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柳宗元简介
柳宗元(773-819年)：中国唐代中期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字子厚，原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县），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柳柳州”。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两人并称为“韩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刘禹锡与之并称“刘柳”；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与之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出身于官宦家庭（柳、薛、裴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他出生时，其家族业已衰落。但柳宗元的家庭出身，使他始终保持着对祖先“德风”与“功业”的向往。他常常以自豪的语气叙说祖上的地位与荣耀，表现出强烈的重振“吾宗”的愿望和对功名的追求。
其父柳镇深明经术，“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且受到母亲卢氏很好的教导，柳宗元少有才名，早有大志。后随父宦游，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直接接触到社会，增长了见识。开始参与社交，结纳友朋，并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人们的重视。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21岁的柳宗元中进士（与好友刘禹锡同榜），十二年任秘书省校书郎，正式步入官场；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十七年外调为蓝田尉，后官至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同官）、礼部员外郎。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他因参加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改革运动遭到失败，初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再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在此期间写下著名的《永州八记》；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改贬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任地方官时，做了许多有利于当地老百姓的事情。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卒于柳州任所，年47岁。
二、柳宗元的教育思想
柳宗元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王充等人的思想，强调德教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韩愈的“道统论”不同，柳宗元提出了“圣人之道”论。所谓“圣人之道”，即是能够像伊尹和管仲那样爱民。他非常注重教育的施教方法，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提出只有“顺木之性”才能“以致其性”等等，这是非常精粹的教育思想。
他和同时期的韩愈都强调从师求学，但又有着诸多不同。韩愈抗颜为师，柳宗元则拒师之名；韩愈力主以儒家经典教育学生，而柳宗元强调学习儒家经典，但不株守儒家经典，主张兼习包括佛道在内的百家之言。韩愈提出教师要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柳宗元则师友并称，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总之两人的旨趣大不相同。概括起来，柳宗元对教育的观点主要有如下两个。
1“顺天致性”的发展观
柳宗元认为天下万物的生长，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否则不仅徒劳无益，还会造成损害。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谈到一位种树能手郭橐驼，其经验诀窍却非常简单，就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也就是要顺应树木生长的天性，而“不害其长”。只要营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就可以“勿动勿虑，去不复顾”。一般人种不好树，往往是因为“爱之过殷，忧之过勤，旦视而暮抚”，“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这样，“虽曰爱之，其实害之”。
柳宗元认为，育人和种树的道理是一样的，育人同样要顺应人的发展规律，而不能凭着主观愿望和情感恣意干预和灌输。但又不是放任自流，提供发展的良好环境和动力是必要的。他说：“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明“就是明确方向，“志”就是坚定不移，有了这两点，人就可以“尽力于所及”，而使自己“备四德”，又何必要别人喋喋不休地向他灌输那些教条呢？这种自然主义的教育观是有强烈的启迪性的。
2“交以为师”的师道观
柳宗元赞赏韩愈的《师说》之论，也钦佩韩愈不顾流俗、勇于为师的精神，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痛心。他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但他在师道观上又有自己的见解和实施方式。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文章，阐述了自己的师道观。其核心观点就是“交以为师”。
柳宗元充分肯定教师的作用。他认为无师便无以明道，要“明道”必从师。他在《师友箴》中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但是，对韩愈不顾世俗嘲骂而“抗颜为师”的做法，他表示自己没有勇气这样做，但他又不是完全放弃为师，而是去为师之名，行为师之实。他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说：“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之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嗔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
柳宗元谢绝的，是正式师生关系的名分，不受拜师之礼。但对来向他请教问道者，他无不尽其所知给予解答，诚恳地指导后学者，确有为师之实。他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师生之间应和朋友之间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帮助，在学术研讨上是平等的，而不是教师拥有绝对权威。柳宗元的“师友”说是传统师道观中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学说，尤其是在高层次的教学活动中，更有借鉴意义。
柳宗元的一生，不但重视教育理论，也非常重视教育实践，如在柳州“修府学”。他还指斥当时腐败的教育，主张革新政治以培养利人济世、有真才实学的君子。他认为君子应以学习儒家经典为本。“本之书”理解事物的实质；“本之诗”探索事物永恒的真理；“本之礼”懂得社会生活的适宜方式；“本之春秋”明辨善恶是非；“本之易”了解事物变化的法则。但是，他不主张专宗儒典，而应泛览群书，博取众长。在他看来，杨、墨、申、商、刑、名、纵横、释、老等各家学说，都有“韫玉”，“皆有以佐世”。
柳宗元还强调后天学习。他认为君子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后天学习培养起来的。他说平常人和仲尼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如平常人志向明确，后天努力学习，可以变成仲尼；若仲尼失去明确志向，不再努力学习，也会变成平常人。这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教学思想的表现。
他还指出，自汉以来，由于董仲舒等人宣扬符瑞说、天人感应论神学的影响，教育内容掺杂了不少“诳乱后代”、“诡谲阔诞”之言。因此，在学习中应独立思考，发现“有不可者而后革之”，“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
他还认为，学习“宜求专而通、新而一”，“勿怪、勿杂、勿务速显”，莫浮光掠影，“肤末于学而遽云云”，应专心致志，“究穷其书”，融会贯通，掌握实质。只有这样，才能“达识多闻而习于事”，学到利人济世的实用知识。
他提倡师生间“交以为师”，“以其余易其不足”，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教）之”；而学生对于教师所授，“果是邪？非邪？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应“观焉择焉”，发现问题，“徐以告焉”。这样，“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教师也可从学生处学到知识。
他还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学无常师。“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这种师生观，体现了民主平等精神的萌芽。
他指责当时的科举考试，“交贵势，倚亲戚”，完全被有权势的豪强地主控制；“为文辞，道今语古，角夸丽，务富厚”，仅“用文字求士”，忽视真才实学。他主张改革这种科举制度：“即其辞，观其行，考其智。”既要看考生的文章，又要注意考生的品行。这样，才有利于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
他对当时太学的衰落腐败现象进行了批评：太学“经籍少闲”；太学生学风不良，“侮老慢贤”、“堕窳败业”、“崇饰恶言”、“谇骂有司”。但他对当时太学生到宫门请愿，为阳城司业被贬抱不平，曾大加赞扬：“乃奋志励义，出乎千百年之表。”在当时的专制政治下，他敢于支持太学生的正义斗争，是难得的。
柳宗元的一生，不但重视教育理论，也非常重视教育实践，如在柳州“修府学”。他在柳州时，曾大力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由于地处偏僻的少数民族区域，远离文明发达的都市，柳州一直以来处在封闭落后的环境里，弊风陋俗长期控制着人民的思想和心灵。柳宗元上任后，亲手创办了很多学堂，并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小孩积极念书，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素质。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综合来看，柳宗元无论在教育理论还是实践上成就虽不及韩愈，但也有自己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