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犹太式幽默”与中国式幽默的比较
柏格森是法国犹太哲学家，生命哲学与直觉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创造进化论的提出者，曾获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一本专门研究“笑”的专著中指出，人是能笑的动物，也是引人发笑的动物，无动于衷的心理状态是笑的自然环境，笑的最大敌人莫过于情感。因此要理解笑，就得把笑放在它的自然环境里，也就是放在社会中，笑必然具有社会意义。他说：“笑当中也有美学的内容，因为滑稽正是产生于社会和个人摆脱了保存自己的操心，而开始把自己当做艺术品看待的那一刻……那就是身体、精神和性格的某种僵硬。它处在一个人们出乖露丑的中间地带。社会要进一步消除这种身体、精神和性格的僵硬，使社会成员能有最大限度的弹性，最高度的弹性。这种僵硬就是滑稽，而笑就是对他的惩罚。”[59]因此，滑稽摇摆于生活与艺术之间。畸形的笑容、驼背，肌肉痉挛、一个固定的鬼脸，都是导致笑的因素。滑稽与其说是丑，不如说是机械与僵硬。这种机械与僵硬，表示的是一种个人或集体的缺陷，笑就是一种纠正。
有这样一则笑话：
有一次，一个拉比在讲课，所有的人都流泪了，只有一个人无动于衷。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哭，他答道：“我不是这个教区的。”
这个人的回答就是一种机械与僵硬，或者说是一种“心不在焉”和陈词滥调。按照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理论：“凡与精神有关而结果却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的身体上去的事情都是滑稽的。”犹太式幽默中的许多故事和笑话，都可以用柏格森的这句话去阐释。笑是用来羞辱人的，笑首先是一种纠正手段，为了能击中要害，笑必须是思考的产物，笑的背后是苦涩。笑是一种带盐分的泡沫，跟泡沫一样，它也闪闪发光。它是滑稽或欢乐。但是把它掬起来尝尝味道的哲学家，有时候却会从里面发现少量苦涩的物质。
前文所述，“犹太式幽默”的本质就是“悲剧式的自嘲”。除此而外，它还有六大特征：
一、直面残酷和黑暗的历史与现实；二、调侃和嘲弄权力与神圣；
三、隐喻、荒诞和丰富的想象力；
四、讽刺、反讽和批判人类的劣根性；
五、深刻的思想与悲天悯人的情怀；
六、用含泪的笑话来抵抗和超越世俗生活的无聊悲苦。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人威塞尔在一篇谈论美国作家伯纳德·马拉默德的文章中写道：“他的主人公——通过他们的苦难，他们的焦虑，和他们最终给自己的绝望带去的希望——也是犹太人。在他的作品中那只鸟叫做犹太鸟，死亡天使叫做金兹伯格……做西班牙人是世界上最沉重的事。而做犹太人则更其如此，伯纳德·马拉默德的新小说向我们显示了为什么。”[60]犹太人的沉重，同他们几千年所经历的残酷与黑暗的历史是分不开的。因此，威塞尔——这位捍卫记忆的人，在不断拷问着犹太人的灵魂和受难对犹太人的意义。他说：“我已受过苦难，我被创造来受苦，我能做的只是更贴近我的民族。而那是可以理解的。不然就是：我已受过太多的苦难，我再没有力量剩下了，我退出，我不希望我的孩子们继承这苦难。”奥斯维辛发生的大屠杀，是每个现代犹太人心灵中永远也挥不去的梦魇，600万人头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永远是不容篡改的历史。正如威塞尔所言：“大屠杀与那些坚持记忆它的人如今正在许多地区受到越来越狂暴的攻击。倘若攻击者得逞了，便意味着一场胜利。而那时，只有在那时，我们才会知道真正的耻辱。”
而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犹太作家都没有逃避沉重的历史与现实。无论是卡夫卡笔下的K，还是艾·辛格笔下的傻瓜，都驰骋在生和死，笑和泪，明智和无知的广阔天地中。他们代人受过，遭受辱骂和嘲笑，却拥有质朴的智慧和儿童般的天真。他们的悲剧性中暗含着喜剧，受难使人既想哭又想笑，成为一种幸福的标志。他们虽然历尽磨难，却比明哲睿智的人更懂得生活的真谛，仿佛现代“圣徒”一般。用尼采的话说就是：“受难使人崇高，受难使人独特。”
恩斯特·托勒尔是20世纪20年代德国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由于他是犹太人，又敢于直言反对纳粹主义，因此他的作品在1933年遭禁。1927年，托勒尔出版了《法庭经历》一书，书中以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描写了巴伐利亚司法和刑法制度的不公正。毋庸置疑，他在监禁期间受到过严刑：他在书信中谈到周期性头痛和失眠，他的烦躁心情与日俱增，他常常为自杀的念头所困扰，在对德国政治前途深沉的悲观主义思想中，支撑他的是对人类道德重获新生的渴望，他的自传中表达了许多犹太人共同的理想：
