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心理自我的挣扎(卡伦·霍尼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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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自恨与自卑

我们来整理一下神经官能症的发展历程——凭借坚定的原则,从理想化自我开始,循序渐进地演变,将价值转变为神经官能症的自负。和我们所描述的过程相比,它实际的发展范围更大。有一种与之相反的过程和它同时发展,这个过程同样是从理想化的自我开始,这个过程强化并复杂化了神经官能症的发展历程。

总之,当理想的自我成为个人重心之后,这个人就会称赞他自己,在看待自己的实我的过程时,他们的知觉是错误的。实我是人们在一段时间内身体的、精神的、健康的和神经官能症等方面的所有情况。荣誉化的自我是被追求,成为人们衡量真实情况的标准。从神圣完美的观点考虑这种“真实”的情况,人们就会对这样的情景感到困惑,并因此不重视它。更加重要的是,他的实际状况对人们追求荣誉的阻碍仍然存在着,因此它会遭到人的厌恨,不过人们同时也厌恨自己。我建议将与自恨和自负有关的因素统称为自负系统,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一体的。现在我们要了解自恨,要了解这一全新的过程。我们对自恨的认识改变了许多,因此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我们可以将自恨的问题放开,了解追求实现理想自我的全部直接驱动力。

皮格马利翁正试着将自己塑造成杰出的、重要的人物,无论他怎样做,他的驱动力都注定是不能成功的。他能取得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意识到一些阻碍性矛盾被他忽略了。尽管如此,这些矛盾的存在性仍然是没有变的。实际上,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沐浴、做爱,或者是工作,他都要永远和他自己一同生存。你可能要说,他可以与妻子离婚,可以换一份工作,可以出去旅行,可以搬家,如果这样情况就会变得好一些。不过,他还是要和自己生活,并且永远都是这样。就算他像润滑机器一样努力地工作,他还是具有人类的缺陷,这些缺陷是时间、精力、权力或者耐力上的缺陷。

下面两种人是描述这种情况最好的例子。第一种是理想的、特别的人;第二种是形影不离的陌生人(也就是真实的自我),一个总是阻碍、干预我们,让人感到困窘的陌生人。在描述长期冲突时,可以使用“他和陌生人”这个非常精准的词语,因为这个词语与个人感觉非常接近。另外,即使他认为实际的阻碍与他无关,并且将其放弃,他还是不能远离他自己,也不能忘了他们。[11]虽然他有可能将自己的能力顺畅地发挥出来,虽然他有可能成功,但他的成就是一种特别的幻想,从这种幻想影响的角度来说,他还是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感觉到自卑。因为他要假装强大,所以他可能感觉自己是个骗子或者怪物,这种感觉让他非常痛苦,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情感。当他与自我真实性接近的时候,他的梦中就会出现他内在的真实感觉。

他自己的真实状况经常痛苦而切切实实地到来,他的神圣只存在于想象中,他在现实中并不善于在社交场合穿梭。他想给一些人留下长久的印象,但他在此时却会无意识地颤抖,说话时磕磕巴巴,整张脸都因为紧张而红了。他可能感觉所有女人唯一爱的人就是他,不过他突然就感觉自己是个性无能。在他的想象中,他还是很像一个男人的,但与他的老板交谈时,他却只能呵呵傻笑。他在进行正常谈话的时候应该是精干聪明的,但这在第二天才有所表现。他逼迫自己吃得更多,所以他的身材不可能与轻巧、修长、灵活有缘。实际上,凭借经验的自我将要变成一个具有攻击性的陌生人,束缚住了理想的自我。接下来,凭借经验的自我被理想的自我用厌恨和鄙视加以抵抗。最终,实我因为“自负的理想自我”而牺牲。

人格的裂缝是理想自我造成的,它因为自恨而更加明显。这是一种对战,每个神经官能症患者都有这种主要特征——他在与自己进行一场自我战斗。事实上,基本冲突有两种形式,一种在于自负系统本身,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说明这一点。这是一种介于自谦驱动力和夸张驱动力之间的冲突。另一种是介于真实自我与整个自负系统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比较深。当把自负提到最高的程度时,就把真我压制住了,或者是把真我放在后台了。不过真我的潜力仍然是存在的,如果环境合适,真我的全部潜力就会被激发。我们将在第六章谈论它发展的时期和特点。

比较深刻的是第二种冲突,虽然在分析最开始的时候它并没有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当自负系统处于崩溃边缘时,他与他自己非常接近,他便能够经常感受到自己的情感,了解自己的愿望,拥有选择的自由,能够自己作出决定并对自己负责,这时就会产生反抗的力量。实我和自负系统之间的斗争就开始了,而且显露得更加清晰了。自恨在对抗实我的缺点时,并不是像对抗真我时那样拥有建设力。这种冲突非常普遍,已经超过了我们目前讨论过的每一种神经官能症冲突,因此我将其称为中枢内在冲突。

因为理论性的评论有助于我们将“冲突”的意义理解得更透彻,所以我非常想要加入一些理论性的评论。“神经官能症冲突”是我在其他著述中用到的一个词,它产生于两种互不相容的驱动力之间。而“中枢内在冲突”则是指介于正常与神经官能症的、建设性与破坏性的力量之间的冲突。所以,我要把定义的范围扩大,神经官能症冲突可发生于两种神经官能症的力量之间,或正常与神经官能症力量之间,解释这种术语上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真我与自负系统之间的冲突要比其他冲突更容易让我们精神分裂,这是为什么?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完全”和“不完全”之间的差异,这可以用国家来说明——一个国家发生了内战,这个国家内有多种冲突,个人与团体之间存在各种冲突,“完全”和“不完全”之间的差异就是这两种利益冲突之间的差异。第二,我们的生长力、我们生命的重心、我们的真我,都在为生存而战斗。

虽然憎恨实我的缺陷比较明显,但相比于憎恨实我,憎恨真我的缺陷更加难以察觉,但在构成自恨的背景中,憎恨真我是不能缺少的,它是供给主要精力的潜流。所以,厌恨实我是一种混合现象,对真我的厌恨则是比较单纯的。比如,如果我们自恨的出现形式是残酷地责备自己的自私,也就是责备我们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独立行事,那么这种形式的产生原因可能是厌恨自己不能做到神圣的绝对性,这是打败真我的方法之一。

德国诗人摩根斯坦在他的《成长的痛苦》中简要地表达了自恨的性质:

因为自我被残害,所以我要屈服

我生来是两个的,我的实况和我的理想

一山不容二虎

理想就像奔腾的骏马,现实就在骏马的尾巴上依附

理想就像一个轮子,现实就被束缚在上面

像一个怒发冲冠的人,弯曲着十指,深入献祭者的头发中

像一个吸血鬼,霸占着人的心,吸血啊,吸血啊,吸血啊

这种历程已经被诗人从多个角度表达出来了,他说我们在用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方式怨恨自己,这种怨恨是令人感到痛苦的,也是让人衰退的,所以我们根本无法抵抗,最终我们的精神被迫害了。然而他还说我们不应该怨恨自己,这不是因为我们被自己鞭策着超越自己,而是因为我们太无能。他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是这种怨恨产生的根源,这种冲突是分裂性的,这种斗争是极其残忍凶狠的。

固执性和自恨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这对那些非常熟悉其产生方式的分析者也是如此。我们必须了解自负被实我压抑和屈辱所产生的愤怒,这种愤怒在最终的无助也要被我们考虑到,这样我们才能说明其中的秘密。这有点像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自己的灵魂脱离了肉体,只有依靠自我才能得到荣誉。就像道林·格雷将说明他堕落的画撕毁一样,如果他憎恨的自我被他伤害了,那么荣誉的自我也随之而亡了。一方面,有些自杀行为可以被这种依赖性化解,如果没有这种依赖性,自恨的必然结果就一定是自杀。实际上,自杀发生的情况非常少,许多因素综合起来才能造成自杀,自恨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另一方面,和所有无力的愤怒所表现的一样,自恨因为这种依赖性而变得极其残酷。

另外,自恨不仅是自我荣誉化的结果,还是继续保持这种荣誉化的力量。我们可以说得更清楚一些,这是一种实现理想自我的驱动力,它可以消除冲突的因素,将那些被提升的阶级的完全整体性找到。人们用神圣标准识别自己,但神圣标准却对缺点非常难识别。这种自恨的作用可以被我们在分析中发现。当病人的自恨被我们揭开以后,我们可能天真地以为自己能够清除这种自恨,实际上,这是一种经常发生的正常反应。更加常见的是,病人的反应会遭到分裂。虽然他早晚都知道,自恨是不能克服的,自恨是危险的,自恨是一种负担,但他认为如果他反抗这种控制,那么将有更大的危险出现。他要巩固他的伟大标准,这就要使用看起来更加合理的理由。与此同时,如果对自我更加宽容,那么就会出现毫不关心的局面,这一点也是他要强调的。他仍然会坚持他自大的标准,所以他还有可能一点点地表现出这种趋势,即轻视自己是没有错误的。最终,他可能无法接受自己。

我们已经暗示过第三个因素了,自恨从它那里获得了残酷的力量,它是一种对自我的摆脱。简单地说,神经官能症患者对自己是没有感觉的。他一定是对痛苦和痛苦的体验存有同情之心,然后才打败了这种认识并开始产生建设性的影响。另外,他一定先要承认私人愿望的存在,才能认识到“自我的挫折”,并对其感到心烦,或者对其产生兴趣。

那么对自恨的知觉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从此处引用的诗文和查理三世、哈姆雷特等戏剧中看,它不仅局限于对人类心灵痛苦的正解。不管是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很多人都经历过自卑和自恨,他们可能都有“我看不上我自己”或者“我恨我自己”的感觉。并不是只有在悲痛的时候才能产生这种自恨的主动感觉,这种感觉并非随着悲痛的消失而消失。一般来说,他们不太可能怀疑这种感觉或者想法,这些感觉和想法可能都是一些心理障碍引起的短暂的反应,也可能是由于“蠢笨”“失败”“犯错感”。所以,他们对自恨的持续作用没有什么知觉。至于用自责表示的自恨形式,我们不能当作一般的情况来讨论,因为这种知觉的范围实在太大了。有些神经官能症患者将自己锁在“自以为是”的空间内,他们因为不会自责,所以也没有办法知觉。自谦是一种与之相反的类型,他们将自己的罪恶感和自责坦率地表达出来,他们道歉或者自恨的方式都比较极端,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显示出这些感觉的。个人在知觉上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是比较有意义的,至于它们的意义以及如何发生,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讨论。但这些都不是自谦者能够感知到自恨的证明。因为有些神经官能症患者知道“自我控告”却不知道这种控告的破坏力和强度,也不知道它们内部的无效性,他们很可能将其当作高度道德感来看待。至于它们的确实性,不是自谦者怀疑的内容。实际上,如果他们在判断自己的话时,带着神圣完美的眼光,他们就不可能这样怀疑。

