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对于幸福来说，“人是什么”要比“人有什么”以及“他人的评价”更为重要。“人是什么”以及“人自身固有的东西”永远都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事情。因为人的个性会永远地伴随着他，他的存在也因此而呈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
一切的享受，如快乐，主要取决于自身，尤其是对于肉体的快乐，这一点所有人都会同意，精神的快乐更是如此。英语短语“自得其乐”[1]就是对这类意思极为恰当的表达。我们看到人们会说“他在巴黎享乐”，而不是说“他享受巴黎”。
对于病态的人，所有的快乐都会变味，就像甘醇的美酒，在他口中总带有一股胆汁的苦味。因此，人生的幸与不幸主要取决于我们自身对待人生的方式，取决于我们一般的感觉能力的程度和性质，而很少取决于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东西。
简而言之，人格及它所造成的一切，才是我们幸福和福祉唯一直接的源泉，其余的都只是媒介和手段，不会对幸福产生什么特别的影响。但人格的影响却完全不同。由个人品性所激发起的嫉妒为何最难消除，其原因也就在此。
此外，一些持久而且永恒的因素，在我们的经历和磨难中形成了我们的意识；在我们活着的每一时刻，我们的个性都在影响着我们；受到各种机遇和变故的制约，对我们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偶然的、转瞬即逝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始终不渝者是品格，而非财富。”[2]
正因如此，对于来自外界的不幸，人们愿意忍受，而且通常也能忍受得住，但是对于来自自身的不幸却很难忍受，因为来自外界的运气会发生变化，而自身的品格却是固有的。
所以，对幸福起着首要的也是最重要作用的，是出自内心的幸福——高尚的品性、杰出的才智、优雅的气质、开朗的心境和完美强健的体魄，一句话，健康的身体加上健全的精神。所以，相较于看重外部财富和外在荣誉的态度，我们应更加注意保护和促进自身内在的东西。
最能使我们直接获得幸福的，莫过于愉快而美好的心境，这种良好的心境因自身而直接受益。快乐惬意的人总有他快乐的原因，任何来自外界的东西都无法代替这种性格。
如果你认识这样一个年轻人，英俊富有，受人尊敬，而且你想了解他是否幸福，那么你可以问他是不是快乐——如果他快乐，那么他是年轻还是年老，又或者是不是驼背，是贫穷还是富有，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追根究底他是幸福的。
我小时候曾读过的一本古书里有这样的话：“你若笑口常开，你便幸福；你若愁眉苦脸，你便不幸。”这格言是多么简洁，正因其简洁，我才一直没有忘记。
所以，当快乐敲响了我们的大门时，我们就应当敞开大门欢迎它的到来，因为快乐的到来永远不会不合时宜。但我们却常常不这样做，而是为是否欢迎它而犹豫不决。我们想确信，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感到满足，然而我们又担心精神的欢乐与严肃的反省以及深沉的忧虑相抵触。快乐是一种直截了当的获取。它对于幸福就好比实实在在的现金，而不是银行的支票。
只有快乐能让我们在此时此刻获得眼前的幸福，此为我们的最大幸福，它存在于两个永恒之间的那一瞬间。我们追求幸福的最高目的，即促进这种快乐感并使之得到有效的保障。
能够给予我们最多快乐的莫过于健康，而带来快乐最少的则莫过于财富。我们大都会在那些所谓的“低等阶层”那里，在工人阶级，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脸上，看到最多的欢乐和满足；也正是在那些富贵人家，在上流社会，我们发现了充满抑郁烦恼的脸孔。
所以，我们应当尽量保持健康，快乐就是健康的身体上盛开的花朵。为了保持健康，人们应当做些什么，这几乎不消我多说——避免一切过度、放纵、令人不快的情感以及所有精神上的过度劳累，每天坚持在新鲜空气里锻炼，勤洗冷水澡，以及其他像这样能促进健康的活动。如果每天不进行适量的锻炼，我们就不能保持健康，充分发挥身体各部分的机能，生命的整个过程都需要运动，不管是直接相关的部分，还是整个身体，都要运动。亚里士多德说：“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是生命的真正本质，有机体的各个部分都在不停地运动。
心脏有着复杂的收缩和舒张，在强劲有力而且不知疲倦地跳动着，让身体的全部血液沿着动脉、静脉以及毛细血管运行；肺脏在持续不断地呼吸，就像一台蒸汽机似的；大小肠在不断地蠕动；各种腺体都在不停地吸收和分泌；伴随着每一次脉搏的跳动和每一次呼吸，大脑自身也在进行着双重运动。
人一旦不再运动，就会变得像无数被安置在无法活动的场景中的人一样，外部的无法活动使内心产生激烈的骚动，如此便会产生一种令人目眩的、致命的不平衡，因为持续不断的内部运动需要得到外部运动的配合与支持。由此，我们就不得不压抑一些情绪。我们可以用拉丁文简洁地表述这一法则：“物体运动的规律是，速度越快活动越频繁。”[3]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这两种情况，即比较精神愉悦、身强体壮时和因病痛而忧郁沮丧、苦恼焦虑时，外部环境和事件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的幸福，而我们的健康状况又是多么依赖我们的精神。
