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曾指出，分析中需要加以克服的抵抗来源于自我，而自我却依附于反贯注。自我很难将其注意引向它一直加以回避的知觉和观念，或承认那些完全与它认为构成它自身的成分相对立的冲动。我们在分析中与抵抗的周旋就是基于我们对事实的这种观点。如果抵抗本身是潜意识的，如经常出现的那些因它与被压抑材料之间的相关而构成的情况，那么我们就使之成为意识。如果抵抗是意识的或已变成意识，我们就对它采取逻辑论证；我们会向自我保证，如果它放弃抵抗，它会获得很多奖赏和好处。关于自我方面的这种抵抗的存在，是肯定无疑的。但我们却要问，它是否包含了分析中的全部事态？因为我们发现，即使在处在自我决定放弃其抵抗之后，它仍然难以解除压抑；我们已把追求做出值得赞扬的决定的紧张努力阶段视为“逐步突破”。使这种逐步突破成为必要的和可理解的动力因素并不难发现。在自我—抵抗被解除之后，必然仍需克服重复的强迫力量——即由潜意识原型对被压抑的本能过程所产生的吸引。关于将这一因素描述为潜意识抵抗，无须加以说明。这些修正不必使我们感到气馁，如果它们增加了我们的知识，我们当加以欢迎，而且，只要它们丰富了我们的早期发现，而不是使我们的早期观点归于无效，那么，这些修正就不是不体面的——它们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太泛化的陈述加以限定，或者是对某种阐述得太狭隘的观点加以扩展。
我们一定不要认为，这些修正为我们在分析中所碰到的各种抵抗提供了一次全面的清查。有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分析家必须要处理至少五种抵抗，这些抵抗来自三个方面，即自我、本我和超我。自我构成其中三种抵抗的来源，其中每种抵抗的动力性质各不相同。这三种自我抵抗的第一种是压抑抵抗（repression resistence），对此，我们前文已做讨论［第157页以下］，对此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可以补充。第二种是移情抵抗（transference resistence），它和压抑抵抗在性质上相同，但在分析中的作用不同且更明显，因为它成功地建立起某种与分析情境和分析家本人的关系，并因而重新激活任何只能被回忆起来的压抑。虽然第三种抵抗也是自我抵抗（ego—resistance），但性质却大不相同，它产生于疾病性获益（gain from illness）并以将症状同化为自我为基础［见第99页以下］。它代表了对放弃任何满足或免除已获得的益处之不情愿（unwillingness）。第四种抵抗产生于本我，我们已经知道，它必须“逐渐突破”（working through）。第五种压抑来自超我，并且是最后被发现的，它也是一种最隐晦但并不总是最微弱的一种抵抗。它可能起源于罪疚感或惩罚需要，并与任何趋向成功的努力相对立，因而也与患者通过分析而康复相对立。
（二）由力比多转换引起的焦虑
我在这里提出的这种焦虑观与我一直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多少有些出入。先前我曾把焦虑看成是自我在某些不快乐条件下的一般反应。我总是寻求从结构基础上证明它的存在，并假定我得到了我对“现实性”神经症进行研究的大力支持，正是在焦虑形式中，被自我拒斥或利用的力比多（即性兴奋）寻求到直接的释放。不可否认，这些论断并不能非常和谐地相互并存，或至少可以说，它们并非必然地相互推论。而且，它们还给人一个印象，好像在焦虑和力比多之间具有某种特别密切的关联，而这与焦虑作为对不快乐的一种反应的一般特征不相一致。
对这种观点的反对意见来源于我们把自我看成是焦虑的唯一处所。这种看法是我在《自我与本我》中试图对心理机构进行一种结构划分的结果之一。先前的观点自然地假定，焦虑产生于属于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力比多，而新观点却相反地使自我成为焦虑的源泉。因此，问题就在于到底是本能（本我）焦虑还是自我焦虑。由于自我所利用的能量是去性化的（desexualized），所以新的观点也倾向于削弱焦虑与力比多之间的密切联系。我希望，至少在缓和这一矛盾以及对受到怀疑的论点给出明确的观念方面，我们是成功的。