对于自恨的结果——痛苦、犯罪感、束缚、自卑等,几乎所有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都知道。不过对这些痛苦产生的感觉和自我评价,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就算他们对此有一丁点儿的感觉,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自负也会将其掩盖。他们不会因为感觉到被束缚就诉苦,他们认为应该这样做:“不能自私——去除私欲——牺牲自我”,因为这可能将自我反抗的各种现象掩盖住,他们就可能以此为傲。

从这些观察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从本质上来说,自恨是一种潜意识的过程。我们曾在上面的分析中发现,这种冲突的存在性是病人所不知道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部分过程都已经被“外移”了。比如,我们认为并非在个人与自己之间产生自恨的表现,个人与外界之间才是自恨表现产生的地方。我们可以对自恨的积极和消极“外移作用”做一个粗略的区分。为了抗拒命运、他人、生活或者习俗,自恨积极的外移作用是在努力地将自恨导向外界。自恨的消极外移作用则是仅停留于自我对抗,但可能又让人感觉到它来自外界。在这两种方式中,内在冲突的紧张性在消减,因为它转变为人际关系的冲突了,至于这个过程表现的形式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讨论。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可以很好地观察自负的许多变化,我们可以用“外移作用”的形式来形容自负的变化。

自恨的表现和人际关系中愤怒的表现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用人们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来说明人际关系中的愤怒。例如,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我们知道希特勒用这种方式折磨犹太人,这些方式有控告、侮辱、公开玷污等。他要摧毁犹太人对未来的希望,不断地折磨并杀害他们。不管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竞争者中,无论是公开的方式,还是隐蔽的方式,我们都能发现这种表现出来的憎恨。

自恨的主要表现和对个人的直接影响,是我们现在研究的内容。大家已经观察到所有的表现了。从弗洛伊德以后,个人所能够提供的资料,在精神医学文献上都被描述为“自卑”“自贬”“自责”“直接自毁作用”“无能享受”“受虐倾向”等。弗洛伊德提出了“死欲”这个概念,弗朗茨·亚历山大与卡尔·梅宁哲对其进行了附加阐述,除此之外,在说明这些现象时,似乎没有其他理论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提到了与这种临床现象相似的资料,但他的理论前提仍然是不同的。所以,他对问题的解释和提到的治疗也因此完全变了。我们将在第六章讨论这些差异。

为了更加详细地说明,我们先谈谈五种由自恨产生的表现,不过大家要注意,这些表现之间存在重复。简而言之,这些表现是对自我冷酷的需求、残忍的自责、自卑、自摧、自我折磨与自毁。

对自我的需求已经在第四章提到了,我们认为这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按照理想自我而改正自己的手段。不过,我们还说了,内心的驱使会形成一种暴行,一种强制体系。当人们不能将其完成时,就会出现慌乱或者休克的反应。此时,我们就能够更加彻底地观察出,这种强制性到底被什么说明了,是什么力量迫使“努力尝试”积极地对内心的指使服从,我们就能知道“失败”反应强烈的原因。被自恨所决定的“应该”和被自负所决定的“应该”是一样的。当他不能完成“应该”时,自恨就会爆发怒火。这可以用拦路抢劫来说明,抢劫的人拿着左轮手枪,指着被抢劫的人说:“把你的东西都交出来,否则我一枪毙了你。”抢劫者说的两种要求可能要比抢劫本身还要残暴。被抢的人为了自己的性命可能选择了服从命令,但他的“应该”就不能被满足。相对于最终的死亡,苟且地活着让人感到自恨,让人感到痛苦,这比中弹而亡还要残忍。我们可以引用一封病人的信:“神经官能症抑制了真我,他在最开始为了保护自己设计了法兰克斯坦巨兽,神经官能症就像是这个巨兽。不过一个人活在个人神经官能症的生活里与在极权国家的生活是差不多的,不管你作出怎样的选择,集中营都是你最终丧命的地方,痛苦地破坏自我就是这个集中营的主要目的。”

实际上,从特性方面来说,“应该”是自毁的。对于自毁,我们至今也只知道一点:“应该”让人穿上了过紧的衣服,人的内在自由因此被夺去了。他想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完美的行为主义者,他要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将信仰和情感的真实性和自主性行为放弃。“应该”和政治暴行非常相似,泯灭人性是他的目的,他们要创造一个类似司汤达在《红与黑》中描述的那种巢穴,此时,不管是谁,他的情感和思想都要受到质疑。绝对的顺从是它们(也就是“应该”)所要求的,要达到“服从都被觉得不是顺从”的效果。

自毁的特点大多表现在“应该”的内涵里,这三种“应该”是我非常喜欢举例说明的,它们都产生于病态下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非常详细地作出说明,我应该非常伟大,所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已经被我忘记了;我应该能够让他爱上我;为了“爱”,我应该牺牲所有。由于这三种“应该”组合在一起,所以病态的依赖性始终都存在。还有一种“应该”需要他对他的亲朋好友、学生和员工负责。他应该能使每个人的问题都得到解决,让每个人都能很快就产生满足感。这就意味着,不管是哪里出了问题,他都难辞其咎。如果他的一位亲戚或者朋友因为某件事被批评了、烦恼了,或者诉苦了,或者想要得到某物,或者感到不满了,这个人就感到非常无助,作出牺牲自我的决定。他认为自己是有罪的,所以必须要处理好所有的事情。我要举一名病人的例子,这名病人说他感觉自己扮演着旺季旅馆经理的角色,认为客人永远是正确的,他对此感到非常苦恼。所有的问题,不管错误是不是出在他身上,他都感觉到麻木了。

有一本法语书名叫《目击者》,这本书对这个过程的描述非常到位。故事的主角和他的弟弟出航,船漏水的时候遭遇了风暴,最后船翻了,二人都不幸遇难了。主角的弟弟有一条腿受伤了,所以他必然不可能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游泳,被淹死是他必然的结局。故事中的英雄(也就是主角)就带着弟弟向岸边游去,但没过多长时间,他就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他们必须要作出唯一的选择,要么两个人都被淹死,要么英雄自己活下来。他对二人面临的形势非常清楚,最终决定还是自己活下来。但同时,他又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杀人犯。因为他认为别人一定将他当作杀人犯看待,所以他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个杀人犯,不过他的理由是没用的,也不可能发生作用,因为他考虑问题的前提是,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他都应该负起责任。这的确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做法,从这位英雄的情绪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种特别的“应该”成为人们的一种驱动力后,人们将有怎样的感觉。

个人还可以让自己背负对自己有害的工作。对于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找到范例。拉斯克尼可夫认为自己应该杀一个人才能证明自己具有拿破仑的能力。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那样,如果不考虑拉斯克尼可夫对世人的种种愤怒,能够让他慈悲的灵魂感到厌恶的事情只有“杀人”了,尽管这是一种欺骗,他还是告诉自己要完成这件事。他在梦中体会到了这种真实的感觉,他在梦里看见一匹马,这匹马极其瘦弱,但一个醉酒的农夫却强迫这匹十分饥饿的马去拉重物,但这匹马根本驮不动这些重物。然而农夫却是非常狠毒的,一鞭一鞭地打在马身上,直到把这匹马打死了。当拉斯克尼可夫看到这件事情后,立刻同情地走向那匹马。

拉斯克尼可夫处于剧烈的内在挣扎时做了这个梦。他认为他应该去杀人,但也厌恶这种做法,所以他根本就不能让自己真去这样做。他在梦里逼着自己做那些对自己来说并不可能的事情,就像让那匹马拉着不可能拉动的重物一样,这是一件非常不人道的事情。他醒来以后感慨万千,终于下决心与屠杀展开斗争。但很快,那种拿破仑似的自我需求又壮大了,他的真我已经不能继续抵抗这种需求了,就像那匹瘦弱的马已经不能反抗农夫了。

第三个让“应该”变成自毁的因素是自恨。在说明“应该”的强制性方面,这个因素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可能会在违背自己后感到自恨,自恨又转变为自我对抗。这种关系非常容易建立,而且在有的时候非常明了。如果一个人的聪明和才能并不像他感觉的那样,他可能就非常自责,就像《目击者》这个故事一样。更为普遍的是,这种违背的存在是他根本就不知道的,他可能会在无形中感到不适应、焦躁、倦怠、低落、急躁。我们可以在这里回想以前提到的例子,一个因为不能爬山而突然对狗产生恐惧的女人。这个故事的先后关系是这样的:首先,她认为一切都应该在自己的掌握中,所以不再继续爬山是一种失败(她在潜意识中感觉到了这种失败)。其次,自责情绪存在于她的潜意识中,自责在后来又体现在她的行为反应中,也就是感到孤立无援和恐惧,进而她感觉到了这种情绪产生的过程。假如她没有对自己进行分析,而且她害怕狗这件事和以前发生的事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她害怕狗的这件事仍然是一个谜。再谈谈其他的例子,在一个人的意识中,存在一种让他保护自己、避免自恨的特殊方法,如排解愁苦的方法(买酒并痛饮)。他可能感觉被人欺骗了(也就是消极的“外移作用”),也可能粗暴地对待别人(积极的“外移作用”)。至于这些自我保护目的的产生,我们有很多机会从不同的观点来了解。就这点来说,我仍然想先对另一种类似的目的做一番讨论,这是一种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目的,甚至很容易进入无可救药的境地。

当一个人在潜意识中知道他“应该”的事情是他所不能完成的时候,这种(努力)目的就产生了。如果病人比较理性,同时又比较配合,他会变得非常激动,感觉有什么人或事虐待他,他就会进入借酒消愁的状态。比如,他会觉得老板对他不公,他的亲戚压榨他,他的牙齿被牙医弄坏了,他便不能从精神分析中受益。他可能对分析者大骂一通,还可能在家里发火。

