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人。自小家道衰微,以教授经书,租地农耕侍奉母亲,数十年间都拒绝州郡的举荐。他明经博览,才思敏捷,有“关西孔子”的美誉。杨震五十岁时,大将军邓鸳听说他才学出众,人品纯正,所以特意征聘他出仕为官。安帝时他历任刺史、司徒、太尉等职,一直以正直、廉洁著称。当时官场黑暗,社会动乱,贪污行贿、官官相护的现象比比皆是,像他这样廉洁自持的官员实在不为多见。
杨震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时,一次因公务途经昌邑,当时的昌邑县令正巧是他任荆州刺史时举荐的秀才王密。王密见到杨震后,十分恭敬,并于当天夜晚赶到杨震下榻的驿馆前来拜见。王密一心想报答杨震的举荐之恩,于是拿出十斤黄金送给杨震。杨震一见,断然拒绝,面有怒色地说:“我是了解你的,所以举荐你为官,为什么你一点儿也不了解我呢?芽”王密以为杨震怕被别人知晓,心中有忌讳才不愿意接受,连忙解释道:“现在夜色已深,肯定没有人知道。再说,我酬谢恩师也是人之常情,您就收下吧。”杨震听了非常生气,严肃地责问王密:“天知神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王密见他如此廉正挚诚,正气凛然,当下心生羞愧,涨红着脸,带着礼金,默默地出门而去。
不久,杨震调任琢郡太守。由于他为政清廉,秉公办事,不接受他人馈送,生活一直不富裕,经常吃青菜和粗粮,出门也总是以步行代车轿。杨震的一些亲朋好友见到他这种处境,总是诚意相劝,要他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趁在任期间置办一些私人产业,从中取得利润。但杨震始终没有接受。他说:“我要让后世人称他们为清官的子孙,把这个作为遗产留给他们,岂不是比可见的金银珠宝更加丰厚吗?芽”
后来杨震累迁太仆、太常、司徒、太尉之职,位列三公,可谓位高权重,但他从不肯徇私情,不愿受人礼物,更不对皇亲国戚阿谀奉承,而是一身正气,坚持原则,试图力挽狂澜,纠偏纠妄,与贪佞之徒进行坚决的斗争。
当时安帝刘祜的乳母王圣因哺育皇帝有功,加上与皇帝自小亲近,就依恃安帝的恩宠,为所欲为。王圣的女儿甚至公然出入于宫廷之中,串通朝臣,结纳奸佞,传递贿物。他们多次想买通杨震都遭到拒绝。而杨震更是激于义愤,不顾个人安危,上疏皇帝,称:“王圣凭借圣恩,贪得无厌,置国家法度于不顾,外交重臣,扰乱朝纲,使圣上声誉受损,实在天理难容,皇上英明,臣恳请速将王圣迁出宫外,与伯荣断绝关联,不让她们相互往来。”但安帝不仅没有采纳杨震的建议,制止王圣母女的胡作非为,反而把杨震的上疏拿给王圣等人看,使得王圣对杨震更加嫉恨,欲除之而后快。当时的一帮大臣如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等见她们母子如此得宠,纷纷巴结王圣,贪污行贿。杨震不顾好友的劝告,再次上疏说:“王圣母子骄奢淫逸,修建津城门内住房,抢占大量土地,房子精雕细刻,极尽修饰,花费过亿,樊丰、周广、谢恽等人依仗内宠奸佞之人,结党营私,收受贿赂,导致官纪不正,朝政混乱。请皇上严加惩治。”安帝由于过分宠信王圣等人,仍然没有采纳杨震的意见。
延光三年春,安帝东巡泰山,樊丰等人趁机伪造诏书,调发大量的钱粮、木材,竞相兴建家宅、园池,大肆铺张,耗费无度。杨震的属吏高舒通过审问一些木匠,得知内情,并将樊丰等人伪造的诏书拿到,呈给杨震看。杨震马上拟定奏章,准备等安帝回京后再次上疏。樊丰等人得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恐惧,害怕伪造诏书,挪用公款修建私宅的事迹败露,竭力想掩饰。正在这时,太史报告星象出现逆行现象,十分奇怪。于是,樊丰等人恶人先告状,借此诋毁杨震,说正是杨震对皇帝早有怨恨之心,所以导致星象异常。安帝听信谗言,下旨将杨震免官,遣返原籍。
杨震离开京师洛阳,行至城西几阳亭时,心中凄苦,悲愤难抑,对他的儿子和随从说:“死是重臣志士之本分。我深沐皇恩,身居高位,痛恨奸臣言行无耻而不能诛杀,眼见贪污行贿之风祸乱朝廷而不能制止,还有什么面目再见日月!我死后,你们用杂木作棺材,用单被包裹我的身体即可。不要归葬祖坟,不要祀祭!”说罢,饮下鸩酒自尽。人们听闻,无不为之落泪,纷纷举白衣哀悼。
延光四年三月顺帝即位后,杨震冤案才得以昭雪。为嘉奖杨震的忠贞与清廉,朝廷以礼将他改葬于华阴潼亭,并立石碑记载他一生的功德。可以说,杨震的一生就是清廉自持,与贪污行贿、结党营私之歪风相抗衡的一生。他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更是千百年来慎独、清直精神的典范。
修身点拨
意志力的培养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需要纪律、制度、规范、条例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又需要自己的自觉行动。严格地说,一个人只有自觉地行动才是意志的表现。杨震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照样严格要求自己,不受重金,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所谓“慎独”就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情况下,也能像杨震那样严格自律,人前人后一个样,加强自身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