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童年形成的女性会有阳具的观念在一个男人身上“固着”（fixated）起来，就会对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使他在选择性目标时必须看到阳具。这样，虽然在其他方面他可以过正常的性生活，但他注定变成同性恋，作为性目标的男人，因为身体和心理的特征，使他将对方当做女性。他们以后接触的真正女性，由于缺乏基本的性吸引而不能成为性目标。的确，这一情形若与童年生活的其他印象相联接，他会厌恶女性。阳具的兴奋若成为某个孩子主导性的兴奋，他通常会通过用手摆弄它而获得快乐。不过，他会一直处于父母或保姆的监视之下，并受到阳具砍去的威吓。这一“阉割威胁”（threat of castration）的后果便影响了该器官的价值，其影响既深刻又久远。传说与神话均证实了儿童情绪生活的剧变及与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es）相联的恐惧，这种情结总是不情愿地被意识记住。若以后看到的女性生殖器“残缺不全”，他就会回忆到这种威胁，以致在同性恋中产生恐惧而不是快乐。作为同性恋者，只有在认识了科学，说明童年关于女性有阳具的想法是极其错误时，其反应才会有所改变。解剖学已证明，女性外生殖器中的阴蒂（ditoris）与阳具相似。有关性过程的生理学也表明，这个长不大的“小阳具”事实上在童年期像一个真正的阳具一样在活动：一旦接触就兴奋，这种兴奋使得小女孩的性活动具有了男性特点，为消除这种男性性活动而变成一个真正女性，女孩子在青春期前必须对此加以压抑。既然许多女性的性功能受阻，那么，不管她们顽固地坚持以刺激阴蒂获得兴奋，继续在性交中麻木冷漠，还是由于过分压抑而代之以癔症的补偿形成（hysterical compensatory formation），这都表明，在婴儿的性理论中有一种真理，女性像男性一样，也拥有阳具。
很容易看到，小女孩的观点与哥哥完全相同，他们都对男孩的这一部分极感兴趣。但这种兴趣很快变成了嫉妒（envy），她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于是她们像有“大阳具”的男孩一样站着小便。当一个女孩宣称“她宁肯做一个男孩时”，我们就可以知道她多么希望补偿缺陷（deficiency）。
如果孩子能够懂得阳具的兴奋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会更接近问题的解决，孩子从母亲的身体中长大显然不是充分的解释。孩子怎样进入母体的呢？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父亲会做某些事情也许是可能的，于是孩子会说：孩子也是他的。在这一神秘的事件中，阳具同样会起作用。伴随儿童思想的这种阳具兴奋证明了这一点。伴随这种兴奋的冲动孩子都无法理解，费解使他产生破坏性行为，挤压，将东西弄碎或在某些东西中挖洞；然而，一旦孩子预计到阴道（vagina）的存在，认识到母亲身体中孩子的产生是由于父亲的阳具进入母体的结果，那么疑问便在无助的困惑之中中止了。他认为，母亲像父亲一样拥有阳具，他只是尚未发现母体中接受阳具的穴（cavity），不难设想，正是他智力努力的失败使他很容易拒绝和忘记它们。思虑与疑惑变成了他以后解决所有问题的原型（prototype），初次的失败会对儿童的整个前途产生极有害的影响。
对阴道的无知还会使儿童相信他们性理论的第二个方面，既然孩子在母体中长大并离开了母体，那只有一个可能性的通道——肛门，孩子像大便一样是排泄出来的。年龄稍大后，孩子便常常自我发问或两两相议，最可能的解释往往是，孩子是从肚子出来的，要么自己冲出，要么将肚子切开，就像《红色的骑罩》中的狼一样。这些理论常被高声表达并有意识地记住，再也不会有什么不快之感。曾经相信其他生育理论的儿童［肛门性因素（anal sexual components）的压抑已成障碍］此时已将过去的想法全然遗忘。他们可以毫无羞色地在幼儿园讨论这一问题了，但他们仍然会想到“粪便”问题，因为他们对孩子像粪便一样来到人世并未在情感上引起厌恶。泄殖理论（cloacal theory）适于许多动物，而且是最自然的一种理论，仅它本身足以使儿童相信它的可能性。