兰克的论证最初是我自己的论证，认为焦虑情感是出生事件的结果之一，并且是对这一情境的某种重复的一种体验。这促使我对焦虑问题重新做一次审查。但是，关于他认为出生是一次创伤、焦虑状态是对这一创伤的释放反应、随后各种焦虑情感都是试图越来越彻底地加以“宣泄”等观点，我无法做出任何进展。我只能回到这样一个问题，即焦虑是其背后危险情境的反应。这一因素的引入打开了问题的许多新的方面。出生被看成是随后各种危险情境的原型，这些情境使个体处于因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因心理发展的成长而造成的新的条件之下。另一方面，它本身的意义又还原为对危险的这种原型关系。出生时体验到的焦虑构成某种情感状态的原型，这种情感和其他情感要经历同样的盛衰变化过程。或者，在某些与原初情境相类似的某些情境之中，焦虑可以自动地进行自我生成，并因而构成一种不适当的反应形式，而不像它在最初的危险性情境中构成一种适当的反应方式那样；或者，自我也可以从这种情感中获得力量，并主动地引起这种情感，以之作为对危险的一种警告信号，并作为促动快乐不快乐机制的一种手段。因此，通过将焦虑看作是对危险性情境的一般反应，我们便赋予焦虑情感在生物学方面以应有的重要性。同时，通过赋予自我根据其需要产生焦虑情感的功能，我们也认可了自我作为焦虑的处所而起的作用。因此，我们赋予日后生活中的焦虑以两种起源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一种不自主的自动方式，经常在结构的基础上得到证实，而且每当某一与出生相类似的情境建立起来时，它就产生。第二种方式是由自我产生的，每当这种类型的某一情境有出现的危险时，自我便产生焦虑以求避免危险情境的出现。在第二种情况下，自我使自己顺从于焦虑，以此作为一种接种防御，即接受疾病的轻微袭击以免它全面发挥作用。客观存在一种明确无误的目的而生动地想象危险性情境，以此将那种痛苦经验变为只是一个指标或信号。我们已详细地看到［第136~140页］，各种不同的危险情境如何一个接一个地产生，同时又保持着一种发生学的联系。
当下文我们转而讨论神经症性焦虑和现实性焦虑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或许能够对焦虑问题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见第164页以下］。
我们早先认为力比多直接转化为焦虑的假设，现在对我们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如果我们真要对之加以思考的话，我们当可分出几种不同的情况。就自我作为一种信号而激起焦虑而言，则不在这一思考范围之内，并因而也不属于那些促使自我引起压抑的危险性情境。对被压抑的本能冲动的力比多贯注是通过其他方式被利用的，而不是转换成焦虑并以此加以释放——如我们在转换性癔症中所明显看到的那样。另一方面，对危险情境的进一步研究将使我们注意到焦虑生成的另一种情况，我认为，这种情况需以不同的方式加以说明［见第168页］。
（三）压抑与防御
在讨论焦虑问题的过程中，我又重新起用了一种概念，或更准确地说，是重新起用了一个术语。这个术语或概念在30年前当我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时曾广泛使用过，后来又放弃了。我指的就是“防御过程（defensive process）”。后来我用“压抑”一词代替它，但其间关系却依然不甚明确。我想，如果我们重新使用“防御”这个旧概念，只要是以之作为一个一般化的明确指称，称谓自我在有可能导致神经症的冲突中所采用的全部技术，同时又保持“压抑”概念，用以特指在研究过程中使我们对第一种情况有更深入了解的防御方法，那无疑是个巨大的进步。
即使是纯粹意义上的术语更新，也必须为它的采纳加以辩护，它必须能够反映某些新的观点或知识的扩展。防御概念的重新起用和压抑概念的限定，考虑到了一个长期以来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却随着某些新的发现而被追加某种重要性的一个事实。最初，我们关于压抑和症状形成的观察是在与癔症的联系中做出的。我们发现，兴奋经验的知觉内容和思想的病理结构的观念内容不仅被遗忘，而且受到阻挠不能在记忆中复现，我们因此得出结论，使之不能进入意识是癔症压抑的一个主要特征。后来，当我们开始研究强迫性神经症时，我们发现，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致病原因并未被遗忘，它们依然保留在意识之中，但它们却以某种我们无法把握的方式“被分离”了，以致得到了一些和在癔症遗忘中的同样结果。然而，其间差异之大足以确保下列信念的合理性。即在强迫性神经症中用以排除本能要求的过程不可能和在癔症中的过程完全一样。进一步研究已表明，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通过自我的反对，发生了本能冲动向力比多的某一早期阶段的退行，而且，这种退行显然是在某种压抑意义上起作用，尽管它并不必然引起压抑。我们也看到，同样被认为也存在于癔症中的反贯注，在强迫性神经症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通过在自我中引起某种反应性变化而保护自我。此外，我们的注意力还被引向一种具有直接症状表现（symptomatic manifestation）的“分离”过程和一种可被称为魔术般的“抵消”程序——这种程序的防御目的无可置疑，但与“压抑”过程已不再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些观察为我们重新使用防御这一旧的概念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它可以涵盖具有相同目的的所有这些过程——这个目的就是反对本能的要求以保护自我——并使压抑成为它的一个特例。