真正能使我们幸福或不幸的，并不是那些客观的“事物是什么”，以及“事物自身是什么”，而是我们对于那些客观事物所产生的内在感受。这就像爱比克泰德所说：“左右人们的不是客观事物，而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见解。”概括地说，幸福十之八九依赖于健康。
只要我们健康，所有事物都会令我们快乐；但缺少了健康，无论什么也不能令人愉快，甚至人格的其他幸福，如伟大的心灵、快乐的性格等，也都会由于没有健康而大打折扣。
由此看来，人们在问候的时候首先谈及对方的健康，表达自己对他人身体健康的良好祝愿，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良好的健康状况于幸福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条件。
由此可见，最愚蠢的行为就是为了其他幸福，如利益、晋升、知识或荣誉，而牺牲自己的健康，不管是什么样的幸福，这样做都是愚蠢的，为了转瞬即逝的肉体欢娱而糟蹋自己的健康这种行为就更不用说了。健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幸福。
而且，健康能在极大程度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心情，这种快乐的心情就是幸福的本质。但快乐的心情却并不完全依赖于健康，一个人的身体可能极其完美健康，但他可能仍然多愁善感、悲伤沮丧，并且常常怀有一些悲哀的想法。
造成这种心情最根本的原因，无疑在于人的天生的生理构成，特别是一个人的感觉能力和他的体力、肌肉力量的关系，这些都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原因。感觉能力不正常就会使得精神失衡，随着周期性地奔放纵情，人们会有规律地出现忧郁消沉的心理。天才是些神经坚强或者感觉能力敏锐的人。
亚里士多德说得很中肯：“那些在哲学、政治学、诗歌或其他艺术方面有着杰出才能的人，似乎全都是多愁善感的。”西塞罗也有着同样的看法，他说：“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智者多虑。”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一剧中曾经说到人的两种天生的气质：
自然造下人来，真是无奇不有：
有的人总是眯着眼睛笑，
好像鹦鹉见了吹风笛的人一样；
有的人终日皱着眉头，
即使涅斯托说的笑话很可笑，
他听了也不肯露一露他的牙齿，
装出一个笑容来。
这便是柏拉图区分“性格温和愉快的人”和“性格忧郁悲观的人”的依据，他是根据人们对于快乐和痛苦的印象所表现出来的感觉能力程度来划分的。
因此，同样一件事情会使某个人感到悲观绝望，有可能会让另一个人感到乐观并充满了信心。一般而言，一个人对不愉快印象的感觉能力越强，那他对快乐印象的感觉能力便越弱。
反之亦然。同一件事情既可能产生好的结果，也可能产生坏的结果，性格忧郁悲观的人会因为不妙的结果悲观失望、烦恼哀伤，即便事件是令人愉快的，他也没有快乐的兴致。相反，温和愉快的人却不会为不妙的结果担忧、恼怒不安，一旦情况有了转机，他就会为此深感高兴。
对性格忧郁悲观的人来说，做事情十次有九次成功，他并不会为此感到高兴，而只会对其中那一次失败耿耿于怀。温和愉快的人则相反，即使只有一次成功，他也会从唯一的成功之中找到安慰并保持快乐的心情。
关于这个道理，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几乎所有的灾祸都是可以得到补偿的。因为总的说来，性格忧郁悲观的人所要克服的不幸和苦难，大多是想象出来的，所以就不如那些性格温和愉快、乐观开朗的人所面临的不幸和苦难真实。
总是看到事物的黑暗面，害怕产生恶劣结果，并因此采取相应行动的人，同总是看到事物光明面的人相比，他们更有可能会失算和栽跟头。
如果一个人天生多愁善感，再加上神经不正常或消化器官紊乱失调，这样长期的不安，就会使他厌倦人生，并由此产生自杀的倾向，甚至一件微不足道的、令人不快的琐事也会让他自杀；而且，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坏的程度时，可能没有丝毫理由他也会自杀。
一个人因为长期的不幸而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会冷静而坚决地执行自己的决定。受难的人平常会受到监护，所以他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人们疏于防范的那个时机，然后毫不犹豫，也没有内心的挣扎，以极其自然随便的方式使自己得到解脱。
除此之外，在一般情况下，即便是最健康、最为乐观的人，也可能执意去死。如果苦难，或某一不可避免的灾难压倒了他对死亡的恐惧时，他也会这样做。唯一的区别在于导致必然发生这种致命行为的苦难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对于快乐的人来说，这种苦难的程度要高得多，而对于抑郁的人来说，一点儿苦难便能导致自杀。越是多愁善感的人，便越是容易自杀，走到极端的人甚至没有任何痛苦也会自杀。如果一个人有健康的身体作为精神支柱，而且性格乐观开朗，那么，只有遭到了灭顶之灾他才会去自杀。