在解决他的痛苦时,我们想到了第一个因素,也就是他某些坚决的要求是经过一些特别的思考所做出的。从特定的情形看,他坚持认为他的母亲和妻子应该给他独处的空间,强调他应该在办公室中得到更多的帮助,他认为分析者应该给他更多的时间,他认为学校应该给他好一点的待遇。我们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要求得太多了,他给我们的感觉是他在肆意谩骂所受的各种挫折。当他提出这些要求的时候,他对他父母的怒气就增加了。他可能将他的敌意直接地表达出来。我们要认真倾听他的谩骂,这样就得知他想说什么了。他似乎在说:“你简直太蠢了!我真的有这些需求,难道你不知道吗?”如果我们知道,神经官能症患者需要这些要求,我们就可以发现,一种非常紧急而又需要增加的警告就是要求的突然激增。从这一点考虑,我们就有了了解病人悲痛在哪里的机会。虽然他不知道他的痛苦,但可能得到一种结果,他已经知道有些他非常需要的“应该”是他所不能完成的。比如,他可能知道他不能在一些重要的恋爱关系中胜出;他可能知道即使他用尽全力,也不能完成一些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已经超出了他的承受力;对于分析中的一些问题,他可能也认识到了自己无法忍受这些问题,或者认识到他可能会逃避;他试图用意志力的绝对能力解决那些问题,不过他现在开始嘲笑自己的此种做法了。他认为他应该能够将一切问题克服,所以他的潜意识因为这些问题而让他感到恐惧、慌张。然而此时,他必须要在两者中作出一个选择。首先,他要知道,他对自己的那些要求是幻想的。其次,为了避免在后来必然出现的“失败”,他强烈地要求他的生活必须做出这样的改变。很明显,治疗工作应该选择第一种方案。然而,在一时激动的情况下,第二个方案成为他最终的选择。

在治疗上,了解病人在知道那些“应该”是无法实现后会非常激动这一点,从理论上来说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些难以控制的兴奋就是这些要求所产生的。想要对要求的紧急性有更多的了解,就需要借助这种无法实现的“应该”。另外,这种“应该”还在提醒病人已经感知到要与“应该”的紧急性相一致了。

最后,如果“应该”不能或者即将不能被不明晰的认识所满足,那么绝望的情绪就会因此产生,为了避免这种认识,内在的需求就显得极为迫切。我们知道,这是神经官能症患者为了避免这种认识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让他们的“应该”在想象中被实现。(我用那些方法就能够做,所以我现在才能这样做,或者成为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他内心的指使没有而且不能够被满足”会产生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是一种看似巧妙的逃避现实的方法。所以,我们在第一章对争论点进行说明,认为神经官能症需要的帮助是想象。

我只提出众多潜意识自欺方法中的两项,因为最基本的意义都为它们所共有。其中有一点,自我知觉的灵敏度降低,有些狡猾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将自己的思想、行为、情感的固执知觉保持住,他们可能会中断分析中的讨论,所用的方法就是“我并非这样认为”或者“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在这里讨论潜意识的另一个狡计,这是大多数神经官能症患者都具有的另一个特点,认为自己只是一种反应物,责备他人都没有这一点严重,这和在潜意识中否定他们的“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感觉外界不断地推挤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应该”已经被外移了。

我们可以用更加通俗的话来归纳,那些能够阻止暴政的工具是每一个深受暴政虐待的人都想要得到的。他们的言行不一定是被迫的,一系列的欺骗行为都可以在外在的暴行之下(实际上是潜意识的)变成潜意识自欺的理由。

自恨是非常激烈的,但这些都可以避免。他们的主观价值太大了,所以“真实感”会遭受一定的损伤。比如,他们真的“脱离了自我”,使自负系统的独立性形成了。

所以,在神经官能症结构中,对自我的要求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个人为实现理想形象的企图就是由它构成的。它能利用的有效方法有两种,结果就是他与自我的脱离被强化了。这两种方法是:通过蓄积普遍的潜意识欺骗行为和通过强迫自己曲解自发的信仰和情感。自恨对它们起着决定性作用。最终,当他发现自己无法对它们顺从时,自恨就产生了。有时候,所有的自恨都可以表现为一种对无法完成的“应该”的惩罚,也就是说,假如他真的变成了超人,自恨也就不会产生了。

自恨的另一个表现是责备性自责。我们心里都知道一些前提条件,责备性自责就是跟随它们而产生的残忍的推理。如果绝对的意志力、慷慨、无畏、安宁不能够达成,自负就认定我们“犯罪”了。

有些自责是因为内心的困难而产生的,乍一看,这是非常合理的。但不管怎么样,病人都认为自责是正常行为。这种想法与最高标准是相一致的,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赞扬这种想法呢?实际上,他接受了毫不相关的困难,还从道德方面进行猛烈的抨击。病人因为对困难负责而受伤了,但困难并不在意这一点。他有没有不同的考虑、感觉、行动?他知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没用的?这本来是一个神经官能症问题,人们要对此进行检验和研究,但这个问题却转化成了一个人们厌恶的对象。人们无法履行它,被它玷污了。比如,他不能保护自己的兴趣和意见,他发现当他保护自己不被欺负时,当他发表自己不同的意见时,他就会感到非常满足。他以能够客观地认识到这一点为荣,因为这是认识“我们无须对自己太过顾虑,应该强迫自己将应该的需求满足”的第一步。否则,人就会因为受破坏性自责的影响而缺乏勇气,成为一个人见人厌的懦夫,而被周围的人看不起,最终他就会因为这些而走向自暴自弃。所以,让自己感觉到低下、“罪恶”是整个自我观察的结果,因为人们将自己的身价进行贬低,所以下次在公开的场合中就很难有底气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假如有人对一个对蛇或者对驾车感到恐惧的人说:“你无法控制的潜意识力量是这种恐惧的来源,你‘胆小’的道德谴责是无意识的。”那么他会对“有罪”或者“无罪”的问题进行反复思考吗?因为这个争论包含不同的生命层次,所以这是无法得出结论的。人类允许自己被恐惧控制,但圣人应该有绝对勇敢的品质,一旦圣人感到恐惧,他只能轻视或者憎恨自己太无能。另一个问题,有位作家由于个人原因而感到写作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他只能非常缓慢地从事他的工作。他总是做没用的、与题无关的事情,他在浪费时间。尽管如此,他也同情自己,不为自己感到悲哀,反而认为自己是懒惰的无用者的典型,认为自己是个骗子,对这份工作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最为普遍的是,这种人会经常责备自己,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夸夸其谈的骗子。虽然他会自责,但他不会因为某件具体的事情而袭击自己。比较普遍的是,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怀疑是一个理由(这种怀疑有的时候是潜伏的,有的时候被意识到并让人感到痛苦,但这种怀疑未必是每一件事情的附属物),他们还会因此而感到没有来由的不舒服。有时候他只知道自责,并因此而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是指一种害怕被发现的恐惧。如果人们能够对他进行进一步了解,就会发现他的无能。因此,他就有无能的表现。大家就会知道,他看似非常“神奇”,却没有任何才能,他能做的只有显摆。此后,如果进行更为密切的接触,或者任意进行测验,仍然不能够清晰地“发现”正确的事情。但他的神色中仍然带有这种自责,公平、知识、爱情、谦虚的借口、兴趣都是潜意识的托词,这些托词中都有自责的影子。每一位神经官能症患者心中都有这些托词,这种特殊的自责出现的频率与这些托词出现的频率是一样的。这种自责的破坏性不是它促使了对潜意识的借口进行建设性的探索,而是它产生的恐惧感和罪恶感。

其他自责很少针对现存的困难,大多针对某件事的动机。良心自省的影响大概就是这样的。想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对自我进行反省,还是在鸡蛋里挑骨头,或者是两种情况都有,就要观察前后联系的地方。实际上我们的动机经常像将一些不太值钱的金属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动机很少是纯金的,因此这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步骤。不过,只要金子占了大部分,我们还是将其称为金。假如对朋友的劝告的动机是善意的,或者是有建设性的、有帮助的,我们就会对此感到满意。因此,就不能说这种人在揭疮疤。他可能说:“的确如此,我在给你忠告,这可能说是善意的。但因为有时候我讨厌厌恨来打扰我,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做。”也可能说:“我可能因为喜欢比他优秀的感觉,或者因为喜欢嘲讽他不能很好地掌握某件特别的事情而对人提出忠告。”因为这些借口含有非常少的真实成分,所以这些借口都是骗人的。有些比较聪明的旁观者,有时也许能够驱逐这种幽默。更加富有智慧的人可能说:“就你提到的所有办法而言,你的朋友被给予了充足的时间,你给他的关心是对他有益的,你还不认为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吗?”有些人被自恨害惨了,所以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正视这种事情的。当他戴上眼镜看待自己的缺点时,他就出现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问题。另外,哪怕是亲友、分析者、牧师用正确的眼光将事物介绍给他,他都不可能相信。他可能会接受事实,但这只是因为出于礼貌。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他们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在激励我,希望我能够鼓起勇气。

这种反应说明,让神经官能症患者走出自恨的牢笼是非常困难的,很明显从整体上来说,他对地位的判断是错误的,所以这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反应。他可能也知道,对于某些方面,他的关注太多了,忽略了其他方面。但他非常固执,对于自己的决定一定要坚守,他的理由是自己有着和别人前提不一样的推理方法。因为他提出的忠告未必一定是有用的,所以不管是哪一种行为,在道德上来说,都是让人讨厌的。所以,为了免于自责,他拒绝了别人的劝告,让自己开始堕落。神经医学专家的假设是,逃避责备和惩罚以及重建勇气是自责的目的,有时候这种假设被这些观察否定了。当然,在小孩子和成人身上是可能出现这种假设的。对于那些几乎接近真理的权威人士来说,这可能只是一种策略,所以我们在下结论的时候必须小心,要对这种非常想要鼓起勇气的需求进行检查。总的来说,这些例子把自责当作一种战略性目的,无法重视它们的破坏力是一种彻底的失败。

另外,如果某种逆境是一个人不能控制的,那么自责就可能集中出现在这种逆境中。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的这种特征最明显。他们可能因为六百英里以外中西部的水灾,或者他们读到的一起谋杀案而感到自责。在抑郁的情况下,这种接近荒唐的自责表现得最为明显。虽然自责在神经官能症中不算奇怪,但它未必是真实的。例如,有位母亲非常聪明,有一天她的孩子和邻居的孩子在一起玩,小孩子从邻居家的阳台上掉下来了,结果导致轻微的脑震荡。这是一起有害的意外,这位母亲可能在以后的几年内都认为这是自己的过失,认为自己不够小心而深深地自责。在她看来,如果她当时在场,就不会放任小孩子爬上栏杆,小孩也就不可能摔下来。虽然这位母亲认为对小孩的过度保护是不对的。她知道,不管一位母亲怎样过度保护孩子,都不能做到长期陪着孩子。但她还是非常顽固,坚定不移地维护自己的想法。