我还从自己的信念当中获得安慰；对于一个公正、自由、仁慈的世界，一个没有恐惧和饥饿的世界的信念。[61]
托勒尔特别关注希特勒政党的发展与变化。早在1923年，他在剧本《被释放的沃坦神》中就将希特勒描写成一个残酷无情的自大狂。1933年5月，当托勒尔的书被焚时，他给负责这一臭名昭著事件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写了一封公开信：“您借口拯救德国文化，可实际上却在毁灭德国文化最杰出的产品。您借口唤醒德国青年，可实际上却在蒙蔽他们的思想、眼睛和感觉。您借口将犯罪分子清冼出去以净化德国，可您却在迫害最弱小无辜的人民，犹太人。”在这以后的流放岁月中——从1933年至1939年他死亡为止，托勒尔从未中断他的政治活动和写作。1937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一直被严重的头痛和失眠缠住。1938年，他的婚姻解体了，而且生平第一次经历了经济上的失败。虽然如此，他还发起了一项援助西班牙内战受害者的国际活动，并得到了毕加索和托马斯·曼等人的支持，最后甚至成功地劝说美国总统罗斯福建立一个委员会，为西班牙人民募集了5亿美元的捐款。然而，最后佛朗哥政权还是得到了法、英、美等国的承认，从而使托勒尔的援助行动宣告失败。1939年5月22日，托勒尔在纽约五月花旅馆自缢身亡。托勒尔的自杀是他不惜一切反对法西斯和希特勒的最后表态。
《亨克曼》写于1923年至1933年间，是托勒尔几十部作品之中最成功的一部，后来遭到纳粹禁演。剧中主要角色亨克曼是一个无产者，尽管他在战争中失去了性功能，但他还是深爱着他的妻子格蕾特。他为了给妻子买一件圣诞礼物千方百计想得到一份工作。最后被迫接受了一份差使：在狂欢节上当众咬活老鼠并吸它的血，以此来愉悦观众，因为“群众是喜欢观看流血的”。亨克曼的朋友格罗斯哈思为了勾引格蕾特，不仅故意带格蕾特去狂欢节看亨克曼的当众表演，还故意揭露亨克曼丧夫性功能的秘密，并不断羞辱亨克曼。亨克曼不堪重负，当众晕倒，在苏醒后赶回家中，他给格蕾特带回的圣诞礼物，是他买的一只男性生殖器模型。虽然最后夫妻和解了，但由于他们那种根深蒂固的绝望，双双自缢身亡。亨克曼的悲剧是托勒尔对当时德国社会状况的客观记录，也是对“犹太式幽默”最深刻的解读。正如托勒尔后来在给另一个犹太作家斯·茨威格的信中所言：“悲剧将永远不会中止。共产主义同样有它的悲剧。永远存在无法治愈痛苦的个人。”
阿瑟·米勒是当代美国剧作家当中，自尤金·奥尼尔于1953年逝世后，最受西方重视的剧作家。他的代表作有《推销员之死》《炼狱》和《桥头眺望》等，也是一位易卜生式的社会剧作家。阿瑟·米勒的父亲是一位犹太裔的妇女时装商，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破产；母亲是中学教员，为此只好靠变卖她的首饰维持家庭生计。因此，米勒的戏剧侧重于对美国现实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也是典型的“犹太式悲剧”。《推销员之死》发表于1949年，在百老汇连续上演了742场，荣获普利策奖和纽约剧评界奖，从而使米勒赢得国际声誉。剧本叙述一名推销员威利·洛曼悲惨的遭遇。威利因年老体衰，要求在办公室里工作，却被老板辞退。他气愤地说：“我在这家公司苦苦干了34年，现在连人寿保险也付不出！人不是水果！你不能吃了橘子扔掉皮啊！”（剧中一直没有交代他推销什么，有人问作者，他说：“威利在推销他自己。”）威利在懊丧之下，责怪两个儿子不务正业，一事无成。儿子反唇相讥，嘲笑他不过是个蹩脚的跑街罢了。老推销员做了一辈子美梦，现在全部幻灭了，自尊心受到严重挫伤。他梦呓似的与他那已故的、在非洲发财致富的大哥争论个人爱好的事业，最后他为了使家族获得一笔人寿保险费而在深夜驾车外出撞毁身亡。《推销员之死》的主人公都是犹太人，从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犹太人在美国的悲剧性命运，让人感到非常地心酸，批判了商业社会的冷漠和残酷。正如米勒在《悲剧与普通人》一文中所言：“如若悲剧是一个人全力以赴地要求公正地评价自己所带来的后果，那么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所遭到的毁灭就提出了环境里的缺陷或邪恶。这正是悲剧的寓意及教诲，悲剧孕育的启示就是所发现的道德法则，而不是新发现的某种抽象的或玄学的因素。”[62]米勒的这段话也恰恰道出了“犹太式幽默”的真谛，真正的悲剧不仅要揭示和批判社会的缺陷与邪恶，还应该推动人类的道德建设。也就是米勒后来说的另一句话：“在我看来，悲剧和悲怆剧的主要的精确的区别就是在于悲剧不仅给我们带来悲哀、同情、共鸣甚至畏惧；而且还超越悲怆剧，给我们带来知识或启迪。”