有鉴于此，从逻辑上儿童应拒绝承认只有女性才有生育孩子的“痛苦特权”。如果孩子从肛门出生，那男性同样会生孩子。因此，孩子完全可能想象自己也会有孩子，并不因自己具有这种女性特征而受到谴责。肛欲期性欲（anal erotism）的存在足可以为他提供证据。
正像偶尔发生的那样，如果生育的泄殖理论在以后仍有意识的记着，那么自然会伴有一种结论（的确已不是最初的）：孩子的起源问题。这很像一个童话故事：吃了某种特殊东西后便有了孩子。这种关于生育的婴儿式理论会在精神病患者中复现，比如，一位躁狂的女性会让医生去看她刚拉的大便，并笑着告诉医生：“这是我今天生的孩子。”
性理论的第三个典型方面源于儿童偶尔发现的父母间的性交。不过他们的知觉注定是不全面的。他们所观察到的任何细节——不管是两个人的相对位置，还是发出的声音，抑或是一些附加的情形——都可以使他们得出同样的结论。他们会得到一种“性交的施虐狂观”（sadistic view of coition），认为这是强者对弱者的处罚，犹如他们童年时所熟悉的嬉闹——偶尔也会引发性兴奋。我尚不能确定儿童是否将他们所看到的父母间的行为作为解决孩子生成问题的必要条件，他们倒可能更经常地高估这种联系，因为他们把爱的行为解释为暴力行为。这种观点本身足以给他们一种印象，当他们初次考虑孩子从哪来的问题时，纯粹指向残暴行为的冲动却与阳具的兴奋联系了起来。同样存在的可能性是，就要导致发现性交的不成熟施虐狂冲动在对父母性交过程的记忆的影响下出现了，孩子已得到了这一工具（虽然他还未使用过），此时他正处在与父母同床的童年初期。
孤立地看，关于性交的施虐狂理论具有误导性，它再次可能提供可靠的证据，这是性本能内在要素的一种表达，对不同的孩子而言可达到或强或弱的程度。基于这种原因，该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正确的，它部分地悟到了性行为的本质及先于此的“性搏争”（sex—battle）。同样常见的是，孩子通过偶尔的观察支持了这一观点，以证明自己在某一点上理解正确，另一点上并不正确，甚至完全相反。在许多婚姻中，妻子的确从丈夫的怀抱中挣脱掉，为避免怀孕得不到任何快乐。因此，好像熟睡的孩子（假装睡着）便形成了一种印象，他将母亲的行为解释为反抗暴行的自我防卫。另外，对于善于察言观色的孩子而言，有些婚姻整个儿交战不休，高声吼叫、拳打脚踢习以为常，所以晚上的争吵便不会令孩子惊奇，解决的方式孩子也熟悉，如同他已习惯用的解决与姊妹兄弟或游伴之间矛盾的方式。
此外，若孩子发现妈妈的床上或内衣上有血点，他便会将此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他相信父亲在晚上还使母亲遭受了其他攻击（我们宁肯将新鲜的血迹看做是性交暂停的结果）。神经症者所表现的无法解释的“血恐惧”（horror of blood）也可对这种联系给以解释。然而，孩子的错误，再次证明了某些真理，因为在某些熟悉的情形下，血迹可被视为已进行过性交的标志。
与孩子从何而来并无直接关联的问题也令孩子困扰，如被称做“结婚了”的实质与内容是什么？孩子对该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他对父母的知觉与他们充满快乐色彩的本能的关系。回答的共性方面表现为，结婚肯定会带来快乐的满足，但同时设想结婚会不顾廉耻。我经常遇到的观念是，已婚者一人在另一人前面小便，另一个看似更具象征意义的观点是，男人往女人的便器里小便。还有一种观念认为，两个人都将自己的背面给对方（毫无羞色）。有一个特殊例子，教育成功地延缓了一个14岁女孩的性知识，但她已开始行经，通过读书她了解到结婚包括“血混合”（mixing of blood），既然其妹妹还未开始行经，她便向一个声称正在经期的来访女性施以进攻，以使她参加“血混合”。
儿童期关于婚姻本质的观点，由于总被他们有意识地记着，因而对以后的神经症症状学（symptomatology）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先是在游戏中按自己所理解的结婚形式一对一地做，此后，结婚的欲望使他们用婴儿的方式加以表达，使其恐怖症（phohia）的外形要么初看起来难以辨别，要么出现一些相应的恐怖症状。