同样的例子,有一位年轻的演员因为暂时在工作上的失败表现而深深自责。他知道,他需要处理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当他与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能够将不利因素指出来,不过他没有采取消极保护态度,没有为了让自己的罪恶感减轻而掩饰自己的无知。如果他的朋友问:“你当时应该怎样做?”那么不管是哪种具体的事物,他都没有办法坚持住。详细的观察、勇气的恢复都是他所没有的。面对他的自我谴责,他根本没有可以应对的方法。

因为我们经常有和这一点相对立的态度,所以我们的好奇心可能因为这种自责而产生。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无耻地把形式上的困难和灾难当作借口,他们会说自己已经竭尽全力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证明自己无罪。他们认为,别人应该相信他们,只是突然的不幸和整体的形势把这种信任打破了。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是两种独立的态度,但它们却出奇的相似,以至于相似性已经大于区别性了。不论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注意力都被动地从主观因素转移到外表上了。幸福和成功都受到决定性的影响。人们因为自己并非理想的自我而产生强烈的自责感,这二者的作用就是抵消这种自责感。我们可以回想曾经提到的例子,“我要成为一个理想的妈妈”或者“我要做一个成就辉煌的演员”这种想法已经受到了神经官能症因素的影响。此时,“做个好母亲”已经完全占据了那个女人的大脑。演员在职业竞争和必要的交往中存在一些忌讳。我们可能不会对一个快乐而又运气好的人感到奇怪。但在这两个典型的例子中,一方面在深深地、残酷地、缺乏理性地自责,即使所发生的事情是自己不能控制的;另一方面又努力地对抗自己的缺点。有一个让人惊异的矛盾存在于这两者之间。我们要想察觉到这些矛盾,就要了解这些矛盾的意义。实际上,这些矛盾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可以通过这条线索了解自责的动力。对于病人对自己缺点的自责,他们严厉地指出来了,所以病人一定会求救于自我保护的方法。病人可能利用的方法有两种: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他人和积极地对待自己的问题。问题是,为什么第一种通过转移责任的方式,还是不能消除他们意识心境中的自责?答案是,他们认为这些外在因素并不能摆脱他们的控制。或者,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说:他们仍然支配着这些因素。所以,他们认为自己要对每一种问题负责,这也将他们可耻的缺点揭发出来了。

诸如动机、内心的困难、外表等大量的具体的事物集中了我们提到的自责,然而其他部分混乱不清的状态并没有改变。由于不能将自责归属于某种特定的事物,病人就会感觉自己被罪恶紧紧环绕着。他们对理由进行了深入的探求,但最终让自己失望了。最后,他可能认为,有的罪恶是先前一些外移作用导致的,自责可能就与此有关。但还可能产生一种更加具体的自责,病人一定对自己当时已经将厌恨自己的理由找到了这一点深信不疑。比如,他对别人缺乏关心,他不会照顾他人,他自己知道自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他努力地让自己改变这种态度,并希望能够努力将自恨消除。然而,就算他真的直面自己的缺点,他在为此而努力,这种努力是他的一种荣誉,他希望可以通过努力消除自恨,他也不能得偿所愿,因为他已经舍本逐末了。因为他有的自责并没有错误,所以他没理由厌恨自己。因为他还是厌恨自己,所以他会更加控诉自己,所以接下来又产生另一种自责。因为他是懦弱的,所以他没有仇恨。但他是存在报复心理的,所以他又是残忍的。他是一个仁德之人,因为别人可以从他那里受益。他像猪一样自私,因为他不会帮助他人……

如果他把他的自责外移了,他就会感觉,无论他做什么,大家都认为这是那些隐藏的动机的错误。就像在前面说的那样,他可能确实是个非常真实的人,所以他对别人的不公感到愤恨。他可能戴上坚硬的面具来防护,所以别人不能从他的声调、表情和内心对他进行一番猜想。对于这些具体化的方法,他甚至都不知道,他只能在意识层面感受到大家都是友好的。当他感受到别人长期对他产生怀疑的时候,一定是他处在分析过程中的时候。这和达摩克利斯(Damocles)国王差不多,他生活在恐惧中,因为他随时都会遭到恐惧严重的谴责。

卡夫卡的《审判》对这些朦胧的自责所做的说明最清楚,其他精神医学方面的书籍都比不上这一本。就像卡夫卡那样,神经官能症患者认为有些裁判是不公平、不明白的,所以他们会一直投入对其的自卫斗争中,然而他们的战斗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们在斗争中极其绝望。卡氏的真实失败的主要基础就是这种自责,弗洛姆对“审判”的分析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卡氏过着完全麻木的生活,因为他的前进是没有目的的,所以成长力和自主性都是他所缺乏的。简单地说,弗洛姆的观点是“精进的生活是他所缺乏的”。弗洛姆认为,不管过着这种生活的是什么样的人,都会感到罪恶,他的理由非常充分:因为他现在是有罪的。他不向自己和自己的智慧求助,想要别人帮他把问题解决,这一直是他所期望的。有一种深奥的智慧存在于这种分析中。这其中所应用的概念也是我所赞同的。不过我认为这并不算完整,自责的无益性,也就是责备的特性,是他所没有考虑的。换句话说,他把卡氏对自己罪行的态度这一点忘记了,他的转变是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这是因为他用自恨的境况对待自己。他没有感觉他对自己的责备是残酷的,整个过程都被具体化(外移)了,所以这一点存在于潜意识中。

最后一点,一个人的自责可能因为当时的举动或者态度从客观的角度看是良好、合适、无害的。他认为“照顾自己”就是娇养;认为喜欢美食就是贪婪;认为不盲从、考虑自己的想法就是一种顽固的自私;虽然一些分析治疗是可行的,也是他所需要的,他却认为这是放纵自我;他还将判断自己的看法视为无所顾忌。有些自负或者内心指使已经与“追求”相抵触,我们在这里一定要考虑这种情况。一个人要是以禁欲为傲,就会控告自己贪婪。一个人要是非常自谦,就认为作出判断是一种利己主义。但这种自责是病人出现的真我与常欲之间的战斗,和最重要的原因无关。分析的末期是产生自责最多的时期,自责是一种目的,它阻碍并侮辱人们向正常人性发展的动力。

(就如自恨是恶性的一样)自责是邪恶的,自卫之道是它所需要的。我们可以在分析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病人一遇到困难,就立刻开始防卫。正常的愤怒、迷惑或者愿意与人争论都是他们可能出现的反应。比如,他们可能立刻就表示,虽然他在过去确实如此,但他现在的情况已经好多了。也可能表示,如果他夫人没有这样做,就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也有可能说,就是因为父母的缘故才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可能发起反击,经常对分析者持有攻击态度;也可能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表示满意和顺从。换句话说,他的反应是这样的:虽然他受到了我们严厉的责备,但他因为过于恐惧,已经不能冷静地发现自己被责备了。他用放任自己心意的方式盲目地对谴责发起攻击。比如,用归罪他人的方式,用让自己逐渐免于责备的方式,用认罪的方式,或者用继续攻击的方式,等等。我们在这里面临一个问题,也是分析治疗的主要阻碍因素。这是除了分析以外的、让人们不能对问题持客观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人们因为必须“免于自责”而不能对自我作出建设性的批评,人们不能从错误中学习的原因也在于这一点。

为了综合分析神经官能症的自责,我要用正常的“良心”进行对比。正常的良心对真我利害关系的监视是一直都未停下的。用艾利希·弗洛姆的话来说,它是真我对我们整个人格或者合适或者过分的反应,是“人类对自我的召唤”。但另一方面,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自负是自责的起源,当个人不能满足自负的需求时,自责就表示不满。它们在与真我对抗,想要制伏真我,而不是在支持真我。

很明显,良心所产生的不适或者懊恼在检查错误的特殊行为或者反应,在检查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所以它是具有建设性的。当我们的良心对这种做法持否认态度时,所发生的事在最开始就和神经官能症的过程有所区别。因为良心的作用,当我们发现某种行为或者态度是错误的时候,我们就会试着用公正的态度去看待,不会对此进行夸大。我们对谁应该对良心负责进行一番探索,最终,只要是一种可行的、克服错误的方法,我们就会使用。相对来说,自责就是将人格不好的一面宣布出来,最终给出一条谴责性的评判,评判出来以后,自责就进入暂时休息的状态了。当人们不再自责,开始积极行动的时候,自责就成为一件没什么用处的东西了。总的来说,人们需要对自己面临的问题进行严格的检查,但自责却让人们避免了这一步,人性的发展被阻碍了,所以无论从来源还是结果的角度考虑,自责都是非道德的。但良心是一种道德力量,它有利于我们人性的发展。

弗洛姆比较了正常的良心和“权力主义者”的良心,他认为后者是“权威内部的恐惧”。实际上,从“良心”这个词的用法来看,它的三种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种意义是,因为害怕被发现,害怕被惩罚,所以自然地服从外部的权威。第二种意义是,责怪性的代表。另外还表示对自我感到建设性的不满。我认为最后一项才是“良心”,我在使用“良心”这个词的时候,也专门指这个意义。第三种意义是,自恨自身可以表现为自卑。研究自负有多种方法,我们就用这种表现当作这些方法的统称,自疑、自卑、自贬、自辱与自嘲都可以包括在内。这是区分自责的一个好方法,因为它可能明确表示一个人因为没用、自责而感到有罪,却不能明确表示这个人看不上自己或者感到鄙下。在某些情境中,我们只能非常肯定地说,这是我们被不同的形式击败了。这是自恨形式产生的两种方式,有一点比较明确的区别产生于这两种方式之间。有些努力是为了改善现状或者取得成就,自卑就是在与这种努力对抗。从程度的角度来说,对自卑认识的差别是很大的。我们在后面会研究这其中的理由。在一些不易激发的、合理的自大背后,可能就隐藏着这种自卑,但这种自卑也可能被直接地感觉出来或者展示出来。比如,有一位女孩想要在公共场合在鼻子上涂粉,她的内心可能有这样一种声音:“丑小鸭,想臭美!真是扯淡!”再比如,有一个被一篇理学文章吸引的聪明人,他也想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此时他可能自己嘀咕说:“你怎么能写出论文!你就是个骗子!”因为这些人一般都对这些想法的全部意义有所了解,所以他们对自己想法的嘲讽是公开的。是这样吗?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那我们就犯了很大的错误。有些直白的讨论可能真的是幽默的、机智的、没有恶意的。我在前文曾说过,这是更加难以评价的。他们可能是在潜意识层面保全自己的面子才使用了这样一个小聪明,也可能是为了追求自由,为了不让自负的体面都丢光了。我们可以说得更加明确一些,为了保护自负,为了保全个人,他们是可能从顺从转变为自卑的。

