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瓦桑
我是德国最有能力的人之一。我胜过一个伟大的军队司令，胜过一个工业巨头。我是许多工业的奠基人……你不是从丰富的东西中加以创造——你在一块一无所有的土地上从无之中创造一切，你努力使一个无依无靠、四处漂泊的民族恢复一种尊严感。我认为你是成功的。在临终之际，我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切。
——哈伯对魏兹曼所说
对权威的愚忠，是真理最坏的敌人。
——爱因斯坦
一、火星来客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01～2001年共有68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犹太人（或者说犹太裔）就有152位，占总获奖人数的22.35%。其中获物理学奖的有39人，占物理学获奖总数的24%；化学奖获奖者23人，占16.8%；生理学和医学获奖者51人，占29.1%；经济学奖获得者18人，占47.37%；文学奖获得者12人，占13%；和平奖获得者9人，占10.98%。
据统计，犹太人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0.3%，但获诺贝尔奖的比例却占诺贝尔奖奖金总数的22.35%。2001年以后，又有若干名犹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诸如：文学奖有2002年的凯尔泰斯·伊姆莱，2004年的耶利内克，2005年的哈罗德·品特；化学奖有2004年的两位以色列科学家阿龙·切哈诺沃和阿夫拉姆·赫什科，2006年又有一位犹太人罗杰·科恩伯格获得了化学奖；医学及生理学奖有2002年的悉尼·布雷内和罗伯特·霍维茨；经济学奖有2002年的丹尼尔·卡尼曼和2005年拥有以色列、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以及2007年的赫维兹和2008年的保罗·克鲁格曼。截止到2008年，共有164位犹太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果按1901～2001年获奖人数的比例算的话，占获奖总人数的22.35%）。这也构成了诺贝尔奖中的“犹太现象”，因为迄今为止，有39名犹太人获得了物理学奖，有26名犹太人获得了化学奖，有53名犹太人获得生理学和医学奖，有15名犹太人获得了文学奖，有9名犹太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可以预测，随着犹太人在全世界的公民待遇的逐步提高，他们的发明创造和为人类做出的贡献会越来越大。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匈牙利的犹太人在诺贝尔奖的获奖人数中也占有极大的比例：
1943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赫维西是匈牙利犹太人；
196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维格纳是匈牙利犹太人；
197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伽玻是匈牙利犹太人；
199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豪尔绍尼是匈牙利犹太人。
科学奇才冯·卡门、化学家波拉尼、“核和平之父”西拉德、“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美国氢弹之父”特勒、“当代罕见的数学奇才”保罗·爱多士等，全都是匈牙利犹太人。而且在上述10位科学巨匠中，有4位毕业于布达佩斯同一所中学，这所中学叫“明德中学”，是冯·卡门的父亲创建的。这一现象又构成了世界科学史上另一个谜。对于这个谜，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但德国著名犹太物理学家豪特曼斯的回答却非常有趣。
豪特曼斯是一位天才的物理学家，他首先提出了核聚变的机制，并指出恒星燃烧能量正是来源于这种核聚变；他在核裂变和原子弹制造方面的研究成果，曾领先于其他科学家。可惜的是，由于过于聪明和缺乏耐心，再加之总是游走于最前沿的各个科学领域，他最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豪特曼斯对自己是一个犹太人，从不感到烦恼和自卑，他常常自豪而幽默地说：“当你们的祖先还生活在森林中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在制造假支票了！”
对于“诺贝尔犹太现象”中匈牙利人特别多的这一谜团，他又给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他说：这些犹太科学大师是“火星来客”，他们到地球后，怕别人发现他们的火星人口音，便冒充匈牙利人，因为匈牙利人在讲外语时口音特别重，而且他们的天才大多散居世界各地。
这样的回答肯定是一个玩笑，要想得到有说服力的答案，还得从犹太人的历史民族传统和宗教特性中入手，这是本书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下面还是以图表的形式将这些“火星来客”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详细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以便于思考。
二、“蘑菇云”之谜
1945年5月8日，盟军攻入柏林，纳粹德国投降，轴心国只剩下日本还在负隅顽抗。
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把一枚绰号叫“小男孩”的原子弹扔到日本广岛；8月9日，又把一枚绰号叫“小胖子”的原子弹扔到日本长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把原子弹直接用于军事目的。其时美国只造出三颗原子弹，一颗实验用了，剩下的那两颗全部扔到了日本，造成了无数人的死亡。
日本政府于8月14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在《访问广岛》一文中写道：
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两岁小孩当时受到原子辐射，10年后发了病。她根据过去的传说，相信自己折好一千只纸鹤，就能得到幸福、恢复健康。她在病床上一天一天地折下去。她想活。她不仅折到一千只，而且折到一千三百只。但是她死了。
这就是原子弹的威力，不仅比1000个太阳还要亮的巨大辐射可以毁灭人类，而且有巨大的后遗症。正是一大群流落到美国的犹太科学家打开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一个可怕的时代开始了！
在日本上空的原子闪电，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信号，已经成为历史，但人们在追忆瞬间使20万人丧生和广岛成为废墟的这一可怕的悲剧时，更多地看到了今天的现实：一度拥有核弹头3.7万～5万枚，总当量达180亿吨。按世界人口计算，每人可摊上3吨至4吨。如每秒钟扔一颗像当年投在广岛那么大的原子弹的话，可持续扔4天半的时间。
核裂变及链式反应的发现，实际上为人类提供了两种可能：和平利用核能和自我毁灭的手段。因此，哲学家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一文中说：“我要提醒一句，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中真实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剧情才能说明逃避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的定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
有趣的是，希特勒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却让以爱因斯坦为首的上百位犹太科学家逃亡了，并组成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圆满地完成了“曼哈顿计划”，并抢在纳粹德国前爆炸了原子弹。这时，难免有人会问：“难道纳粹德国也研制原子弹了吗？如果他们不赶走那批犹太科学家，抢在美国前爆炸了原子弹，人类的历史将会怎样？”是啊，如果这样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幸亏纳粹研究计划失败了。正如“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所言：依照德国的科技水平，在1942年就可以造出原子弹。因为早在1938年，德国物理学家就已成功地进行了元素铀核裂变的实验。为何直至二战结束，德国人的原子弹仍未造成呢？
传统观点是，由于盟军和挪威人民的共同努力，纳粹德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一次次中断，从而避免了“核幽灵”助纣为虐的可怕局面。
1942年下半年，希特勒自开战以来惯用的闪电战术失灵。为扭转不利局面，纳粹德国加大了研制原子弹的力度，加快了研制原子弹的步伐。
位于挪威南部平原的维蒙克工厂，在被德军占领和接管后成为德国人生产重水的重要场所，而重水即氧化氚，是原子核爆炸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英国情报局很快窃取了德国人增加重水生产的秘密，并针锋相对地制订了代号为“新手”的作战计划。该计划图谋通过空投伞兵，一举摧毁维蒙克工厂的重要设施。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天气恶劣，再加上伞兵们缺乏相应的经验，要么机毁人亡，要么被活捉，计划以流产告终。消息传到伦敦，英国政府非常失望，同时也非常着急。
经过反复酝酿，一个新的破坏活动方案出笼。1942年6月26日，6名挪威特种兵被空投到维蒙克工厂所在的平原上。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甩出绳索，身轻如燕地攀登上了峭壁，并与地下组织取得联络，悄悄地向目标靠近。行动人员绕过重兵把守的岗哨，通过铺设电缆的地道进入工厂，找位置，放炸药，然后点火，紧急撤离，一切干净利落，悄无声息。随着一声巨响，该计划大功告成；捷报传来，众人释然。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不到半年工夫，死灰复燃，纳粹德国又恢复了重水的生产。为此，盟军当机立断，对其实施了严厉的空军打击，投下百余吨炸药，迫使其生产陷入瘫痪。
此后，希特勒决定将设备及重要原料转移到德国境内。英国情报部门获悉，制订了新的行动方案，派遣挪威间谍克纳特与斯金纳兰德打破纳粹的如意算盘。两人潜入担任运输任务的渡船，安放了定时炸弹与雷管，40分钟后，炸弹爆炸，顷刻间，39桶重要原料沉入300多米深的湖底。纳粹的原子弹美梦由此灰飞烟灭……
另一种观点认为，希特勒实行的种族政策，不仅仅对德国原子弹的研制是个致命打击，同时也客观上帮助美国率先研制出了原子弹。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屠杀政策，使得爱因斯坦、费米等著名科学家纷纷逃离德国避难，这对希特勒的原子弹研制事业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损失。同时，希特勒一开始并未意识到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曼两人在1938年成功进行的元素铀核裂变试验的重要性，结果，两人的科学研究成果得到公开发表，于是，才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出现了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等人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敦促美国抓紧研制原子弹这件事。美国其后开展的原子弹研制活动极其隐秘，希特勒对其进展情况知之甚少，与此同时，纳粹德国又把更多的精力和金钱投向了V-2S巨型远程火箭的研制上。
有人认为，古雷特·嘎尔波在粉碎纳粹德国原子弹美梦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嘎尔波是一个演员，因出演《安娜·卡列尼娜》与《茶花女》中的主角而在欧洲闻名遐迩。难能可贵的是，她反对希特勒，做事勇敢、果断，成了盟军的情报人员。凭借见多识广、风姿绰约的优势，嘎尔波很快建立了秘密交通联络网，并与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教授取得了联系。通过书信来往，暗号传递，最后终于使得玻尔教授安全地脱险，加入反法西斯队伍。玻尔教授后来参加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1984年，波兰《是与非》周刊则认为，德国未造出原子弹是由于波兰爱国者的破坏而引起的一个差错造成的。研制原子弹最理想的减速剂是石墨，由于具有强烈反法西斯思想的总工艺师埃尔温·施密特从中作梗，使石墨中掺杂了钙等其他化学物质，从而使得纳粹德国的实验多次失败。
