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庄子的理想人格是不是纯然消极的，丝毫没有社会意义呢？当然不是。他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他们是作为不合理的、限制人们自由的黑暗社会的对立物而存在的，他们启发了人们的自由意识，提醒人们去认识和揭露不合理社会摧残个人自由的本质，把自由作为生活的标尺高高地悬在人们的头顶，让人永远不忘自由生活才是人现世生活追求的唯一目标。其次，他们给不幸的人指出了一条消除痛苦、继续活下去的道路和理由，使那些在恶劣环境下精神濒于崩溃的人们得以保持心理平衡，找到一种医治精神创伤的有效方法。尽管这条道路是消极的，这种方法具有精神麻醉剂的意味，但当人走投无路、迫不得已的时候它不失为一种人生方式，一种存在的状态。因此，庄子的理想人格的功能作用可说是一把双刃剑。从满足人类生存欲望的角度来看，它是积极的；从社会斗争的需要角度来看，它又是消极的。虽然它积极与消极并存，但就人生、生命认知而言，它是深刻的、独特的，尤其是两千多年前能产生出这种人生认识，它本身就是可贵的。对庄子来说，它仍不失为一种斗争方式，因为它毕竟是一种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保持高洁人格的一种追求。
方今之世，仅免刑焉
任何一种思想观念的出现都不是从天而降，凭空出现的，都有其赖以产生的客观环境(包括思想理论环境)和主观条件，都和作者所处的社会现实和作者在这种社会现实中所形成的心理状态有紧密关系。在同一个社会条件下生活的人，他们思想也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为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从他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及其在这特殊地位的生活中所形成的心理状态中找寻原因。因为不同地位的人对社会生活的感受是不同的，对生活刺激的反应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样就有了他们各具特点的社会观点和处世态度；这种社会观点和处世态度又直接影响他的人生追求，对其人生哲学的特点具有决定作用。
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看，庄子生活的时代最显着的特点是：旧贵族的统治正在退出历史舞台，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正在各个诸侯国建立和巩固，以秦国商鞅变法为代表的政治革新已取得重大成果；各国之间为了兼并土地，扩大实力，战争日益加剧，规模愈来愈大；而一些谋利趋势的策士们，穿梭外交亦日趋频繁，合纵与连横的斗争愈演愈烈；思想家们为解决现实危机，提出各自的治国方略，思想十分活跃，各种治国主张纷纷出台，你争我鸣，各不相让。在天下大乱，战争频繁，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现象掩盖下的是新旧社会制度的交替与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两大潮流，其汹涌澎湃之势不可阻挡，其结果必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历史的前进之路不是直线的，革新成果的取得不是没有代价的，它充满着曲折和反复，伴随着痛苦与牺牲。在这个艰难的进步过程中，作为推动历史车轮向前运动的主体的人民群众贡献最大，牺牲最多，获得最少，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经受磨难的过程。这是剥削制度下的普遍规律，是作为历史前进的动力又是工具的人们的必然命运。庄子，这位没落贵族中自食其力，具有丰富思想文化素养又关注自我生存境遇的知识分子，挣扎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他对社会上的各种争斗等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他理想中的社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与思想大师庄子对话，不能不对这些有所关注和了解。
在《人间世》中，庄子借楚狂接舆之口说：“来世是不可期待的，往世是不能追回的；天下太平，圣人就能成就事业；天下大乱，圣人只能保全性命。在今天这个时代，只求免遭刑害就可以了。”在《德充符》中又说：“人们就好像生活在善射的羿的射程之中，总是要被射中的；有的没有被射中，那是因为命运好。”这两段话可以说是庄子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总的感受和认识，不仅表现了庄子战战兢兢的现实生活心理状态，也表现出他对当时社会的绝望和对未来社会的失望情绪，构成了他的整个社会观的基调。那么，社会为何如此黑暗呢？在庄子看来，罪恶的根源在于统治者，即“昏上乱相”(《山木》)以及为这些“昏上乱相”作先导的“圣智”之人。