示者。他一贯所拥有的个性、习惯会发生大转变，言行也会大大不同。敏锐的观察者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群体中“浸泡”太久后，个体会进入一种类似被催眠的无意识状态。造成出现这种特殊状态的原因，若非是群体自发的催眠作用，那就是我们根本无从知晓的因素。总之，这时的个体停止了大脑活动，变成了一个处于被催眠的无意识的奴隶——他的脊椎神经被催眠师控制了。人格中的自我意识部分丧失了，也就是丧失了个人意志和判断力，催眠师任意支配着他的思维和情感。
心理群体中个体的状态大致也是如此，即他不再有自主意识，他好像被催眠了一样。这时候，他自身的一部分功能损坏了，而另一部分功能却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他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他自己很难抑制这种冲动。因此，一旦被暗示，他的冲动必然就会导致某种行动。当暗示出现的时候，群体中的所有个体都会被同样地影响到并相互影响，暗示作用加强，冲动的力量也被强化，以致对抗这种冲动更难于对抗催眠。一旦进入了群体中，几乎无人能够仍保全其自身的个性，对抗暗示带来的冲动，他们只能任由自己发生转变，即在各种暗示的指引下，自然而然使自己的言行和群体保持一致。从这个角度讲，阻止群体做出最凶残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只要一句中听的话或者一个能够把众人拉回现实的意向，就有可能唤醒一个心理群体。
现在我们清楚了群体中的个体所具有的一些主要特征：丧失个人主观意识；无意识支配了个人；由于暗示作用和互相的传染作用，每个人的思想和情感趋向于同一个发展方向；暗示产生的意念会被付诸实践。一言以蔽之，群体中的个体已不是原来那个单独的个体，他变成了一个丧失自我意志的玩偶。
简单地说，仅凭一个人从属于某个有组织的群体这个事实，就可以判定他在文明的阶梯上跌落了好几级。在独处时具有修养的一个人，一旦他进入了群体中，也会变成一个听从于生命本能的野蛮人：无法控制自身行为，深陷于暴躁疯狂的状态中却无能为力。这时的他与动物无异，而且他还会像原始人一样充满热情，满怀英雄主义；更甚的是，他同样会被各种花言巧语和意象魅惑住并自愿相信它们。而这样的魅惑，是无法在作为独立个体的他的身上产生任何影响的。与平时的自己的行为处事相反，他还会不由自主地做出一些显然有损于他自身利益的行为。组成群体的个人就像万粒沙中的一粒，只能任由风吹。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这种现象：陪审团作出的决定，可能是作为个体时的每个陪审员都会反对的；议会通过的法律规定，可能是作为个体时的每个议员都会反对的。若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中的所有委员分开而论，他们每个人都是爱好和平的文明公民；组成了一个群体后，他们却成了这么一种人：不假思索地支持最凶残的提议，坚决要将无辜之人送上断头台。他们甚至舍弃自身利益，在自己也会遭受侵犯的情况下，仍对内部的互相残杀之行为熟视无睹。
群体中的个体和他作为独立个体时有着截然不同的行动，不仅如此，事实上早在他失去自我支配能力之前，他的意志和情感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这种改变能使吝啬鬼变成出手阔绰之人，使怀疑论者变成虔诚的信徒，使忠厚之人变成残暴之徒，使胆小鬼变成勇士。法国贵族们在1789年8月4日[9]——这无疑是个纪念日——做出了一个狂热决定：通过投票主动放弃他们的特权。在后来看，这个决定是他们每个人作为独立个体时应该都会反对的。
上述的讨论可以为我们引出这样的结论：就智力而言，群体的不如单独的个体；但就情感及其导致的行为而言，群体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比个体所带来的更好，也可能更糟糕——群体所处的环境，即施加给它的暗示是什么样的，会对这种结果是好是坏起到最主要的决定作用。对群体的研究只是从犯罪心理角度着手的话，很难得出实质性的成果。因为，群体有时候是罪犯，有时可称英雄。群体能做个体做不到的事情：为了一种信仰或者信念而牺牲自我，争取最后的胜利；为了赢得光荣而不顾危险，满腔热情地履行使命。只有群体才可以让人充满激情和斗志，十字军[10]就是这么产生的——他们根本不考虑粮食和装备，便决心攻打异教徒，夺回基督的墓地；1793年的救国事件[11]也是这么发生的。
必须承认，所有的英雄主义都有无意识成分在内，但历史也正是由英雄主义来书写的。冷漠的缺乏激情的民众无法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情，他们也无法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
群体的情感和道德
群体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并表现不断改变的特性——群体受非常野蛮的冲动支配，乃至会漠视自身利益——群体缺乏谋划能力——种族对群体的影响
群体屈从于暗示——在群体头脑中浮现的幻象被群体当成现实——为何群体所有成员都会被幻象同样影响到——在群体中，有学识修养和无知没什么不同——个体受幻象控制的例子——史学作品没有什么价值
群体不接受怀疑，拒绝不确定的事物，容易变得偏激——群体的情感总是过度的
群体感情形成的原因——在强权面前，群体奴性十足——群体极度保守，一时的革命本能也改变不了这种特性——群体本能地排斥变革和进步
从群体行为来看，他们有时具备比个人更崇高的道德，有时具备更卑劣的道德——对此的阐释和案例——个体受利益支配，而群体不会被利益影响——群体的道德感化作用
群体是冲动、多变和易怒的
群体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并表现不断改变的特性——群体受非常野蛮的冲动支配，乃至会漠视自身利益——群体缺乏谋划能力——种族对群体的影响
前面简单说明了群体的基本特征，现在来具体探讨这些特征。
群体的一些特点，诸如狂躁、冲动、缺乏理性、是非判断力以及批判精神，还有容易放大情绪等，在进化程度比较低的生命体如妇女、儿童以及野蛮人身上，更容易呈现。这个现象应该被注意到，不过，我在此也只是提一下而已，并不打算在本书中对它进行详细论证。这是因为，对于那些知悉原始人心理的人来说，对它的论述是没有必要的，而对于那些无任何这方面的知识基础的人来说，这样的论述又不能让他们信服。
接下来，我将依次讨论存在于大多数群体中的一些基本特征。
我们通过研究群体的基本特征知道了，群体的行动基本上是被无意识控制的，即听从脊椎神经的命令，不受大脑的支配。在这一点上，群体和原始人类似。仅从表面判断的话，他们的行为可称得上无可挑剔。不过，由于这些行为主要是受刺激而产生，而非经过个人大脑思考，所以，归根结底，群体也只能说是刺激因素的奴隶——它被刺激因素控制，并随着刺激因素的改变而变化。虽然孤立的个体也和群体中的个体一样，同样会被刺激因素影响到，但是前者的大脑还会有意识地发布命令，提醒自己不能沦为冲动的奴隶，而要自我约束。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可以一句话概括为：孤立的个体可以控制自身，在行动之前会先思考，但群体丧失了这一能力。
刺激因素引起的各种冲动可以是慷慨激昂的或者残暴的、英勇的、懦弱的，不管怎样，它们总是非常强烈，以致个人利益，甚至是个体赖以生存的权利都难以对抗它们。群体被各种各样的刺激因素支配，因此群体的形态也多变，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有的群体前一秒还是残暴狂热的，后一秒就变得温良大度并向英雄主义转变。群体可以像个刽子手一样，也可以像个为了自己的信念而不畏流血牺牲的烈士。要想了解群体在英雄的趋向上能做出多伟大的事情，不必回到英雄时代，而只要看看人们在发动革命时从不会吝惜自己的性命。不久前就有这样的事情：一位极具声望的将军[12]能够一呼百应，只要他下令，他能够毫不费力地召集到十万民众为他的事业献身。
群体很少规划自身，群体中的人们情绪容易波动，前后状态可能截然相反。不管怎样，他们总是受当时刺激因素的支配，就像树叶受风支配而吹到不同方向，最终飞落地面。下面我就以革命时期的群体来论述，并举出很多说明群体易变的例子。