美国犹太人科恩兄弟的每部电影，都有着不同寻常的幽默，而且也是典型的“犹太式幽默——嘲讽/自嘲、黑色幽默、怪诞、讽刺”。它不仅是淡淡的着色，而且令人在悠悠回味中体味幽默。《巴顿·芬克》中设计出的对命运的讽刺，是科恩兄弟最具代表性的幽默手段。最具说服力的一个场面是巴顿遇到他此后的老板——电影公司总裁利普尼克的时候：利普尼克张开双臂拥抱这位作家，显得很高兴认识他的样子，但也没有与巴顿交谈，而是自顾自发表着不合逻辑的长篇独白，乱七八糟地谈到工作质量、艺术、尊严、他将写的电影剧本、公司的方针……他说话语速极快，以至于巴顿来不及回答他的问题，也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利普尼克东拉西扯，而且使用俗语，从家常话到下流话都有，时而还无视自己的交谈者，……巴顿就这样被一个没文化没教养且唯利是图的人操纵着。幽默滋生于这位作家信仰逐步动摇的过程之中，巴顿感到自己昨日的信仰在商业压力下受到猛烈的冲击。他吃一堑方能长一智，意识到“电影仍是一种工业”[63]。而在另一部电影《谋杀绿脚趾》中，科恩兄弟则嘲讽了“反英雄”督爷，从而形成了幽默；电影《米勒的十字路口》中，更利用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开始自嘲，嘲笑犹太人的怪癖和缺陷以及性格中的懦弱和势利。这种自嘲，在伍迪·艾伦的电影中也能找到，他们通过过度和反常这种迂回的效果，从而颠覆了反犹主义那种陈词滥调，以达到真正的讽刺效果。这种自嘲的深度，曾深深地融化在许多犹太思想家的灵魂中，无论是卡夫卡，还是卡尔·克劳斯；无论是巴别尔，还是曼德尔施塔姆；无论是肖洛姆·阿莱汉姆，还是格罗奇·马克思。他们既敢于勇敢地批判犹太人的自私、贪啬和势利眼，也敢于揭示犹太教的虚伪和陈规陋俗，从而听到真理的声音。正如于1903年10月4日自杀身亡的23岁的奥地利心理学天才奥托·魏宁格所言：“要战胜犹太教，犹太人必须首先理解自己，与自己作战。迄今为止，犹太人除了制造和欣赏针对他们自己特性的笑话之外，并没有做更多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该把英国人与犹太人混为一谈。英国人心中的超验因素更多一些；可以说，英国人的思维更多的是从超验的东西转向实际事物，而不是相反。否则的话，英国人就不会具备那么容易接受幽默的气质。在这方面，英国人与犹太人不同，犹太人唯有在自嘲或嘲笑与性有关的事情时，才会表现出机智……幽默的本质是宽容；另一方面，讽刺的本质却是不宽容，因此它完全符合犹太人和女人的天性。犹太人和女人不具备幽默感，却都非常喜欢嘲笑别人。”[64]
中国人的幽默和犹太式幽默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人的幽默”常常表现出来的是讽刺，最缺乏的就是悲剧感和自嘲的勇气，尤其是现代所流行的冯小刚和赵本山式的所谓“幽默”，基本上体现的是市井式的滑稽和庸俗，而缺乏犹太式的沉思和智慧。另外，中国人由于几千年的思想钳制政策，也缺乏丰富的想象力，笑话基本上都停留在食、色、性或形而下的层面，常常是笑完就完了，缺乏犹太式幽默中的苦涩和力量，更缺乏林语堂先生所谓的“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
林语堂先生被誉为是发明了“幽默”这个词的“幽默”大师，他在《论幽默》一文中写道：
有一次，我参加在台北一个学校的毕业典礼，在我说话之前，有好多长长的讲演。轮到我说话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我站起来说：“绅士的讲演，应当是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大家听了一发愣，随后哄堂大笑。报纸上登了出来，成了我说的第一流的笑话，其实是一时兴之所至脱口而出的。
另外我说的笑话已经传遍了世界的是：“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这话我是在巴西一个集会上说的。
在《读者文摘》上我看到的一个笑话是：“女人服装式样的变化，是不外乎她们的两个愿望之间：一个是口头说明的愿望——要穿衣裳；一个是口头上不肯说明的愿望——要在男人面前或自己面前脱衣裳。”[65]
林语堂先生的话，可能代表中国人幽默的最高水平了。至于当代的中国作家和学者，具有幽默感的简直是凤毛麟角，这也是时代思想贫乏的证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