因此，导致自杀的原因程度不同，但构成两个极端：仅因为天生的忧郁加剧而自杀的；天性健康乐观者的自杀，他们放弃生命完全是有其确实的理由的。
美，有些部分属于健康，人们认为它是个人的优点；严格来说，美并不能直接带给我们幸福，它通过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方式间接地做到这一点。
美是一种外在标志，能在相互引荐时帮助我们生辉，也使我们在心理上对容貌俊美的人预先获得某种好感。荷马说：“红颜丽质不可轻易丢弃，除神外谁也无法给人以美貌。”
只需稍作考察，我们就能发现，痛苦和厌倦是幸福的两大劲敌。甚至可以说，我们有幸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其中一个敌人，但也就接近了另一个敌人，人生多少有些在这两者之间游移的意味。
这是因为这两者相互间具有一种双重的对立：一重是外在的或客观的，另一重是内在的或主观的。困境和贫穷使人痛苦，但好的处境和富裕又令人厌倦。换言之，处在社会底层的阶级迫于生计——或者说为摆脱痛苦——而疲于奔命时，上流社会则持续受到厌倦情绪的侵袭。这种内在的或主观的与外在的或客观的对立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就个人来说，对痛苦的感觉能力和对厌倦的感觉能力成反比，因为感觉能力是与心灵的力量直接相关的。下面就试着进行说明，这就如同一条法则，晦暗麻痹的心灵与迟钝木讷的感觉，以及经受任何刺激也不会被影响的神经，同对痛苦与忧虑漠然无知的性格相联系，尽管这种痛苦可能很大。
理智麻木，从根本上讲，就是反映在许多人脸上的灵魂空虚，并且对外界各种事情，甚至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持久而强烈的心灵状态。这就是厌倦的根源——以充实心灵和精神为借口不断地追求刺激。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乞求于一些卑鄙可耻的娱乐，一心想着社交的乐趣，或依仗着一些“长舌妇”或作风懒散的人，这表明他们并不是很怪异。他们乐于与人交往，追求奢侈迷醉的生活，这都是因为内心空虚，有很多人因此落了个萎靡荒唐、凄凉悲惨的下场。使我们免遭此类凄然悲伤之事的手段莫过于拥有丰富的精神财富，精神越富有，便越能免于厌倦。
而有活力的思想永远也不会萎靡枯竭！我们能在自我和自然的各种现象之间找到让我们激动的新的材料，从而使自我和自然结合成新的联盟，如此，你就会激励自己的心灵，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以免松懈麻痹，陷入烦恼。
另一方面，过人的才智是以超常的感觉能力为前提的，意志的力量越强，人的热情便越高，两者相结合，便提高了情感的能力，这样就使得对整个精神乃至肉体痛苦的感受能力加强，同时也就越无法忍受各种艰难困苦，对障碍的不满情绪也就越大。
这些素质大大加强了思想范围内事物的各种表象，包括那些令人不快的事情。在想象力的作用下，痛苦忧虑的情绪还会被过度夸大。
这对于智力程度不同的人——从愚蠢至极到聪明过人——全都适用。不管是从主观方面抑或从客观方面来看，一个人距离人生的某种苦难的根源越近，那他距离其他苦难之源就越远。
所以人有这样一种天性：尽可能地使自己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一致，也就是说，他将与自己最易遭受的苦难做殊死斗争。追求自由，避免痛苦和忧伤被聪明人放于首位，他追求宁静而又充满闲情逸致的简朴舒适的生活，尽可能地避开各种遭遇。
一旦同所谓的同仁有了些交往后，他就宁愿过避世隐居的生活，如果他极富理智，甚至会选择离群索居。因为一个人自身所拥有的东西越多，向他人求取的东西就越少，别人无疑也很难再给他什么。这也就是智力超群的人自甘孤独的原因。
如果交往单是从量上相加便能让人聪明的话，那么生活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伟大世界上或许是值得的；但很不幸，成千上万的愚人加在一起，也仍然不会使一个人聪明起来。
但是，对这个范围里另一种犹豫不决的人来说，一旦对日常必需品需求的痛苦消失，便会不惜一切地努力放纵时光，与人交往，寻找消遣，贪恋他所想要的所有事物。任何离群索居的人谋求快乐时依靠的都是自己的所有，由此他的内在所有便会暴露无遗；而衣着华丽的愚人则背负着卑鄙低劣的人格痛苦地呻吟，这种重负他永远也无法摆脱。
而天资聪颖的人则会以其富有生气的思想来摆脱自己所处的死气沉沉的境地。塞涅卡提出：“愚蠢自身即负担。”这和上帝之子耶稣的话[4]比起来，真要算是确确实实的金玉良言了。
大脑被人们看作有机体的寄生物，好像它就是寄居在身体里的帮佣：生存得以休息产生的闲暇，乃是一个人充分享受自己意识和人格的时间。
一般而言，生存是辛苦操劳和奋斗。但极度闲暇又会给人们会带来什么呢？——烦恼和浑浑噩噩。当然，感官的快乐和愚蠢将闲暇占据时的情况要除外。通过人们消磨闲暇的方式，我们看到，有价值的闲暇是多么少。就像阿里奥斯托所说的那样：“虚度光阴的无知者是多么悲哀啊！”——凡夫俗子只关心如何打发他们的时间，而天才考虑的却是如何好好利用它。
智力有局限的人很容易烦恼，其中的原因是，他们的智力纯粹只是服务于他们的意志，是意志的原动力。不管什么时候，导致意志运动的东西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意志停滞不前，那么他们的理解力也就告假休息了。