群体的多变性使得它们本来就是难以被控制的。一旦它们掌握了公共权力，就更难以驾驭它们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条条框框会起到一种无形的约束作用，使社会保持一定的秩序，一旦失去这种约束，民主政治很快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由于群体不具备任何谋划能力，因此它即便有着各种热诚的愿望也不可能长久维系。
冲动、多变的群体就像野蛮人一样，自认为十分强大，因此无视现实中那些会阻碍其愿望的障碍。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无可抵挡的，他们觉得挡在他们面前的问题都不算问题。孤立的个体则是理智的，他不可能独自去焚烧宫殿或者抢劫商店，当有这种冲动的时候，他会抑制它或者化解它。当他成为一个群体中的一员后，由于感受到群体之力的强大，他会滋生出打劫放火的念头并受到这种冲动支配。所有意想不到的障碍都被这种疯狂的渴望摧毁了。而当允许这种狂热的激情充斥自身时，一旦群体的愿望落空，他们也就只剩下这种激昂的状态了。
种族的一些基本特质构成了我们的情感。它们会影响到我们的思想观念，同样，它们也会对群体的狂暴、冲动和多变起到影响作用。毫无疑问，所有群体都是狂暴的、冲动的，只是程度不一。比如说，拉丁人和英国人这两个群体之间就有着明显的差别。法国历史上的一次事件也可以作为生动的例子来对此进行说明。25年前，仅仅由于公布了一封电报——听说这封电报侮辱了大使——民众就暴怒了。一场令人骇然的大战就这么发动了。几年后，民众的怒火再次因为一份电报点燃——电文是关于并不重要的谅山战役[13]的失败，政府也因此倒台。与此同时，英国远征喀土穆的惨败在英国只是激起了一点点波澜，人们并未因此产生大幅度的情绪波动，这件事甚至没有导致任何一位内阁大臣下台。世界各地的群体都多多少少蕴含有一些女性特质，不过，由拉丁族裔组成的群体的这种特质是最浓烈的。只要获得这种群体的信任，你的人生可以瞬间达到辉煌的顶点。不过，现在你的处境就像站在悬崖边上一样；虽然一时春风得意，但迟早有一天会猝然从巅峰摔落。
群体易接受暗示和易受骗
群体屈从于暗示——在群体头脑中浮现的幻象被群体当成现实——为何群体所有成员都会被幻象同样影响到——在群体中，有学识修养和无知没什么不同——个体受幻象控制的例子——史学作品没有什么价值
定义“群体”的概念时，我们提到，容易被暗示是它的一个普遍特征，还指出了这种暗示作用会在群体中能产生的最大影响。这么一个可靠的事实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何群体会发生情感的突然转变。尽管这个事实可能并不被人们重视，但的确如此：一个群体总是处于一种期待关注的状态中，因此它是很容易接受暗示的。最初只是一个轻微的暗示，但在传染作用后，它会很快深入所有群体成员的大脑中，最终致使他们形成了统一的情感。
接受暗示后，即让同一个意念进入头脑后，群体中的所有个体都有了一致的表现、一致的行动。他们变得无所顾忌，烧毁宫殿干得出，有辱自身声名的事情也干得出。群体中的个体除了受刺激因素支配，还受一种博弈关系支配，这是他们不同于独立的个体的另一特征。这种博弈关系本质上是非理性和理性间的博弈。非理性意味着接受暗示而行动；理性则意味做出和群体行动相悖的选择。
由此可知，在无意识领域中漫游的群体随时会被各种暗示刺激并做出行动，它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每个个体的生命都好像充满了无限的激情，他们唯一剩下的就只有极度的轻信。在群体看来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理解了这点才会理解，产生和传播不切实际的神话传说的力量为何可以如此之大。[14]
群体的极度轻信是神话易于在群体中传播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的因素是群体的想象作用，它使得一件事在传播过程中变了个样。群体亲眼所见的一件最简单的事情，也很快会完全转变为另一个样子。群体进行了想象，而想象又会牵引出其他一系列的想象，而实际上后面的想象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理解这点并不难，只要想想：有时候我们想起来一件事后，脑海里会浮现出代替这件事的一系列幻象。不同的是，理智会告诉我们想象只是想象，而群体则无视这一事实，而是混淆想象和现实。总之，群体不会区分他们脑海中的想象和客观现实。尽管那些想象和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他们仍信以为真。
看起来，由于群体中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喜好，那么就可以说群体扭曲事实的方式和途径是各种各样的，没有什么一致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互相感染，事实最终会扭曲成一致的结果，群体中的所有人也都处在相同的状态下。
群体中某个人对事实的第一次扭曲，可视为感染和想象的第一步骤。在所有十字军成员看到圣乔治[15]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墙壁上之前，肯定是群体中的某个人最先发现了墙上的圣·乔治。在这种想象发生感染后，它变得越来越不可抵挡，于是，本来只属于一个人的幻象以最快的速度变成了所有人都接受的事情。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这种集体陷入幻觉的事情，它们出现的机制其实是一样的。既然有无数人都看到了那些幻象，似乎就可以说它们就是真实的，令人信服。要想反驳这种观点，其实根本不必拿群体中的个人的智力来辩驳，因为这个因素已经不起作用了。自从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后，知识渊博的人和笨蛋无异，他们都失去了观察辨识能力。
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上述说法毫无根据。的确，要想它令人信服，必须深入研究大量的历史真实事件，否则，哪怕写出多本著作来，它们也不会打消读者的这个疑虑。为了使读者相信我的上述说法有事实可证，我接下来将从无数个可引用的案例中随机举几个。
下面这个案例是最典型的，因为整个群体是集体幻觉的受害者，群体中最无知的人和最渊博的人都被幻觉蒙骗了。名叫朱利安·菲利克斯的海军上尉在其所著的《洋流》一书中，无意间讲述过这个事例，《科学》杂志也曾引用过这个事件。
为了寻找在大风暴中走散的“伯索”号巡洋舰，“拜勒·伯拉”号护航舰正在远海航行。一个阳光灿烂的白天，一名执勤士兵偶然发现有求助信号。所有官兵都看向信号所在的位置，然后都清楚地看到发出信号的一艘船以及这艘船拖着一个载满了人的木筏。然而，这仅仅是他们的幻觉。迪斯福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营救那些遇难人员。靠近目标时，这条船上的官兵还切实地看到听到“一大群幸存者在招手，在呐喊，声音嘈杂不清，但可清晰地听到哀号”。然而，当最终到达目标所在地时，他们只看到了一些被树叶覆盖的树枝，它们显然来自邻近海岸。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获。在铁一样的事实面前，他们从幻觉中走了出来。
上述实例清楚地揭示了笔者之前提到的集体幻觉的机制。一方面，有一个正在期盼中的群体；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个暗示，即执勤人员所说的由遇难船只发出的海上求助信号。在互相感染的作用下，这个暗示深入了当时全体官兵的意念中。
要发生这种状况——亲眼见证事情是如何被扭曲，幻象是如何遮掩了真相——并不要求群体一定是个成员众多的全体。即便这是几个人聚在一起，群体也可以由此产生；而且，哪怕所有成员都是有识之士，他们在自己的特长之外同样会具备所有群体都具有的特征；他们所有人都会立马丧失自身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要深入探讨有关幻觉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引用睿智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提到过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这个案例曾被最近的《心理学年鉴》引用。
