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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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郑玄:初学要从近者 小者学起

一、郑玄简介

郑玄(127-200年):中国东汉经学家、教育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县)人。

郑玄家世本来比较显赫。其远祖名叫郑国,字子徒,是孔子弟子,其后世封为朐山侯。到他祖与父时,已家道败落,在乡间务农。郑玄自幼天资聪颖,又性喜读书,勤奋好学,被大家称为神童。少为乡啬夫(掌听讼、收赋税),但不乐为吏,常到学官处去求教。

后到洛阳上了太学,学通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继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又去扶风师事马融,在其门下三年,只由融之高业弟子传授。但他日夜钻研,不曾倦怠。后马融听说他善于算术,才被召见。郑玄借此机会质疑问难,尽得所授而归。马融对此曾感慨地对学生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郑玄游学十几年回到家乡,已有学生近千人,赵商、张逸、汜阁等皆亲受其益。后因党争,与同郡孙嵩等四十余人被禁锢达十四年之久。郑玄此时杜门不出,专修经业。灵帝末年解除党禁,这时郑玄年已六十岁,远方来的学生数千。北海相孔融很敬重他,命高密县为玄立郑公乡。署门曰通德门。

郑玄晚年写信给他的儿子,说他的志向是想“整百家之不齐”,并自称“颇有让爵之高”。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人请郑玄,并大会宾客。在座有许多才俊之士不承认郑玄为“通人”,向其提出了许多难题,郑玄都一一辩对,他们所未能闻,莫不嗟服。袁绍任命郑玄为左中郎将,不就,乃逼他随军,卒于途,时年七十四岁。

作为空前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他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几百余万言。他的学生又将他平日答弟子所问五经,编为《郑志》8篇。《后汉书》论评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从隋唐开始,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唐)、十三经注疏(宋)中,直到今天仍是古经典的权威注本,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流传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郑玄从事教育工作二十余年,他提出了一些教育观点。如认为初学要从近者、小者学起。《郑志》的体裁像《论语》,可知他的教学是效法孔子的问答启发方法。他对于道德教育,注重“身教”和力行。他注解儒家经学,采纳客观态度,兼取各家之长,不偏执己见。他著书时注意“纲举目张”和上下左右的联系,与人辩论,也注重事实,以理服人。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对于后世影响很大。

他对家庭教育也很重视。晚年给他儿子的信中说:“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十分重视德行。并且要求家人“菲饮食,薄衣服”,坚持节俭。

除经学外,他对自然科学如天文、数学等方面,以及词汇学也有贡献。郑玄还很重视劳动。他出外游学十多年,回乡后,“家贫,客耕东莱”。

总括郑玄的一生,是为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而鞠躬尽瘁的一生,是献身学术与教育的一生,他身上集中了正派知识分子不慕权势、死守善道、忧民敬业等众多传统美德。

二、郑玄的教育思想

郑玄是我国古代杰出教育家之一。他阐述了教育的“进善”、“化民”作用。儒家学者的教育观,多以人性论为基础。郑玄承袭了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始生之性皆正直”,教育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原有的善良德性得到增进。他说,“人之心皆有仁义,教之则进。”又说:“玉虽美,需雕琢而成器。”(《太平御览》卷541)即教育具有保存、发展善性、消除后天不良品德和行为的作用。

此外,郑玄还继承了儒家“德教”的思想,阐述了教育对社会发展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大意义。他强调不能仅靠政令刑罚治国,而要以德治教化为治国之本。指出:“本立而道生。言以学为本,则其德于民无不化,于俗无不成。”(《札记正义》卷36)也就是说教育具有移风易俗,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而教育的方法应该表现为自然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不是繁琐的说教和生硬的矫正,要求统治者要以身作则,使百姓自然而然地效法。他说:“言教不必家到户至,日见而语之。但行孝于内,其化自流于外。(《郑氏佚书·孝经注》)还主张:通过尚贤,树立表率,来推动“教化”。郑玄这些重视教育“治国化民”作用的主张是值得借鉴的。

郑玄阐发了儒家的教育原则和方法。郑玄在注经过程中,对儒家典籍中许多关于教育原则和方法的论述作了精辟的阐发,充实和发展了儒家的教育理论:

首先,郑玄十分重视“立志”。在注《论语》“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时说:“匹夫之守志,重于三军之死将者也。”在注孔子“未若贫而乐”时,进一步指出:“乐谓志于道,不以贫贱之苦也。”(《郑氏佚书·论语注》卷五、卷一)并强调“立志”要付诸实行,认为以行为验,虚言无益于善也。

其次,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善于“启发”,学生则必须注重“心解”,认真思考,反对不求甚解和强行记忆。认为“思而得之则深,学不心解,则亡之易。”而学生的“心解”与教师的“启发”是相辅相成的。他说:“孔子与人言,必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之说也。如此则思之深也。说则举一隅以语之,其人不思其类,则不重复教之也。”(《郑氏佚书·论语注》卷四)

《后汉书·郑玄传》称“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又记其60岁时,“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由此可见,郑玄当时私门讲学,极一时之盛。其弟子众多,几遍全国各地,见载于《郑志》、《郑记》与史传者,著名的就有河内赵商、清河崔琰、清河王经、乐安国渊、乐安任嘏、北海张逸、鲁国刘琰、汝南程秉、北海孙乾、山阳郗虑、南阳许慈等。他的学生有的成了大官,有的成了著名学者。《后汉书》本传说: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

据后人辑佚的《郑志》和《郑记》记载,郑玄在进行教学时,注意采取问难和启发的方式,师徒们锲而不舍,切磋琢磨,治学态度十分严谨。

《食旧堂丛书·郑志》记有郑玄与弟子赵商的一段对话,是由《诗·商颂·长发》的序文引起的。《毛序》说:“《长发》,大禘也。”郑玄笺曰:“大禘,郊祭天也。……”这中间牵涉到很复杂的祭礼问题,赵商引古籍不同意郑玄的解释。郑玄在进行了一番说明后批评弟子说:“探意太过,得无诬乎!”

他在与赵商的另一次谈话时也说:“天下之事,以前验后,其不合者,何可悉情?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

从这些师徒之间切磋的随意性谈话中可以看出,郑玄教育学生是很注意问难式、启发式和因材施教的,这是对我国大教育家孔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而其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又促进了其学说的传播,终得大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