在性本能组元的单独影响下，儿童早期所同时形成的这些典型的性理论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我并未将这些问题表述彻底，或在这些理论与婴儿生活的其他方面建立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但我会再增加一个或两个补充性观察，这也许会被有识之士注意到了。比如，有一种重要的理论认为，孩子由接吻而来——而这种理论显然是对口腔快感区主导性的偏离。我的经验表明，这一理论是纯女性的，有时成为某些女孩的病因，因为她们对性的探索在童年期受到了极为强烈的抑制。还有，我的一个女病人，通过偶然的观察得到了一种“拟娩”（couvade）的理论。正像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一些种族中的普遍习惯，也许旨在对抗永远难以战胜的“父系血统”（paternity）。这位女病人古怪的叔叔在孩子出生后在家里呆了许多天，并在卧室里接待客人。女病人见此后得出结论：父母都参与了孩子的出生，所以都必须睡觉。
孩子到了10岁或11岁就会听到有关性的问题。生活于压抑较弱的社会环境中的孩子，或有机会观察父母行为的孩子，会告诉其他孩子自己所知道的，因为这会使他有成熟感和优越感。儿童通过这种方式所学到的基本上是正确的，即阴道是存在的并为他们服务的。否则，他们相互得到的说法就不会常与错误的观点相混合，也不会总渗透着早先婴儿期的性理论，他们很难彻底或充分地解决这一原生问题。正像由于不知道阴道而难以理解整个过程一样，现在他们并不知道何为精子。他们无法猜到除了小便之外男性性器官还会产生其他物质，而一个“无知的”女人对于丈夫新婚之夜的“阳具人内”依然会十分愤慨。青春期前的有关知识会被进一步的探索所替代。不过，与早期婴儿的性组元会以放纵的、无掩饰的表现理论相比，他们现在产生的理论已不再具有典型性和原生性。在我看来，儿童后来解决性困扰的智力努力并不值得搜集，它们也没有什么病因学意义，其多样性毫无疑问地依赖于孩子所受教育的实质。不过，它们事实上可起到重新唤起孩子潜意识中最初性兴趣迹象的作用，因此，他们便常常在自己手淫（masturbatory）的性活动与对父母的某种情绪体验之间建立了联系。于是教师对该行为的谴责便使该年龄段的孩子形成“堕落感”。
让我再提供几个例子，看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孩子对性生活的看法。一个女孩子听同学说，一个丈夫给了妻子一个鸡蛋，她用身体将鸡孵了出来。听到该说法的一个男孩认为这是睾丸，在德语中这两个词是相同的（Ei）。这个男孩就在考虑阴囊中的东西是怎样更新的，孩子所获得的信息很难避免对性问题的不确定性，于是一个女孩可能认为，性交只进行一次，但持续很长时间（24小时），而一个个孩子的出生均源于这一次性交。有人也许认为，这个孩子的知识来自某些昆虫的再生过程，其实不然，而是孩子的一种创造（creation）。对怀孕过程一无所知的其他女孩（即不知道子宫中的生命）甚至会认为，晚上性交后孩子立刻就产生了。普瑞斯特（Marcel Provost）将女孩的这种错误编成了他《女人文学》中的故事。儿童后期对性的这些探索，或者说是童年受阻的这些少年们的探索，成了文学永不枯竭的主题，并令公众常开胃口。然而，这却远离我的兴趣，我必须强调事实，为了对抗潜意识和被压抑的旧的和更好的知识，孩子会产生许多错误的观点。
同时，孩子对所给信息的反应方式也有意义。有时性压抑如此严重，以致他们什么也不听，这就导致了以后生活的无知——至少到了对神经症施行精神分析时，童年早期所形成的知识才得以复现。我还知道两个10岁到13岁的男孩，虽然也去听关于性方面的知识，但却拒绝道：“你爸爸和其他人也许会这样做，但我敢保证我爸爸绝不会。”不管儿童对其性好奇满足的方式多么不同，我们可以假定，儿童在早期的态度极为统一；我们可以确定，所有孩子最早渴望发现的就是，为了能生孩子，父母究竟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