达维先生集合了一群最敏锐的观察家，其中包括华莱士先生——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并让这些人检查所有物品以及随意标上记号。接着，他当着这些人的面表演了既定的精神现象，即灵魂的具象化。与此同时，这些人记录下了整个过程。这些敏锐的观察家的结论是，只能通过超自然来解释他们所看到的现象。达维先生跟他们说，这不过是由很简单的伎俩造成的一个结果。“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惊奇的，不是那些欺骗人的伎俩有多玄妙，而是那些旁观者所作出的报告是多么不可靠。”很显然，这份文献资料的作者说，“哪怕亲眼所见的人非常多，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和事实相距甚远的。另一方面，如果认定他们的结论是真实可靠的，那么就不能用骗术来解释他们描述的现象。达维先生所用的这个方法是如此简单，以致人们惊讶他有一种可以支配他们大脑的能力，即可以让他们相信他们所见非他们真正所见。”
上述事例所提到的能力不过是催眠师的一种催眠能力。通过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即便一个人有着高级的头脑和预先具有怀疑精神，这种能力照样可以在他身上发挥作用。如此也就不难理解这种能力是如何轻易地就欺骗到由普通人组成的那些群体。
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在我正撰写此书时报纸就报道了相似的一件事。这是有关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亡的事情，报纸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五六个证人都以十分肯定的态度说了一致的证词，说他们认识这两个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预审法官根本没有怀疑的余地，于是签署了死亡证明书。然而，当举行这两个孩子的葬礼时，人们偶然发现她们的身份被搞错了——这两个溺亡女孩并非那几个目击者所认定的两个人，而且与后者的长相存在很大差异。和前面所举的例子有着同样的机理：第一个目击者被幻觉欺骗了，然后他的证词又影响到了其他的目击者。
在这一类案例中，人的朦胧记忆产生了幻觉，幻觉又导致了暗示。最先出现的幻觉被认定为真实后，感染作用就在群体内部发生影响。如果第一个目击者很敏感，那么，当他坚持自己认出了尸体时，尸体就会呈现出一些令他更坚定自身想法的特征，诸如一个伤疤，衣服上的一个细节之类——撇开一些真正的相似之处不谈。而且，这些特征容易唤起其他人的同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众人的认同感，就是幻象被肯定的主要过程。这时，所有人的认知力和判断力都臣服于这种一致的认同感。目击者自认为看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原本客体，其实那只是他头脑中的幻象的投射。母亲认错孩子尸体的这类事情，被报纸报道出来的有很多，看来这种现象也是可以解释的。在这种现象中，也一定可以找到我刚刚提到的两种暗示。
这个孩子又被另一个同样搞错的孩子指认。一系列没有根据的辨认又开始了。接着发生了一件怪事。在学生辨认尸体后的第二日，一位妇女惊叫道：“上帝啊，他是我的孩子。”
她靠近尸体，检查衣服，又查看额头上的伤痕，然后说：“一定就是他。我的孩子去年七月失踪的，一定是有人诱拐他然后将他杀害了。”
这个妇女名叫萨菲德雷，在弗奥街做看门人。她的表弟也被传讯了，他回答问题时说：“那就是小菲利巴。”在这条街上生活的几个人也指认了这个在拉菲怀特找到的孩子，说他就是菲利巴·萨菲德雷。其中一个认证者是菲利巴的同学，他的认证根据是尸体上的一枚徽章。
然而，无论是邻居、表弟，还是同学和那位母亲，他们全搞错了。那个孩子的身份在六周后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就在当地被害，被害后被运到了巴黎。[16]
必须说明，往往是妇女和儿童最容易出现这种错误的辨认，更准确地说，是一些最容易被影响到的人会这样。这个事实说明：让这一类目击者在法庭上作证的价值有多大，尤其不能轻信儿童的证词。地方官员一贯以为孩子是不会说谎的，然而，他们只要具备基础的心理学常识就会清楚一个事实，即孩子习惯说谎。当然，孩子的谎言是无辜的，但这改变不了它仍是谎言的事实。在宣判一个被告的判决结果时，与其用更经常用到的这个方法——靠孩子的证词定夺，倒不如通过掷硬币来决定。
接下来要讨论的是群体的观察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结论是，集体观察到的往往也只是某一个体的幻觉，十有八九是错的。在群体中，经过传染作用后，这个幻觉会对其他个体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说，群体的证词也是绝对不可取的，其不可靠的程度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已经有太多的实例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认清这一点很有必要。25年前的色当战役[17]，参加著名的骑兵进攻行动的有成千上万人，然而现在，由于出现各种矛盾的证词，且证人都说是其亲眼所见，我们根本无法判断到底是谁指挥了那场战役。一位英国将军，名为瓦尔斯力的一位爵士，在他最近所著的一本书中写道，关于在滑铁卢战役中的最重要的事件，曾有数百人证明是严重错误的观点，如今仍有人在追随。而事实上，这些观点的确具有实质性的错误。[18]
通过这些事实可知群体提供的证词有多大的价值。逻辑学论述中的观点如果获得了无数人的一致认同，那么它们便可作为证明事实的引据。然而我们所了解的群体心理学表明，必须重新审视逻辑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这种认识。如果一件事情伴随着最强烈的怀疑，那说明这件事情的旁观者也是最多的。说一件事情有成千成万个证人，事实上就是在说，事情的真相和公众一致认为的相距甚远。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作品纯粹就是想象的产物。它们只是罗列了对事实的错误观察，所包含的解释还伴随有个人主观的意见。撰写这样的作品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如果不是历史还为我们留下文学、艺术及其他不朽的作品，我们对历史的真相真是一无所知。赫拉克利特[19]、释迦牟尼[20]或者穆罕默德等，这些在人类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伟大人物，我们对他们的生平了解有哪一点是真实的吗？很大的可能是，全都是不切实际的。好在，事实上，对我们而言，有关他们生平的记载是否真实并不重要。我们只是想知道，在民众的传说中这些伟大人物的形象是什么样的，这才是最重要的。能够触动群体心灵的，不是现实生活的英雄，而是传说、神话中的英雄。
不幸的是，明确记录在书中的神话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们会随着时光的流逝、种族的更新迭代，被群体的想象力不断改变。在《旧约》中的耶和华是残酷无情的，和圣·特蕾瑟[21]所爱的上帝大为不同。中国人朝拜的佛陀和印度人所膜拜的佛祖，也没有多少共同点。
各个群体的不同想象力造就了同一英雄的不同神话，因此，甚至用不了几个世纪，或者只需要几年，英雄就会从我们的生活中脱离。在我们的这个年代，我们就发现，最伟大的历史人物在最近的五十年内已经发生了多次嬗变。在波旁王朝[22]时期，拿破仑被认为是一个朴素、自由的慈善家，一个身份卑微的朋友。那时的诗人认为，他一定长久地存在乡野历史中。然而，三十年后，这个曾一度被认为十分亲和的人，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却变成了一个嗜好权力和杀戮的暴君，他的自由主义不复存在了，他还让三百万人丧失了性命。今天的我们再看待有关这个人的神话时，又有了不同的视野。可以想象，几千年后的渊博之士在面对这些矛盾的说法时，他们甚至会怀疑历史上是否真出现过这么一个英雄——正如今天有一些人怀疑是否真存在过释迦牟尼这个人——后人在他的身上只能看到一个太阳神话或者一部赫拉克勒斯式[23]的传说。对于这种不确定的事情，由于他们比今天的我们更了解群体心理和特征，所以他们也不会纠结，而是安然接受。他们清楚一点：历史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它会扔掉神话之外的其他东西。