因为与意志同步平行，所以它不会自动活动起来，而是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推动。其结果便是，人身上的所有能力都变得停滞迟钝——这也就是烦恼。为了将这种可悲的感觉消除，人们便会去做一些琐屑的事以求得到片刻的快乐。
为了激活人的能力而寄希望于意志，也以此推动智力的活动。这些活动较之于真实自然的运动，就犹如纸币比之于硬通货；因为它们的价值只不过是随意的活动——玩牌以及诸如此类的游戏，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而被发明出来的。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干，他们就会不断敲击桌子或玩弄自己的大拇指；对他们来说，雪茄同样是一种锻炼智力的受欢迎的代替品。因此，在各个国家，玩牌也就成了社交场合的主要消遣。
是否玩牌是衡量一个人思想是否空虚的标准和外在标志，因为他想着做其他事情而不是去打牌，或者试图去赢取别人的钱财，真是可怜！
但我不想不公正地压制这样的想法：要给打牌做辩护，的确可以说，打牌为进入世俗生活以及从事商业活动做好了准备，因为人们通过玩牌能学会如何巧妙地利用那些偶然而又不可改变的情况，从中尽量获取一个人所能得到的东西，为此他必须学会掩人耳目，学会用漂亮的装饰来掩盖商品的低劣。
但在另一方面，正是出于此原因，玩牌是一种伤风败俗的行径，因为它全部的目的就在于用各种诡计和技巧，不择手段地去赢得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在牌桌上获得的这种习性会在实际生活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这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会将他的财产、权力同牌桌上赢得的一样看得轻巧；并认为，一旦得到法律的允许，他便可以尽可能地利用他所掌握的每一个有利条件，这方面的例子在商业活动中的随处可见。因为，闲暇乃是生存开出的花朵，又或者毋宁说是生存的果实，闲暇使人回到自身，确实，只有那些自身具备某些真正价值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幸福的。
但大部分人从闲暇中能得到什么呢？——只有一无是处的伙伴，他们极其厌烦自己，觉得自己是个包袱。让我们为之庆幸吧，亲爱的朋友，因为我们不是女奴的孩子，而是自由人的孩子。
进一步来说，正如没有什么国家比不需要或只需要进口很少商品的国家生活得更美好的了，同样，如果一个人自身拥有丰富的精神财富，对外在的生活条件没有需求或需求极少，那他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因为进口物品价格高昂，进口货物的需求具有依赖性，又会导致危机，给人们带来烦恼。这些物品只不过是本土产品的糟糕替代品而已，人们不应当从他人那里期待过多，或对一般而言的外部世界要求过多，一个人能给予别人的东西极为有限，每个人最终都得孑然一身，此时，最重要的是这单独的人是谁。
所以，这里有另外一条普遍的真理，歌德在《诗和真》中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无论经历什么事情，人们最终都不得不求助于自己。”或者像哥尔德斯密斯在《旅客》一书中写的那样：
无论身在何地，我们只能把自己托付给自己。
自己的运气要靠自己创造或寻找。
“自我”是人们获取美好事物的最伟大的源泉。人们在自己身上发现快乐的源泉越多，他便越幸福。所以，亚里士多德指出过这样一条伟大真理：“幸福属于那些能够自得其乐的人。”[5]
因为幸福的其他源泉，就其本性而言，都是不可靠、不确定、极为短暂和偶然巧合的。因此，即使在最为有利的条件下，它们也很容易消耗殆尽，并且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我们不能轻易控制它们。
到了老年，这些产生幸福的源泉都一定会枯竭——爱情的美好、聪明才智、旅行的兴趣、马背上的欢乐，以及社交的激情都离我们越来越远，甚至连亲人、朋友也都被死神从我们身边一一带走。这时我们就更要依靠自己内在的东西，因为只有这种内在的东西才能长久地陪伴我们。不过不管在哪一年龄阶段，这种内在的东西都是真正的并且是唯一持久的幸福来源。
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可能得到任何东西。世界到处充斥着悲哀和痛苦，对于侥幸逃脱了悲哀和痛苦的人来说，无处不有的厌倦正等着他，他别无选择。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愚蠢的嗓门叫喊得最为响亮，他们的话语也更有分量。
命运残酷无情，人类孱弱可怜。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拥有丰富内在的人，就像在十二月的夜晚，数九寒天的冰天雪地里，拥有一间明亮温暖、充满幸福的圣诞小屋。所以，谁拥有这种优秀而丰富的人格，谁无疑便能获得世界上最为幸福的命运，尽管命运的发展结果并不一定最为光辉夺目。
