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让我们在众多的脸中选一张脸，那我们要做的不是“选”，而是排开我们所不选的。宽阔的前额，坚定的嘴形，鹰鹞般的双眸与从容不迫的身姿一起闪着崇高、顽强、机智、坦荡的光彩--一张杰出的脸出现了。它寥若晨星。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定论：随“脸”显现出的杰出品性有很大一部分是前定啪。这种品性要求具有这种品性的人必须在沧桑世事中以巨大的毅力，把这种品性当做与内心的宗教一样去恪守。故而我们很怀疑，被普遍认为是美德的“纯洁”是不是一种虚构状态？--它是那么微弱和脆弱。
脸是一个变数，在脸的修辞学中，脸不会以秩序的逻辑系统出现。你在镜中观察自己的额顶、双颊，嘴角处闪烁的光斑，你会明晰地记起42岁时在林中的一次孤旅，35岁时在江边的一次徘徊，28岁时在电影院门口的一次聚首，21岁时在大雨中的一次狂奔--年轻的意识会一直存留于老年的意识中；年轻的脸被一层松弛的、沟纹纵横的膜罩盖住了。有许多年轻时没有冲出唇的歌却是在年老时被洪亮地唱了出来。
比平视稍高稍侧是男人观察女人的最好角度。在这样的角度中，眉毛、鼻翼、脸围的轮廓特别舒展柔和。
“脸”是会随着人性的变化而改变的。有一个翻然悔悟的中年人，他曾杀人越货，无恶不行。他问佛，我这样的人能否得救？佛说，去做3000件好事。这人听罢就去了江边。他在古渡口搭了一个板棚，住在那里，每天背老携幼，不收分文地摆渡过往的行人。20年过去了，板棚前的木桩上已经划出了3000道刀痕，他的背也驼了。江边的倒影里，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
丽质只可以自己欣赏，优美才使人无法抗拒。
美丽是美丽者的墓志铭
美貌，虽然和能力无关，但却会左右我们对人的感觉。
1974年，心理学家兰德和赛格尔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找了一些男人来看论文，要求他们看完文章后给出评价。文章的最末页贴着作者的照片：有俊有丑，但都是女性。他们最后发现，无论这些文章实际上质量如何，那些漂亮、有魅力的女作者所写的文章，通常被认为是好文章。
实际上，文章并非那些女人所写，只是实验者在文章最后随机贴了一些女人的照片。
为了证实这个观点，实验者又找了一些人来假扮法官。他给了“法官”们三组罪案资料，上面写的罪行程度都相等。其中两组后有罪犯的照片：一组眉清目秀，另一组则面目可憎，第三组不附照片。请“法官”们对这些人定罪量刑，结果也是同样：第一组多被判“无罪”，第二组则多被判“有罪”，第三组处于两者之间。
心理学家阿伦森也组织过类似的实验。他把大学生分成两组，分别听取同一个女大学生的答辩。在其中一组发言时，女大学生刻意打扮，显得很漂亮。在另外一组则把妆都卸掉，不再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实验结果是：尽管发言内容相同，但在第一组时发言更能说服人，得分也更高。
事实上，人的面貌俏丽或是丑陋，与其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并无关系，但是人们总是倾向于那些美丽的人。在交往中，人们往往会凭对方的相貌而推测其人格及成就，从而发生认知上的偏差。
俊男美女有福了。找工作占便宜；答辩占便宜；就连犯了罪，也会被从轻判决。
且慢高兴，还有一个类似的实验，却是相反的结果。它告诉大家：美貌也不是永远的通行证。
1975年，赛格尔又做了一个实验，这次他同样找了一些志愿者做法官，卷宗背后同样附上了各式各样的女性照片。但是其中一些女性犯的罪是盗窃，另一些则是诈骗。结果发现，“法官”们对盗窃的美女很宽容，她们的刑期比不漂亮的盗窃犯短，这与以前的实验结果相同。但是对于漂亮的诈骗犯，法官所判的刑期却比不漂亮的更长。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法官们认为，诈骗犯是在利用自己的美貌来实施犯罪。当美貌变成犯罪工具时，非但得不到宽容，反而会遭到严惩。
生就一副好面孔，自然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平日里行为做事，也比其他人便利许多。但是加州大学对600名学生的学习成绩做了统计分析，发现漂亮的女生比一般女生的成绩低14分。“越漂亮，越容易受到社交约会的干扰。”研究员这样下的结论。
天生的容貌，很难改变，但自身的修养是可以改变的。美丽并不能走遍天下，自己素质的提高才是硬道理。当人们看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本质后，就会更快地逃开。林肯说：“四十岁以后，每个人得对自己的相貌负责。”把忍饥挨饿、动美容手术的时间拿出来，尝试了解自己的心灵，能让自己温柔又善良。虽不美，却有一身浓浓书卷气的女生，未必便输给浓妆艳抹的俏丽女子。毕竟，美丽是美丽者的通行证，但同时，美丽也是美丽者的墓志铭。
美丽使你引起别人的注意，睿智使你得到别人的赏识，而魅力却使你难以被人忘怀。
幸福为什么越来越少
一切在增多，幸福除外