还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是海森堡破坏了德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海森堡是德国伟大的物理学家，为德国原子弹计划负责人。二战结束后，他曾声称自己凭着科学家的良知，抵制和破坏了纳粹研制原子弹的活动。但《纽约时报》说，曾为海森堡恩师兼朋友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表示：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2002年，英国媒体披露了纳粹德国原子弹研制失败的新秘密，声称：海森堡与玻尔确实于1944年在哥本哈根会晤过，但海森堡只是向玻尔暗示德国当时正在研制原子弹，并没有表示为此担忧并进行破坏纳粹的活动。言下之意是，海森堡并没有什么道德良知，只不过是没有研制成功罢了！
两个关键人物玻尔死于1962年，海森堡死于1976年，已经无法对证。作为纳粹德国原子弹研制计划的主持人，海森堡到底是帮凶还是反战争英雄，也只能寄希望于今后澄清。
据杨建邺、徐绪森所著《蘑菇云下的阴影——诺贝尔奖与原子弹》一书的观点，当时德国科学家于1939年4月22日得知了哈恩和斯特拉曼发现了核裂变的秘密，并敦促德国政府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德国陆军部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成立了“铀俱乐部”。1939年9月26日，著名科学家海森堡参加了柏林召开的第二次核研究会议，并指出了两种利用核裂变能量的可能方法：一是利用纯铀235制作一种超级炸弹；二是使用一种减速剂使第二代中子减速，从而制造出一种“铀燃烧器”作为能源以提供巨大的能量。汉堡大学的哈特克也来了，他指出将铀和减速剂分层放置的重要性。两个月后，费米和西拉德也得出了相同的设想。
海森堡认为，从理论上说，石墨和重水都可以作为减速剂，但哈特克这位曾在卡文迪什同卢瑟福一起工作过的物理学家，却认为用重水做减速剂比较好。其实，这是德国人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重水的生产是极其困难和昂贵的，战前世界最大的重水生产厂——挪威的电解水厂每月只能提供10公斤重水，德国本土没有这种设施。其间，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德国物理学家博特也开始了用氧化铀和重水的核试验，结果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根据实验断言：纯石墨由于吸取过多的中子而不宜做减速剂，由于博特的权威性影响，别的实验室就没有用石墨做过重复实验。与此同时，费米在美国测出纯石墨非常适合做减速剂，这才奠定了美国的成功。由于重水做减速剂非常困难，这大大延缓了德国研铀的速度，再加之在原苏联战场的失利，德国被迫于1941年底放弃核试验，并于1942年6月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能产生能量、驱动机器运转的“铀锅炉”。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那一帮美国精英犹太物理学家却加大速度，核试验步步成功。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犹太物理学家有：奥本海默、西拉德、维格纳、贝特、墨格雷、费曼、拉比、布洛赫、尼尔斯·玻尔父子、爱德华·特勒……而且年龄大多在32岁左右，并先后获得过诺贝尔奖，人称“智者大聚会”。玻尔是公认的“科学之父”，后来他以轻蔑的口吻提到希特勒，说他只有几百辆坦克和飞机，却企图奴役欧洲1000年。这一类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再发生了……
关于德国研铀失败之事，《上帝掷骰子吗》一书也有所提及，该书以为这是一桩物理史上的公案，一时半会儿很难破译，全世界人民都无法判断。因为有许多人支持海森堡的说法，认为当时以海森堡为首的德国科学家意识到一旦原子弹爆炸所引发的人类道德危机，所以故意在研制中消极怠工，有意夸大制造的难度，使希特勒相信原子弹造不出来，从而使研铀计划搁置了两年。尽管当时德国有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参加了“铀俱乐部”，但由于海森堡在计算方面所犯的错误，用墨水而不是石墨做减速剂，导致他们认为铀计划在短期内难见成效。再加上当时德国的财政预算只有35万马克，参与的人数只有100多人，所以研铀只是一个笑话。而美国则动用了1.5万人，投资了20亿美元才完成了曼哈顿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原子弹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原子弹的出现却和饱受希特勒屠戮的犹太人是分不开的。犹太人不仅造出了原子弹，同时也为缔造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真正的原子弹之父”爱因斯坦
1921年年初，爱因斯坦在布拉格讲学，遇到一个青年人。这位青年人对他说：“教授先生，您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公式E=mc2，我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机器，能把上亿个原子所蕴藏的能量，统统释放。到那时候……”爱因斯坦对他的话不以为然，这类称有“新发明”的人，他见得多了。当时的物理学还远没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能把E=mc2这个公式应用到实际中去。多数物理学家认为，把原子的质量中蕴藏的能量释放出来，那是100年以后的事情。有人干脆说，那是永远也实现不了的事情，E=mc2只不过是个理论假说。可是，18年以后，幻想似乎就要变成现实。1939年1月的一天，爱因斯坦从一本杂志上得知，德国的科学家正在研究铀裂变，而且取得了一定进展。不久，他的老朋友，著名犹太物理学家玻尔告诉他，按照E=mc2公式计算，每个铀核分裂的时候，会发出两亿电子伏特的能量。爱因斯坦感到惊讶，陷入了沉思：难道18年前，跑到布拉格大学来找我的那个激动的年轻人……难道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即将发生？E=mc2，无穷无尽的能量，原子能即将出现在人间。
与此同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里，费米教授正进行铀核裂变的实验。实验表明：如果每个铀核裂变的时候放出几个中子，引起一系列铀核裂变，这样像一条链子，铀的裂变就能一直进行下去。亿万卡热量就将冲出来，凶猛异常……可见铀的链式反应就是炸弹！它的威力，比普通炸弹不知高出多少倍！刹那间，能把千万生命烧成灰烬。想到这些，费米不禁打了个寒噤。他是意大利人，妻子是犹太人，为了逃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迫害，携妻子来到美国。如果让德意法西斯拿到这种炸弹，后果将不堪设想。费米教授决定去拜访海军部，报告关于链式反应的研究情况。可是，他们没有理他。
还有一个人，也和费米一样忧心忡忡。他就是匈牙利犹太人西拉德。西拉德在柏林当过爱因斯坦的学生，还和爱因斯坦在一起搞过发明。后来，西拉德逃难到美国，专门研究链式反应。在哥伦比亚大学西拉德教授工作的实验室里，链式反应正在渐渐地从理论变为实际。他深信，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将链式反应用到军事上，制造出一种威力无比的新型炸弹。如果让希特勒德国抢在前头，那太可怕了。
西拉德马上行动，找到爱因斯坦，陈述了铀核研究的重要性，劝爱因斯坦出面敦促美国政府重视研究铀的问题。于是，爱因斯坦起草了给罗斯福总统的信，要求总统重视铀的研究工作并迅速制造出原子弹，赶在德国的前面。爱因斯坦的信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重视，他立即下令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研究原子弹。
1945年夏天，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消息传来，爱因斯坦发出一声痛苦的呼叫，瘫倒在沙发上。爱因斯坦感到悔恨和耻辱。因为他的公式E=mc2，奠定了原子弹的理论基础；因为他写给罗斯福总统的那封信，开启了原子弹研究和创造之门。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原子弹的研制，但他确实是“真正的原子弹之父”。
揭开核裂变秘密的人尼尔斯·玻尔
在灿若群星的历史巨人中，尼尔斯·玻尔是其中极为灿烂的一颗。虽然他没有爱因斯坦那样声名显赫，但真正懂得物理学的人都深知，他完全可以和爱因斯坦并驾齐驱。他是卢瑟福的学生与合作者，爱因斯坦毕生不可缺少的备受尊敬的挑战者，他是许多卓越科学家如海森堡、泡利、狄拉克、奥本海默的良师益友，也是全世界所有物理学家的领袖。正是他揭开了核裂变的秘密，从而引发了原子时代的到来。
科学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核物理成了热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几乎都转向了这个领域，致使核物理学飞速发展。其中，玻尔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玻尔认为：原子核具有复合成分，因此核反应是分两步进行的。首先，闯入的中子和原子核内的一个质子或中子碰撞。不过，这个粒子不会被撞出原子核，相反它将撞击另一个粒子，这另一个粒子也会撞击别的粒子，直到所有的粒子都运动起来。这时，闯进来的那个中子原来所具有的能量，就转移到了这些粒子上面，接着这个系统就要采取一种行动，以摆脱这部分多余的能量。他又一次发现了原子的结构，又一次发现了并协原理。他提出了如何验证这一设想的所谓“复合原子核”的方法。对复合原子核这一概念，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得到充分的发展。不过，正像牛顿和达尔文的发现一样，突如其来的见识与长时间的审核事实，再一次创造了科学史上又一个最伟大的进展。
玻尔继续向前展望，如果原子核受到了更猛烈的冲击，可能导致原子核的爆炸。
1938年，玻尔去美国同爱因斯坦合作，在途中和抵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又完成了解释原子核裂变现象和裂变碎片具有放射性的实验。他写出了概论性的论文，对整个过程的理论进行了推导和说明。不久，他又揭示了铀的复杂现象，提出：只有质量数为235的这种稀有同位素才能由慢中子引起裂变；而质量数为238的半度同位素则不能。这种差别仅仅是由于两种同位素含的中子数不同。这个发现，直接提出了释放出巨大核能的链式反应的可能性。
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世界都卷入了战争的旋涡。1940年4月，德国占领了丹麦，玻尔落入德国人手中。
纳粹急于想利用玻尔尽快研制出原子武器，所以继续让他从事研究，并且从中索取秘密。但是，有关原子的研制，许多科学家认为在实际中因为存在许多困难，例如难以提炼大量的铀，难以控制反应速度等，所以认为原子弹难以造成。就在这种情况下，玻尔指出慢中子裂变应归于稀有的同位素铀235，又是玻尔发明了有效分离同位素的方法，这就使得制造原子弹成为可行的事情。
战争仍在大规模进行着，英国、美国、法国万分焦急，深恐德国抢先制造出原子弹。它们得知世界上最著名的原子科学家玻尔已落入德国人手中，德国在挪威的重水工厂每年将生产1500公斤重水，这足以进行原子弹试验。又由于玻尔一贯主张把他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就在德国占领丹麦之后，他仍不改初衷，继续向德国人讲授原子弹的威力，这使英、美更加坐立不安。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谍报人员发出命令把玻尔带出来，参加曼哈顿计划；英国首相丘吉尔也听取汇报，亲自部署夺取玻尔的秘密行动，劝说他为盟方效力。因为玻尔天真地反对一切暴力，甚至想托人或直接找希特勒说情，以停止战争和迫害，所以，他起初拒绝逃往盟方。与玻尔的愿望相反，纳粹的恐怖浪潮席卷了整个丹麦，并直接威胁到他的实验室。他的幻想破灭了，只好选择了逃往同盟国的道路。德国总部很快获悉了这个消息，立即下令：逮捕玻尔！然而晚了一步，玻尔已经在秘密组织的帮助下到了中立国瑞典。
1943年10月6日，是一个让人难以忘记的日子。一架英国的蚊式轰炸机在斯德哥尔摩机场降落。玻尔坐到了弹舱里，因为只有这个地方能容纳这位特殊的乘客。当飞机升到最大高度时，驾驶员告诉玻尔打开氧气开关，而玻尔没有听到这一指令，因为飞行员的帽子戴在玻尔的大脑袋上实在是太小了，耳机没能贴在耳朵上。这位出逃的科学家不一会儿就因缺氧而昏迷了。驾驶员从冒着巨大的危险由纳粹手中救出的这位著名教授那里听不到回答，还以为他死了呢。幸好，飞机一会儿降到了较低的高度，玻尔苏醒了过来，安全地飞到了伦敦。