瑞典女王克利斯蒂娜在19岁时对笛卡尔进行评论时说的话聪明至极。她通过人们对笛卡尔的传闻以及一篇文章得知他在荷兰极其孤独地生活了20年之久，她说：“笛卡尔先生是最幸福的人，他的处境真是太令我羡慕了。”当然，一个人要想像笛卡尔这样，还必须要有足够有利的外部条件，使他能成为生活和幸福的主人；或者正如我们在《传道书》里所看到的：“智慧加上遗产最美好，那对活着的人很有用。”谁要是在天性和命运中被赋予了智慧，那他最为关注和渴望的就应是维护他固有幸福的基础。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能够独立自主并且拥有闲暇，这样他才会甘愿克制自己的欲望，节制自己的娱乐消遣。因为他的愉悦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局限于外部世界。
因此，他不会因追求加官晋爵，牟取钱财、好的名声或他人的赞誉而误入歧途，也不会放纵自己满足低俗的欲望和粗鄙的趣味；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听从贺拉斯在给麦凯纳斯的书信中对其的劝告：“舍弃其内而求之于外，为了外在的荣耀、富贵、名声等放弃心灵的平静以及闲暇和独立，是一种极为愚蠢的行为。”
即我时而赞美牲畜的饱食无事，时而倾向阿拉伯人的富有悠闲和自然奔放。歌德正是这样做的。但我的乐趣却来自另外不同的方向。
我在这里坚持的真理，即人的幸福主要源自人的内在，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6]中有极为精当的评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快乐都是以人的某种活动、某种能力的作用为先决条件的，离开了这一先决条件，快乐也就无从谈起。他还认为，人的幸福就在于无拘束地施展他的最高能力。
斯托伯乌斯在对逍遥派哲学进行诠释时也确切地阐明了这一思想，他说，幸福意味着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行动具有魄力且取得期待的效果。他解释说，“魄力”这个词指的是驾驭一切事物的能力，不管这事情是什么样的，自然赋予人那些力量的最初目的，就是使他有能力去和那些所有困扰他的难题做斗争，一旦斗争停止了，那些没有被运用而发挥作用的力量就会成为他的负担；他必须用这些力量来工作和娱乐——我的意思是说，除了为免于他随时都面临的引起别的痛苦和烦恼的原因外，使用这些力量根本就不带任何别的目的。
因此，上层社会的富人们才是受烦恼折磨最深的牺牲品。卢克莱修在很早以前就曾描述过富人们的可怜样子。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觉得他的描述包含着真理：
那厌倦于待在自己家里的人，
常常离开他偌大的房屋到外面去，
但是他立刻就转回来，
因为在外面也不见得有什么好。
他骑着他那高尔种的马疾驰而去，
疯狂地奔往他的别墅，急急忙忙，
好像赶去帮忙救一座着了火的房子。
当他的双脚一踏进门槛，
他就立刻打起呵欠来，
或者昏昏沉沉地想睡觉，
寻求着把一切都忘却，
或者急急忙忙地再赶回城里。[7]
这样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有旺盛的精力和体力——那是与心灵力量完全不同的力量，这些力量并不能长久地保持这种充沛的活力，到了晚年时，他们在精神上的力量就消失殆尽，也再没有想发挥这些力量的思想，因此他们处境困顿窘迫。
但他们还有唯一没有枯竭的力量，那就是意志。他们用易使人激动的兴奋剂来刺激自己的意志，例如，在靠运气取胜的游戏中下很大的赌注——这无疑是一种最为堕落的恶习。也许有人会肤浅地认为，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无事可做，那么他必须得选择一种能够运用他所擅长的能力的娱乐——如打球、下棋、打猎、绘画、骑马、打牌，或研究文章、音乐、诗歌或哲学，或对于其他科学和艺术的只有一知半解的业余爱好。
我们可以对人的能力的所有外在表现的根源进行探究，也就是把这些爱好还原成三种生理基本能力或因素。而且，我们需要撇开任何有益的、明确的目的，把这些能力的发挥和活动看作引起潜在快乐的三种根源。每个人根据他所擅长的某一方面，都会有适合自己的一类快乐。
第一类是旺盛精力导致的快乐，包括饮食、休息和睡眠。这些快乐在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
第二类是发挥强健体力产生的快乐，如散步、跑步、跳舞、击剑、骑马以及其他各种类似的体育消遣，这种需求采取的形式不同，有时是运动，有时甚至是军事生活或纯粹的战争。
第三类是由感觉能力所引起的快乐，如观察、思考、感受，或鉴赏诗歌文化、演奏音乐、学习、阅读、沉思、发明、思考哲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至于每种快乐的意义，相对的价值以及所能维持的时间，可以谈论的或许还有很多，但是我想还是让读者们自己来补充好了。然而我们都会看到，发挥的能力越杰出，那么它所产生的快乐便越多；因为快乐总是以运用、发挥我们自己的能力为前提，经常不断地感觉到快乐，才能构成幸福。
在这一点上没有人会否认，感觉能力的快乐要比其他两种基本的快乐更为优越，因为感觉能力的优势将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但另外两种快乐在野兽之中也一样存在，只是在程度上更高一些而已。精神的力量乃是感觉能力的形式，所以卓越的感觉能力可以使我们获得与心灵相关的快乐，亦即所谓的理智的快乐。感觉能力越卓越，所获得的理智的快乐便越多。
