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便是个平凡的孩子。爱玩，却不算特别调皮。我从未被人目为天才，不像张爱玲在她的《天才梦》里所写的那样。只是在进入初中以后，我发现我作文写得比别人快，而且也有几次被老师选中，贴在墙上，供同学们欣赏评论。
从那以后，我开始向报纸投稿。第一次录用大约是在1947年，那是三五百字的一篇短文，写的是什么我已记不清。但印象很深的是收到稿费通知单后的激动心情，我从未出过那么多的汗。接着，我在规定的时候揣上“私章”——那都是通知单写明必须照办的，瞒过家人，去完成一件大事。我搭乘22路公共汽车——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住过的人应该还记得那种粗笨、酱红色的车子，在河南路四马路一站下车，又走十来分钟，来到当时报馆林立的望平街。我找到那家报馆，走上楼梯，推开斜支着两根锃亮铜棍的玻璃门，几经打听，终于找到出纳柜台。那柜台相当高，我的眼睛仅能刚超过闪闪发光的大理石台面，瞥见那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出纳小姐烫得蓬蓬松松的头发。稿费拿到多少我已毫无印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扣去了来回车资，那点钱也只够我买一个三角形小包的花生米了。
从此以后，我这么拐，那么绕，通过念新闻系、当编辑、搞翻译、写论文，千方百计地向文学靠拢。我没有写出鸿篇巨构，更没有富起来，但这不要紧。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娱乐。我成天与文学巨匠们亲近，直到深夜他（她）们还在向我喃喃细语，与我“耳鬓厮磨”。当然，我自己也写一些小东西，它们不值一提，但是这无关紧要；在写的过程中，我宣泄了自己的苦闷，玩味着些许的创作喜悦，也就是说，是在实现我儿时的文学梦。我知足了，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平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