到了伦敦，玻尔很快见到了丘吉尔，同意加入美国研究原子弹的行列。他说：“时代不好，为了抢救一个国家最宝贵的东西，我只得违背原则了。”
玻尔在英国逗留了一段时间后，又秘密地来到了美国的研制原子弹基地，同费米、奥本海默、西拉德等人共同合作，努力工作，终于使原子弹研制成功。
“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1939年，当犹太人奥本海默收到有关铀的裂变及由此而释放出巨大能量的有关消息后，他心中就有了关于原子弹的概念，并进行了原子弹爆炸所需的临界质量的近似计算。但是差不多过了两年，他才被聘从事有关铀方面问题的最早的秘密研究工作，1941年秋，应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康普顿的邀请，出席了国立科学院专门委员会召开的有关商议军事利用原子能的会议。会后，奥本海默又回到教学工作上，但从此他再也放不下对这一问题的考虑，他被这个问题深深迷住，花费了大量时间来测定进行一次原子爆发所必需的铀235的数量。
到1942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处于激烈的拉锯时期，美国的原子弹研制规模日益庞大时，奥本海默被要求专门从事原子弹的设计工作。同年7月，一个小组在奥本海默的主持下，就原子弹爆炸理论讨论了几个星期，取得了一些显著成就，进展顺利。
1942年也是原子弹计划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阶段的一年。美国原子弹研究的最高控制权已由科学家们手中转由军政委员会来掌握。该委员会的成员有三名军事机关的代表：斯太厄将军、珀内耳海军上将和格罗夫斯将军，还有两名科学家代表：布什博士和康南特博士。
从1942年8月起，这个计划被命名为“曼哈顿工程”。格罗夫斯将军被任命为最高行政领导人，负责协调原子弹制造的各项工作。
在工作中，奥本海默提出了建立一个中央实验室的必要性，这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显示出他是一位卓越的组织者。
这个建议得到了支持，并有人提议让他来担任这一最高实验室的领导。这个建议引起了格罗夫斯将军的注意，他认为奥本海默的想法是一个好主意。1942年秋天格罗夫斯将军第一次会见了奥本海默，两人设计了未来实验室的蓝图，并为实验室选了地址。
奥本海默卓越的才能给格罗夫斯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力排众议任命奥本海默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负责人。
曼哈顿工程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庞大工程，据说总共约有20万人从事这项工作。
奥本海默在招兵买马时，还特别强调“德国将要造出原子弹”，来激励那些科学家们为人类的正义而斗争。奥本海默善辩的口才是有口皆碑的。他的文学素养极高，在谈话中经常能够引经据典，使人佩服。他的招兵买马获得了很大成功，在原子弹爆炸前，有几千人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
奥本海默管理着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所有工作，他也为此而拼命工作。
在技术上，奥本海默也与大家共同商量、设计，甚至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他善于帮助别人澄清思想，而澄清的程度竟常常使他们大吃一惊。同时，作为原子弹的卫道士，还要防止让科学家们在精神上和现实相抵触，他使人们觉得，他们是在为了进行一场正义的事业不得不制造消灭成千上万人的武器。一句话，就是要免除科学家们在制造这种可怕武器过程中产生的负罪感。
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工作在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朝着既定目标稳定前进。
到1945年初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第一次能把原子炸药凑成一个临界量，能进行第一次原子爆炸。又经过一段时间，实验室的工作基本上结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原子弹武器被制造出来。1945年7月16日早晨5时29分，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默果尔多沙漠爆炸了。
奥本海默也在现场，在爆炸前，他非常紧张，以至于格罗夫斯将军不得不来安慰他，让他安静。他当时彷徨于两种思想的冲突中，既担心实验可能会失败，又害怕实验会成功。
当倒计时报数员报出“到！”时，原子弹准时起爆，先是出现可怕的刺目闪光，接着就是巨大的爆炸声。两秒钟后，人们才能看一眼爆炸中心，中心如太阳一样火红，巨大的火球从地面缓慢地升到空中，出现了巨大的蘑菇云。爆炸的直径为1英里，125英里之内的窗玻璃都被震碎，能量抵得上2万吨TNT炸药。这真是一场凶神恶煞般的表演，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有一种冷透心骨的恐惧。
当时有一位科学家向奥本海默祝贺：“现在我们都成了狗娘养的。”奥本海默认为，这就是有关原子弹爆炸实验说过的最传神的一句话。
1945年8月，原子弹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奥本海默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他被称为“原子弹之父”。
“核和平之父”西拉德
公众把奥本海默称为“原子弹之父”，但是犹太科学家西拉德对原子弹的了解与贡献也许超过奥本海默。
1939年7、8月间，西拉德两次（第一次与维格纳，第二次与特勒）来到爱因斯坦处。其结果就是8月2日爱因斯坦通过罗斯福的密友递交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与此同时，交给罗斯福的还有西拉德1939年8月15日写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除了更详细地解释裂变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意义外，再次提出了限制发表这方面文章的必要性。这与他们身为犹太人的经历和对希特勒的警惕有很大关系。
爱因斯坦的信和西拉德的备忘录直到10月11日才送到罗斯福手中，这才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总统下令马上成立铀委员会。10月21日，西拉德、维格纳、特勒参加了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讨论了原子能的前景。
1942年12月2日，在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运动场的看台下面，第一座链式反应堆试验成功，人类终于成功地释放并控制了原子能。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为此奔波了近10年的西拉德却忧心忡忡。在费米与西拉德握手庆贺时，西拉德说：“这一天将被载入史册，成为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天”。
尽管西拉德是第一个动议研制原子弹的人，但他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对付纳粹德国。当这种目的已不复存在时，他第一个提出了“继续发展原子弹目的何在”的问题。西拉德也是第一个提出反对使用原子弹的人。1945年6月，西拉德向奥本海默第一次说出“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是一个严重错误”时，“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大吃一惊。在西拉德等人发起和参与下写成的《弗兰克报告》，于1945年6月正式向官方提出不使用原子弹攻打日本的建议。
为了加强道义的力量，西拉德1945年7月联合69位原子科学家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份反对使用原子弹的请愿书，其中写道：“……战争越来越残酷……我们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就会使世界在这条残酷无情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西拉德及其他芝加哥科学家们的抗议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原子弹的使用终于使世界在残酷无情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西拉德此时清醒地认识到，要想增加道德的力量，必须把真相告诉公众及社会。在他的动议下，由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钦斯发起，于1945年下半年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许多政界知名人士都出席了会议。三天的会议讨论了核时代即将出现的各种问题，诸如预防性战争、国际控制原子能、核核查问题，等等。西拉德称这次会议是他所参加的“最好会议”。这次会议为即将到来的科学家反核战争的和平运动进行了组织上的准备。会上讨论的问题日后几乎都成为公众兴趣的中心。后来，他又提出了“国际控制原子能的问题”，并发起了国内控制原子能运动，在公众中树立了“核和平之父”的形象。
在核时代，缔造和平者就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为了维护40多年的核和平，我们可以列出一大串和平英雄的名字，而西拉德是这批英雄中的佼佼者。
原子弹的装配者和“氢弹之父”特勒
特勒是20世纪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千千万万欧洲犹太人一样，他无法避免纳粹分子对他的迫害，因而辗转到了美国。那里自由的科学环境使他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他感兴趣的是理论物理研究，而不是应用科学。然而，也许是他后来入籍的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也许是他对纳粹主义的深恶痛绝，他同许多来自欧洲的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继而在最初的冷战时期造出了第一颗氢弹，作为美国的“氢弹之父”被载入史册。
1937年，特勒和伽莫夫一起从事热核能的理论研究，还共同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方面的论文。这篇论文首次提出：在热核反应中起作用的是温度。这个理论认为，太阳或其他星球内部由于巨大能量的释放产生了极高的温度，因此，它们能够使得轻原子核（如氢）的聚变不断地进行下去。这为以后特勒造出氢弹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8年，人们对热核问题已经普遍发生了兴趣。在这种情况下，伽莫夫和特勒把这个问题规定为华盛顿理论年会的一个主要题目。伽莫夫和特勒的论文也在提出的论文之列。这个会议达到了它的目的。它不但解答了一些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很多问题，促使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科学家回去后在自己的实验室和课堂里来探寻星球能源之谜。
在这个时期，特勒还在玻尔等人提出的量子力学基础上进行研究。特勒通过他的博士论文做出了一个贡献：他算出了最小的一种分子——即氢分子的离子能级。
之后，他被邀一起参加原子弹的研制，负责有关内爆方面的问题，对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当广岛和长崎上空的放射性尘埃飘向世界各地的时候，特勒和其他许多人的生活也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全面结束了。经过了长达3年的紧张工作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人们都厌倦了这种紧张而不自由的生活，他们先后离开了这里，回大学重返讲坛或搞自己心爱的纯科学研究去了。
然而，有一个人不是这样，他就是特勒，他极端反共，也是极端反俄的，他认为俄国甚至比希特勒还要可怕。他知道，美国对核武器专有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为了将来在力量上压倒敌人，那么美国的核武器研制就不能停止下来，要开发威力更大的超级弹！
可是在当时，这几乎是特勒一个人的想法，不懂得核技术的军界、政界人士认为，美国对核武器的专有权至少可以维持20年。而对于大多数参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科学家们来说，广岛、长崎10几万具烧焦了的尸体虽已被掩埋了，但是它们的臭气却压在“已经知罪”的他们的心中永远散不去。只要他们活在世上一天，他们就不得不诵念忏悔经。这些人中间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好像有人要他们撰写人类悲剧的最后一章，哪有什么心思来造更厉害的杀人武器！
