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胡林翼之所以不愿派鲍超北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是湘军一员勇将，朝廷谕令鲍超归胜保调遣，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的湘军就会拱手送人，这种割自己身上肉的事情是曾国藩绝不愿意答应的。但鲍超不明就里，还认为自己失去了一次立功社稷的大好机会，故露出不满之意。胡林翼为此写信劝诫说：“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折磨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转引自朱元璋等原典，华文渊解译文：《权经通权治世的领导学智慧》，长安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219页。经过胡林翼的一番开导，鲍超才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
类似这样的权变之法，庚子事变期间手握重兵的袁世凯也曾经娴熟地如法炮制过。
1900年6月10日，八国联军向北京进发。慈禧太后见势不妙，慌忙命令袁世凯带兵勤王。17日，北京的门户、天津的军事要塞大沽炮台失守。
怎么应付错综复杂的局势，变成袁世凯必须解决的棘手问题。
北上勤王即是开罪于列强，不北上勤王又会得罪慈禧太后。经过权衡，袁世凯决定两边都不得罪，他回电朝廷，先喊了一通“京师是天下根本，袁某愿肝脑涂地，誓死保卫北京城”的大话，接着又谎报军情，以英德屯数千重兵于胶州湾，随时都可能进攻济南为由，说明不能轻易撤防的原因。但是面对京师危急，他还是决定派出了—支3000人的部队赶往京城勤王。但实际上，山东的局势非常平静，原来英德驻胶州的军队不足1000人，现在又抽出几百人参加八国联军赴北京了。袁世凯派出的勤王之师，也并不是他那支精锐的新建陆军，而是临时从当地召募来的散兵游勇。
当天津即将被攻陷之时，慈禧太后急命袁世凯派孙金彪部增援。袁世凯虚与委蛇，他谎称孙金彪部刚从沿海撤回来，伤亡惨重，军中又发生疫情，需要休整一两日才能再赶过去。次日，他又称潍县出现教堂被焚毁的事件，乱党杀死教士多人，德、奥军队已开赴该地，所以，现在已经急调孙金彪部到该处平定事端，等到战事稍缓，即刻开赴天津。在清廷一再催促下，袁世凯才决定派夏辛酉带领六营人马，兼程赶往天津救援。但是，袁世凯又对夏辛酉耳提面命，指示他路上要小心从事，不能盲目冒战，要保存实力，如果天津已经陷落，即刻回防。夏辛酉心领神会，带着手下的人马一路走走停停，等于游山玩水，他们刚刚进了直隶境内，天津城就已陷落，他们便立刻撤回了山东。
袁世凯的手下也有忠于朝廷的将官。8月初，正在鲁、直边界征剿义和团的张勋得到京城危急的消息，请求袁世凯批准他率军北上增援。袁世凯阻止他：“要按原来的部署，先把当地的乱匪平息下去，然后再听调遣。”11月下旬，张勋见北京失守，非常焦急，“吁请大帅率队勤王”。而且说如果袁世凯无法分身前去，他就会同各营即刻出发，“愿独树一帜，作马革裹尸之想，以报君父之仇”。袁世凯看到张勋呈上的请战书，觉得张勋憨直愚笨，一个张勋去勤王简直是飞蛾扑火。但是，袁世凯又不能直接打击张勋的忠心。于是，他在回复张勋的请战书的时候先大大夸奖了一通他的爱国忠君之心，接着话锋一转说“服从指挥是军人的天职，我们奉旨在这里守护疆土，不能任意妄为。目前的职责是肃清拳匪，确保地方的安宁”。
与消极北上勤王相反，袁世凯却集中精力全力保护当地洋人势力，他派兵保护山东的所有教堂和教会以及山东各处的传教士。自清政府对列强宣战之后，由于袁世凯的保护，山东省没有—个洋人被害。驻扎在胶州湾的德、英军队见袁世凯这么“配合”，就把驻扎在山东的军队抽调北上直隶。
10月间，八国联军攻打直隶南部，眼看就要打到山东境内了，各地的告急文电堆满了袁世凯的案头。但是袁世凯却不作任何部署，他胸有成竹下达了一道让人捉摸不透的命令，要求邻近直隶的州县，紧急赶制一批标牌，上面写山东省界，除了中文之外，还要有英、法等八国文字，然后遍插边境各处。做完这样的安排，袁世凯就没有任何动静了。几天之后，八国联军出现在直鲁边界，但是让山东官民感到奇怪的是，联军一见界牌就掉转方向退回去了。因此，不知内情的山东士绅群众觉得袁世凯高深莫测，哪知道他和洋人之间已经早有默契。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袁世凯的权经完全实现，他在辛丑之变中成功地保存了实力，至于落难西逃的慈禧一伙，他也早已想好了雪中送炭的计策，趁两宫落难之际，不断地送钱送物，极尽孝敬之能事。辛丑议和后，袁世凯收获果然异常丰厚，不仅得到了列强各国的赏识与支持，而且还成为了慈禧太后的股肱重臣，登上了大清国第一总督——直隶总督的宝座。
与袁世凯同样手法，在八国联军的兵锋直指京师之时，大清朝几位最有实力的总督也按兵不动，图谋自保。他们干脆公然拒绝清廷要他们向各国列强开战的谕令，甚至脱离中央擅自与外国列强打起交道来，最后竟然达到了置朝廷生死于不顾的地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正式向各国颁布宣战书，内称：“朕今涕泪以告先庙，慷慨以誓师徒，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如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胡寄尘编：《清季野史》，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5页。当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之际，各疆臣皆失措，都纷纷发电于两广总督李鸿章，探问所向。李鸿章复电各省，谓：“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各省督抚都认为李鸿章见解有理，遂公推李鸿章策划保东南之策。