虽然人们可能将自辱的态度称为“谦逊”,虽然这也可能是人们自己的切身体会,但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观察到自辱的态度。这些人在用心照顾生病的亲人后,可能有这种想法,也可能直接这样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此外,他还有可能说:“我是为了让人感动才这样做的。”实际上,他在说谎,但他不认为自己在赞成自己说谎的行为。医生可能认为病人的病情没有改善说明了他们的失败,但认为病人旺盛的生命力和好运气才是病人痊愈的原因。另外,虽然我们并不容易察觉到自卑,但对他人来说,“对结果的恐惧”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真正有才学的人在讨论的时候因为害怕别人嘲讽他而不敢侃侃而谈。很明显,这是一种对自己成就和才能的自辱,不利于自信的恢复和发展。

最后,在人的整个行为中,自卑会用粗陋或者精巧的方式表现出来。人们可能低估了他们的愿望,他们正在做和将要做的工作,他们的时间,他们的期望、意见或者信念等。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似乎已经没有能力庄重地面对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为了。他们会对别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感到惊讶。因此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进而发展为怀疑世人的价值。在自卑、道歉或者谄媚的行为中,自卑显得更加明显。

自骂也可能出现在梦中,这和其他自恨形式是一样的。这在做梦的人大脑不清醒的时候也可能显示出来。他在表现自己的时候可能要凭借肮脏的水池、强盗贼匪或者滑稽的小丑、令人作呕的东西(大猩猩或者蟑螂)等事物。他可能梦见一幢房子,这幢房子外面华丽,但里面却和猪圈一样脏;这幢房子可能已经坍塌了,正处于修理状态;或者在这幢房子里与下贱的女人做爱;或者这幢房间里曾经发生过让他被嘲弄的事情等。

为了更加广泛地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在这里要将自卑的四种结果考虑在内。第一点是,一些神经官能症患者会做出一些对比,对比的一方是他们自己,另一方是和他们有过交往的每一个人,也可能是对他们不利的人,这样他们就发现别人比他更会穿衣打扮、更加有趣、更加感人、更聪明、更迷人。在年龄、地位或者其优势方面,他认为自己是比不上别人的。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会因为这些比较而受到打击,并因此而感到失衡,但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仍然是不可能彻底的。他们即使想了,也仍然感到自卑。一般来说,这种比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还会让个人感到不愉快。有些人可以因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但他们非要将一个善于跳舞的女孩子作为比较对象,这是为什么呢?也可以说,一个人明明对音乐不感兴趣,但他还是要和音乐家作对比,并因此而感到自卑,这是为什么呢?

每当我们想起那些在各方面都不比别人差的那些人的潜意识要求时,这些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神经官能症的自负也是一种需求,不管是与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对比,它都要求他是最优秀的。因此,不管是他人哪方面“优秀”的能力或者特长,他都会感到这对他是一个绊脚石,毁灭自己一般的责骂就因此而产生。这种关系在有的时候是相反的,当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处于自骂状态时,他的责备性自我批评需要支持和加强,这个时候他就需要别人“超强”的能力。我们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使用两个例子。一位母亲有虐待倾向,同时她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爱干净和别人的好成绩都是让吉米感到羞愧的东西。但竞争中畏缩还不足以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此时,自卑是在竞争中畏缩不前的结果。

人际关系的“容易被攻击”是自卑的第二种结果。神经官能症患者因为自卑而对别人的批评和拒绝十分敏感。有些情况是不需要生气的,他却感到自己被别人看不起、被人攻击,自己的同伴也得不到别人的喜欢,也可能感觉别人真的在蔑视他。因此,他对自己的不安稳感又被自卑强化了,他对别人看待他的态度更加怀疑了。因为他对自己的真实情况感到无法接受,所以对于那些完全了解他缺点的人,他是不可能认为这些人能够用喜悦和善意的情感或者态度接受他的。

他内心深处有更加汹涌的感受,对于别人非常明显的对他的轻视,虽然他不会有意识地表现出自卑,但他的心里已经记住了这种猜疑。能够说明大部分自卑都已经被外化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盲目地认定自己被他人轻视了,二是完全或者相对地感觉到他的自卑。这对他的人际交往多少存在一点害处。别人“面对价值”的积极感情可能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在他看来,恭维和嘲讽的评论是等同的,同情就是施舍或可怜一个人。人们因为希望从他身上获得某种东西才产生了想要了解他的意图。因为他们自己可能是“神经官能症患者”,可能是无能的,或者他自己是一个能够给别人带来好处的人,所以别人才可能因为对他不是特别了解才说喜欢他的。同理可知,他们可能因为一些根本就没有恶意的事情而感到自卑。他可能认为这些都是程度较低的屈辱,比如,某人没有接受他的邀请,没有马上回答他的问题,在戏院或者街上时没有和他打招呼等。如果有人对他开了个玩笑,即使这个玩笑是善意的,他也必定感到这是很明显的屈辱。如果有人反对他的建议,或者批评他的行为,他就认为这些具体的批评是不真诚的,反而恰好说明了有人在轻视他。

就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这个人并不知道他和人相处的方式,也不知道有些扭曲的现象隐藏在这种关系中。病人认为别人的轻视是一种事实,我们在对关系进行分析时,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观察病人这方面的特点。病人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分析后,可能对分析者就比较友善了,有理由并且十分坦诚地提出:分析者对他的轻视是无须证明即可发现的,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因为大家可以非常容易地就对别人的态度作出不同的解释,尤其是它受到无关的破坏时,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一切与人性关系有关的知觉扭曲。有时他认为被“外移”了的自卑是非常准确的,对他人扭曲的看法就更加容易形成了。很明显,这种转移责任是自卫性质的,但他可能无法忍受生活在尖锐而又经常出现的明显的自卑中。由此可以发现,在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潜意识中,他们习惯于将别人当作罪犯看待。虽然他们认为,被轻视和拒绝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实际上,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但和面对自卑相比,被轻视和被拒绝就不算特别痛苦了。我们要知道,他人是不能伤害也不能建立自尊的,对每个人来说,这门苦难的课程都需要长时间的学习。

神经官能症患者的自负容易引起自卑的“易受攻击性”,所以二者经常相伴而生。所以很难认定,一个人因为自负而受损,或者他感到耻辱的原因是自卑的“外移作用”。对于这种反应,我们需要从两个角度来解释,因为它们实在是太密切了。当然,在比较特别的时候,我们应该很容易知道或者观察到这两者中的一个。当某人对“轻视”的反应既自大又存有报复心理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尊受损。当愤怒是相同的,他就变得曲意逢迎或者卑躬屈膝时,比较明显的理由就是自卑。但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应该牢牢记住,相反的现象可能是相反的方面产生的。

第三点,有的人受自卑支配,他们的很多恶习都是从别人那里学会的。他可能对这些让人唾骂的恶行是欺负或者耻辱这一点都不是很清楚。他可能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他的朋友对此非常愤怒。他可能认为犯罪者的行为是正确的,也可能想让犯罪者的罪行减低一些。这种现象只发生在诸如病态的依赖性这种情况下,这是复杂的“内在情愫群”的产物。“不能自卫”可能因为病人怀疑自己不应受到任何更好的对待而产生,这才是产生这种恶习的主要因素。比如,一个以丈夫在外边与其他女人暧昧不清为荣的女人,她可能认为其他女人更加迷人,或者认为责任在于自己不够可爱,所以她才无法将自己的愤恨直接地表现出来,也无法诉苦。

最后要说的一点是,需要利用赞赏、称赞、崇拜、敬重或喜欢他人来平衡或者减轻自卑。因为内在的自卑并不掌握这些强迫性的需要,所以这些关心的探求具有强迫性。最终胜出的需求对它起决定性作用,这与完全消耗性的生活目标非常接近。因此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他人对自我评价的结果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别人对我的态度而有增减变化。

神经官能症患者对自我荣誉化的映射是非常固执的,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沿着辽阔的理论线进行探索,我们就可以凭借这些观察进行进一步了解。因为他认为二者只能选一个,也就是死于自卑的恐惧中,所以他必须把它坚持下来。自卑和自负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总是能让另一方得到加强。当他对自己的实况感兴趣后,这种循环才能停下来,但由于自卑的作用,他还是难以发现自我。对他来说,只要他自我堕落的形象依旧是真实的,他的自我就依旧显得低下粗俗。

对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他们的哪一方面是自己轻视的对象呢?有的时候是一件事,可能是他的领悟能力,也就是记忆、推理、评论、计划、思考、特殊的技能或者天赋等,所有从个人行为到公众表演的活动力都包括在内;也有可能是他的身体外观与功能。但轻视趋势的普遍性分布不均,一般来说,有些区域的集中比较显著,决定这一点的是解决神经官能症某种态度或者能力的重要性。比如,对富有攻击性的报复型患者来说,他自认为的“软弱”严重地受到他的轻视,其中包括的内容非常多,比如,一切顺从(合理的顺从也包括在内)、失败的报复、对人的积极情感、对自己和他人的无力操控等。从本书的体系来说,我们是不能详细地探讨各种可能性的。因为问题的原理永远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一一讨论。为了更好地进行说明,我们可以对两种比较常见的自卑表现进行讨论,这些表现都与智慧和吸引力有关。

我们知道,仪表和容貌的范围非常大,从令人厌恶到让人欢喜,各种情况都存在。如果这种倾向发生在一个比普通女人稍微好一点的女人身上,我们可能感觉有点奇怪。但我要说的这一点,大家最好不要忘记,这不一定是别人的意见,也不一定是客观事实,只是那个女人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的一个矛盾。所以,从我们一般赞美的角度来说,她可能是个美女,但她未必绝对是个美女,不管什么时候,从过去到将来,都不可能出现绝对。她可能存在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如身上有瘢痕,手腕不够细长,头发的起伏不够自然等,因为她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所以她开始看低自己,有的时候,她甚至对照镜子都非常厌恶。她害怕别人认为她是令人厌恶的,她很容易就陷入这种恐惧中。所以,她在看电影的时候就会非常害怕坐在她旁边的人因为这一点而调整座位。