如果我们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即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揭示出，在某些特殊形式的防御和某些特定的疾病之间，如在压抑与癔症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联系，那么这一术语的重要性将大为提高。此外，我们还可以指望着有可能发现另外一种重要的相关。很有可能，在心理机构明确分化出自我和本我，并在形成超我之前，和心理机构在发展到这些组织阶段之后相比，它使用着完全不同的防御方法。
二、关于焦虑的补充说明
焦虑情感显示出若干特征，对这些特征的研究将有助于对焦虑问题的理解。焦虑无疑与期待（expectation）具有某种关系：焦虑是关于某事的焦虑。它具有不确定性和没有对象的性质。严格说来，如果这一情感发现了对象，我们就该用“恐惧”［Furcht］一词而不是“焦虑”［Angst］一词。而且，除了与危险有关之外，焦虑还与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想阐明的神经症有关。这里引起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并非所有的焦虑反应都是神经症的？——为什么我们把这么多焦虑看成是正常的？最后，有关现实性焦虑与神经症焦虑之间的差异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我们从最后一个问题着手讨论。我们已经取得的进展是对危险情境的焦虑反应进行了研究。如果我们同样对现实焦虑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现实的危险是已经知道了的危险，现实性焦虑就是对这种已经知道了的危险的焦虑，而神经症性焦虑则是对某种尚不知道的危险的焦虑。因此，神经症危险就是一种尚有待发现的危险。分析已表明，这种危险是一种本能的危险（instinctual danger）。通过将这种自我尚不知的危险带入到意识之中，分析者就使神经症性焦虑等同于现实性焦虑，因而二者可以以同样方式加以处理。
对现实危险有两种反应，其一是情感反应，即焦虑发作；其二是保护性行为活动。对本能危险的反应可能也是如此。我们知道，这两种反应能够以一种方便的方式进行合作，其中一种反应发出信号，引起另一种反应的出现。但我们也知道，它们也能够以一种不方便的方式做出行为；焦虑可能会导致瘫痪，从而使一种反应的发生导致另一种反应的丧失。
在某些情况下，现实性焦虑和神经症性焦虑的特征是混合的，其中危险是已知且真实的，但对它的焦虑反应却过于强烈，其强烈性远远超出了我们认为是适当的程度。正是焦虑的这一过剩量表明了有某种神经症成分的存在。然而，这种情况并不能建立起新的原则，因为分析表明，已知的真实危险往往被未知的本能危险所依附。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将焦虑追溯到危险，而进一步探究危险性情境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此获得更多的发现。显然，关键在于患者在与危险强度的比较中对自己能力的估计，也在于他在面临危险时产生的无助感——对现实危险而言的身体无助感和对本能危险而言的心理无助感。在进行这种估计时，他会接受已经具有的实际经验的指导（不管他的估计正确与否，对结果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们可以将这种实际经历过的无助情境（situation of helplessness），称为创伤性情境（traumatic situation）。关于创伤性情境和危险性情境的区分，我们将提出充足的理由。
如果患者能够预见和预料到这种会引起无助感的创伤性情境，而不是简单地坐等它的发生，那么，他的自我保存能力将会有极大的提高。我们可以将包含这种期待成分的决定因素的情境称为危险性情境，焦虑信号正发生于这种情境之中。信号是在说：“我预见到一个无助情境即将发生”，或“目前的情境使我想起从前曾经历过的一次创伤体验，所以，在尚有时间对之加以排除之前，我先预期这种创伤，以一种好像它已经发生的方式活动”。所以，焦虑一方面是对创伤的预期，另一方面又是以一种平和的方式对创伤的重复。由此可见，前述焦虑的两个特征具有不同的起源，它与期待的关联属于危险性情境，而它的不确定和没有对象则属于无助的创伤性情境——即在危险性情境中所预见到的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