群体情感之夸张、简单
群体不接受怀疑，拒绝不确定的事物，容易变得偏激——群体的情感总是过度的
无论群体所呈现的样子是好的，还是坏的，它所具有的都是一种非常简单而又夸张的双重特性。从这点来说，群体中的个人和原始人非常相似，因为原始人就是把事情视为整体的，不会对之进行细分，且常常无视事情的中间状态。群体也是如此，所以它具有夸张情感的倾向。一旦呈现出某种情感，在暗示和感染的作用下，它就会迅速传播开来，于是这种情感所承认的那个对象就会变得强大。
群体情感的简单、夸张，注定了群体就是缺乏怀疑精神的，群体中所有人都不会主动去辨识真假，而是像女人一样随时会立刻变得十分极端。一般而言，但凡出现怀疑时，怀疑就会成为无可辩驳的证据。这时候，孤立的个体即使有反感或者不满情绪，也不会表示反抗，而群体中的个体却有可能立刻发狂暴怒。
在丢弃责任感后，群体情感会表现出更强烈的暴力倾向，杂性群体尤其会如此。知道不会被惩罚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有庞大人群做后盾并感受到一种力量的情况下，群体就会产生某种情绪，做出某种行动，而这些是不可能发生在孤立的个体身上的。这样的一种时刻，就是群体表现出明显暴力倾向的时刻。这时，群体中那些愚蠢的、无知的、善妒的人，会产生一种摆脱自卑感和无能感的欲望，他们的内心充斥着一种原始的野兽力量，这是一种虽短暂却十分强大的力量。
十分不幸的是，群体的夸张倾向经常是在恶劣的情感中出现。这些情感源自群体的祖先，是一种原始的本能，经过代代遗传，它们在我们身上仍有残留。孤立的个体在责任感的趋势下会严格控制这些情感，以免受到惩罚；群体则不管不顾，因此很容易做出最恶劣的事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群体在巧妙的影响下也无法表现出英雄主义、做出献身之举或者具有最崇高的美德。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它比孤立的个体更具有呈现这些品质的能力。通过接下来对群体道德的研究，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一点。
习惯夸张自身情感的群体，也只能被那种过度的情感打动。演讲者要想带动听众的情绪，必须运用夸张的手法、肯定的语气或者类似的野蛮手段，又比如不断重复。这些都是演讲家最常用的手段，正如我们在公众场合所看到的一样。总之，他们是绝不会推理论证的手法去证明他们的任何观点的。
另一方面，当怀有英雄主义的情感时，群体同样希望夸大这种情感。事实上，英雄人物身上的品质的确常被放大。在真实生活中，人们根本找不到舞台上的那种英雄——他们身上承载了观众希望他们具有的优秀品格、道德和勇气。
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在剧场里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可以获得一个特殊立场。这个立场的存在是肯定的，不过，它多半和个人常识、逻辑思维无关。自不必说，只有那些比较低劣的艺术作品才能对观众产生吸引力，不过，它们也需要一定的特质。一般而言，不可能仅在读了剧本后就能论定一出戏能否出演成功。通常，剧院负责人在接手作品时，是无法对这些作品的出演成败给出一个绝对判断的。要做出这么一个判断，他们需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群体。[24]
我们现在可以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解释种族因素在群体中占主导地位这种趋向。为何一部歌剧能使一个国家的观众趋之若鹜，而在另一个国家它只是获得了部分成功，或者反响平平，甚至毫无反响？根本的原因就是，这部歌剧没有可以影响到后一个国家的民众的元素里头。
我无须再进一步阐释群体有夸张倾向，以及这种倾向只作用于情绪而不作用于智力。我还阐述过这个观点：只要进入了群体中，一个人的智力就会大大降低。一位名叫塔尔德的极具学识的地方官员，在对群体犯罪进行研究时也发现并证实了这个观点。在情感方面，群体可以让自己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反之也可以让自己堕落到一个极低的水平。
群体之专制、独裁和保守
群体感情形成的原因——在强权面前，群体奴性十足——群体极度保守，一时的革命本能也改变不了这种特性——群体本能地排斥变革和进步
群体的感情是简单的、极端的，他们处理观点、意见的态度是，要么完全接受，要么彻底否决。也就是，或者视之为绝对真理，或者视之为荒诞的胡说。他们经常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的信念不是来自推理论证，而是通过暗示产生。我们都明白这其实是一种和宗教信仰一样的偏激，是一种操控了人的大脑的专制。
群体对真理和错误的本质持有怀疑，对自身的力量则有明确的认识，因此它在处理自己的激情和专制时，会制造出一种让人觉得它是权威的印象。受到反驳时，孤立的个体是可以坦然应对的，但群体则绝不接受反驳。当演讲者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时，如果他遭到了哪怕是非常轻度的反驳，他也会立刻变得暴怒并给予粗鲁的回击。如果他坚持己见的话，他接下来甚至会做出殴打、驱逐反驳者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是现场没有作为约束性因素的缺位代表，那么，反驳者一定会被殴打致死。
所有类型的群体都具有蛮横、专制的特性，只是程度不一。在对这个特性起到重要作用的又是种族的基本特质，因为它决定了群体的感情和思想。比如，拉丁民族组成的群体的这种特性就十分浓厚，一旦专横独裁起来，它可以发展到一种令人发指的程度，乃至盎格鲁-撒克逊人[25]本来具有的强烈独立精神都丧失殆尽。拉丁民族的群体所在意的独立，仅是其所属那个教派的集体的独立。他们所认为的独立还包含这么一个独特的观点：直接征服那些和他们有不同想法的人们，并使得这些人忠诚地服从于他们。自宗教裁判所[26]时代以来，拉丁民族中的各个时代的雅各宾党[27]人，都有着同样的关于自由的认识观。
群体十分清楚，强权和独裁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他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情感，而他们也乐于有这种情感，并甘愿随时受到其驱使。对暴虐这种特性，群体的态度是屈从乃至崇敬；善良仁厚这种特性打动不了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这不过是软弱无能的表现。对于那些亲和、温良的人，他们不会怀有同情心；反倒是对那些不择手段地压榨他们的专横之人，他们会有怜悯之情，而且还会为这类人建立高大的雕塑。的确，他们会凌辱那些专制独裁的暴君，不过那是因为对方已经失去了力量，沦为了身份低贱、可以被他们轻视的人，是因为他1们不再害怕了。民众心中的英雄永远是恺撒[28]这样的：具有足以威慑他们的权力，戴着能够号召他们的徽章，佩着让他们不寒而栗的利剑。
群体随时准备反抗弱小者，而对强权者卑躬屈膝。在遭受间歇性的强权统治下，被极端情绪控制的群体表现得飘忽不定，时而藐视权威，时而又卑躬屈膝，在这两种状态间不断转化。
如果因此认为群体主要的特性是一种革命的本能，那就是对群体心理的严重错误认知了。导致我们产生这一错误理解的因素是，群体具有暴力倾向，但应知道，群体爆发出的反抗、破坏力量往往只持续很短的时间。群体经常是被无意识支配，并受到世代遗传的因素影响，他们不会太保守。但如果放任他们，他们又很快就会厌倦无秩序的混乱状态，因此恢复那种受人奴役的本能。在波拿巴实行专制之前，雅各宾党人可都是最狂妄不羁、难以驯服的，而当波拿巴限制自由，挥动他的铁腕时，这些人却将热情的欢呼声送给他。