所以，当时特勒是很孤单的，后来一些人称他为“战争狂”大概就是缘于此吧。
如果说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特勒只是一个单纯的科学家的话，那么，在设计制造氢弹时，他已经成为一个集科学与政治于一身的人物了。
最初，这不单是一个理论或技术问题，而是到底发展不发展超级弹的问题。他只知道，重原子核在裂变过程中可以释放巨大能量，而轻原子核在聚变过程中则可释放出更大能量。
他首先战胜了以奥本海默为首的一批资深科学家组成的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对制造氢弹一事的阻挠，取得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支持。他几经奔波，建立了第二实验室——得弗莫尔实验室，聚集了一大批有才能的科学家，开始了氢弹的研制工作。
而后，他提出，核聚变只能由核裂变引起，核裂变产生高温，高温使核聚变实现。为了使氢弹威力更大，他在设计制造过程中，使用氢的两种同位素氘和氚做核聚变材料。由于氢的沸点极低（氢的沸点为-252.822℃），因而在设计制造第一颗液体态氢弹上，包括一部分庞大的冷却设备，这就是重达65吨的“迈克装置”，关于它的威力尚属保密范围。它是一个圆柱形的怪物，被建在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上。爆炸实验于1952年10月31日进行，事后，直径1英里的小岛不见了，剩下的只是海中的一个大窟窿。1953年8月12日，即“迈克”实验的9个月之后，原苏联爆炸了一颗可运载的氢弹，技术上已经超过了美国。
特勒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正确判断引领了他的符合美国国家安全需要的行动，终于成了美国的“氢弹之父”。
三、破译混沌世界的密码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01年到2001年，共有137人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共有23位犹太人获得了该奖，占化学奖获奖总人数的16.8%。
在上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最有影响的是拜尔， ；莫瓦桑、威尔施泰特、哈伯、佩鲁茨、普里高津、吉尔伯特、奥特曼等人。拜尔是最早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犹太人，他最先研究了染料合成技术；法国犹太人莫瓦桑首次离析出纯氟并建立了高温化学；哈伯是“合成氨之父”；威尔施泰特则发现了植物色素和叶绿素；佩鲁茨确定了血红蛋白的分子结构；普里高津研究了非平衡态热力学，并提出了著名的“耗散结构理论”；吉尔伯特则发明了测定人类DNA顺序的方法，伯格则研究操子基因重组DNA分子；奥特曼则发现了核糖核酸（RNA）的催化功能，可见犹太人对人类化学进程的贡献之大。
在20多位犹太裔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中，比利时的普里高津，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化学巨匠，在20世纪最关紧要的科学观念——时间发生重大改变时，普里高津扯起了“布鲁塞尔学派”的大旗，宣称他们对时间做出了“再发现”，从而为混沌、自组织……一系列重大困难带来了危机。他的“耗散结构”理论，不仅为化学和生物学带来了全新的观念，也为社会科学带来了无限生机。正如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从混沌到有序》一书的前言中所写：“普里高津的范式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就在于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现实世界的那些方面：无序、不稳定性、多样性、不平衡、非线性关系，以及暂时性——对时间流的高度敏感性。这些方面标志出今天加速了的社会变化。普里高津和他的‘布鲁塞尔学派’同事们的工作，可能很好地代表了下一次的科学革命，因此他们的工作不仅与自然，而且甚至与社会本身开始了新的对话。”
伊里亚·普里高津，1917年2月25日生于莫斯科，9个月以后，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普里高津的父亲是一位犹太人化学师，由于原苏联和东欧当时都有强烈的反犹主义倾向，他们于1921年移居德国，8年后又移居比利时。普里高津的中学和大学生活，都是在布鲁塞尔度过的，比利时和荷兰当时对犹太人比较宽容。普里高津从小就酷爱音乐和哲学，阅读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使他受益匪浅，他最喜欢柏格森的一句话是：“我们越是深入地分析时间的自然性质，我们就越懂得时间的延续即意味着发明，意味着新形式的创造，意味着一切新鲜事物连续不断地产生。”正是受到了柏格森的启发，在1986年7月的一次演讲时，他以“时间的再发现”为题，一开头他就说道：“我的报告的题目，可能会引起大家的惊奇，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时间早已被发现了。”
的确，人们通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好不容易明白了时间的膨胀、时空弯曲以及时间度规必然依赖自然界的物理过程……这些石破天惊的新概念时，普里高津又来一个“时间的再发现”！这怎么不让人惊讶呢？普里高津急忙解释他所谓的“再发现”指的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对时间这个概念的理解，人们在最近10年或20年中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完全可以说时间是又一次被发现了……我们已开始破译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所传达出来的深刻的信息，无处不在的，或称万有时间箭头，即时间对称破缺，正是第二定律的核心，正是从这里再度发现时间。”
原来，无论是牛顿的经典力学，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以及量子学，都认为时间是精确对称的，即把（-t）代替力学方程中的（t），不会引起结果的任何变化，这种现象被称为“时间是对称”的，或“时间是可逆”的。说通俗一点就是时间没有方向性，或者说时间没有箭头。但我们的日常生活给我们的启示，却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时间是不对称的，是不可逆的，即时间是有箭头的。例如，我们可以记忆过去，却不能记忆未来；再如，每个人都日渐衰老，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等等。这些都告诉我们时间是向着一定方向流动的。我们常常说“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都是时间不可逆、有箭头的生动描述。
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物理学家仍然只关注“存在的物理学”，而不重视“演化的物理学”，在物理学史上，只有玻尔兹曼试图建立“物理进化论”，但中途受阻，大业未成却命归黄泉。普里高津正是在这受阻处继续对时间进行探索，并终于让人们信服地指出：非平衡态不仅是宏观世界的有序之源，而且是唯一的宏观有序之源。1967年，普里高津把那些在非平衡条件下通过能量耗散过程，产生和维持时空有序的结构，称为“耗散结构”。
此后，人们对不可逆过程，以及有序、无序问题有了深刻认识和重大突破：“不可逆过程”在有序的形成（如人由无序的分子组建成一个高度有序的人）的过程中，起了积极而关键的作用，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把不可逆过程看作只是一个破坏、有害的东西。事实上，自然界各种有序结构，包括人类这种万物之灵，都是通过不可逆过程才产生和维持的。时间这一最根本的概念，正是在这儿又一次被人们重新认识和重新发现。
普里高津之所以能在人们审视了无数次而没有做出新发现的地方，建立起新的时间观，并且由此而获得诺贝尔奖，十分关键的一点，是他能将他潜意识中的东方文化精髓与西方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他曾多次向人们强调，东西方思想的融合对西方科学家至关紧要。在《从混沌到有序》一书的序中写道：“因此，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一个启迪的源泉。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有两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尼尔斯·玻尔，他对他的互补性概念和中国的阴阳概念间的接近深有体会，以致他把阴阳图作为他荣誉勋章的标记。这个接近也是有深刻的根源的。”
2004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授予3名科学家——两名以色列科学家阿龙·切哈诺沃、阿夫拉姆·赫什科和一位美国科学家欧文·罗斯，以表彰他们发现了泛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其实他们的成果就是发现了一种蛋白质“死亡”的重要机理。他们突破性地发现了人类细胞如何控制某种蛋白质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人类细胞对无用蛋白质的“废物处理”过程。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氨基酸如同砖头，而蛋白质则如结构复杂的建筑。正如同有各种各样的建筑一样，生物体内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蛋白质。不同的蛋白质有不同的结构，也有不同的功能。通常看来蛋白质的合成要比蛋白质的降解复杂得多，毕竟拆楼容易盖楼难。
蛋白质的降解在生物体中普遍存在，比如人吃进食物，食物中的蛋白质在消化道中就被降解为氨基酸，随后被人体吸收。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简单的蛋白质降解酶如胰岛素发挥了重要作用。科学家对这一过程研究得较为透彻，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认为蛋白质降解酶没有什么可以深入研究的。不过，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研究表明，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最初的一些研究发现，蛋白质的降解不需要能量，这如同一座大楼自然倒塌一样，并不需要炸药来爆破。科学家发现，同样的蛋白质在细胞外降解不需要能量，而在细胞内降解却需要能量。这成为困惑科学家很长时间的一个谜。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阿龙·切哈诺沃、阿夫拉姆·赫什科和欧文·罗斯就开始了一系列研究，终于揭开了这一谜底。原来，生物体内存在着两类蛋白质降解过程，一种是不需要能量的，比如发生在消化道中的降解，这一过程只需要蛋白质降解酶参与；另一种则需要能量，它是一种高效率、指向性很强的降解过程。这如同拆楼一样，如果大楼自然倒塌，并不需要能量，但如果要定时、定点、定向地拆除一幢大楼，则需要炸药进行爆破。
这3位科学家发现，一种被称为泛素的多肽在需要能量的蛋白质降解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多肽由76个氨基酸组成，它最初是从小牛的胰脏中分离出来的。它就像标签一样，被贴上标签的蛋白质就会被运送到细胞中内的“垃圾处理厂”，在那里被降解。
这3位科学家进一步发现了这种蛋白质降解过程的机理。原来细胞中存在着E1、E2和E3三种酶，它们各有分工。E11负责激活泛素分子。泛素分子被激活后就被送到E2上，E2负责把泛素分子绑在需要降解的蛋白质上。但E2并不认识指定的蛋白质，这就需要E3帮助。E3具有辨认指定蛋白质的功能。当E2携带着泛素分子在E3的指引下接近指定蛋白质时，E2就把泛素分子绑在指定的蛋白质上。这一过程不断重复，指定蛋白质上就被绑了一批泛素分子。被绑的泛素分子达到一定数量后，指定蛋白质就被运送到细胞内的一种称为蛋白酶体的结构中。这种结构实际上是一种“垃圾处理厂”，它根据绑在指定蛋白质上的泛素分子这种标签决定接受并将降解这种蛋白质。蛋白酶体是一个桶状结构，通常一个人体细胞中含有3万个蛋白酶体，经过它的处理，蛋白质就被切成由7～9个氨基酸组成的短链。这一过程如此复杂，自然需要消耗能量。