从其他人格因素的角度考虑,如果对仪表非常不满意,就可能出现这种结果:为了与消极的自骂或“毫不在乎”做斗争而占用了过多的精力。如果是抵抗消极自骂,她可能在裙子、帽子、头发、肤色等方面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如果她对鼻子、肥胖、乳房等特别的方面存有轻视之心,她可能会采用减肥或者手术这样激烈的“治疗”。如果是抵抗“不在乎”,她对姿态、穿着、头屑等方面的料理就会受到自负的阻碍。这个女人可能真的认为自己很丑,自己是令人讨厌的,所以她认为改变容貌的尝试都是没用的。

如果一个人发现更为深远的原因造成了对容貌的自责,那么他可能感觉事实比想象猛烈得多。有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我有吸引力吗?”“我可爱吗?”则是另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不能完全区分开的。有一个重要的人类心理学问题混合在这里,我们暂时先不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在另一章节讨论“可爱”的问题更合适。虽然在很多方面,这两个问题都互相渗透,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其中一个意思为:我的外表够美吗?我的外表对异性有吸引力吗?另一个问题是:我想变得更可爱,那么我有这种能力吗?显然,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问题,对年轻人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但关系到我们生存中心的却是第二个问题,因为这与爱情生活是否幸福有关系。可爱的特质和人格是联系在一起的,当神经官能症患者与自己脱离的时候,他的人格就会变得非常朦胧,他就对此失去了兴趣。虽然说不管对于哪一种实际意义来说,吸引力是否完整都不太重要,但在所有的神经官能症中,“可爱”都被伤害到了。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是,分析者很少听到第二种情况,经常听到第一种情况。很多“移情作用”都发生在神经官能症中,这不是从本质扩展到外延吗?这不是从完成关于自我的事情扩展到华丽的外表吗?这不是一个追求和魅力相一致的过程吗?魅力这一项并不体现在发展可爱的特质上,但魅力需要合适的衣裳,需要一定的风度。从这点来说,一切仪表方面的问题都关系到是否过分的问题,这是无法避免的。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自贬”会集中在这些问题上。

对智慧的自贬,蠢笨感觉的结果,与理性万能中的自负十分相像。我们需要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吸引人们注意的是自卑还是自负。实际上,在多数神经官能症中,导致对领悟能力不满的真正理由是存在很多障碍。评论性的思考可能害怕攻击的干预,如果让自己不愉快地被束缚着,那就很难得到意见。为了把自己的全能证明出来,这种强迫性需求就会对学习能力造成困扰,把个人问题趋势掩盖,思考的清晰性也被迷惑了。就像人们让自己无法看见内心的冲突,他们将其他类型的矛盾忘记了。对于自己的荣誉,他们可能会过度困惑;对于他们目前的工作,他们会产生疲惫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这样的真实是不容易的,这种感觉是愚蠢的,是完全能够被说明的,并且希望愚钝感能够从希望谈及的事情中受益。就像我们提醒病人:“虽然你拥有完全正常的智慧,但你的工作能力、你的勇气、你的兴趣又该怎么说呢?”很明显,这是一些值得研究的因素,然而在生活方面自由使用智慧并不能引起病人的兴趣,“大脑”的绝对智慧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地方。当时,我们对自贬过程的力量缺乏了解,有的时候这种力量占有的分量是很足的。有一些人确确实实获得成就了,但他们还是习惯于说其实自己是愚笨的。因为他们一定要避免被嘲讽,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如此,所以他们对远大抱负并不是特别承认。他们在十分矛盾的时候会将所有矛盾的证明和证据放弃,然后接受某种判断结果。

对兴趣的主动追求在不同的程度都受到了自贬过程的阻碍,不管是在活动之前、活动过程之中,还是活动之后,这种效应都会表现出来。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对自卑屈服,他可能颓废,所以没有办法在公共场合演讲,也可能无法讲外语。在公演之前,或者在公演过程中,他都会感到恐惧(怯场)。如果他在从事某些活动中遇到了困难,他很快就会选择放弃。另外,自卑和自负都像是“易受攻击”那样,产生某些恐惧或者忌讳。总之,它们是上下两难的产物,一方面需要大加赞扬,另一方面却主动地进行自攻和自辱。

即使在完成或者做好一件工作时,没有顾及任何困难,自卑都没有停下来。“就做好与这份工作相同的事情来说,其他人也是能做到的。”比如,某人在钢琴演奏的过程中,存在一段发挥不佳的问题,他就可能这样想:“我这次是侥幸没有失败,但下次就必然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然而另一方面,自卑的全部力量都被失败激发了,实际的意义受到了阻碍。

自摧是自恨的第四种表现,在讨论这一点之前,我们要把与之类似或者具有相同效应的现象区别开,这样才能把这个话题缩减到一个合适的范围。首先,我们要对正常自律和自摧之间的不同之处做一个区分。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他可能为了更重要的目标而把一些满足或者活动抛弃。所以,价值层次中更高的部分才是他追求的。所以,年轻父亲会因为节省家庭开支而放弃自己需要的享乐。对于一位专注于工作的艺术家或者学者来说,价值比较大的是专心和心里安宁,所以社交生活是要受到限制的。对时间、精力与金钱上的缺陷认识(这种认识正好是神经官能症所缺乏的)是这种戒律的先决条件,同时也要对自己的真实愿望到底是什么有所了解,另外还要有能力追求重要的事情并将不太重要的事情放弃。因为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愿望大多是强迫性需要,而且每个愿望的重要性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一种是能够放弃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做到这些都是不容易的。在分析治疗中,正常的自律一般都不是真实的,只是接近目标而已。我们要从经验中发现神经官能症患者对自动的自制和挫折间的差异并非十分了解,否则我们根本就不会在现在说这一点。

我们还要注意到这样一点,神经官能症患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被折磨的人,不过他自己可能并没有这种感觉。他要去了解自己具有的潜能,却遭到了他的冲动、他的强迫驱动力、冲突的解决和疏离自我的阻挠。另外,因为他无法完成对“无限权力”这种需求的追求,所以他经常感到挫败。

不管这些挫折是真实的或者想象的,它们都不是自摧的意向所引起的。比如,对称赞和爱好的需要,在实际上已经摧残了真我和真我情感。因为神经官能症患者也必须要应付别人,所以他们也会产生这种需要。(我们暂时不考虑他的基本焦虑)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剥夺是残忍的,但必然是从这个过程中不幸地产生的。就拿自恨来说,到目前为止,对于自恨表现所引起积极的自我挫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自由选择”的一种挫折就是“应该”的暴行。自尊使得自卑和自责都受挫了。另外,享乐方面的禁忌与希望、渴望的压抑也是这种自恨的主动自摧特点表现得比较明显的地方。

我们对兴趣有一定的渴求,我们要做真正符合我们兴趣的事,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充实、率直,然而享乐放慢的禁忌却对此有破坏作用。一般来说,病人越是了解自己,就越是能确切地体会到这种内心的禁忌。他想去旅行,但是他的内心却说:“你不应该去。”他的内心也可能有这些声音:“你没有休息、看电影、买衣服的权利。”还有一种情况是更加普遍的:“好事是轮不到你头上的。”他怀疑那种焦躁是不合理的,他想自己分析这个问题,但他又感到这像是用铁手去关重门。他知道分析工作对他是有好处的,但是他厌烦了,于是就停下来了。有时候,他的内心会因此而产生一段对话。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他感到很累,需要休息了,此时他的内心就嫌弃他的懒惰。“我不是懒惰,我确实太累了。”“才不是呢,你根本就是在放纵自我,你要是这样做,就什么都得不到。”这样的对话会一直进行下去。当他去休息的时候,他可能感觉自己是罪恶的。他也可能硬着头皮继续自己的工作。但对他来说,这两种做法都是没有好处的。

一个人怎样在追求享受的时候让自己的意志力消退呢?一般来说,在梦里会出现这样的情境。比如,一个女人梦见自己在一个园子里,园子里到处都是水果,每当她摘到一个果子或者想要摘一个果子时,就有人立刻从她手中把果子抢走。再比如,一个人在失望时做了一个梦,他想要把一扇重门打开,但没有成功。他想要去坐火车,但火车正好就开走了。他想要亲吻一个女孩,但那女孩立刻就不见了,一阵阵嘲讽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社会意识中可能也隐藏着享受方面的禁忌。“只要有人还住在贫民窟中,我住在华美的公寓中就是不应该的……只要有人还没有吃饱,我就坚决不能浪费食物……”这些反对真的是因为他的社会责任感而产生的吗?或者禁制是不是只是为享受遮掩?此时,一定要对这些问题进行反省。想要澄清这个问题,同时把那种虚假的光荣揭示出来,只需要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做到:你能做到不花自己的钱就把包裹寄到欧洲去吗?

至于这种禁忌的存在,我们可以用“既成的抑制”来推断。比如,一个只能够和他人分享的人,他却在不顾及别人是否喜欢的情况下,强制要求别人和他一起听唱片。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单独享受某种事物是难以忍受的。有时候,别人可能在开支方面比较吝啬,因此即使他想要对此做出更多更合理的考虑,他也没有办法做到。这在以下这些情况中更为明显,有些事情能够明显地使他们的声望增加,如明显的施舍,买一件对他没有任何意义的古董或者举办一次舞会,这些事情过度占用了他们的精力。他们只能做荣誉的奴隶,对于仅有让他们享受或者幸福的事情,是被严令禁止的,因此他们的行为就像是被某种法律束缚住了。

让他们感到挫伤的是焦虑或者和焦虑差不多的事物,这一点和其他禁忌差不多。有这样一位病人,别人为他准备了一杯咖啡(精致早餐的一部分),他却不肯喝。因为他本来以为我会因为他的“自私”而责怪他,所以当我对他这种良好的表现大声赞扬时,他感到非常震惊。再比如,他会因为搬到一个比较好的公寓而感到极其恐惧,虽然这个公寓在各方面都比较舒适。因为他的内心在他享受宴会的时候大叫“你早晚要为此付出代价的”,所以他会感到恐慌。一个病人买了一些新家具,就感觉自己的内心在嘀咕:“你根本活不到享受这些的那一天。”这种病人的情况是特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时癌症的恐惧在偶然间敲打着他的心。