能让寻常人特别感兴趣的，只有那些能使他的意志激动起来的事物，也就是说，那种让他个人高兴的材料。然而我们至少能够这样说，不断地刺激意志绝非一件纯粹的好事；换句话说，它包含着痛苦。
纸牌游戏这种随处可见的“优雅社交”的一般娱乐，便是为了提供这种刺激而发明的。但它带给人们的乐趣是如此短暂、轻微，所产生的结果反倒是真正的、永远的痛苦。实际上，纸牌游戏无非只能激动激动意志罢了。
另一方面，能使理智健全的人产生浓厚兴趣的只有那些与知识相关的事物，而不掺杂任何意志的成分，而且他一定会有这样的兴趣。
这便使他置身于一个排斥痛苦的境界——神圣的云霄，神无比安然地生活在那里。来看一看下面这两幅画面吧——芸芸众生的生活浑浑噩噩，单调乏味的经历，为了个人的安逸，专事于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福利，并为此苦苦奋斗，不辞辛劳，其实是完全的痛苦。一旦达到了那些目的，并且不得不依靠内在时，无尽的烦恼就会困扰他们。
此时，他只有得到疯狂的热情的鼓励，才会再去从事某种活动。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拥有极大精神力量的人过着思想丰富、充实多彩、意味无穷的生活，一旦他不受约束地去从事这些工作，那些客观的对象便有了价值，并且变得妙趣横生，最为惬意的愉快便从他自身产生出来。能够刺激他的外在事物来自大自然的杰作，产生于对人生、对伟大的时代和各个伟大国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沉思。只有这种人才可以完全欣赏这一切，因为只有他才能真正理解和感知到这些。
数不清的人仅仅是为了他而活着，他们呼吁他，其他的人仅仅是偶然听到了这个呼吁而已，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他们的追随者，这些人都只是囿于一知半解。
当然，理智人的这种特性意味着，和其他人相比他有更多的需要，他需要学习、观察、研究、冥思苦想、实践，简言之，需要没有任何干扰的闲暇。
这正像伏尔泰说过的那样：“没有真正的需要，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有对这些事物的需要——大自然、艺术和文学中的各种各样的美好事物，是这样的人能够理解快乐的原因，而其他的人则拒绝接受快乐。
如果一个人既不欣赏这些快乐，也不想得到这些快乐，那么即使他的周围满是快乐，他也会像垂死的老人陷入爱情一样，完全白费心力；而人一旦超人一等，便会过上双重的生活，一种是肉体的生活，另一种是理智的生活；后者逐渐被人看成真正的生活，而前者则被认为只是达到后者的中介。
但对于有些人来说，只有这种肤浅空虚、忧虑烦恼的生存方式才是他们追求的。相比他们的所有其他消遣，前者更加偏爱理智生活。由于洞察力日益敏锐，知识持续增长，这种理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连贯一致，永远是那么强烈，并形成一个越来越完善的整体，就像一件逐渐变得完美的艺术品。
与理智的生活相比，那种以追求肉体安逸舒适为目标，且范围宽泛、实质肤浅的生活，显得多么无聊可悲。然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在本质上，这种卑劣粗俗的生活方式是人们追求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如果没有受到激情的刺激，便会感到无聊厌烦、枯燥乏味；一旦有了激情，生活又会很快变得痛苦不堪。
只有那些被自然赋予了超凡理智的人才是幸福的，他们被自然赋予了除必须听从其意志命令的东西以外的某些事物；这能够让他们在过理智生活的同时，还享有一种没有痛苦的趣味横生的生活。
仅仅拥有闲暇，即没有理智而只有意志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具备实在的超人的力量，向理智求助而免于意志的作用；正如塞涅卡所说：“无知者的闲暇莫过于死亡，是生存的坟墓。”随着实在的能力的变化，心灵的生活也发生变化，所以心灵的生活可以永无止境地展开。它或许仅仅是各种昆虫、鸟兽、矿石、钱币，或者文学与哲学的最高成就聚集起来的标记符号；心灵的生活既能抵御烦恼，也可以防止烦恼的有害影响。它使我们避免不好的社交，以及许许多多的危险、灾难以及奢侈浪费。
而那些完全是在外部世界建立自己幸福的人，则无可避免地要遭遇这一切。例如，虽然我的哲学从未给我赢得一个小钱，但它却让我避免了许多损失。
常人将他的身外之物视为生活幸福的根据，如财产、地位、妻子、儿女、朋友、社交，以及像这样的一切；因此，一旦他失去了这些，或者对这些的幻想破灭，那么，他的幸福的基础也就完全崩溃了。
换个说法就是，他的重心在他自身之外。因为他的各种愿望和奇怪的想法总是在不断地变化，如果他是一个拥有财富的人，那么他的重心有时是他的乡间住宅，有时则是良种马匹，或举行宴会，或出外旅行——简单地说，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这是因为他只能在他的身外之物中寻找快乐。