《在宥》篇中有一段话，对社会罪恶产生的过程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他说：“黄帝时代已开始用仁义来扰乱人心，尧、舜时代又制定法度，实行惩罚，还是治理不好天下；到了夏、商、周三代，天下就大乱了，人们喜怒互相猜忌，愚智互相欺诈，善与不善互相非议，荒诞与诚信互相讥讽，天下的风气败坏了，人的本性散乱了。于是就用斧锯来制裁，用礼法来击杀，用锤凿来处决。所以，当今之世被处死的人互相枕藉，戴镣铐枷锁的互相推拥，被杀戮的满眼皆是。于是儒家、墨家又开始在戴着枷锁的人中间挥着手臂宣传仁义，他们真是不知惭愧和羞耻到了极点啊！”在《庚桑楚》中庄子又说：“天下大乱的根源必定在尧舜时代，它的流弊将会保持到千万年之后。千万年后，必定要发生人吃人的事了！”正是基于对社会的这种基本认识，所以庄子笔下的生存环境是极其险恶的，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自然，这也构成了《庄子》社会批判的基本内容，决定着《庄子》社会批判的主要特征：即对社会否定的彻底性，社会现世的悲观性，社会发展观的倒退性，以及社会理想的空想性。
庄子对现存社会的绝望心理，导致了他对社会现实的彻底否定。我们说庄子对社会的彻底否定，是指庄子否定社会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不是现象的，而是本质的；不是因人而异的，而是一视同仁的。这可以从庄子对社会各色人等的批判和讽刺鲜明地体现出来。
一、庄子认为，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国君，不过是一些凶恶、残忍、奢侈、荒淫之徒，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贪欲和政治野心，无所不用其极。如楚王“无赦如虎”(《则阳》)；宋王之凶猛过于骊龙；卫灵公不问政事，日以饮酒作乐、打猎捕兽为事，连诸侯盟会也不去参加，常和妻妾同池洗澡，对待贤臣却傲慢无礼(《则阳》)；卫太子生性刻薄好杀戮(《人间世》)；魏武侯劳苦一国人民，来奉养自己的耳目鼻口的享乐(《徐无鬼》)；卫君独断专行，轻举妄动，挑起战争，不体恤人民生命，死的人像草一样填满沼泽(《人间世》)。总之，庄子笔下的国君没有一个是他肯定的对象。
二、庄子认为，朝中权贵都是些贪图名利的无耻之徒。《盗跖》说：没有廉耻的人富有，花言巧语、骗取信任的人显达；名利最大的，几乎都是由无耻夸口而获得的。比如《则阳》篇中描写的魏国将军公孙衍就是例子：当魏王恼怒齐君背约，想派人刺杀齐君时，公孙衍却媚颜可掬地向魏王献计说：你身为万乘之君，却用一般人的方法来报仇，有失身份；请你给我二十万军队，替你去攻打齐国，虏获齐国的人民，夺取齐国的牛马，使齐君焦急而疽发于背，然后再夺取齐国的土地。公孙衍可算作无耻之徒的代表。《达生》篇中祝宗人(朝中掌管祭扫的官)的形象可以说是花言巧言者的典型：他为了达到用猪做牺牲的目的，就穿上礼服，走到猪圈边对猪说：“你为什么要讨厌死呢？我将要亲自用粮食喂养你三个月，我要十天一戒，三天一斋，给你垫上白茅草，把你的肩膀和屁股放在雕饰华丽的肉板上。你愿意干吗？”祝宗人明明是要猪为他去死，却还要打着为猪谋划的幌子，编造一大堆理由来欺骗猪，好让猪心甘情愿地去做牺牲，其厚颜无耻之态，令人作呕。祝宗人的形象不正是社会上那种图谋私利，视人命如草芥的官僚的自我画像吗？
三、庄子认为，那些摇唇鼓舌奔波于诸侯之间谋求一官半职的士人，也都是些利欲熏心、寡廉鲜耻、虚伪欺诈之徒。《列御寇》中说：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替宋君出使到秦国，他出发时宋君送给他几辆车；到秦国说得秦王高兴，就送给他一百辆车，于是便得意忘形地到庄子面前来炫耀说：“像你这样居住在穷闾隘巷之中，困穷得以编草鞋为生，饿得面黄肌瘦，这是我做不到的；一旦见到大国之君，出门就有百辆车子跟从，这是我所擅长的。”庄子便反唇相讥说：“据说秦王有病，召医来治，为他开刀挤脓的赏给一辆车，为他舔痔疮的赏给五辆车，所治的病越卑下，得到的车子越多；你岂不是给他舔痔疮了吧？不然怎么会得到这么多车辆？你走开吧！”从这则故事中不难看出，庄子对那些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以贪求名利的人，是何等厌恶、鄙视，对他们丑恶行为的揭露是何等尖锐，不留情面，这反映了庄子对他们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与这则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庄子对儒家的讽刺，如《外物》中“儒者以诗礼发冢”的故事就是一例：大儒小儒一起去盗墓，大儒在上面说：“天要亮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小儒在下面回答：“裙子、短禊还没有脱下；尸体口中还含有宝珠呢。”大儒说：“古诗上说：‘麦苗青青，生在坡陵；活着不施舍人，死了何必含珠！’抓着他的鬓发，按着他的胡须，用铁缒敲开他的下巴，慢慢分开他的两颊，不要损坏口中的宝珠！”请看庄子笔下的儒者，一方面干着盗墓窃财的勾当，一方面还用冠冕堂皇的诗礼对死者进行谴责，以此来证明自己行为是正义之举，其无耻的程度决不在曹商之下，另外还加上一层虚伪的面纱。鲁国是儒家的发祥地，其国多儒士，鲁君以此为骄傲。一次庄子对鲁哀公说：“鲁国很少儒士。”哀公说：“全鲁国人都穿儒服，怎么说少呢？”庄子说：“……你既然不相信，为什么不下道命令说：没有儒家道术而穿儒服的人，要处以死罪！”于是哀公下令，五天以后，鲁国人都不敢穿儒服了，只有一个人穿着儒服，是位真儒。这则寓言故事说明，所谓儒者，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而冒充的，“儒者”这块招牌不过是士人用来骗取名利的工具。