只有清楚群体所具有的这种强烈的保守个性，你才能真正读懂历史，尤其是那种主流革命。的确是这样，他们有进行社会革新的渴望，并且经常能够发动暴力革命以实现这个愿望。但是，对他们而言，制度的本质仅是一种延续种族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遵守。群体所一直具有的多样性，只对那些无足轻重的事情有影响。实际上，和原始人一样，他们认为保守本能是不能触动的。显然，他们对传统怀有一种迷信一样的尊崇；而对所有那些可能会触动他们生存环境的新生事物，他们则怀有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在纺织机、蒸汽机发明的时代以及铁路普及的时代，如果民主分子拥有像今天一样的权力，那么，这些事物的发明以及普及就是不可能的，或者虽然得到运用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进行革命或者经历了几次大屠杀。所幸，在社会向文明迈进的过程中，所有那些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制造，是在群体掌权之前就出现了。
群体之道德
从群体行为来看，他们有时具备比个人更崇高的道德，有时具备更卑劣的道德——对此的阐释和案例——个体受利益支配，而群体不会被利益影响——群体的道德感化作用
如果“道德”就是指在长时期内遵循特定的社会风气习俗，并总是控制自私自利的冲动欲望，那么显然就可以肯定地说，具有冲动特性和多变性的群体是不道德的。相反，如果认为“道德”是指个体某时候会表现出诸如牺牲、奉献、不求名利、爱好和平之类的品格，我们就必须认为群体具有非常高的道德境界。
曾有过一些心理学家研究群体，但这些人只对群体的犯罪行为感兴趣，在发现群体经常犯罪后，他们认定群体的道德水准非常低。不可否认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关键是它们是怎么发生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继承有原始祖先的那种兽性，潜藏有一种破坏本能。这种本能是危险的，当个体单独存在时他不会让这种本能得到满足，而当他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后，由于群体是没有责任感的，他预感到自己即便释放本能也不会受到惩罚，于是就这么做了。当然，在日常里，群体是不会以同类作为其破坏本能的对象的，而是会将动物作为对象。群体在狩猎时所表现的热血和残暴，正是这种本能的发泄形式。落难者已经失去了任何反抗能力，群体仍会极其残忍地慢慢将他们杀死。哲学家认为，这种残忍和几十个猎人用猎犬捕杀一只可怜的鹿所表现出的残忍，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作恶多端的同时，群体还能让自身的行动蒙上一层崇高的色彩，诸如他们是具有牺牲奉献精神的、不计名利的。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在孤立的个体身上。群体中的个人最容易受到诸如名声、荣誉等因素的感召，为了这些名义，他们甚至可以不怕死，勇于献身。在远征的十字军身上以及1793年的志愿者身上，以及更多数不胜数的历史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特性。只有融于群体中，人们才会有这种献身精神，为了所谓伟大的事业而不顾生死名利。为了半信半疑的所谓信仰、理想而奉献自身的群体事例，真是不胜枚举。促使人们一直进行示威的，可能并非他们的薪水太低不足以维持家用，而是因为他们听从了某个号令。独立个体的所有行动几乎都是为了个人利益，但个人利益难以驱动群体。在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战争中，没有一次是以群体的私利为动机。在所有这些战争中，群体中的人们都像被猎人施了催眠术的小鸟一样——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置身于危险中，哪怕明知可能会被杀。
有这样的现象：一个群体中的所有人哪怕原来都是凶残的坏蛋，但由于组成了群体，他们每个人可以很快地变成一个在道德、规则前面言听计从的人。泰纳就曾举过这样的一个事例，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事例，因为它可以证明群体的确抵抗个人私利。这个事例讲的是九月大屠杀[29]中的暴徒：他们将从死难者身上翻出的钱包和钻石放在会议桌上，而不是将它们占为己有，虽然他们完全可以这么做。1848年的革命中，攻占了杜伊勒里宫的那些人也没有掠夺那里的物品——他们本来十分渴望这些东西，而其中的任何一样都可以让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衣食无忧——他们只是匆忙浏览了一遍。
虽然的确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事例，即个体道德在群体的影响下得到了提升，但这种影响作用注定不会是常态。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在更大范围的环境中看到，即氛围不如我刚才所说的那么严肃庄重的一种环境。我在前面曾阐述，剧院里的观众希望他们所看到的作品中的英雄是这样的：道德非常崇高，无人可比。通常而言，现实中，哪怕组成一个群体的人员本来都是品行恶劣之徒，他们在集会的时候也可以表现得十分正人君子。一个游民或者一个让妓女养他的皮条客——总之就是一个粗俗不堪的野蛮人，当他处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时，他说起话来也会突然变得和他们平时的样子大为不同，他变得很温柔，因为他知道那样的情境不会对他造成威胁。
群体的常态是保持低级本能，这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放纵自己。不过，他们偶尔还是会将自己打造成崇高的榜样。不妨说，群体一直都是大公无私的、敢于舍身的、能够为了真实或虚幻的理想而去拼命的。单就这些美德而言，最智慧贤达的哲学家的道德水准也没有他们的高。无疑，群体对这些美德的践行是无意识的，他们不曾理性思考过自己的这种行为。不过，这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不应该过分埋怨他们。因为，可以假设，如果他们进行思考并算计自身的利益得失的话，地球上就根本不会有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
群体的观念、理性思考能力和想象力
基本和附属的观念——对立的观念是如何同时存在的——崇高的观念必须在转变之后才能被群体接受——观念的社会影响独立于它们所具有的真理程度
群体不受理性思考的影响——群体的推理能力非常低下——群体只是表面传承了他们所接触到的观念
群体想象的力量——群体在幻象中思考，而这些幻象并无逻辑关系——奇迹最容易打动群体，文明就是建立在奇迹和传说上的——政治的基石就是广大民众的想象力——能够激发群体进行想象的行为方式为他们自己提供了观察
群体之观念
基本和附属的观念——对立的观念是如何同时存在的——崇高的观念必须在转变之后才能被群体接受——观念的社会影响独立于它们所具有的真理程度
在上述研究中，我们学习了观念在一个国家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指出，每一种文明都是源自基本固定不变的少数几个基本观念。我们还说明了这些观念在群体头脑中形成的原理，以及这个过程中会被影响的困难是什么。另外还有，那些还被人们半信半疑的观念一旦被接受后会发挥出什么样的力量。最后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法则：就是这些基本观点的变化，引发了历史上的动荡。
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用了足够多的篇幅进行讨论了，因而在此不打算重复阐述。我现在打算简单论述的是，哪些观念是群体会接受的以及他们会如何接受。
这些观念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附属观念，比如一些能够激起个体短暂的强烈情感的理论；另一种可以说是群体的基本观念，这类观念受环境、遗产规律以及世俗意见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历史上的宗教信仰以及现代社会中强调的民主理念，都属于后一种。群体的基本观念好比一条河流，在已有的河道中，它们慢慢流淌；而短暂的观念则像一些永远变化的、不断舞动的小波浪，它们虽然不重要，但相对于河流而言，它们更明显可见。