就像有些人，不再健康且已没有足够的力量，他不去开发利用他自己的生命力——这才是他失去之物中真正重要的，而他却试图用果子浆和药物来重获健康和力量。在对相反情况进行讨论前，我们首先比较一下在两个极端之中的这一类人，这种人并没有杰出的精神能力，但其理智又超出了一般人。他对艺术的爱好仅限于粗浅的涉猎，或者只对某个科学的分支——如植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等有兴趣，并从这种研究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当那些引起幸福的外在推动力一旦枯竭，或者无法满足他时，他就可以靠这些研究来取悦自己。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才可以说，其重心部分存在于他自身。但这种对于艺术的一知半解的爱好与创造性的活动有很大的不同；对科学的业余研究容易仅停留在表面，且无法触及问题的实质。人不应当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投入到这样的追求上来，或者让自己整个的生活被这些追求完全占据，以至于对除此之外的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趣。只有最高的理智能力，也就是被我们称为天资的东西，不管它把生活看作什么，诗的主题也好，哲学的主题也好，才能对所有的时代和一切存在进行研究，并尽力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独特见解。
因此，对于天才来说，最为迫切的需要是不受外界的干扰，以便忙于自己的思想及作品；他乐于孤寂，闲暇给他愉快，而其他的一切都是多余的，甚至那不啻是一种负担。
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说他的重心完全在他自身；这就说明了，这样极其稀罕的人，无论他们的性格多么好，也不会对朋友、家庭或公众，表现出过多的热情和兴趣，而其他的人则经常如此。
如果他们拥有内在，那么就算失去了其他的任何东西，他们也不会感到沮丧。他们的性格因此有了孤寂的基础，由于其他人绝不能让他们感到满意，因而这种孤寂对他们就更加有效。
总体来说，他们就如同本性和别人不同的人，因为他们时刻能强烈地感到这种差别，所以他们也就习惯了作为另类的人生活在人群中，对人类进行一般的思考时，他们用“他们”来指称人类，而非“我们”。
所以，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被自然赋予理智财富的人是最幸福的人，主观世界比起客观世界和我们的关系更紧密；因为不管客观事物是什么，都只能间接地、以主观的东西为媒介才能发挥作用。
卢西安说，灵魂的内在财富才是唯一真正的财富，其他别的东西甚至会导致极大的毁灭。内心丰富的人对于外在的东西没有任何要求，但需要与之相反的闲暇。他需要闲暇锻炼和发展自己的理智能力，即享受自己的这种财富；简单来说，在他的一生中的每个时刻，他只需要表现他自己。
假如他注定要用这种特性的心灵对整个民族产生影响，那么衡量他是否幸福的方式只有一种——是否能够完美发掘自己的能力，完成自己的使命。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
因此，每个时代里的最有才智的人都视无干扰的闲暇是最有价值的，就好像它和人本身同样重要。“幸福由闲暇构成”[8]，亚里士多德这样说过。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苏格拉底认为我们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就是闲暇。”
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将献身于哲学的生活称为最幸福的生活；他在《政治学》中也曾说过相关的话：“不管什么才能，只要得到自由的发挥，就是幸福。”[9]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所说的也与此完全一致：“生而有天才，并且要发挥这种天才的人，在发挥其天赋时就会得到最大的幸福。”
然而，拥有无干扰的闲睱对普通人的命运来说注定是难得的，并且它亦不属于人的本性，因为一般人命中注定要终生为他本人以及他的家人谋求赖以生存的东西，他为求得生存而艰难支撑，没有过多的智力活动。
所以，无干扰的闲暇很快就会使一般人感到厌倦，如果不能通过一些幻想的、虚假的目的来占有它，如玩乐、消遣，以及所有嗜好，人生便会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基于这个原因，闲暇还会给人们带来种种可能的威胁，正如那句格言所说：“一旦无所事事，难以保持平静。”
在另一方面，理智太过超常也是反常的，亦即违反自然的。但是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拥有超常理智的人，那么，无干扰的闲暇对于他的幸福便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对于其他人来说，闲暇是难以负担的、有害的；一旦缺少了闲暇，他便会犹如套上缰绳的珀伽索斯[10]，遭遇不幸。
如果上述这两种情况，即外在的无干扰的闲暇与内在的超常的理智，碰巧在同一人身上结合在一起，那便是一种极大的幸运；如果结局一直令人满意，那么这个人就会享有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生，也就是说，免于痛苦和烦恼，免于为生存而疲于奔命，能够享受闲暇的人生[11]——只需彼此中和抵消，人们便会摆脱不幸。
然而，存在一些和这种看法相反的说法。超常的理智意味着性格极为神经质，因此对各种形式的痛苦的感受能力被大大加强了。
