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人们努力于禁欲，但性本能总是任性而难以改变的。文明教育只可起到对婚前性本能的暂时压制作用，此后就可让其任意而为了，一些极端的措施要比压制更为有效。由于不情愿的压制如此过分，以致当性本能放纵时它却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因此，对一个年轻男子而言，彻底的禁欲肯定不适于他结婚。意识到这一点的女子，倒是常选那些在其他女子身上证明是其男子气概的人为夫。婚前对女子所施行的严格禁欲，对女性产生的恶果更为明显。显然，教育之于婚前女子的性压制，岂止是低估，它几乎用尽了所有的强制手段，它不仅禁止性交，竭力宣扬性贞操的重要性，而且使她对婚后的角色也一无所知，强忍爱情的冲动，抵制成长中的任何诱惑。其结果是，当父母突然决定其女可以相爱时，她却难以适应这种心理成就（psychical achievement），在对自己的感情毫不确定的状态下缔结了姻缘。这种爱情功能的人为性延缓，使得她对十分钟情于她的男子只能表现出失望，情感上她仍属于父母，父母的权威使她产生了性压制，她表现出十足的性冷淡，致使丈夫难以获得真正的性快感。我仍不知道未受过文明教育的女子中是否存在性冷淡，尽管我认为这是可能的。然而，无论如何，是教育“孕育”了这一现象。这些从未尝过性快乐的女子，绝不情愿忍受接踵而来的生育痛苦。就此而言，这种婚前准备成了婚姻目的的障碍。许多年之后，虽然妻子克服了障碍，作为女人性爱的高峰期也被唤醒，但她与丈夫的关系早已破裂不堪。作为对以往驯服的奖赏，她的选择只有欲望的不被满足，对丈夫的不忠，或患神经症。
一个人的性行为常常规定了他对生活的其他反应方式。如果一个男子充满活力地去争取性爱目标，那他也会以同样执着的精神去赢得其他目标。然而，不管出自何因，如果一个人压制了强烈的性本能所带来的快乐，他的行为就会比较谦和、顺从，性行为与一个人其他生活方式的这种关系在女性身上更易识别。尽管她们对性问题充满了好奇，但教养却限制了她们对该问题的理智性思考，她们不时地受到恐吓，说这不仅不应当是女性所有的，而且还是罪恶的象征。于是，她们胆怯于对任何问题的思考，于是，知识失去了对她们的价值。这种性领域之外的思想压制，部分地形成于无法避免的观念性联系，部分则是自动的，就像人们关于宗教思想的压制，或忠实的人们关于忠诚问题的思考。我认为，女性“生理上的弱智”不能用生物学的智力活动与性活动对立加以解释。莫比斯即持这种观点，但遭到了广泛反对。我认为，众多女性的智力劣势是由与性压制有关的思想受压制造成的。
关于禁欲，有两种类型一直未作严格区分：禁止一切性活动，还是禁止与异性的性交。许多夸口成功地禁欲了的人，实际上是借助手淫和其他与婴儿期自体性活动有关的性满足实现的。然而，这些性满足的替代方式却是极为有害的，将性生活退化到婴儿时期必将导致各种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此外，文明的性道德绝不允许手淫，于是年轻人便陷入了由教育理想所引发的同样冲突之中。更有甚者，这种放纵从多个方面败坏了人的性格：首先，它使人不经磨难，靠走捷径实现重要目标（即追随性欲决定行为方式的原则）；其次，伴随着性满足的种种幻想，使他们将性目标幻化到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的优秀程度。诙谐作家克劳斯，在维也纳出版的刊物《火炬》中，曾以挖苦的口吻说出了这一矛盾的真理：“性交不过是对手淫的无法满足的替代。”
文明要求的苛刻及禁欲的困难，使得异性间的性交成了禁欲的焦点，其他的性活动却受了恩惠，这可叫做“一半清醒一半糊涂”。由于正常的性交受到了道德的严厉摧残，加之出于卫生的考虑害怕传染，异性间倒错的性交，即取代性器的其他部位的性活动，无疑会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此类行为，绝不能像对待爱情关系中的性目标一样，认为是毫无害处的。从伦理上讲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将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关系降低为一种随随便便的游戏，既不富冒险性，也没有精神的渗透参与。正常性生活出现困难所导致的另一恶果便是同性恋的增多。同性恋，除了由于生理的原因或童年的影响之外，大部分都是在成年后发生的。力比多主流的受阻导致它寻求旁门左道的发泄，即同性恋。