后来很多科学家的大量研究证实，这种泛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过程在生物体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它如同一位重要的质量监督员，细胞中合成的蛋白质质量有高有低，通过它的严格把关，通常有30%新合成的蛋白质没有通过质检，而被销毁。但如果它把关不严，就会使一些不合格的蛋白质蒙混过关；如果把关过严，又会使合格的蛋白质供不应求。这都容易使生物体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一种称为“基因卫士”的p53蛋白质可以抑制细胞发生癌变，但如果对p53蛋白质的生产把关不严，就会导致人体抑制细胞癌变的能力下降，诱发癌症。事实上，在一半以上种类的人类癌细胞中，这种蛋白质都产生了变异。泛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在生物体中如此重要，因而对它的开创性研究也就具有特殊意义。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实验中，科学家不断发现和研究与这一降解过程相关的细胞新功能。这些研究对进一步揭示生物的奥秘，以及探索一些疾病的发生机理和治疗手段具有重要意义。
3位科学家在研究细胞控制蛋白质运动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研究在DNA修复和控制、治疗人类疾病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的主要工作——发现泛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是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间完成的。早在1942年，科学家们就发现了蛋白质分子降解现象，其中赫什科也属于早期探索者之一，但这个阶段他们一直把研究方向瞄准三磷酸腺苷（ATP）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间，切哈诺沃与赫什科曾在罗斯主持的福克斯·蔡斯癌症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这期间，他们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揭示了泛素调节的蛋白质降解机理，指明了蛋白质降解研究的方向。3位科学家在1979年12月10日一期美国《全国科学院学报》上连续发表的两篇文章，被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称为“突破性成果”，从而奠定了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基础。这3位科学家中，两位以色列科学家都是犹太人，可见犹太人在这一领域的潜力。
四、信仰治病
犹太人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人数较多，这和犹太文化传统中对医学的重视是分不开的。用医学史中完全属于犹太医学本身的一种个性来考察整个犹太医学，这是十分困难的。有关古犹太医学的资料少到可怜，甚至连一本药方集子或医学故事书也没有。按照《医学史》一书的观念，古犹太医学有其很重要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均来自这一民族的发展和社会政治事件的影响。
古犹太的医学，至少现存于《圣经》中的部分，是属于僧侣医学，其中充满神权气氛，因为当时道德上、社会上和政治上的法规都受神权支配。尤其是一神教思想，使得犹太医学与其他古代民族的医学完全不同，他们相信唯一的上帝是健康的主宰，又是一切疾病的主宰，正因为疾病来自上帝，所以只能是人类罪恶所应受的惩罚。这种目的论观念和宗教教育，使之信服灵魂的观念和魔鬼致病的观念，并因之产生巫术和迷信。但是，由于《圣经》中有关的卫生法规极为发达，犹太人对医学的巫术和迷信程度比其他民族要轻得多，这就是一神教对古犹太医学发展的重要性。但正因为如此，《圣经》中很少提到医生和药品，这说明古犹太人医学的最大特点只能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信仰治病。
凡是研究《圣经》的人都能清晰地看出，其中有将一切权威包括治病权力集中于祭司阶层的倾向，因祭司保管和传达上帝的意旨，所以在医疗上也是唯一正式的医务工作者。祭司也是人们洁净的监护人，由于身体洁净与心灵洁净同等重要，而且不允许只有心灵的纯洁而无身体的清洁，所以卫生规定明显带有宗教告诫的特点，并且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因此，祭司们需要高尚的道德，同时也需要严格遵守沐浴和清洁条规。犹太教，按照《圣经》中一再重复的说法，认为所有犹太人全是祭司的人民，是上帝的选民，各阶层之间没有区别，因此所有宗教卫生法规适用于任何人。
古耶路撒冷犹太教圣殿被毁以后，大量的犹太人生活在放逐中，犹太医学没有明显的发展。但是，到了阿拉伯人征服地中海以后，犹太人的各个方面都得到长足发展。犹太医生成为哲学家，精力充沛的开业医生、诊断行家，出色的植物学和药理学研究者，并从此为人类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下面按时间顺序，做一简述：
经典中的犹太医学
《圣经》在医术上有一个独特的贡献，这就是它提出了社会公共卫生的种种规定。这不仅在古代，而且影响了近代犹太人的生活。卫生和预防成了为整个民族的康乐与繁衍而必须遵从的宗教教规。据统计，《圣经》中的各种戒律共613条，同医药有关的就多达213条。防止流行病、禁止卖淫嫖妓、抑制性病、经常洗澡、保护皮肤、严格的饮食卫生与环境卫生的规定、性生活中的准则、隔离与检疫、对于休息日的遵守，以及及时预测的习惯等等，有力地阻止了曾在邻近国家中流行并带来严重后果的疾病在犹太民族中的传播。
按照《圣经》的规定，饭前洗手和洗澡是宗教上的责任。此外，犹太人非自洁后不得进教堂，甚至在读教规前和性交后都必须沐浴。女子在经期被看作不洁的人，不但不允许进礼拜堂，甚至不能与丈夫有任何关系，有人若与行经妇女交合要受死亡之苦。
在犹太人的全部社会史中，洗礼极为重要，是一种基本规则。在犹太人宗庙被毁、遭到驱赶以后，不论如何小的宗教团体，必须行洗礼才能成立，新入犹太教的人也必严守此礼。条文中规定全身必须浸入水内，浴前要脱去外衣和装饰品，并且要将全身洗净后再行洗礼，从这种观念产生了有关接触污物的条文。凡进入有死人之家，在7天之内都是污秽的，应当用“净水”于第三日和第七日洗身，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消毒。在《申命记》中提及士兵要将他们的粪便用土掩盖以防传染，成为一项极重要的清洁法规。犹太人甚至规定士兵在营地需携带器械用以挖坑铲土掩埋大便。这虽然是一种原始方法，却说明当时先进的卫生观念。
犹太人早已意识到传染病是由衣服和器皿的直接接触传播的，甚至对鼠疫和苍蝇的传播也有提及，所以制定了一系列有关个人和环境卫生的规则。这些规则包括：预防性隔离和及时隔离、检疫，烧掉或烫洗受到污染的衣服和器皿，彻底擦洗和烟熏受到传染病污染的住房。因此，欧洲历史上出现过若干次传染病，犹太人受到的冲击很小。
古犹太人还规定，无论何人，只要接触过人的尸体与动物的尸体，或接触过尸体上某部分的烂肉和脓液，就必须对自己进行彻底清洗，包括衣物。在《圣经》中列出的疾病有：痔疮、牛皮癣、疥、痨病、热病、火症、疟疾、露疮、瘟疫、麻风病、烂骨、结膜炎以及白内障等。这反映了古犹太人对疾病的认识水平。此外，《圣经》中还介绍了治疗方法，包括清洗法、光照、服用药物和绷带治疗等方法，甚至还提到了人工呼吸法。《圣经》中提到的药物有：没药、桂皮、肉桂、枫脂香、硝石、风茄等。《圣经》中还提到了包皮割术和阉割。尤其是割礼，成为犹太人和上帝立约的标记，同时也有利于生殖器健康。所以，犹太女人不仅生殖能力强，而且很少得妇科病。
犹太人称麻风病为Zaraath。这个字包括现代临床上很多病，如牛皮癣、湿疹、各种皮肤病，甚至梅毒。《利未记》13章2—46节，记述了犹太人称的麻风病。从《创世记》31章14—15节的一段记述中可以推断，犹太人曾用曼陀罗做壮阳剂。关于外科手术，除了割包皮外，还有肛门瘘手术、脱臼整复和剖腹产术等，放血术也常常提及，水蛭和拔罐也常使用。手术前并服催眠剂。
在《圣经》里找不出医生、治法、符咒的痕迹，个别章节仅有上帝恐吓和击打犹太人。不管何时，只要犹太人不忠于上帝的律法，便会立刻遭到惩罚。只有信上帝，精神和肉体才能得到医治和拯救，这就是所谓的“信仰治病”。信仰治病对医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奠定了整个社会卫生的主要基础。犹太人在历史上首先赋予了人民以法律保护的权利，将卫生立法作为社会道德的一大基础，构成了犹太教的特性之一，同时也为人类医学思想的进化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塔木德时期从公元2世纪到6世纪，这个时期的各种历史事件对于犹太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影响所至波及了犹太医术发展的进程。巴比伦之囚、哈斯蒙尼战争之后的希腊人的统治、基督教的兴起、第二圣殿毁坏后的大迁移，都使得犹太人的生活社区变得更易受到邻近民族的影响，甚至受到外族思想上的影响，这些影响在犹太人的生活，包括医术的每一步发展上都打上了烙印。《密西拿》《米德拉西》《死海古卷》等书，都有许多内容和医药有关。巴比伦《塔木德》的注释对于食道、喉头、气管、肺、脑及生殖器均有精确的阐述；对于肺瘤、肝硬化、干酪性变质，以及其他一些病症，也有正确的描述。
《塔木德》中所表明的犹太人的医疗观念是比较接近人性的。在许多叙述中表现了他们对人类生命的神圣性与身体健康的重要性的看法：“救人一命比过安息日更重要”；“过分的斋戒即为罪人”。《塔木德》认为，健康主要靠上帝规定的健康生活方式，同时也不反对人们在有病时去看医生，甚至在安息日也要看病。条文这样说：“无论谁遇到了伤病而疼痛，要让他去看医生。”因为医生已被认为是上帝帮助信徒治病的工具和代理人，在犹太人心中的地位很高。《塔木德》认为，在一个由有文化修养的人居住的城市中必须具备的条件共有10项，其中一项便是必须有医生。犹太人还制定了专门的规则，谁要把房子租给医生事先须征得邻居的同意，以免上门看病的人的哭声打搅了他们。当时虽没有专门的医院，但犹太会堂的部分房间可当作病人的诊治所和住院处。专门用作手术室的房间，其墙壁与地板均用大理石铺设，以便于清洁。
医生行医应该获取合适的报酬，免费看病是不允许的，对穷人少收费是允许的。4世纪时的一位医生以博爱精神著称，为了不使穷困的病人难堪，专门在墙上挂了一只箱子，病人可以随便支付自己的医药费。这位医生甚至拒收穷学生的钱，目的是让孩子恢复健康和继续求学。在当时的文明社会中，犹太医生不仅具有很高的声誉，同时数量很多，名医层出不穷。许多权贵都聘请犹太籍的私人医生。此外，当时的犹太学校中，已把医术列为重要课程之一，许多学者本人就是医生。
塔木德时期的人体解剖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由于解剖知识的积累，犹太科学家和医生对于动物的洁与不洁有了严格的规定。他们还对妇女月经的规律，以及某些妇科病，甚至对胚胎的发育都有研究，并认为胚胎从它受精之日起便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对“精子”的认识甚至超过了亚里士多德的认识。《塔木德》认为，在怀孕期间，男女双方都对新生命有着重要作用。此外，《塔木德》还对肺的病理情况做了描述，并已知道肺病有传染性。他们还掌握了治疗皮肤病、角膜炎、视网膜脱落以及白喉的许多经验，治疗的手法也比圣经时代大大进步。《塔木德》中有关健康、饮食和传染病的许多戒律，即使放到现在也很先进。对个人的清洁和卫生更是非常重视，不仅建议大家参加体操、按摩和日照等活动，甚至认为“早上洗手和洗脚，比世上任何治疗都更为有效”。此外，还禁止与癫痫病人或精神有障碍的人结婚。
通过《圣经》和《塔木德》中的医学理念，我们可以追踪医学思想在犹太人中演化的轨迹。
中世纪及其后的犹太医学
到了中世纪，犹太人的医学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一位专家评论说：“在中世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对于医药学说的进步当然有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影响。近期发现了一些希伯来人的手稿，它们表明中世纪的犹太医学家在积极保存和发展医学思想方面是如何孜孜不倦和卓有成效。”当时，犹太人在阿拉伯人征服地中海期间，即在中世纪至文艺复兴之前的这段历史中，发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作用。阿拉伯人视犹太人为尊敬的医生、老师和顾问，因而犹太人在各自的职业和知识领域享有完全的自由。犹太人似乎命中注定要在这一历史阶段发挥作用，他们熟谙古希腊的哲学和医学，并且对亚历山大里亚诸学派了如指掌，因而对阿拉伯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长时期的大流散，犹太人忘却了希伯来语，便开始使用所在国的语言。当时，绝大多数的犹太医生都使用阿拉伯文字撰写他们的著作，包括伟大的摩西·迈蒙尼德。