四、与此相联系，庄子认为儒、墨所鼓吹的仁、义、忠、信等伦理道德规范，也是虚伪的、害人的工具，是为统治者维护一己之私利服务的。《胠箧》中说：“那些窃钩的人被刑杀，那些窃国大盗却成为诸侯；诸侯的门里仁义就存在了。”统治者的行为和他们所标榜的伦理道德规范完全是相悖的，正如《盗跖》中说：“尧杀害长子，舜流放胞弟，这哪里有亲疏的伦常？商汤作为臣子放逐了君主夏桀；周武王作为臣子杀害了君主殷纣，这哪里有君臣之义？王季越过兄长作了嫡子，周公杀害自己的兄弟，这哪里有长幼的秩序？”但是他们却要求别人遵守这些道德原则，这不过是让人们死心塌地为其效命而已，实质上就是以“仁义忠信”杀人。比干被剖心，子胥被挖眼，这是受了“忠”的祸害；直躬证明父亲是盗贼，尾生淹死在桥梁之下，这是受了“信”的祸害；孔子不见母亲，匡子不见父亲，这是受了“义”的损害。正因如此，庄子才把儒家的圣人孔子称作“巧伪人”，他“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来迷惑天下的君主，使士人不能返其本性，想以此来求得封侯，取得富贵，实在是个“罪大极重”的罪魁祸首(《盗跖》)。
五、庄子认为，不但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异化了自我的本性，而且由他们构成的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也是险恶的。在统治阶级自私自利、言行不一、弄虚作假、不择手段攫取富贵名利的作风影响下，古代那种自然淳朴之风完全丧失，代之而起的是尔虞我诈，争斗不休，互为猎手和猎物，人心莫测的污浊之风。在《列御寇》中作者借孔子的口说：“人心比高山大川还要凶险，比天时还要难于推测；天时还有春、夏、秋、冬、昼、夜的一定时期，可人却不能通过他厚厚的外貌探知他深深的内心。因为有的人外貌恭谨却内心狡诈；有的人外貌像位善良的长者却内心险恶；有的人外貌谨慎却内心急躁；有的人外貌坚强却内心怠慢；有的人外貌迟缓却内心凶悍。所以趋向正义如饥似渴的人，他抛弃正义时又如避烈火。”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稍有不慎就会落人陷阱，成为别人的猎物，正如《山木》中一则寓言所讲的：蝉在树叶荫蔽下，自以为得意，不知身后有只螳螂在隐蔽处正要捕捉它；螳螂捉到蝉得意洋洋，不知背后有只鹊正在乘机攫取它；鹊只顾捕抓螳螂，却没有觉察到有人正在弯弓射杀它；射鸟者则又被管理园林的人当做小偷追赶和责骂。这里庄子描绘了一幅多么残酷的生活图景！这里面又凝聚着庄子何其深沉、深刻的人生感受和他对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的深亥认识：在以私字为核心的社会制度下，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害人者；自己为了私利去伤害弱者，同时还有更强者来伤害自己；人人都不可能有绝对的安全，因为绝对的强者是不存在的；即使是绝对的强者，也会被眼前的利益遮着了眼睛而在行动上存在疏漏，给他人以可乘之机，使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由于庄子对社会有上述的一种体悟和认识，所以他深感人生的艰难。《山木》篇中写了这样一则故事：庄子一次在山中行走，见一大树，枝叶茂盛，弟子问他这棵树为什么能长得如此之大，庄子回答说：因为它不成材没有什么用处。庄子从山中走出，住在一位朋友家中，朋友招待他，要仆人杀鹅，仆人问：有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杀哪一只？主人说：杀那只不会叫的。第二天弟子问庄子：山中那棵大树因为不成材保存了性命，朋友家的那只鹅却因为不成材被杀掉，先生您处在哪一边呢？庄子说：我将处在材与不材之间。庄子的这个回答的确机智，乍一听，似乎是最安全的办法，其实正好相反，是最不安全的。因为杀有材的人很容易把你当做有材，杀无材的又很容易把你当做无材，所以庄子又说：“材与不材之间，似是而非也，所以不能避免罪累。”可见，在庄子看来，处在昏君奸相当权、人心险恶的社会里，要想保全自己，实在是无计可施。因此他才主张逃避社会，最好是超乎尘世之外，游于“无何有之乡”，“处尘垢之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才能获得自由自在毫无牵累的生活，这就是前面讲过的“逍遥游”。当然，这种生活在实际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它只能存在于人的心中，因为人是不可离开地球、脱离社会的，所以最后还是不能不面对现实，应付现实的各种纷扰，各种事变。这就必须有一套应付办法。庄子的办法就是安时处顺，委运任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心境的宁静，这样就等于远离尘世而获得绝对的自由了。这样，庄子就从他的社会思想而转入他的人生哲学和人生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