我们在分析中可以清楚地看见期望的压制。在克服“结果”意义方面,“坚决不”这样的词是没有用处的,而且还有复发的可能性。就算是真的有所改善,他内心也会有这种挣扎:“只要你的恐慌和依赖性不能被自己掌控,你就不能获得自由。”此时,恐惧就会侵扰病人,病人会疯狂地要求治愈自己,或者要求别人给予帮助。有时候,病人不得不承认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即使如此,他也可能说:“是啊,我已经得到了分析的帮助,但分析却不能进一步给我帮助,那么分析的好处到底在哪里呢?当希望再次被剧烈地粉碎时,毁灭的感觉就又会产生。”想必大家对但丁的地狱还有印象吧!有一句话刻在地狱的入口:“不管谁进入这里,都把你们的希望抛弃吧!”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到那些显著改善的反应基本“都是这样”。有位病人感觉自己已经忘记了恐惧,认为情形有所好转,他就知道有一种重要关系,他可以按照指使从恐慌中逃离出来,不过在后来还是会以更加抑郁和丧气的样子恢复原状。还有一名已经放弃生活重心的病人,每当他想起自己是有优点的时候,他就会感到恐慌,就处于自杀的边缘。这是一种自我落败的潜意识,如果这种潜意识更加深刻地发展,病人就会拒绝所有带有嘲讽意味的保证。我们可以在一些例子中对这种再发的过程的原因进行研究。当病人已经知道什么样的状态比较良好时,比如,将不合理的要求放弃,他们就感觉自己变了。他在想象中登上了绝对自由的高峰。接下来,他会因为自己做不到这一点而对自己产生厌恨情绪,他对自己说:“你什么目的都不能达到,你真是没用。”

对所有希望的禁忌是最后一项,也是最隐蔽的一项自我摧折,这些希望包括狂妄的幻想,而且也包括对自己机智的利用,同时还包括让自己更优秀、更强大而奋斗的禁忌。自卑和自我摧折在此处的界限非常模糊。你想做、想唱、想结婚吗?你发现你可能什么都做不好。

我们可以从一个在后来积极向上而又有所成就的人身上看到这些因素。大约是在他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的前一年,这时外在的因素还没有什么变化,他和一名年纪比较大的女人谈话,那个女人问他:“你希望完成什么事?你今生今世能够做什么?”他从来没有考虑过未来,虽然他有头脑、有思想,也很努力。他的答案是:“啊!我感觉我永远都要为生存而活着。”虽然别人都认为他的前途应该不错,但是和重要事情有关的意见都被勾销了。他由于自我分析的帮助和外界刺激方面的原因而更加努力,但他不知道自我研究上的发现到底有什么意义。他的自信增加不了,因为他感觉自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他可能会把这些发现忘记了,而后又意外地重新发现。最后,工作上留下的禁忌迫使他开始做自我分析,这时候他还是很难克服对于自己渴望的、自己希望得到的、了解自己特殊才能等方面的禁忌。很明显,他有很强的天赋,促使他追求成就的志向非常激烈,而且已经不能被完全阻挡住了。所以,即使他把某件事完成了(即使是非常痛苦地完成了),他还是对这个事实采取回避态度,他没有办法拥有或者接受这个事实。对其他人来说,这同样是一个不顺利的结果,他们不敢尝试新的事物,他们退缩,他们对生命没有期望,所以他们的标准降低了。他们在自己心灵控制和能力之下生活。

自我挫折也可以通过“外移作用”表现出来,这与其他自恨方式是一样的。一个人可能抱怨说自己本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让他不快乐的罪魁祸首是他的老板、他的太太、他经济情况不好,还有政治和气候方面的因素等。当然,我们不应该向另一个极端靠拢,认为这些因素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们的幸福的确可能被这些因素影响。当我们评价这些因素时,应该注意这些因素的影响力,注意有多少内心激起的因素向它们靠拢。有些人经常认为别人对自己比较友好就感到满足和安宁了,虽然外在的困难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他们也不顾虑。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自我折磨是自恨的必然结果。神经官能症患者为了追求不可能得到的完美,可能会督促自己,可能轻视、摧折自己,也可能强烈地责怪自己,这些做法确实让自己受到了折磨。在自恨的众多表现中,自我折磨单独成为一类,它包含了使自己受苦的模糊意识。我们要考虑每种神经官能症痛苦病理的所有可能性。比如,要把自疑考虑在内,它们产生于内在冲突,在没有目的和结果的对话中都有所表现,病人们就用这种对话与自己自责的行为对抗,用来保护自己。它们与他所在的不同环境有关,都是自恨的表现。实际上,它们可能像哈姆雷特那样是最痛苦的,因为“自疑”可以吞噬人类,所以它们可能还不如哈姆雷特。很明显,虽然我们必须对发生这种情况的所有理由加以分析,但它们有没有构成自我折磨倾向呢?

拖延是另一种与之相同的特性。我们知道,一个人行动或者决定的迟缓是很多因素造成的。比如,无法作出决定和普遍意义上的懒惰就是这种情形。那些拖延的人知道,被自己拖延的事情将越攒越多,他们会感到极其痛苦。我们对一些不确定的问题已经忽略,我们要再次偶尔地回想一下这些问题。如果拖延没有使他不高兴,没有对他产生坏的影响,他就会非常高兴地对自己说:“我从它那里得到了权利。”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拖延是因为被驱使着折磨自己而产生的。这只能说明,他要对自己所受的痛苦展开报复,并且从报复中获得了满足,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幸灾乐祸”。他对自己的折磨是主动的,但至今他都没有发现这一点,然而当他看到别人感到紧张不安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喜悦和满足的。

其他的观察能够显示主动自我折磨的驱动力是一种辅助证明,如果没有这些证据,个人所说的话就都不可能成为结论。有的时候病人发现自己有一些零碎的节约,在这些自我吝啬的事情中,“压制”并不是只有一种,自我的要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有时候这甚至接近于一种爱好。因此,对于一些有忧郁症倾向的病人,他们不但有一种对神明忠实的恐惧,还用非常残酷的方式打击自己。以他们自己的感觉为例,胃不舒服会变成胃癌,轻微的咽喉炎会变成肺结核,颈椎痛变成了脑瘤,肌肉疼痛会变成脊髓灰质炎,焦虑成了神经混乱。这些病人认为自己经历了一个“中毒过程”。最开始的表现不过是失眠和不安,但那时她会告诉自己,一个新的恐慌循环已经开始了,所以,这种症状在以后的每天晚上都会越来越严重,她已经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如果说最初的恐惧是雪球,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将雪球堆成雪堆的过程,最终的结果只有雪堆崩溃,并将她埋住。她当时的诗中写道:“我被自我折磨得充满了欢喜。”对于这些忧郁症患者来说,可以分离出一项导致自我折磨的因素。在他们看来,绝对的健康、英勇和安静,都是他们所应该拥有的,只要是出现了与之相反的病状,他们便会残酷地攻击自己,即便这些症状只是微小的。

另外,我们在对病人的虐待冲动或者幻想进行分析时就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的虐待冲动可能就是一种诱因。有时候,一些病人会有一种折磨他们的幻想或者冲动,无助的人或者小孩最可能成为被折磨的对象。比如,有一位名叫安妮的驼背仆人,她和一名病人都住在公寓中。一方面,病人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另一方面,他觉得这种冲动让他感到烦闷和困惑。安妮对这位病人非常友好,从来没有对这名病人的感情造成伤害。当这位病人还没有存在虐待幻想的时候,他就对安妮的身体畸形感到同情,不过他同时还存在厌恶情绪,他认为他将安妮看成了他自己,所以他才同时产生了这两种情绪。他本身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但当精神困扰袭来时,他就感到无助,进而有一种歧视感,这个时候他就感觉自己是一个瘸子。这种虐待的幻想和冲动产生于他第一次看见安妮努力地擦洗地板的时候。安妮每天都这样勤劳地工作,但他能看到并感觉到安妮的努力,只有当他的自负在他的身边环绕,或者他认识到自己的自谦倾向的时候。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种折磨他的强迫性欲望:这是一种折磨自己的冲动的积极具体化(外移),他会因此产生一种超越于弱者的让他感到恐惧的感觉。因此,这是一种积极的欲望,但最终却变弱了,成为一种虐待性的幻想。当他的自谦趋势和他对这种趋势的厌恶变得非常明显时,这些幻想就消失不见了。

自恨是所有的虐待倾向和行为产生的根源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促成这种情形的因素和可能是“自我折磨”驱动力的“外移”现象。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经常去注意这种关系的可能性。

其他病人也可能发生对痛苦的恐惧,虽然有时候并没有外在的因素促成这种恐惧。有的时候,由于自恨的增加,自我折磨驱动力的被外移表现让他们产生恐惧反应。

最后,受虐狂和性行为以及幻想也可能从此被发现。我们分析这样一种手淫幻想,他认为这种幻想是堕落的,并因此而感受到了残忍的折磨。与手淫经常伴生的行为有:抓头发、用手拍打自己、突然抓一把、穿着很紧的鞋子走路、装成非常难受和痛苦的姿势等。如果他们想通过进行性行为得到满足,就需要做一些鞭打捆绑、责骂的事情,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做让人厌恶和低贱的事情。这些是组成部分非常复杂的例子。我认为我们至少要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事物区分出来,一种是病人所认为的能够让他得到性满足的唯一方式——自我堕落(我们在后面会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另一种是病人对自己的折磨以及由此产生的报复性快感。实际上,病人一般既是折磨的主动者,也是折磨的承受者;他是被动堕落的,但他的满足也是从这种堕落中得到的,所以我们可以因此而相信,对于有意识的经验来说,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正确的。

直接的或者纯粹的“自毁冲动或者行为”的极端必然是自恨的产物之一。这些极端可能是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可能是慢性的或者急性的,可能是想象中的或者实际行为中的,可能是隐蔽的、痛苦的、缓慢的或者公开而剧烈的,它们可能是小问题,也可能是大问题,身体、心灵、精神上的自毁则是它们最后的目的。当这种可能性被我们思考之后,我们就不会认为自杀是无法解释的了。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被我们毁灭,我们能够使用的方法有很多。自毁的最极端和最终的表现就是自杀。