而且，这种天赋意味着性格狂热执着，想象更为夸张鲜明。这种想象和超常的理智如影随形，不可分离，具有这种想象的人会因它产生程度相同的强烈情感，而对于寻常的人，较轻微的情感就能使其深受其苦。
世界上的事情，产生痛苦的要多于引起快乐的。理智的禀赋使得有这些禀赋的人远离其他人及其所作所为；因为一个人自身越丰富，他在别人那里所能得到的便越少，别人感兴趣的许多事物，在他眼里既浅薄又乏味，这里也许存在着那随处可见的补偿法则的例子。有人经常似是而非地说到，实质上心灵狭隘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虽然并不会有人羡慕他的这种幸运。关于这一点，除非读者自己已做出判断，否则我不打算表明我的看法。
特别是因为索福克勒斯在这一问题上给出了两种完全相矛盾的意见。他说思想是“幸福最主要的因素”；但在别的地方，他又说“没有思想的生活是最快乐的生活”。
在《旧约全书》里，哲人们也发现他们自己面临同样的矛盾。如《圣经外传》上写道：“相比死亡，愚昧无知的生活要更为可怕。”而在《旧约·传道书》中又说：“有多少智慧便有多少不幸，创造了知识就等于创造了悲哀。”
然而，我们说，精神空虚贫乏的人因为具有狭隘偏执、平庸流俗的理智，所以严格地说，只能被称为“庸人”[12]——这是德语的一种特殊表达，源自大学里所流行的俚语；后来，这一名称在使用的过程中通过类比的方法有了更深的含义，尽管它仍有着原来的含义，意思是指缺乏灵感的人，“庸人”便是没有灵感的人。
我宁愿采取更为偏激的观点，将“庸人”定义为那些为着自以为实而实际上并不真实的现实而忙忙碌碌的人；但这样的定义还仅仅是一种抽象模糊的界说，所以比较难理解，在这篇论文里出现这样的定义几乎是欠妥的，因为本文所采用的是大众的视角。如果我们能令人满意地将庸人的那些特质揭示出来，那么我们就能很容易地阐明其他的定义。
我们可以说他们是缺少精神需要的人。由此可以得出：首先，对于自身，他没有理智上的快乐；如前所述，没有真正的需要，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庸人们并没有获取知识的欲望，为他们自身着想的远见卓识，也没有那非常接近他们的、富于真正审美乐趣的体验，给他们的生活灌注活力。
如果某种快乐在上流社会受到欢迎，那么这些庸人便会强迫自己趋之若鹜，但他们所发现的快乐却非常有限。对他们来说，真正的快乐只能是感官的快乐，他们认为只有这种快乐才能弥补其他方面的损失。在他们看来，牡蛎和香槟酒便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他们生活的目的就是为自己获取能给他们带来物质福利的东西。虽然这会给他们带来一些苦恼，但他们的确会为此感到幸福。而从一开始就让他们沉浸在奢侈豪华的生活之中，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感到烦恼。为了解除苦恼，他们玩球，打牌，看戏，跳舞，饮酒，旅行，赛马，等等，但所有这些并不足以使人免于烦恼，因为缺少了理智的需要，也就不可能有理智的快乐。庸人们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呆滞愚笨，麻木不仁，类似于动物。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们高兴、激动或感兴趣，那种感官的快乐一旦消散，他们的社会交往便马上成为负担，有人或许便会厌倦打牌了。
无论如何，他们还剩下浮华虚荣的快乐，他们能够通过这些虚荣来享受自己实实在在的快乐，如果他们感到自己在财富、社会地位上，或者权势及影响力方面，都高人一等，并以此获得他人对自己的尊重；或者去追随拥有这些东西的人，借他们的光辉来荣耀自己，就成了英国人所说的“势利鬼”。
其次，从庸人的本性来看，由于没有精神的需要，只有物质的需求，所以他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会寻求那些能够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而非精神需要的人。从朋友那里得到任何形式的理智能力都被他们视为最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当他们碰巧遇上别人拥有这种突出的能力时，反而会引起他们的反感，甚至憎恶。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有着令人不快的自卑感，以及在内心深处感受到的一种愚蠢的妒意，而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把这种妒意隐藏起来。
但这样一来，这种妒忌就会变成一种深藏不露的积怨。尽管如此，他们也永远不会想到让自己的价值或财富观念同这样一些性质的标准一致。他们持续地追求着地位、财富、权势和影响力，在他们眼里，只有这些东西才是世界上真正一本万利的东西；他们志在使自己擅长在这些方面谋取福利，这便是没有精神需求的人的结局。
所有庸人最大的苦恼就在于对理想毫无兴趣，为了免于苦恼，他们不断地需要实实在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不仅无法使人知足，也相当危险。一旦对这些失去了兴趣，他们便会疲惫不堪。相比较而言，理想的世界是平静的，且广阔无边，它是“来自我们忧伤领域之外的某种东西”。[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