在今天，那些被我们父辈视为重要支柱的一些基本观念，正面临着摇摇欲坠的情况。它们失去了原有的稳定性，以它们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制度也动摇了。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种短暂的不重要的观念，每一天都在大量形成，不过，它们基本上没有什么生气以及难以产生持久的影响。
在群体中，任何观念要想发挥实质作用，它必须是绝对的、不可辩驳的、形式简单的。它们通常乔装成具体的形象来展现自己，也只有这样，群众才会接受它们。在逻辑层面，这些具象化的观念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或者关联点，它们好比幻灯机所用的幻灯片一样，可以互换，或者被操作员取出来叠加在一起。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群体中会同时存在两个最矛盾对立的观念。在偶然的机缘下，群体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观念并受到影响，继而做出看起来最不可能的事情来。由于缺乏批判精神，群体对这种明显的矛盾冲突会保持视而不见的态度。
不只是群体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孤立的个体也会这样，比如未开化的人、智力水平和原始人差不多的人以及狂热的宗教分子。甚至，在欧洲大学受过教育并拥有文凭和修养的一些印度人，也令人难以置信地存在这样的情况。除了拥有遗传性质的固定不变的基本社会观念之外，他们身上还附加了很多西方观念。在不同的机缘场合下，通过他们独特的言行，可以看到这一类或者那一类观念的自我展现。不过，只有世代遗传的观念才会在孤立的个体的身上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他做出特定的行为，所以说，那些矛盾更像是一种表面的矛盾，而不是实质性的。当一个人的结婚对象与之不同族时，这个人也会在不同的传统中挣扎，行为中有冲突的一面。从心理学角度去探讨这些现象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此过多关注它们则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最起码要用十年进行广泛的实地观察和研究，才能掌握它们的根本原理。
观念必须是简单的呈现，才能被群体接受，也必须经历彻头彻尾的变换才能变成主流思想。比如，要想让理解水平有限的群体接受一些非常深奥难懂的哲学或者科学理论，就必须对这些理论进行很大程度的修改。群体所具有的种族特性会决定他们会如何修改，不过修改总是倾向于更加简单化、通俗化。这就解释了这样一个事实：从社会角度看，现实中几乎不存在什么观念的等级，即观念的高低之分。不管一种观念在诞生之初是多么伟大正确，一旦它是被群体吸收消化的，它的那种崇高以及伟大特性就会消失殆尽。
另一方面，从社会角度看，一种观念的等级价值，即它的内在价值，并不重要。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作用，才是有必要考虑的。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上个世纪的民主思想以及当今的社会观念，确实没有高明到哪里去。从哲学角度看，只能说它们是一种可惜的错误。尽管如此，它们始终是有着威力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在各国的政治中仍扮演着最基本的角色作用。
甚至可以这么说，只有在一种思想被彻底改动以使群体接受它后，它才可能进入无意识领域，成为群体的情感，继而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这是一个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复杂的过程，我们将在别处进行探讨。
不应该有这种看法：一个观念只要是正确的，它就会对有修养的人产生实质影响。事实上，对大部分人而言，最准确无误的论证也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注意到了这点，就可以理解我为何说不应该有那种看法。受过教育的人可能会接受那些明确无误的论证，但那些皈依了某个信仰、信念的人很快就会受无意识控制，转向他最初所具有的思想。用不了几天，人们就可以看到他用同样的强调重提老言论，恢复原状。这表明，他实际上是受之前的思想观念影响的，且已经形成了一种对应的情感。我们的言行动机也是源自于这类思想观念，群体自然也不例外。
当一种思想观念通过各种方式而得以在群体头脑中最终形成，并发挥了一系列实质的作用，这时对抗这种观念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哲学思想，用了将近一个世纪才根植于群众的心灵深处。如大家所知，一旦进入心灵中，它们的力量将是无法抵抗的。为了实现社会平等而进行的抗争，为了争取理论上的权利和理想中的自由，整个民族撼动了一切王权，使得整个西方世界摇摇欲坠，各个国家陷入了20年的内乱动荡，甚至在欧洲引发让成吉思汗及帖木儿都触目惊心的大屠杀——一场世界上从未有过的，由一种思想观念引发的大灾难。
必须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将某一思想观念根植在群体的头脑中；同理，要想根除它们，也必须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可能比根植时间更长。也因此，群体在观念上远远落后于知识渊博的人或者哲学家。即便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观念有各种错误，但这些观念还具备十分强大的影响力。正如，虽然当今的所有政治家都清楚，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所遵循的原则，但他们仍必须按照这些原则来统治管理。
群体之推理能力
群体不受理性思考的影响——群体的推理能力非常低下——群体只是表面传承了他们所接触到的观念
绝对地说群体不会思考或者不会受理性论证的影响，也是不当的。
不过，从逻辑角度看，群体所接受的论证以及会影响到它的论证，都是非常低级的。他们所认为的推理，只是在打比方。
和进行高级推理一样，群体要想具备低级推理能力，必须基于对应的一些观念。只是在群体中，这些观念的关联性和连贯性是指一种表面上的呈现而已。群体的推理方式和爱斯基摩人的相似，即是以经验为基础的：透明的冰放在口中会融化，于是认为，同样透明的玻璃放到嘴里后也会融化。或者说他们就像野蛮人一样：认为只要吃掉勇猛的敌人的心脏，就会变得勇猛起来。又或者说他们类似于受剥削的劳工，因为被雇主剥削，因此想当然认为天下雇主都是剥削者。
群体进行推理时的一个特征是：虽然一些事物没有相似之处或者只是表现相似，但他们会将这些事物都归为同一类。会控制群体的人，正是用这样一个论证去操控群体的。群体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论证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思维链条，所以可以姑且说，他们是不思考的或者以一种错误的方式进行思考。并且，思考的过程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理念。你在阅读演讲发言稿的时候，通常会发现它们是缺乏逻辑的，而作为听众的群体却容易被它们打动。人们忘了一点：演讲通常是为了说服群体，演讲稿不是写给哲学家看的。一个演说家在和某个群体密切互动后，若能做到诱使这个群体都幻想某个意象，那么可以说他就是成功的，达到了他的目的。一部二十卷的长篇巨作如果通篇都是在反思，那么，在感召力、说服力方面，它是绝对没法和几句洗脑的口号相比的。
由于没有推理能力，群体也就不具备批判精神，或者说他们无法辨识真假和正确判断事物。关于这一点，没有必要进一步进行阐释了。群体接受的理论观点都是被强加的，是没有经过他们的讨论和决定的。事实上，很多个体也是这样的，这些人并不比群体高明多少。我们会发现，不少人会轻信一些观点和意见，而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觉得他们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无法推理出自己独特的观点和意见。