摩西·迈蒙尼德于1135年生于西班牙，几经辗转，于1165年定居开罗，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和医学家。他在医学上的全部想法都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健康的身体是健康的心灵的先决条件，这样才能发展一个人的理智能力与道德力量，并引导他去认识上帝，去过一种较为道德的生活。他把医学看作一种修补身体上缺陷与精神异常的艺术，极力主张医生不仅需要本行中的技术与知识，而且还能知道和善于了解病人的个性和环境。他行医依靠理智地观察病人，依靠爱和信念，并严格执行《圣经》的道德戒律。他将医学分成三大部分：预防性医学——对健康的保养；治疗疾病；恢复期的照看和方法，包括对衰老的防护。他虽然对古希腊的医术比较推崇，但反对盲目崇信所谓的权威，对于有价值的清晰思想和实验都评价很高。他的医学观测法、诊断法、治疗法，对气喘病与中毒反应的研究，对药物反应的研究，以及对希波克拉底《格言》的注释，使他处于医药界的领先地位。他所写的医学书都用阿拉伯文，其中的大多数很快被译成希伯来文与拉丁文。由此可见他的名声和影响。
12世纪末13世纪初，犹太人进入了法国南部地区，尽管他们同样受到限制，但总的状况要比在西班牙好一些，并有了自己的学术中心。教皇的训令与宗教会议的法令时而禁止时而允许犹太人行医。蒙特利尔医药学校的师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犹太学者，还有不少文献记录了一些私人学校设立犹太律法、自然科学、医学等课程，并付给犹太教师不少的费用。在15～16世纪，当一些医学专科学校不招收犹太学生时，犹太医学界便开设犹太医校以便犹太医学后继有人，把经希伯来文翻译的希腊与阿拉伯医书作为教学用书。
在意大利，许多犹太医生同时又是犹太社区中的祭司或领导人。在欧洲许多国家中，大学拒收犹太学生，但在意大利，好几所大学都招收犹太学生。由于其他欧洲国家反犹，所以很多犹太人涌入意大利。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犹太医生成为教皇、红衣主教、主教和公爵的私人医生。
在北欧诸国，犹太医生同样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居于很高的地位，但其数量和影响远不及南欧诸国的犹太医生那样举足轻重。1000多年来，犹太医生在医学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为他们在18～20世纪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犹太人对现代医学的贡献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尽管西方人常常称呼文艺复兴运动为“解放”的新纪元，但对犹太裔医生来说，除了意大利之外，他们在所有其他地方仍然受到干扰并常常遭到迫害。有些犹太医生一举成名，有些还荣升为国王和王子们的御医或医学顾问，有时他们甚至获得显赫的地位和特别权利，但这都是特殊情况。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也很难执掌要职，开明而亲犹的统治者寥寥无几。
17世纪，当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在德意志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只有意大利的大学对犹太人网开一面。第一位犹太学生叫博纳科沙，他于1255年在帕多瓦大学注册。埃利乔·戴尔美地哥是帕多瓦大学最早的犹太血统名教授。但直到17世纪中叶，大量来自德意志各公国、奥地利和波兰的犹太人才群集这所大学。从那往后，只有从帕多瓦大学获得学位的犹太学生，才被允许在德意志或奥地利开业行医。一直到1782年，即奥地利君主约瑟夫二世的所谓“宽容法令”后，犹太人才被允许进入奥地利各大学，但要任教或谋得一席职位仍困难重重。犹太先生常常被唤作“意大利先生”，只有在意大利，他们才有自由发展的机会。
法国大革命后，犹太人才刚刚尝到“解放”的甜头，大量的犹太学生涌入大学，喜爱研究犹太医学的犹太人突飞猛进。从那时开始，许多医学专科成为犹太学者展示特殊天才的“专利”辖区。诸如：免疫学、临床医学、耳科、眼科和精神病科等领域。19世纪上半叶，3位杰出的科学家对于临床学的进步功不可没：莫里茨·亨利希·龙伯格是近代神经病理学的奠基者，1838年他成为柏林大学教授；罗伯特·雷马克是柏林大学第一位犹太血统的讲师，后晋升为副教授，1842年他发现了早期胚胎的3个胚层，1844年发现了心脏的神经细胞（后定名为雷马克氏神经节），还首创了以电疗法治疗神经病；路德维希·特劳贝，也是当时最伟大的临床医学家。
雅各布·亨勒（1809～1885）是德国诸大学中最负盛名的教师之一。早在1840年，他就假设微生物是传染性疾病的直接原因；他最通晓的领域是人体解剖学，他的《解剖学总论》是第一本系统的解剖学著作。解剖学和病理学中“亨勒环”“亨勒疣种”“亨勒包膜”“亨勒裂沟”等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其研究面极广，从眼膜到指甲，无所不包，至少有12种显微结构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赫尔曼·勒伯特曾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波兰的布雷斯劳大学任教授，他是最早使用显微镜进行病理解剖研究的学者之一。
亨利希·巴姆贝格尔是临床医学专家，维也纳大学最著名的医学教师，他的关于心脏病的教科书被视为经典。
奥斯卡·明科夫斯基，是新陈代谢研究的创建者。阿道夫·马格努斯-利维也对这一课题做出了杰出贡献。
乔治·海耶姆，在巴黎任临床医学教授，是描述血小板的第一人（1878年）。
约瑟夫·布罗伊尔与弗洛伊德，创立了革命性的精神分析学说。后来的许多的心理学家都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而且是犹太人。
塞萨尔·隆布罗索，《犯罪者论》的作者，是最早关注少年犯罪心理研究的著名学者。
哥伦比亚大学的亚伯拉罕·布里尔是精神分析学说在美国的鼓吹者，并且对这门学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爱德华·亨诺克和亨利希·芬克尔斯坦，是德国儿科学的奠基者；马克斯·卡索威兹为遗传性梅毒和佝偻病做了基础研究工作；贝洛·锡克在白喉症和猩红热领域的研究也是众所周知；亚伯拉罕·雅各比是美国儿科学的先驱；最著名的美国儿科医生是以撒·艾布特，西北大学教授；亚伯拉罕·莱文森从事脑髓液的研究；亨利·科普利克在纽约“西奈山医院”创建了儿科病房，并且发现了麻疹的初始斑点；艾尔弗雷德·赫斯对佝偻病和坏血病的研究硕果累累。
维也纳的莫里茨·本尼狄克和莫里茨·罗森塔尔是近代神经病学的先驱。艾米尔·雷德利希发现了瞳孔变化现象，并由他的名字命名该现象。曾寓居维也纳和纽约的奥托·马尔保在神经系统的病理学方面闻名遐迩。阿诺德·皮克对脑解剖的调研方面素有成就，他与路德维希·埃丁杰一起被认为是神经病学领域最杰出的研究者和教师。柏林的赫尔曼·奥本海姆是注意损失型神经病的第一人。
在皮肤病和梅毒方面，斐迪南·黑布拉和莫里茨·考波什闻名遐迩，他们不仅是维也纳大学的创建人，而且使黑布拉创立的新维也纳皮肤科学院成为现代皮肤病学的基地，他认为皮肤病与局部刺激有关，驳斥了流行的体液说。保罗·温那是汉堡大学的教授，他通过皮肤病病理学方面的解剖研究和生物化学研究，赢得了巨大声誉。因此，在德国将皮肤病学称为“犹太皮肤”。
19世纪伟大的外科医生中，现代腹部外科的奠基人比尔罗特的学生安东·沃尔弗勒也是犹太人，而且是最早施行胃切除术的医生。罗伯特·热尔苏尼（1844～1939）和尤里乌斯·施尼茨勒（1865～1939）是维也纳大学的学术领袖。柏林的詹姆斯·以色列是泌尿外科学的头号人物，奥托·祖克坎德尔也是在讲台上产生轰动效应的教师。马里奥·多纳蒂是意大利米兰大学的外科教授，一般被认为是该国这一学科的最高权威。
最有声望的妇科医生是恩斯特·韦尔特海姆和约瑟夫·霍尔本，较近时期则是本哈德·宗台克，他通过有他一半功劳的“阿谢海姆-宗台克反应”而声名远扬。
伟大的眼科专家有波兰布雷斯劳的教授赫尔曼、科恩和美国巴尔的摩的弗里登沃尔德，后者还以医学史专著而声名彰显；耳科学的领头人物是亚当姆·波利泽尔，他曾创立了一所驰名世界的弟子学校，其学生巴拉尼获1914年的诺贝尔奖。喉科学的代表人物是维也纳的卡尔·施特尔克及其学生哈吉克，在病理基础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弗利克斯·西蒙爵士在英国喉科学方面同样首屈一指。
鲁道夫·海登海恩、莫里茨·希夫和雅克·勒布，都是近代生理学的先驱人物。希夫的突破性发现是“希夫氏胆汁循环”。他著有四卷本专著《生理学论文集》；而勒布则成功地搞定了孤雌生殖，证明了受精卵分裂的开始是受化学因素控制的，实际上与遗传性状的传递过程无关。
在普通病理学和实验病理学方面的伟大研究者是萨洛蒙·斯特里克尔，他是维也纳大学实验病理学的教授；还有阿瑟·比德尔，他是德国大学的教授，他的关于内分泌学的著作在基础医学研究方面有重大意义。
三位伟大学者奠定了革命性的医学思潮，这思潮动摇了治疗方面的基础概念，他们是卡尔·魏格尔特（1845～1904）、保罗·埃尔利希（1854～1915）和奥古斯特·瓦瑟曼。魏格尔特引进了新的染色手段，在用显微镜观察人体组织的取样时提高了清晰度；埃尔利希揭示了免疫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开创了运用化学疗法治疗梅毒的新时期；瓦瑟曼有关毒素和抗毒素的专著《病原微生物手册》，是对免疫学最重要的贡献，此外他还因发现梅毒血清试验而名声大噪。
弗尔南德·维达尔（1862～1929）同样是一位佼佼者，他因研究伤寒热的反应而名扬四方，并研制出了一种预防伤寒和副伤寒的疫苗，有关伤寒热的反应被医学界命名为“维达尔氏反应”。
此后，犹太人对医学和生理学的贡献就主要集中于诺贝尔奖了，下面详细介绍。
1901～2001年犹太人获生理学和医学奖统计
犹太人在20世纪对生理学和医学的贡献太大了，1908年，埃尔利希和梅契尼科夫因化学疗法和发现吞噬细胞首开获奖先河，后来的兰德施泰纳发现了人类的血型系统并研究出A, B，O血型的检验方法，弗莱明等人发明了青霉素，瓦克斯曼发明了链霉素……数不胜数。
通过资料可以看出，美国犹太人的获奖人数较多，德国犹太人次之。其实，二战前德国犹太人的获奖人数大大超过美国犹太人，但到了纳粹上台后，德国大量驱逐和屠杀犹太人，致使犹太人大量逃往美国，因此美国的科学水平突飞猛进，而德国战后只有一个犹太人获奖。由此可见专制体制是德国科学发展的最大敌人。
犹太医学的最大传统就是伦理和道德在犹太文化生活中占优势地位，尤其是公共卫生法和环境卫生法成为一种神圣的指令，即“信仰治病”。犹太人的医学史是犹太人的一部民族史，反映了他们的艰难历程和为争取解放及宗教自由的斗争史。犹太民族对医药科学和医学实践所做出的贡献，是成千上万的信徒、学者、烈士、教师和默默无闻的实践者——他们顺从上帝和犹太教道德律法理论的奋斗成果和智慧的结晶。一个追求知识、敬畏书籍的民族必将有无穷的潜力，在各个领域取得同样巨大的成就。
2002年又有两位犹太人士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一位是78岁的生物学家布勒纳，一位是55岁的霍维茨，另一位不是犹太人。他们因选择线虫作为新颖的实验生物模型，找到了对细胞每一个分裂和分化过程进行跟踪的细胞图谱而共同获得该奖。
目前在美国伯克利分子科学研究所的布勒纳，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郊外的杰米斯顿。父母是犹太移民，父亲20世纪初逃出将被原苏联占领的东欧小国到伦敦后，没有足够的钱买去美国的船票，只好到南非。他父亲是皮革匠，家就安在皮革铺的后面。父亲一生不识字，更不会写字，却通几种语言。布勒纳4岁以前，邻居裁缝的妻子用她家做桌布的报纸教布勒纳认字，这是他的启蒙教育。大概4岁半时，父亲有个顾客麦卡特尼夫人见小布勒纳读书，对老布勒纳说应该送这小孩读书，父亲说读不起，她便把小布勒纳收到自己管的幼儿园去。这是一个早期发现布勒纳的才能而且帮助他的人，布勒纳到70多岁时还记得她。虽然比同班同学小3岁，布勒纳在学校成绩一直不错，不过从不是第一，大约前六名。据他说，小学、中学名次比他靠前的同学长大后智力平庸。布勒纳喜欢去图书馆，从小学起，一生读了很多书和文章，穷的时候偷过一本喜欢的书，对科学的兴趣也来自课外书籍。14岁时，他到威特沃特斯仁德大学读医学院，因为经济问题，虽然有奖学金，他课外还去打工（站在教堂给别人家庭悼念时凑名额），因为年龄太小，被要求多读两年。他先去拿了硕士学位，以后再取得医学学位。老师里有他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给化学老师提意见被赶出过教室；而一位组织学和生理学老师和他一起读书，使他觉得智力受刺激。1951年他获奖学金到英国牛津大学念研究生，研究细菌的病毒：噬菌体。