所有这些无法避免、非人所愿的后果均是由禁欲造成的，它彻底瓦解了婚姻的基础。文明的性道德认为，婚姻是满足性冲动的唯一目的。手淫或其他性变态，使男人习惯了不正常的性满足，从而降低了婚后性能量的发挥；同样，为保贞操而借助相似方式的女人，必然对婚后的正常性交表示冷淡。双方若以很低的性能力进入婚姻，那么瓦解起来也就比什么都快。男人的性能力低下，令女人无法满足；强烈的性经验本可以使女人由教育形成的性冷淡得到克服，然而她却依然冷淡下去。这样的夫妻比健康的夫妻也更难施行避孕，因为性能低下的丈夫很难适应避孕工具。其结果是，性交由于一次次令夫妻陷于尴尬的境地而不得不放弃，这样婚姻的基础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请求所有的学者能对我所描述的司空见惯的事实明察秋毫，我对这一事实毫无夸大之辞。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很难相信，具有正常性能力的丈夫何其少，伴有性冷淡的妻子又何其多，婚姻对双方禁欲的补偿程度何其低，对幸福的实现又少得多么可怜。我已阐明，在这种情况下，最显明的恶果是神经症。我还要进一步指出，这样的婚姻还会将其影响波及到一个或几个孩子身上。粗看起来，还以为孩子的病是遗传的，其实进一步的观察就会发现，原来这是童年期强烈印象的结果。由于从丈夫处得不到满足，妻子会变得神经质。作为母亲，她会对孩子格外温柔和关心，这实际上是爱的转移，并导致孩子的性早熟。此外，父母间的恶劣关系又刺激了孩子的情感生活，使孩子在小小的年纪就感受到强烈的爱与恨。严格的训教，使孩子必须压制性活动，而这种压制足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种下终生患神经症的种子。
我将重申我的早期观点，神经症的严重性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我这样讲，并不仅指下列现象，即某人患病后，亲人们并不当回事，医生也只是夸口许愿，只要进行数周的冷水浴或休息几个月，病人即可恢复。这仅仅是一些无知的医生和外行人的意见，只能给患者以短暂的安慰。恰恰相反，长期的神经症即使不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也会使患者背负重压，像肺结核或心脏病所带来的恶果一样。如果将神经症与文明活动分离，仅让一些天生的弱者患病，其余的人则充分施展才华，那情形倒好得多。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我必须坚持这种观点，不管神经症程度如何，也不管患于何时，总会破坏文明的目的，从而导致被压抑了的精神力量对文明的仇恨。因此，社会若以神经症的增加为代价换取人们对规范的广泛服从，那它就不能声言它得到了什么，事实上它一无所获。让我们讨论一种常见现象，比如，一个妇女本不爱她的丈夫，因为就她的婚前状况而言，她根本无任何理由要爱丈夫。但从教养所提供给她的理想婚姻上看，她又必须爱她的丈夫。必须压抑能够表达真情实感的每一种冲动，并尽力实现其理想。她会做出特殊的努力，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可爱、温情而体贴的妻子。自我压制的结果无疑便是神经症，疾病等于是对不爱的丈夫的报复。其实，由于疾病，丈夫更不能满足，并对妻子更为担心，这还不如承认妻子不爱自己的事实更好，这一例子是说明神经症结果的最好事实。凡是不利于文明的冲动的压制，就其补偿性而言，像直接的性压抑一样，同样也不会成功。比如，出于对先天残酷倾向的强烈压抑，一个男人变得异常的温柔。为了压制其天性，他必须付出很大的能量，结果便不能充分地驾驭其补偿性冲动，最终他所做的远不如不压制的为好。
我们还应看到，在任何一个群体里，对性活动的限制，还会导致对生活的普遍焦虑及对死亡的恐惧，不仅干扰了人们享受快乐的能力，而且难以直面死亡。这两种结果均招致生育的减少，进而使未来的群体利益受到破坏。就此而言，我们必须质问：我们有必要为这种“文明的”性道德做出牺牲吗？尤其当我们仍将享乐主义（hedonism）作为文化发展的目标之一，并努力争取个人幸福之时。作为一名医生，本无提出改革建议的职责，埃伦费斯已描述了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增加之间的关系，我在此指出这种性道德对现代神经症的蔓延具有严重的影响，不过是对埃伦费尔急切建议的支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