最容易察觉到的自毁是针对身体的自毁,我们的身体会受到这种行为的实际伤害,不过这主要集中于精神病患者。我们可以在神经官能症患者中发现程度比较轻的自毁,在抓头发、拔头发、咬指甲等“坏习惯”或行为中,这些自毁最容易表现出来。但有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与精神病患者相反,他们对现实呈现轻视态度(当然,他们自己的所有实况也是他们看不上的对象),有些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是突发的,并且只存在于想象中,甚至只针对那些生活在想象中的人。在一转即逝的意识之后,这些行为最容易出现,整个过程迅速得如同闪电一般,所以对于过程进展的顺序和结果,我们只能在分析中了解。他们可以非常敏感地发现某些缺点之后(突然爆发而又很快消失)产生一种冲动。这种冲动来势汹汹,比如切碎肠子,比如拿刀刺伤胃,伤害双眼,刺伤喉咙。这种人非常典型,他们有时候就有从阳台或者悬崖跳下来这种自杀的冲动。因为这些突发的冲动很快就会消失,所以基本没有机会实现。然而,这种从高处跳楼的冲动是突发的,也是十分猛烈的,所以人们为了不至于真正地往下跳,就必须要紧紧抓住某些物体,不然这种冲动就可能转化为一种实际的自杀欲望。即便是这样,这些人都没有真正地想要一死百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他想要从二十楼跳下,然后整理好自己再回家。其他附属的因素决定这种尝试是否会真的转化成现实。假如我也是一个不正常的人,那么他是发现自己已经死亡的人中最惊讶的一个。

还有一些自杀尝试是更严重的,我们可能很快就想到深陷的“自我脱离”现象。但在自残冲动可能失败的尝试中表现出来的,一般意义上的“不是真心想死”的态度,与真心想要自杀的、有计划的自杀目的相比,前者的特性更加明显。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有很多,最为常见的一种就是自毁倾向。

自毁冲动的表现形式可能是莽撞地游泳、攀登、驾驶,或者不顾自身情况和无所顾忌,自毁可能是无意识的。因为我们对病人本身有所了解,因为病人有不被侵犯的要求(也就是,在我身上不可能发现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并不是莽撞的行为。在很多实例中,这种因素都是主要的。但我们总认为,产生自毁驱动力的可能性还有别的,尤其是“看不见实际危险”的心理活动最为剧烈的时候。

最后我们还可发现,虽然可能有需要定期使用麻醉剂这样的原因在里面,但有一些人无意识却有计划地损害自己的健康,他们滥用药物或者酗酒。我们在斯蒂芬·茨威格对巴尔扎克的描述中看到了天才的悲剧,“对魅力的苦苦追求”让他忽视睡眠、过度工作、豪饮咖啡,他的健康就这样被损坏了。是的,巴尔扎克因为错误的生活方式而过度工作,对吸引力的需求让他债台高筑。但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在这个例子中,早逝和自毁驱动力是否有因果关系。

就像在前面的例子中,或者在其他例子中,身体损害是偶然发生的。我们知道,我们会因为情绪不好而伤害自己,比如,捏疼了自己的手背,或者走空台阶而摔倒,但如果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忽略了交通规则,或者在过马路的时候没有注意来往车辆,伤亡就可能发生。

最后一点,在官能疾病中,自毁的附属作用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目前已经了解不少身心关系的问题了,所以在讲自毁倾向的特殊角色孤立方面,我们很难做到完全正确。每一名称职的医生都知道,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病人关于生死和康复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另一方面,从某种程度来说,很多因素共同决定精神力量的效果。我们现在只能说:我们要对身心一体性的问题进行慎重的考虑,对自毁的附属作用慎重地考虑,不管是发病时期、病情恶化时期还是康复时期都是如此。在《海达·高布乐》一书中,艾伯特·纳伯格将先前的稿子丢失就是一个例子。在对艾伯特·纳伯格的讲述中,易卜生指出了破坏反应和行为的高潮。在最开始的时候,他怀疑忠诚的朋友艾维斯泰多特太太,不过他的怀疑只是轻微的,因此他就用酗酒的方式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但当他醉酒以后,他把原稿丢失了,最后他自杀于妓院中。如果片面之言只是很轻微的,人们就会对此验证,最后可能就忘记了,他们可能喝得酩酊大醉,可能在重要的约会中迟到。

我们经常被精神价值的破坏反复侵袭。一个人可能在就要成功的时候将追求放弃了,对于这种追求是不是他真正想要的,我们暂且不做评论。但如果同样的过程重复发生了三次、四次甚至五次,我们就要对更深的决定因素进行一番探索了。一般来说,在这些因素中,自毁要比其他因素隐藏得更深,但自毁仍然是比较明显的。他对此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他可能想对每一个机会都进行破坏。这一点还可以这样说明,当一份工作就要没有出路的时候,他可能就要放弃这份工作了。当一种亲戚情分就要无法挽回时,他可能就放弃这种情分了。他在后面两种情况中,似乎是无辜的,是被牺牲的。对于个别人来说,他是愚不可及的,是忘恩负义的。实际上,由于他长期对人际关系过度用心,他就感到十分恐惧,结果就是出现前面提到的这些行为。简而言之,他竟然让他的朋友和老板对他失去了最后一点儿感情。

这个事件是可重复的,如果我们想要对其有所了解,就可以看他在分析关系中的表现。他可能非常有礼貌,对于某些行为表示合作的态度;他可能经常分给分析者一些利益(但分析者并不需要),但他有非常剧烈的攻击性行为,所以对于一些对自己病情持抗拒态度的病人,分析者反而感到十分同情。病人在努力地让别人破坏他的自我,让别人成为刽子手。

主动的自毁倾向会使个人情感的真实性和人格的完整性遭到破坏,这种破坏的程度如何呢?不管破坏的方式是精妙的还是粗陋的,人的完整性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最终的结果是神经官能症有所发展。人的品格会被各种因素削弱,这些因素有:冲突不能被解决而造成的潜意识让步和自卑、自我脱离、无法避免的潜意识借口,人们真诚对待自己的能力也因为这些因素而下降。还有一个问题,当个人品德堕落时,他会在沉默的同时主动地选择让步吗?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观察来使这个问题得到肯定的回答。

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慢性或者急性的道德败坏或者士气低落的现象。比如,有个人并不重视外表,他可能身材过于肥胖,也可能非常邋遢;他可能睡眠不足,经常酗酒;他对自己的身体不够重视,比如,不去看牙科医生。他要么吃得少,要么吃得多,也不经常去散步,对于他的工作和感兴趣的事,他也不够重视,最后他变得非常懒散。他可能非常混乱,不过他还有一些交往对象,这些人要么会带坏他,要么比较肤浅。就像《失去的周末》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他变得多疑,对妻子和孩子动辄就打骂,他撒谎,他偷盗,当他喝酒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了。但他的行为表现的时候可以使用比较微妙或者十分隐蔽的方式。如果表现得足够明显,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观察者都能发现他们在努力地“将自己粉碎”。我们知道在分析中,这是一种不太合适的描述。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一定是自卑和绝望将人们击败的时候,此时自毁驱动力的冲撞已经不能被人们的建设力压制了,自毁驱动力所具有的支配力已经是自由的、无阻碍的了。此时的表现是,在潜意识决定中,他积极地消磨自己的志气(或者道德败坏)。在具体表现中,士气有被主动地、有计划地打击的趋势。对于这种情形,乔治·奥威尔已经有所描述了,只要是有经验的分析家,都可以从他的描述中得知神经官能症患者到底怎样地对待自己。梦也表示,他主动地将自己扔到臭水沟里了。

神经官能症患者对这些内在反应的过程是不同的,惊讶、自怜和愉悦都是有可能的。在他的意识中,这些反应一般与他们的自我消沉过程没有联系。

在做了一个这样的梦后,病人的自怜反应会非常大。这位病人过去的生活是稀里糊涂的,她对人生的价值产生了怀疑,根本不去考虑理想的问题。当她在做梦时,她会很勤快地工作,但她不能要求自己做出一件有建设性的事。她曾梦见一个女人(是美好和可爱事物的化身)在就要加入教团的时候,被人起诉犯了法。人们责骂她、侮辱她。虽然这名做梦的病人相信这个女人是无罪的,但做梦者却和对这名女人不善的众人站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她恳求牧师提供帮助,尽管这名牧师对她有同情心,可什么都做不了。最后,被告在农场里过着非常贫穷的日子,她变得又呆又傻。做梦的人在梦中非常痛苦,感觉自己的心脏就像被刀割了一样,她对这位受害者感到非常同情。当做梦者醒来以后,她哭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暂时不考虑过于详细的问题,做梦者自言自语地说:“一些比较可爱或者美好的品质,在我身上也是存在的,可是我不能自毁或者自责,我的人格可能真的会被破坏了,最终我使用的这些反对驱动力的方法一定是没用的。我也想要自救,但我要与实际的战斗避开。就某种程度来说,我必须要向我的自毁驱动力让步。”

在梦里,我们与自身的实际情况可能会非常接近。这个梦比较特别,它的来源可能是非常深远的,甚至在做梦人自毁的危险性方面,也提出了比较深邃而广阔的认识。自怜的反应在此时就和其他情况下是一样的,从当时的条件来说,都是没有建设性的:她要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如果想要非建设性的自怜转化为建设性的“同情自我”,就只能等到自卑和绝望的程度降低的时候。然而对于所有被自恨控制的人来说,这种前进推力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真我的感觉被它引发,我们“解救内心痛苦”的愿望会升起来。

彻底的恐惧也可能是对损坏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反应。有些危险性是自毁无法克服的,也可以说一个人感觉到,他正无助地受到这些残酷力量的摧残,当我们考虑这种问题时,就会产生这种恐惧。在联想中或者在梦里,很多简单的象征中都可以显示出这些残酷的力量,比如,巨大的猛兽、魔鬼或者白鲸,甚至一个杀人的疯子。至今,这些恐惧还是不能解释的恐惧的核心,比如,对大海危险性的极端恐惧,没有来由的恐惧,对神秘事物的恐惧,对妖魔鬼怪的恐惧,或者对其他在身体内进行破坏活动的恐惧,如癌症、寄生虫和中毒等。对于很多病人来说,这是对神秘事物和潜意识恐惧的一部分内容,在一些理由不太清楚的恐慌中,就可能有这种恐惧。如果这种恐惧存在很长时间,那么不管是谁,都无法和这种恐惧同在,为了抵挡这种恐惧,他一定要寻求各种方法。我们已经提过这些方法了,但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讨论没有提到的方法。

我们已经讨论过自恨和自恨的破坏力了,我们发现有一些非常大的悲剧存在其中,人们内心最大的悲剧可能就是如此。人类一边追求绝对和无限,一边在毁灭自己。有的魔鬼想要给他荣誉,当他与这些魔鬼达成妥协之后,他就必然要掉到自己内心的深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