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盛行拜门，李伯元《文明小史》中说：“拜门原是官场的陋习。”可以说，拜门是晚清攀附权要，以求仕途通达的一条途径。
以曾国藩为例，他科举及第后所以能够官运连连，在初期仕途道路上一帆风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他深得其拜门老师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赏识和不断的提拔。
史载，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到京参加会试，道光二十三年（1843）参加翰詹大考时，都是由穆彰阿担任总考官。翰詹考试结束后，穆彰阿向曾国藩索取考卷底稿，曾国藩立即誊正后送往穆府。这个事件加深了两人之间的师生关系。而这种师生关系，使曾国藩这个出身农村的进士很快在京城找到了靠山。
穆彰阿尝汲引曾文正公国藩，每于御前奏称曾某遇事留心，可大用。一日，文正忽奉翌日召见之谕。是夕，宿穆邸。及入内，内监引至一室，则非平时候起处。逾亭午矣，未获入对。俄内传谕：“明日再来可也。”文正退至穆宅。穆问奏对若何，文正述后命以对，并及候起处所。穆稍凝思，问曰：“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文正未及对。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因顾谓文正，仍下榻于此，明晨入内可。洎得觐，则玉音垂询，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而文正自是骎骎向用矣。《清稗类钞》第三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04页。
由此可见，道光时曾国藩之所以官运亨通，与其拜门老师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赏识荐举、关照与提携，确实有着很大的关系。正是在穆彰阿的关照下，曾国藩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中从七品一跳而为二品大员，拔擢神速。
道光二十七年（1847）六月，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迁为礼部右侍郎。八月初二日，曾国藩兼署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初四，兼署工部左侍郎。十月，兼署兵部左侍郎。咸丰元年（1851）五月二十六日，兼署刑部左侍郎。咸丰二年（1852）正月二十四日，兼署吏部左侍郎。这期间，他还多次充任考官和阅卷大臣。数年间，曾国藩以进士入翰林，七迁而为礼部侍郎，历官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要知道，在清代，侍郎是六部的副职，与尚书一道，同为各部的堂官。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履历结交如此之广，大大出乎了他本人的意料，也使他声名鹊起，所有这一切，显然归功于曾国藩的拜门老师穆彰阿所赐。
晚清科举考试，秀才、举人甚至天子门生的进士，都有启蒙师、座师、房师。作为乡试的主考、副主考、学政；会试的总裁、同考官；殿试的读卷官，将其录取者一概视为自己的门生。一名翰林，做一次乡试主考、副主考，出任一任学政，不但会得到一笔不菲的钱财，而且一旦做会试的同考官、总裁殿试的读卷官，也就可以桃李满天下了。
翰林们身处清要，俸禄微薄，生活清贫，若能得一任主考、学政，如果省吃俭用，基本上就终生吃用不愁了。而且，门生遍布各地，一旦他们官职升迁，老师的声望自然也会越来越高，政治能量同样也就水涨船高。在晚清时期，任各级考官次数的积累，往往可以作为文职官员仕途发达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史馆所修官员传记，将这种记录载入传主的传文之中。例如，大学士周祖培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起，充会试、复试阅卷大臣六次；乡试、复试阅卷大臣，殿试读卷官，朝考阅卷大臣各三次。大学士祁隽藻自道光七年（1827年）至咸丰三年（1853年），历充拔贡会考阅卷大臣一次，复试宗室举人阅卷大臣四次，复试顺天举人阅卷大臣两次，补行复试顺天等省阅卷大臣五次，复试新贡士阅卷大臣五次，殿试读卷官一次，新贡士朝考阅卷大臣七次，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两次，考试试差阅卷大臣两次，考试汉御史阅卷大臣三次。其他屡司文柄的大学士朱风标、贾桢等人的传记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