在慈禧太后下诏向各国宣战的第二天，张之洞就急电驻美公使伍廷芳、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日公使李盛铎，请转各国政府，电文曰：“现在我皇太后皇上已电召李鸿章来京，必使与各国妥商办理，免致失和……今各省督抚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可见朝廷并无失和之意。务望婉劝各国政府，迅电天津各兵官，力劝各国，暂行按兵停战，俟李中堂到京请旨开议，必当妥为了结，不启战祸，官兵方能专力剿匪。目下长江沿海一带，各督力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可无庸顾虑。若天津再有战事，则南方必将牵动，事机危迫，务祈巡饬施行，各省督抚意见相同，亦即有电达各国各部矣。”刘秉荣：《辛亥革命秘史》（上卷），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326页。与此同时，刘坤一亦向清政府驻美、日、法、英、奥、德等国公使发了内容相同的电文。在与列强寻求妥协的同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又以“矫诏”为由，拒绝执行朝廷的命令。他们振振有词：“东南各省如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断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全疆土。”《时局危急合词沥陈折》，《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这样，他们非但不奉诏对外开战，反而与列强签订互保协定。刘坤一、张之洞接受盛宣怀的主张，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领事商定所谓《东南互保章程》九条。主要内容为：“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刘、张对各国领事保证，不管此后北方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并拒绝清廷要他们“招团御侮”的命令。此后，实行互保的地区，从原来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很快扩大到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四省。福建省甚至还单独与驻福州的各国领事直接达成协议。
这样，庚子年间出现了一方面朝廷发布对外宣战诏书，另一方面东南各省督抚却与列强结成联盟应允切实保护外人利益这种奇特的现象。
对于东南各省的这一举动，上海英文《字林西报》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八日发表消息：
目下东南督抚大员，无不以联络邦交、剿匪安民为宗旨，曾备文照会各国驻沪领事，略谓：本部堂、本部院今已议定，无论北省有何举动，总当按照和约，力保各国官商，不使土匪横行，有伤各国旅人身家性命。惟各国须遣兵北上剿匪，不得调动大军至东南各省，致百姓骚扰，匪人伺隙滋生事端云。刘秉荣：《辛亥革命秘史》（上），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
“东南互保”大大增强了地方督抚对清中央政权的离心力，朝廷的威信一落千丈。这个事件使清廷与地方督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矛盾与危机。这一矛盾更由于“东南互保”后清廷与东南督抚的境遇的巨大反差而有所激化。
在朝廷危难之际，由于东南督抚们拒不伸出援助之手，八国联军轻易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在途中，他们亲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和心灵被震撼的滋味。慈禧太后不无辛酸地自述过这段经历：“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秕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仰望达旦，晓间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殊不可耐。尔试看我已完全成一乡姥姥，既皇帝亦甚辛苦。今至此已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
反观东南诸省，却在“中外互保”下，未睹烽烟，鸡犬不惊，一派旧景。
中央宣战，地方讲和；北方抗战，南方自保；皇上西逃，督抚逍遥。这种怪诞的局面在清代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不仅如此，当慈禧太后西逃，外国列强态度还不明朗，慈禧太后的政治前途未卜之际，东南督抚不仅心怀二意，甚至竟敢公然干涉朝政。
当慈禧太后一行逃至太原时，曾派吴永到武昌向张之洞催饷。张之洞在同吴永的谈话中论及大阿哥时就说：“此次祸端，实皆由彼而起，酿成如此大变，而现在尚留处储宫，何以平天下之人心？且祸根不除，尤恐宵小生心，酿成意外事故。彼一日在内，则中外耳目，皆感不安，于将来和议，必增无数障碍。此时亟宜发遣出宫为要着，若待外人指名要求，更失国体，不如及早自动为之。君回至行在，最好先将此意陈奏，但言张之洞所说，看君有此胆量否？”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1、80页。这与昔日慈禧太后立大阿哥时张之洞不敢发一言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此间，张之洞还与刘坤一合奏，弹劾力主“灭洋”的毓贤，这种公然干涉朝政隐然指责慈禧太后失策的做法，自然又触到慈禧太后的痛处，“太后怒，抵其奏于地”。冯天瑜：《张之洞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页。两宫西逃后，刘坤一、张之洞甚至还与列强密谋“归政”，“迁都”，“另立新政府”，“与民更始”，这种离心倾向的加强，确使慈禧太后柄政曾经一度面临危机。《清代全史》，第九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这种局面，不能不引起清廷的反思，从而更加导致最高统治者在不久举办的新政中变本加厉地加强自身的权力。光绪皇帝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01页。这样，剥夺地方督抚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就成为清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的急务，也成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新政的核心。但是，督抚既然羽翼与实力已成，岂可能通过一纸政令就收回他们的权力？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结果，不能不对清末最后10年政局的进一步复杂化产生重大的影响。擅做主张，发展自己实力的地方督抚，最终由王朝的干城转化成为瓦解清王朝统治的主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