1953年4月，在华生和克里克著名的DNA结构模型文章发表前不久，布勒纳在剑桥大学见到他们。之后布勒纳去美国访问过，也回南非工作过两年（1954～1956），但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及衍生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特别是和克里克有长期活跃的讨论和合作。布勒纳对分子生物学有多项重要贡献，是分子生物学开创者之一。他发现mRNA，是一项可获诺贝尔奖的工作。他研究遗传密码也有几个重要贡献。1961年，他在《自然》杂志有两篇论文，一篇关于mRNA，一篇关于遗传密码。在这样研究高峰的时刻，他和克里克开始考虑未来：1962年起，他们讨论了几年，认为分子生物学的框架已经有了，要开创新领域。布勒纳想研究发育和神经系统。他的想法是简单的动物，依靠遗传学，来理解发育和神经。1963年，布勒纳提出用一种叫C.briggsiae的线虫研究发育和神经，他不断阅读文献和采集样本，到1965年找到叫C.eliegans的线虫。然后他和几个学生对这种线虫进行基本的解剖和遗传分析。他们发现这种线虫在研究上有许多优势：结构简单、透明、生活周期短、可以冷冻储存等，他们还证明可以用遗传学手段研究线虫，1967年，他们获得第一个线虫遗传突变体。到1974年，布勒纳在《遗传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有关线虫的论文。部分因为有人因布勒纳喜欢上了不同学科，部分因为学生物的人中有许多人笑话用线虫做研究，布勒纳初期招的学生常出身数学、工程和化学。他认为背景不多的人更少成见，敢于冒险。20世纪70年代加入线虫研究的人冒很大的危险，因不容易判断线虫能有多大用处。20世纪80年代中，线虫研究在生物学界成为一个“热门”，到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研究线虫的实验室和科学家，在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中都有重要发现。布勒纳的得奖原因就是他开创用线虫做生物学研究材料，而不是某项具体研究工作。
霍维茨也是犹太后裔，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九年级在家里浴室里做过果蝇遗传的家庭作业。大学在麻省理工学院学数学和经济。研究生申请时从数学、经济到生物都申请了。他在哈佛大学做研究生是在华生、吉尔伯特和维伯联合指导的实验室，三人对他有不同教益：华生有极好的生物直觉；吉尔伯特会挑任何实验解释的毛病；维伯知道如何做出实验来。霍维茨单独发表4篇论文而毕业。后来霍维茨到英国加入布勒纳小组做博士后，开始和萨尔斯顿合作研究细胞谱系和用遗传学分析细胞谱系的机理。1977年，萨尔斯顿和霍维茨在《发育生物学》杂志发表线虫胚胎后发育的细胞谱系。1980年，霍维茨和萨尔斯顿在《遗传学》杂志发表用遗传突变的方法，发现一些控制细胞谱系的基因。1981年，萨尔斯顿和霍维茨在《发育生物学》杂志进一步分析影响细胞谱系的突变种。1983年，萨尔斯顿和其他合作者在《发育生物学》杂志报道线虫在胚胎发育期间的细胞谱系。至此，细胞谱系分析的主要工作，特别是发育和形态工作，已经结束，而分子生物学工作将很快跟上。其间，布勒纳的其他助手也进行了一些重要工作，包括怀特、赫吉科克和乔非等，所有这些论文，布勒纳都没有做作者。
1978年，霍维茨回麻省理工学院做助理教授，1981年升副教授，1986年为正教授。他主要用线虫做了包括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的许多试验。一个重点是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他用遗传突变的方法找到关键的调节细胞凋亡的基因。诺贝尔奖委员会引用的是他的女研究生爱丽思和他于1986年在《细胞》杂志发表的论文。其后他的实验室还发现了其他控制细胞凋亡的基因。这些基因被霍维茨实验室的研究生克隆和进一步研究，主要是袁均英（1977年以上海高考第一名考进复旦）和Hengartner等。霍维茨实验室的研究，推动人们理解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他们的结果和其他研究哺乳动物细胞凋亡的结果对比，发现细胞凋亡在不同动物用的是同样的分子，其机理也是相同的。高等动物细胞凋亡研究领域里，英国的Wiley和Kerr、澳大利亚的Vaux和Cory、美国的Korsmeyer等也有重要发现。细胞凋亡的生物化学机理研究的重要突破来自目前在得克萨斯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王晓东实验室。
布勒纳、霍维茨和萨尔斯顿三者性格不同，他们的共同点是为科学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远在这次获得诺贝尔奖以前，布勒纳就被许多人认为是目前还活着的最聪明的生物学家之一。他极喜欢交流和讨论科学。他认为讲话和“用交谈来做实验对科学很重要”，他和克里克有长期交流。他也很幽默，有一段时间常常写俏皮的评论和忠告。1986年后他参与提倡进行人类基因组研究。
霍维茨不仅自己动手做研究杰出，他从1978年以来领导的实验室，一直是生命科学界最高产的实验室之一。他有多方面的重要工作，论文很多，他的实验室开创的对小RNA和嗅觉机理的初期研究，都有在将来达到诺贝尔奖高度的可能。霍维茨培养了许多出色的科学家，他的直接和间接的学生遍布美国主要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有在欧洲和中国台湾的，其中华裔包括北大毕业的韩珉和金亦石、复旦毕业的袁均英、科大毕业的薛定和台湾大学的吴怡春等（其中袁均英和薛定研究细胞凋亡）。
看来犹太人是越来越聪明了，这也是上帝的美好心愿。
五、经济学的香槟
——安·兰德
理念是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现实力量。
除了法律禁止的事情之外，个人能够做任何事；而政府官员除了法律允许的事情之外，他不能做任何事。
——安·兰德
犹太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指出，目前世界已经进入了“后资本主义”时代，后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知识社会”，知识社会的价值原理将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价值原理，尤其是“知识社会”将不再承认“资产者”对“无产者”的阶级斗争，那里只有“知识者”与“无知识者”的差别。当然，也有人全盘否定今天的发展，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腐败现象和道德的沦丧……让人对整个社会没有安全感，既不敢吃饭（怕注水肉、地沟油、有毒米等），也不敢呼吸和喝水（因为空气和水遭到严重污染），也不敢上医院看病（不仅看病难，而且看病贵），更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因为学费和房价简直太贵了。那么，究竟如何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发展了，如何继续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则需要一套科学而行之有效的经济学方法。
在流派林立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主要分为三大派：一派是以犹太人萨缪尔森、克莱因、莫迪里亚尼和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这一派继承并发展了凯恩斯主义，是公认的“主流派”；第二派是以犹太人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第三派是以犹太人库兹涅茨和西蒙为代表的以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为目标的经济学家。
若从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入手来分类，在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下出现的两个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流派是：
1.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和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洛赫为首的波普尔实证主义方法论。这一学派的方法论以卡内基-梅隆大学为中心，培养了大批以“观察—归纳—分析—判断—预测”为科学方法进行经济研究的学者。
2.以诺奖得主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它强调的是理论的“好用性”而非假设的“现实性”。他们认为，只要经济预测准确，太阳黑子周期也不妨被接受为经济波动现象的解释。但是也正因为理论假设可以不符合现实，因此理论建构极大地依赖理论研究者的个人直觉。在思想史上，这一方法是经由奥地利学派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带给MIT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
上文中提到的重要人物：赫伯特·西蒙、马克·布洛赫、波普尔、弗里德曼、米塞斯，包括加里·贝克尔，全部为犹太人，构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犹太现象”，可见经济学完全是一个犹太人控制的领域。从1969年到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犹太人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截止到2008年，共有22名犹太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犹太人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人数的比例为36%（在2002年以前比例高达48%以上），而犹太人占世界人口总数不到0.3%。这一现象让全世界为之瞩目和思考：犹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还有反犹主义者说：“经济学家啊，荣耀归于你和犹太佬！”
在一段时间内，反经济学理论和反犹太主义成双成对地出现，犹太人经常被他们自己和非犹太人、反犹分子和亲犹分子同时认定与这些令人不快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市场、普世主义、自利、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因此，右翼反经济学理论家视犹太人为颠覆分子或篡夺者；左翼反经济学理论家认定犹太人掌握了社会秩序；民族主义的反经济学理论家认定犹太人败坏了民族精神；宗教的反经济学理论家把犹太人看成贪婪者；唯物主义的反经济学理论家认定犹太人是财富的奴隶；非理性主义的反经济学理论家则把他们看成装载着“死气沉沉”的理性主义的容器。甚至一些右翼反经济学理论认为犹太人侵害或篡夺了旧秩序，犹太人是“高利贷者”，是基督教的敌人，是颠覆旧秩序的“犹太恶魔”和霸占古老贵族的“犹太瘤子”；还有人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和犹太人是“冷血屠夫”；某些左翼反经济学理论家则认为犹太人是当代社会秩序的当权者，是“这个时代的国王”，使“欧洲置于以色列的统治之下。无数征服者梦想的普世统治，最终落入犹太人的手中”。
有人宣称，“拿破仑的真正继承者是犹太人”。马克思也在思考相似的主题。离开犹太人的支持，沙皇尼古拉一世和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都无法生存，“犹太—帝国主义者”已经牢牢控制了全球的经济命脉。还有人指责犹太人并不“劳动”，只会动脑筋和买与卖。松巴特认为，将脑力劳动提升到“艰苦的体力劳动”之上，是犹太人的根本特征之一。反犹分子科贝特则认为，“犹太人不从事手工劳动，却将伦敦变成了商业中心”。连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卡莱尔也说：“犹太人是坏人。那些不知廉耻的犹太人是什么呢，招摇撞骗的犹太佬？”他站在罗斯柴尔德的住宅之外，“品味着总有一天会落到他们身上的正义惩罚”。
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蒲鲁东抱怨“这个到处游荡却从不加入其他民族的种族毒害了一切事物……他们是人类的敌人，必须把这个民族送回亚洲或者令其灭绝”。他还说：“犹太人从性格上来说是抵制生产的人。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企业家，甚至也不是真正的商人……他们只知道价格的涨跌、运输的风险、农作物产量的不确定和影响需求供给的危险。在经济学上，他们的策略总是完全的消极、完全的高利……”
总之，如前所述，犹太人被很多人等同于市场、普世主义、自利、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甚至还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天才的犹太人”“详细规划出来的”，“经济人”以夏洛克为典型。恩格斯说，犹太商人最喜爱的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中的“犹太现象”呢？类似的问题还可以问一大堆，因为犹太人在各个领域的伟人和名人真是太多了，而且在许多领域都独领风骚。
萨缪尔森是1970年获诺贝尔奖的犹太经济学大师，其代表作是两卷本的《经济学》，几十年来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和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中长销不衰，在枯燥而严肃的经济学理论背后，跳跃着一颗幽默而思维活跃的心，不妨请看他在随笔集《中间道路经济学》一书中的箴言妙语：