清人有《拜老师》一诗，其中“可笑捐输登仕版，也求人老认门生”二句颇中肯綮。读者诸君，在这里一定要清楚一个问题，这就是，晚清拜门时所拜的“老师”，并不一定是今天教学意义上的老师，而只是建立一种师生的名分，时人谓之“厕于受知之列”。拜门之前，双方可以并不相识；对于被拜为老师者的辈分、年龄、品行、学识，自认门生者也并不计较，即便比自己年轻或浅薄无知也没关系，只要有权有势，可做奥援即可。拜门需要一定手续，即先请人代为介绍，然后向所拜者呈上“门生帖子”，并交纳“贽敬”，再行拜师礼。所请的介绍人往往都是与权势人物接近或受权势人物宠爱者，如僚属、长随、受宠的优伶甚至是通过要拜的老师的妻妾的介绍等等。同治年间，道员和祥欲拜上司陕甘总督乐斌为师，介绍人就是乐斌的长随陈二。光绪年间，吏部有一靠行贿得官者，因怕案发受惩而急欲拜本部尚书为师，于是请该尚书所昵的优伶代为牵线，很快就达到了目的。“门生帖子”要写明双方姓名、自愿建立师生关系等。“贽敬”是拜师时门生送给老师的一份大礼，财礼需厚。行拜师礼时要跪地磕头，口呼“老师”，自称弟子、门生。《歧路灯》里有一段关于拜门的详细描写，写谭绍闻欲拜县令董公为师，介绍人是其表叔、董公的下属邓三变，所送的礼物甚厚，有各种绸缎、猪羊鹅鸭、山珍海味等，礼单上写着“沐恩门生谭绍闻谨禀”。拜门以后，门生就可以向人炫耀自己是某某权贵要人的弟子，就可以靠着老师的权势活跃在官场上。如果发生老师失势或死亡的变故，门生便惶惶然大有无依无靠之感，于是就要改换门庭，重新拜门寻找靠山。
官场上一方面有人通过拜门攀附权势人物，另一方面，权势人物也多欢迎有人前来拜门。其原因，一是可以通过这种手法网罗门生扩大自己的势力圈子。二是有些官僚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因而特别好“师”名，想通过收门生过过“为人师表”的瘾。如某侍郎家资甚饶，但入仕非以科第，所以极喜人拜自己为师，至于所献贽敬多少倒无所谓，所以拜其门下者甚众，一时竟达百余人。三是有些官僚希望通过收门生捞钱（包括投拜时的贽敬和以后的三节二寿时的孝敬），尤其是穷京官，最巴望着有钱的“财主门生”前来投拜。
《官场现形记》书中说：“这些当穷京官的人，好容易熬到三年放一趟差，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再拖新账。”书中又写到有个姓周的中堂，“一直做京官，没有放过外任，一年四季，甚么炭敬、冰敬、贽见、别仪，全靠这班门生故吏接济他些，以资浇裹”。
奇怪的是，在晚清，也有想通过收门生的手法捞钱的官僚，他们为了建立师生关系，竟不惜“倒拜门”，即登门到所认门生的家中强行令其行拜师礼。
光绪年间，某侍郎居汉口，很多人前来拜门。有个姓周的人也想让儿子拜该侍郎为师，并准备送银币百元为贽敬。该侍郎闻知后非常高兴。但后来周某见该侍郎居处俭朴，怀疑他是个假冒诈财者，便有些犹豫不决。该侍郎当时正为嫖赌花销太大而犯愁，所以极望尽快收此富有之门生，以得到百元银币，于是请介绍人催促周某。周某只好答应下来，并定好了去侍郎宅投拜的日期，但届时竟爽约未到。该侍郎便由介绍人领着亲登周宅，介绍人以危辞相威胁，周某只好让儿子行了拜师礼，于是该侍郎携钱喜滋滋而归。
清代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拜门以后，如果当门生的发迹升官，位居老师之上，师生关系就不再维持，门生就要持红名帖拜于老师之门，名曰“拜断”，即此次拜望标志中断师生关系。老师就要将当初收的门生帖子交还门生，即“缴帖”。缴帖以后，师生名义不复存在。在拜门者当中，有不少门生与老师原来是把兄弟，也就是说，是缴了盟帖后再交门生帖子的。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叶伯芬与赵啸存本为把兄弟，赵啸存升了官，叶伯芬便“一面写了禀帖去贺任，顺便缴还宪帖，另外备了一分门生帖子，夹在里面寄去，算是拜门”。由拜把子到拜门，反映了双方地位和关系的变化，双方由原来的互助关系变为弱方依附强方的关系。李乔：《清代官场图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