假如你用铅笔和方格纸绘制一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民众生活变化的曲线图，你会发现所绘制的曲线多呈向上走势。可以说几乎每一项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如人均收入、“实际”收人水平、人均寿命、住房面积、小轿车的人均拥有量、每年拨打的电话次数、每年旅行的次数、所获得的最高学位、智商分数等，都在增长。
然而，当我们转至人们的内心，幸福指数在近50年来没有任何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欧美人拥有的一切都在增多，而幸福除外。
几乎所有人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但人们却没有觉得更幸福。社会进步中的这一悖论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研究“幸福”，或称“主观幸福感”这一课题。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兰研究发现，在1950年，约60％的美国人说自己是“幸福”的，此后这个比例除偶尔起伏之外几乎没有更大的变动，同时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美国人的比例却由1950年的7．5％降至今天的6％，而且还在继续下降。最突出的变化是抑郁症患者增多，此外还有数百万的人虽然没有明显的抑郁症症状，却感受不到生命应有的快乐与满足。
第一道菜最鲜美
研究显示，随着收人的增加，幸福安宁的感觉也会随之增长，不过有一定上限。从一贫如洗到拥有自己的房子和稳定收入的这一阶段，人们的幸福感提升明显。而一旦步人中产阶级，金钱就开始与幸福脱节，两者再无必然的关系。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爱德华·迪纳曾调查过一定比例位居《福布斯》世界400首富之列的千万富豪们，结果发现，与中等收入的普通人相比，这些富豪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仅略高一点。他们的确很富有，然而有些东西是金钱不可能买到的。
金钱和物质与幸福感仅略微相关--几乎所有有关幸福的研究都支持这一基本结论。卡内曼曾这样简要地概述他的研究：“生活环境对幸福似乎没有绝对影响。”至于为什么一旦步人中产阶级，金钱便不再给人们带来幸福，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解释就是目标的不断变换。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和生活的享受也随着收入的曲线同时增长。需求是可以满足的，而欲望是永不能满足的。
研究表明，关键的因素在于人们对未来的期望。一个中等收入但工资一直在上涨的人，要比一个有着高收入但不大可能再突破的人快乐。同样，一个住在小房里，但将在五年内搬进中档房子的人，可能比一个已经拥有大房子的人快乐，因为后者知道这已是自己所能拥有的最大住宅。“第二道菜远不如第一道鲜美。”
旅途没有同行人
对未来过高的期望可能会妨碍我们珍爱现已拥有的幸福，这一现象可称为“预期下焦虑”。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员卡罗尔·格雷厄姆和斯蒂法诺·帕蒂纳托发现，在许多国家，人们普遍感觉到“预期下焦虑”。
幸福与财富不能同步的一个根本原因，或许可以用客观的经济术语来表述：人们生活中所真正企盼的，无论是爱情、友情、尊重、家庭、名望或乐趣等，都是无价的，不经过市场流通的。如果未标价码的东西你无法买到，那么，即便再有钱恐怕也无能为力。
想必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无标价也无法用钱买到的应该是爱。人类对爱的需求或许不仅仅是情感上的需要。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极富创意的名为《爱的普遍法则》的书中，三位心理学家作者提出，爱其实是生理的自然需求。“爱是同时发生的相互制约，一个满足另一个的需要，因为没有人能够自给自足。”
人与人相处时是最快乐的，哈佛大学的研究员爱德华·威尔逊称之为“亲生命假设”。这个假设认为生物有着一种与其他生物亲近的渴望，而人类需要人与人之间亲密的联系。
经济的繁荣很可能会促使越来越多的人独自生活、独自工作和独自娱乐，但却使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失去更具有价值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生活就好比住在一个富丽堂皇的酒店里，却享受不到美好时光，因为旅途没有其他同行人。
与其说人类的幸福来自偶尔发生的红运，不如说来自每天都有的小实惠。
黑色星期五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