知识分子所能做的，就是读书、写书、谈论书和思想……对于知识分子，人们抱怨说，虽然每一位知识分子最多只有一只鼻子，但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与他们的人数很不成比例。应该说这种指责是公正的。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就像财阀富豪。每一位富豪也只有一只鼻子，然而，因为金钱享有发言权，并且能够主宰听证会，所以，那些拥有经济实力的人们，肯定要在一个民主政治制度中发挥一种不成比例的影响。其他绝大多数人唯一能够采取的自卫措施，就是他们的鼻子以及他们在普选中投票的影响力。
就更深的层面而言，一个人并非只为获得同僚间的美名与赞誉而工作，也不只为个人乐趣或探索之乐而工作。就更深的层面而言，某位生理学家的对手并不是哥廷根或牛津的某位医生，他的对手是癌症。经济学家说到底也是如此。客观现实就在彼岸，纵然千辛万苦，我们也要设法了解它。如果一个人厌倦学术圈的勾心斗角，如果他目睹民主与文明在身旁崩溃，那么他总是可以退下来，对现实进行客观研究。复杂的数字不会有假，即使闹牙疼，最佳的止痛剂也莫过于把经济周期这个难题或复杂的控制论快速地演练五个回合。
从萨缪尔森的话语中就可以看出，犹太人非常喜爱读书、写书、谈论书和思想，具有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实际上，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精神，也成不了一名真正的经济学家。
一百个犹太人有一百种经历，有一万种思想，有一千种成功方式，每个人的成功秘诀同别人都有所不同，没有机械化的规律可循。下面是另两位犹太人诺奖获得者的生命感悟，让我们再次分享：
剖析自我并不是一件很令人舒适的事。人们既期望尽可能最好地表现自我，又担心名不副实，这两者之间的分寸不容易把握。我将努力遵循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位杰出的侦探的箴言，在那个也许是他唯一一次因过度谦虚而被人指责的场合中所说的话：“我亲爱的华生”，他说，“我不能同意那些将谦逊与其他美德相提并论的观点。对于逻辑学家来说，所有的事都应该实事求是，低估自己与夸大自己的能力，都一样背离了真理”。
——肯尼斯·阿罗《自我剖析的分寸》
我认为，“个人崇拜”的现象正在慢慢侵蚀我们的文化。你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最危险的情况是在总统大选上，似乎候选人的眉毛比他的政见更重要。我真想把这样的现象归咎于电视，因为电视是谈眉毛而不是谈经济理论的最佳媒体。但是那种技术决定论的观点也不会解释一切：它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即用心理学分析解释所有事情，比如，关于人物的畅销书的成功，非小说类畅销书籍前10名中有7本是传记类的书，附有里根先生和撒切尔夫人的“个人关系”的重要性（当然我不是指在里根总统与撒切尔首相之间！）等等。那里必有很深层次的东西在其中。幸运的是，当谈到对个人的兴趣时，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似乎有着较大的比较劣势。以我和巴巴拉·沃尔特斯（美国著名电视女记者）为例，即使她有话要和我说，我看我也没有什么好和她说的。反正一句话，刚刚我所说的个人崇拜，已经成为文化衰退的一个象征。
——罗伯特·索洛《个人崇拜的危害》
每一个犹太人，最多只有一个鼻子，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对世界产生的贡献和影响，同他们的人口是不成比例的。有时候，正因为犹太人太成功了，在任何领域都享有发言权，似是主宰了全世界的发展，才反倒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和嫉妒，这是很正常的。作为犹太人来说，唯一的自卫措施就是闭紧自己的嘴巴，让自己不再聪明，或到火车站去继续流浪。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和抵消人们的愤怒。问题是，一旦犹太人再次流亡了，上帝还会选择新的选民吗？正如萨缪尔森所言：“早就有智者指出，不陷入泥潭，就不能登上顶峰。”
六、“我是所有他人的人质”
戏剧中的真理总是难以捉摸的。你可能永远也不会找到，但是对真理的寻求却是必须的。
——哈罗德·品特
政客们所用的政治语言不敢斗胆进入这一领域，因为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绝大部分政客感兴趣的不是真理，而是权力以及维护那种权力。为了维护那种权力，人民必须处在无知的状态之中，他们必须生活在对真理的无知当中。因此，包裹着我们的是一张巨大的充满着谎言的挂毯。我们就生活在这些谎言之中。
——哈罗德·品特
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
——凯尔泰斯·伊姆莱
艺术与其说是更好的、不如说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存在，艺术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尝试，相反，它是一种赋予现实以生气的尝试。艺术是一个寻找肉体却发现了词的灵魂。
——布罗茨基
从未有过的无聊和空虚。我记得在卡夫卡的日记中有这么一句话：“种种花吧。未来已经没有希望。”至少，他还可以种种花。我想他还是有东西可写的。但是，我却连一点灵感都找不到了。
——贝克特
2005年10月13日，快到中午的时候，3天前刚刚过完75岁大寿，因癌患初愈而行动不便的哈罗德·品特，正待在他伦敦的家中。11点40分，电话响了，话筒那边有人告诉他，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要跟他通话。
“为什么？”品特问。
主席在那头接过电话，向他郑重宣布：“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啥也说不出来，就这么呆了好几分钟”，品特事后回忆道，“可此事让我深受触动，尽管我一时没回过神儿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给我这个奖。”20分钟后，即当地时间正午12点，瑞典学院正式对外宣布了品特获奖的消息。时为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我坐在家中的电脑前，不停地按着键盘上的F5，疯狂地刷新着诺贝尔奖官方网站的首页，过了一两分钟——不是整点，页面上方正中一小块内容突然变成了：哈罗德·品特。
哈罗德·品特是一名英国犹太人。到2001年共有12名犹太人获诺贝尔文学奖，占获奖总人数98人的12.24%。2002年，73岁的匈牙利犹太人凯尔泰斯·伊姆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2004年，奥地利犹太女作家耶利内克又获得了诺贝尔奖；2005年，英国犹太人哈罗德·品特再次获得诺贝尔奖。此外，还有几位犹太作家菲力菲·罗斯、米兰·昆德拉、诺曼·梅勒、库特·冯尼格成为诺贝尔奖最有力的候选人。有趣的是，耶利内克和哈罗德·品特都未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耶利内克的缺席理由是患有“严重的广场恐惧症”，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品特的缺席理由是正处于食道癌的术后恢复期，并摔伤缝了9针，不过，他将派自己的出版人代为领奖。
共有15名犹太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形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独特的“犹太现象”。
犹太人的标签不比诺贝尔奖的桂冠能够带来美金和声望，更多的时候，它与苦难、流浪、屠杀、死亡等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托马斯·曼、帕斯捷尔纳克、阿格农、卡内蒂、布罗茨基还是凯尔泰斯·伊姆莱，他们都因自己的犹太身份而历尽磨难、到处流浪。面对着世界的黑暗和苦难，他们要么是绝望，要么是在忍耐中等待着弥赛亚的拯救，要么是被同化，要么是反抗……而这一切就构成了独特的“犹太性”和丰富的主题，这些主题恰恰蕴含了文学的本质。再加之他们到处流浪，和西方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合与融汇，从而使他们的创作构成了对人类所有困惑和普世价值观的解答。
此外，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不擅长遗忘的民族，他们通过对自己民族所遭受的杀戮、追逐、逃亡、暴力、死亡和被同化与异化，保留了鲜活而深刻的民族记忆，体现了对全人类的哲学关怀。
勒维纳斯在《塔木德四讲》中写道：“在弱肉强食的当今世界，自由就意味着责任，因此，自由是非常艰难的，没有戒律的人类更加可怕。”犹太人由于永不放弃其戒律并追求信仰的自由，从而招致了苦难，但是在苦难中又更加向往自由，构成了“自由的悖论”，犹太教的真谛就是——“我是所有他人的人质”。让每一个犹太人深深体会到世界的黑暗和生命的无常，这就是解开诺贝尔文学奖“犹太现象”的一把钥匙。
七、“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
如果和平这个理想将成为我们共同的命运的话，那么实现和平将成为我们共同的经历。认识到这点，各国领导人就必须牢记，他们所做的关于战争的政治决定，日后将由带给他们人民的困难或幸福来评说。
——基辛格
就像“世界”不可怜数千头被赶到芝加哥屠宰场的围栏中去宰的牛一样，它同样不怜惜那些在特里布林卡被当作羊一样的成千上万的人。世界并不怜悯被屠杀者，它只尊敬那些战斗着的人。
——贝京
我是从军27年的老兵，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那是因为过去我别无选择。但是，今天和平的机会来了，为了今天在这里和不在这里的人们，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巨大的机会……我一直相信，绝大多数人是要和平的，并准备为此付出代价。
——拉宾
到本世纪末，我们可以看到：友善可以比强权取得更多的成就；看电视的年轻一代可以将他们的命运与其他人的幸运或不幸相比较。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自由，看到和平，看到繁荣。他们知道只要加倍努力工作，就会获得更多……耶和华说：“日子已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
——佩雷斯
最纯粹的写作是那些献给我们子孙的苦难、苦恼与死亡的写作——以及由那些孩子自己写下的作品。他们的词句比其他人的更使我们接近那经历——他们的词句就成了经历。我们的孩子们是刽子手的根本目标；他们永远如此。法老始于杀婴，哈曼也是如此，希特勒更是如此。
——威塞尔
如果大国之间爆发战争，谁能保证它不会发展成为这样一场毁灭性的斗争？所以，任何一个投入全面战争的国家便预兆着自取灭亡，并使全世界遭到灾难……所以，一切国家必须自愿地做出决定，废弃以武力为对外政策的最后手段。因为，如果它们不准备这样做的话，它们将不复存在。
——《麦瑙宣言》
诺贝尔和平奖对于人类的意义之大，无可非议，但这个奖恐怕也是诺贝尔6个奖项中争议最大的奖项。这是由于和平奖同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太近，不同判断标准的人定会产生不同的看法，有争议非常正常，但大部分和平奖得主还是得到世界人民的认可。
从1901年到199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个人共有82人，其中犹太人有9个，占个人获奖总数的10.98%，是6项大奖中所占比例最小的一项。
阿赛尔的获奖理由是，因为他是一位注重法律实践的政治家和国际关系法研究的先驱；
弗里德的获奖理由是，因为20年来勤劳地用他精湛的文学捍卫和平；
卡森的获奖理由是，因为对捍卫人的价值和人权，并发起制定《人权宣言》所做出的贡献；
基辛格的获奖理由是，因为对越南停火谈判成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贝京的获奖理由是，因为1978年9月17日与埃及总统在戴维营签订了两个著名的协议，为中东和平做出了贡献；
威塞尔的获奖理由是，因为在反对暴力镇压和种族歧视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佩雷斯和拉宾的获奖理由是，因为1993年9月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平协议，在结束巴以流血冲突、促进中东和平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罗特布拉特的获奖理由是，因为对防止核战争和永久禁止使用核武器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可惜的是，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简单介绍，无法详细描述。如果有可能的话，笔者将在下一部专著《犹太文明史纲》中努力弥补，欢迎读者关注。
但愿和平的曙光能够照耀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