群体之想象力
群体想象的力量——群体在幻象中思考，而这些幻象并无逻辑关系——奇迹最容易打动群体，文明就是建立在奇迹和传说上的——政治的基石就是广大民众的想象力——能够激发群体进行想象的行为方式为他们自己提供了观察群体和那类不具备推理能力的人有着同样的特点：想象力十分丰富，而且经常主动去想象。也就是说，任何印象，诸如一个人、一件事或者偶然的某个状况，都可能引发他们的想象神经，从而在他们的脑海中形成逼真的画面。从这层意义上说，群体就是一个在做梦中的人：没有了理性思考的能力，头脑中自发地出现各种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画面一遭遇思考，这个活动就会立刻消失。失去了思考和推理能力，也就是失去了理性的群体，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而通常，对于他们而言，必定是最令人惊奇的事情才最难完成，也因此，这类事情最能感染他们。
如此说来，你会发现这么一个现实：正是那些奇迹一样的事情和传说故事，使得文明的存在变成可能。纵览历史，幻想总是比真相更有力，非现实的因素往往比现实的更具有意义。
只能靠具体的形象来思考的群体，也只会被形象的东西影响。他们被具象化的东西震动以及吸引住，并在这种影响下做出某些行为。也正是因为这样，最有画面感、真实感的戏剧表演，往往能够对群体产生无穷的影响力。在古罗马，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一场精彩的演出和面包一样，都是他们幸福的基础，他们只要有这两样就足够了。这种幸福的理想一直传承在之后的时代里。在激发群体想象力方面，没有任何形式可以和戏剧表演这种形式相比。在同一时间里，全体观众有着同样的情感体验；如果观众没有立即将这些情感付诸行动，是因为他们中哪怕是最没有意识的人员也觉察到了：他们只是幻象的受害者而已，他们的欢笑或者痛苦都只是发生在那个虚构的故事中。
不过，由形象催生的感情有时候非常强烈，以致群体正如被暗示了一样，无法控制自身的行动倾向。一位演员由于在一场让人郁闷的戏剧中扮演了叛徒的角色，在他离开剧院的时候，剧院经理不得不亲自护送他，以免他被那些憎恶剧中叛徒的观众殴打——哪怕他的“罪行”纯粹只是一种表演。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经常听到在受欢迎的剧院中工作的剧场经理提到。在我看来，从这么一个现象中可以最明显地看到群体的心理特征，尤其是他们是如何受到影响的：于他们而言，非现实的事情几乎能够像现实发生的一样，影响到他们。显然，他们很少去区分这两者。
就是以群体的这种想象力为基础，侵略者才有了力量，一个国家才有了实力。要想领导群体，尤其要努力使得群体产生这种想象力。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宗教改革以及法国大革命，还有当今某些思潮的大规模涌现，都是因为群体在强烈的刺激下产生了想象——这种想象间接或直接促发了那些重大事件。
此外，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国家的最杰出的政治家，甚至包括最彻底的独裁者，无不是以群众的想象力作为他们统治的基础，他们从来不会想要对抗这种想象力。拿破仑就曾对国民议会说：“正是通过成为一个天主教徒，我终止了频繁的战乱；通过成为一个穆斯林，我在埃及获得了一个立足点；通过成为一名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我获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打算统治一个犹太人国家，我将会重建所罗门的大殿。”自亚历山大和恺撒以来，或许从来没有哪一个伟大人物比拿破仑更擅长促发群体去想象。他一直不断地激发群体的想象力，当他获得胜利，当他进行大屠杀时，当他演讲时，以及当他在做任何事情时，甚至当他临终之时，他都念念不忘这件事。
群体的想象力到底是怎么被激发的呢？很快我们就会明白。如果只是通过智力或者在推理方面下功夫，又或者通过辩论的手段，是无法掌握做这件事的技巧的。安东尼成功唆使老百姓去反对谋杀恺撒的人，靠的不是投机取巧的雄辩，而是一边指着恺撒的尸体一边向众人诵读他的意愿。
不管激发群体想象力的事物是什么，群体被激发后的结果都是非常显著的，而且是令人震惊的。诸如一场伟大的胜利、一个显著的奇迹、一场十足罪恶的行动或者一个宏大的希望等，都是最好的说明。这个过程的发生，不需要任何附加的解释，或者仅仅只是会伴随产生一些奇妙的或者神秘的元素。展现在群体面前的必须是一个整体的东西，而且要保持它的来源的神秘性。无数次轻微的犯罪事件或者小小的事故，不会激发群体的想象力，必须是严重的、重大的才能产生这个效力——虽然一件重大的恶劣事情比上百件轻微的具有更少的危害性。几年前，致命的流行性感冒导致巴黎当地有五千人丧命。这无疑是一个确切的大规模死亡事件，但这件事情几乎没有对民众的想象力造成影响，原因就在于它不是以一个逼真的形象呈现给人们的，而只是以每周的统计信息告示天下。如果大众接收到的是这样一个信息：一次意外事故，比如埃菲尔铁塔突然倒塌了，造成一天死亡500人——甚至不用到5000，那么，这件事就会吸引到大众的注意，并大大地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又比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1894年这一年，一共有850条游船和203艘汽轮在大海中遇难或者遇险。不过，这种接连不断的事故并不会引起群众的关注，而一艘在大海中消失的汽轮则会引起人们持续的关注。由于得不到它的消息，在这一周中，群体的想象力都在被激发中——尽管这艘汽轮造成的生命损失，比1894年的大西洋航线上的总体损失要轻得多。
不过，会刺激群体想象的，并非事实本身，而是事件发生的方式——这种方式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我看来，若要说这些事实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它们必须是非常浓缩的，也就是说必须形成一种充斥着思想观念的意象。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所呈现的样子才会让人非常震惊。群体想象力就是这么被激发的，了解了这种技巧，就等于掌握了统治他们的方式。
所有群体信仰的宗教形态
宗教情感是什么——它和对神明的崇拜无关——它的各种特征——呈现出宗教形态的信仰的力量——各种案例——群众的神未曾消失过——他们以新的形式复活——无神论的宗教形式——从历史角度讲，这些观念的重要性——导致发生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大屠杀、恐怖时期的出现以及类似的重大事件的，都不是孤立的个体意志，而是群体的宗教情感
这些事实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群体不会推理论证，他们或者全部接受施加给他们的观念，或者全盘拒绝；他们没有理解能力，这是因为施加给他们的暗示对他们产生了彻底的影响，使得他们会不假思索地行动。一旦这种影响到达某种程度时，群体就会为他们尊崇的理想献身。此外，群体的情绪总是极端的、狂躁的，这一点我们也已清楚了。出于同情，他们可以瞬间升起崇拜之情。不过，只要他们的内心产生一点厌恶，仇恨也会随之出现。从对群体的一般性质的这些陈述，可以看出群体信念的本质。
更深入、严谨地探索这些信念后，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越是迷信宗教或者越是政局动荡，比如上世纪，群体就越呈现情绪化。这种情绪模式，在想到好的命名之前，我认为没有比宗教情感更适合称呼它了。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情感，诸如对幻象中的卓越人物的崇拜，对让这个世界有生命存在的那种力量的畏惧。在这么一种感情中，群体对其崇拜、畏惧的力量是盲目听从的，无论这种力量是来自一个看不见的上帝，还是一根木头或者以石头为图腾的一个宗教，又或者来自一个英雄或某种政治理念。群体不会刻意宣扬他们所信的教条，但他们会将那些不信这些教条的人都视为敌人。
如果一种感情有上面所说的特点，那么它就无异于一种宗教情感了。在这种情感中，还可以找到一些超自然的元素和奇迹，这是因为，群体会无意识地给某一种政治模式或者他们崇拜的领袖增添神秘色彩。在特定的时候，这种做法能够激发他们的热情。
一个人的信仰如果只是停留在单纯的信奉这种程度，那他不能算彻底的虔诚。彻底的虔诚是，对于某项事业或者某个人，他不仅交出了他的全部思想以及内心所有的热情，且还以这一事业或者这个人为他的人生指南和终极目标，他的一切行动都围绕他所信奉的这个事物。
当产生宗教情感的时候，一个人也往往会陷入偏狭和盲信，这是一定的。当那些自信已经掌握现世或来世的幸福的人聚集在一起时，如果有某种理念刺激到他们，他们也会出现偏狭和盲信的特征。事实上，宗教裁判所时代的天主教徒所具有的热情和虔诚，在恐怖统治时代的雅各宾党人身上同样有，而且，就连产生这种残暴的信仰的缘由都是一致的。
盲目信从且无法被说服，以及总是狂热地布道，这些都是宗教情感呈现出的特征，群体的信念也具有这些特征，因此可以说，群体的信念就是一种宗教信仰。当一个群体对一个英雄具有狂热的赞颂之情时，那么，群体就是把他当成神来看了。拿破仑就是被人们狂赞了15年的这么一个神，他所拥有的追随者比其他任何神都要多，他也因此具备掌握人们生死大权的能力。他这样的影响力和控制人群的能力、统治能力，就连基督教和异教徒的神明都无法企及。
所有宗教及政治信条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正是因为创建它们的那些人成功撩拨了群众的激情，并使得人们在对它们的崇拜和服从中找到幸福，乃至可以为了所崇拜的偶像随时献身。在任何时代，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弗斯忒·德·寇兰格斯[30]曾写过一本有名的书，里面有关罗马高卢人的陈述十分精准。他使我们正确认识到，使罗马帝国得以维系的，从根本上而言，是这个帝国煽动人们产生的一种虔诚的热爱，而非武力。他说：“虽然这种统治让所有老百姓都仇恨，但它还是延续了五个世纪，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只有30个罗马军团的古罗马帝国，掌握着对一亿人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这是匪夷所思的。”所有国民对罗马帝国的臣服，其实是对古罗马皇帝的臣服，因为在民众看来，他是一个人格化了的神，代表着罗马帝国的荣耀。在当时古罗马的统辖区域内，所有人都以他为神，哪怕是在最小的城邦内也可见朝拜皇帝的祭坛。“当时，一种新宗教在帝国蔚然成风；帝国的皇帝就是这一宗教的神。在基督教时代到来之前的那些年里，高卢地区最主要的六十座城市都建起了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这些神殿看上去和里昂城附近的庙宇很像……高卢地区的各个城市联合选举出祭司，这些人就是当地的首脑人物……若说，这样的现象完全是出于民众的恐惧，是奴性使然，这是不恰当的。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所有人都被奴性主宰，而且还被主宰长达三个世纪之久。与其说所有人都崇拜帝国统治者，不如说是罗马——以及高卢地区、西班牙以及希腊和亚洲，有这种崇拜。”
现在，控制群体的那些领袖通常不再要求建立圣坛了，不过他们的塑像总是随处可见，特别是那些追随他们的人，经常保留有他们的画像。和之前的大人物相比，从形式上来说，他们所得到的来自民众的崇拜并无不同。群体心理学的基本特征，即他们的首要需求是对一个神明的需求而非对其他事物的，可以从这些现象窥见一二，而历史的哲学也可以在对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中得到解答。
若认为群体的这些特征只存在于历史中，在当今时代它们已被理性清除干净，那就大错特错了。理性与感性的冲突是长久存在的，永远无法消除。在过去奴役众人的神明或者宗教这类词汇，虽然已销声匿迹。但是，在最近的一百年里，人们所拥有的崇拜对象却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人们为之建立起来的塑像和祭坛，比此前为古老的神明所建立的还要多。只要听到布朗热主义的名号，群体的宗教本能可能随时被激发，所有人可能又会时刻听命。这一点，近代研究大众运动的人都清楚。这个英雄的画像出现在每一家乡村小酒吧内，无数人愿意为这个代表着正义，敢于和邪恶做斗争的人，奉献自己的生命。如果他的品质和他所具有的传奇威望相一致，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一定很重要。
毫无疑问，宗教对民众来说是必要的，这是无须再重申的旧论了。因为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避免争论带来的危险——才可能让任何政治理念、神学以及各种社会信条根植于民众中间。如果不是那种可能会引发群众接受无神论的信念，那么一种信念就会包含所有宗教情感都具有的偏执，并很快变成一种宗教。从一个小小的实证主义派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证明这点的最好论据。在虚无主义者——这些人通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有关——身上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在实证主义身上。被理性之光照亮的那一天，他打坏了小教堂祭坛上的所有神及圣者的画像，灭掉了每一根蜡烛。他以刻不容缓之势，马上挂上无神论哲学家如毕希纳和默雷兹霍特[31]的著作，并虔诚地在此点亮了蜡烛。他的确改变了信仰的对象，然而，他的宗教情感有变化吗？
我必须再次重申这点：要想很好地理解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我们必须采取我们研究群体信仰时所用的方法。而研究一些社会现象时，更好的方法也不是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而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正是因为单纯从自然主义的角度着手，大史学家泰纳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才会看不到一些事情发生的根本原因。他的确对一些事实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但由于没有从群体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所以是无法找到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的。残暴的屠杀、无政府主义以及失去人性等不过是这一革命的侧面表现，在出演这部伟大的戏剧的英雄背后，是一群陷入疯狂的、无所不为的、不会约束自我本能的野蛮人，然而泰纳并没有发现这一点。若不将这场革命视为在群众中建立一种新宗教信仰的过程，那么，就无法恰当地解释它带来的动乱、集体屠杀以及它的传道方式、它向全世界所立下的战争宣言。类似的现象还有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大屠杀[32]、法国的宗教战争、宗教裁判所的设立以及恐怖统治时期[33]等。在这些活动中，群众都是被宗教情感煽动并做出了相应的行动。而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一定会备受这种情感控制的那部分人，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消灭。这部分人所采取的方式通常是真诚而坚定的，若非这样，我们就不会如此评价他们的信仰。在这一方面，宗教裁判所是最好的例证。
归根到底，正是因为民众的精神允许，才会发生我所引以为证的那些大动荡事件。否则，即便是史上最专制的专制者，也无法让这些事件发生。有的史学家说，圣巴托洛缪大屠杀是由国王一人造成的。只能说，由于不了解群体心理学，这些人和当权者同样无知。权力至高无上的最专制的君主，也不可能让这种命令得以执行，让它们得以执行的，是群体的精神幽灵——君主只是使这一幽灵更快或延迟显身。正如并不完全是由罗伯斯庇尔、丹东[34]或圣加斯特造成了恐怖统治一样，也并非纯粹由国王们导致了圣巴托洛缪之类的惨案或宗教战争。广大民众的精神信念才是促发这些事件的根基，而非具有统治权力的掌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