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动机却不会发展得很深，此外，它仅发生在文明社会，无法对原始人的情形做出满意的解释。因此，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建立在力比多的发展之上。精神分析的研究已表明，力比多是多么的普遍，其早期分配又是何等的强烈。婴儿的性愿望（女子将力比多固着于父亲或接替父亲的哥哥、弟弟）常与这样的愿望相连：指向他物而非性交，或仅把性交作为一个模糊知觉到的目标。丈夫总是一位替代者，而不是正宗人选，正是父亲，才是女人第一个性爱对象，丈夫充其量只是第二人选。当然，这一现象取决于固着的强度及替代者是否因不满意而遭拒绝。因此，性冷淡便成了神经症的病源因素。女人性生活中的心理因素越强烈，力比多对第一次性行为的抵抗力就越强大，丈夫对其身体的占有就越无法忍受。性冷淡甚至会变为一种固定了的神经性抑制，为其他神经症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而男人轻度的性能力下降又会大大加剧性冷淡过程。
原始人的习俗似乎考虑到了这种早期性愿望动机，于是让老人、巫士或贤人作为父亲的替代行使“破贞”之命。在我看来，中世纪极为烦人的领主“初夜权”（jus primae noctis）似乎直接由此沿袭而来。斯托福（A.J.Storfer，1911）有过类似的见解，而荣格（Jung，1909）在他之前就对作为主教（patriarch）之特权的广泛流行的“多比亚司之夜”传统做过解释（指结婚前三天必须节制的习俗）。如同我们所期望的一样，只要父亲的替代者带有“神祗”的意象（images of gods），就可委以“破贞”之重任。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女人的处女膜被迫献给木制的男性生殖器像（lingam）。据奥古斯丁（S.Augustine）所言，这一习俗也有在于罗马的婚礼之中（是否指在他那个时代），只不过做了些改变，新娘只需在石制的普里阿普斯的巨大阳具上坐一下就行了。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还有其他的动机影响着女人对男人的这种矛盾反应，并对女人的性冷淡产生影响（我是这样认为）。这便是，初次性交激起了女人的其他冲动（以上描述的及长期存在的），这些冲动与女人的角色与功能是完全相悖的。
通过对许多女性神经症患者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早期她们曾嫉妒其兄弟的男性生殖器，并因自己不具有它而感到自卑与羞辱（实际上是因为它太小）。我们将这种“阴茎嫉羡”视为“阉割情结”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所理解的“男性特征”（masculine）包含着想成为男人之意，那么，这种行为就可称为“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了，这一说法由阿德勒（1910）首创，并认为它可以解释所有神经症的起因。在这一时期，小女孩经常公开表露自己的这种嫉妒，并对所喜欢的兄弟表示敌意。她们甚至学着兄弟的样子站着小便，以证明自己与他们相同。在前述的例子中，即女人在性交后总是表现出对丈夫无法控制的攻击性，而丈夫又是她所爱的。在我看来，这一时期存在于对象选择之前，只是再往后，小女孩的力比多才直接指向父亲，此后，她不再想有阴茎，而只想有个孩子。
如果在其他情形中，这些冲动以相反的顺序出现，阉割情结的这一部分只是到了对象选择完成之后才起作用，那我并不感到惊奇。然而，女孩嫉妒男孩阴茎的这一男性时期总是先发展的，与原始自恋的关系更近。
不久前，我有机会对一位新婚妇女的梦进行了分析，这个梦是对其贞操丧失的反应。它同时暴露了自己的愿望：阉割年轻的丈夫，并把他的阴茎安在自己身上。当然，将其解释为原先行为的延续和重复并无不可，然而，梦的一些细节却不符合这一意义，这位妇女的此后行为与性格表明它有更严肃的意义。在阴茎嫉羡的背后，肯定存在着她对男人的敌意。这一敌意从未在两性关系中消失，这可以在女人的奋斗及表现“解放了”的女人的作品中明显看出来。费伦茨从古生物学的角度追溯了女人这一敌意的起源（我并不知道他是否是这样做的第一人），它产生于性别分化期。在他看来，交媾先是产生在两个相似的个体之间，以后，一方变得强盛起来并迫使弱者臣服于这种两性关系。这种臣服的痛苦体验依然存在于今日女性的天性之中。我认为，若我们不是太看重它的价值，这样的假设也无什么害处。
女人对破贞矛盾反应的动机，在性冷淡中总会留下痕迹。经过以上的仔细分析，我们可总结为：这是女人“不成熟的性心理”（immature sexuality）对与其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男人的释放。既然如此，那么对处女的禁忌也就有足够的理由；同时我们也可理解，这个禁律注定了要使与她共同生活的男人避免这些危险。在文明的较高阶段上，由于女人对男人的屈从及其他动机与引诱的原因，这种危险的重要性已有所降低，于是，贞操只能为丈夫占有而不能弃之。然而，关于问题婚姻的研究告诉我们，促使女人对破贞的报复动机，即使在文明妇女的心理生活中也未完全消失。我想下列情形不能不令观察者感到惊奇：许多女人在第一次婚姻中有性冷感，且不幸福，然而，在离异后即变得温情脉脉，极会使第二个丈夫幸福。因此可以说，女人的原始心理反应在第一个丈夫那里已消耗殆尽。
不过，撇开这一点不论，对处女的禁忌在文明社会也未彻底消亡。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作家不时地以此为素材进行创作。安泽鲁波（Anzengruber）曾写过一部喜剧，叙说一个单纯的农村青年，因担心自己的生命将被吞噬掉而不与所爱的人结婚，倒是同意她嫁给别人，只有到她成为寡妇，不再有危险时，才娶她。这部剧的名字为《处女之毒》，这使我们想起了驯蛇的习惯，为避免危险先让毒蛇咬一块布。
在赫贝尔的悲剧《朱迪思和霍洛芬斯》中，对处女的禁忌及其动机做了最有说服力的描述。朱迪思是一位受到禁忌保护的处女，其丈夫在新婚之夜由于神秘的焦虑而麻痹，从此再也不敢碰她。“我的美，有如颠茄”。她说道：“谁碰它，必疯必死。”当亚述的（Assyrian）将军带兵占领了朱迪思之城时，她便设想以其美色诱其上钩，并将其毁灭，于是用爱国动机掩饰了她的性动机。当这位以勇猛、鲁莽著称的将军强暴了她之后，她便愤怒地砍掉了他的头，成了人民的救星。我们都知道，砍头是阉割替代的象征。朱迪思（Judith）是阉割了使她失贞的男人，这如同我在前面提到的新婚妇女的梦。显然，赫贝尔有意赋予《伪圣经》的爱国式故事以性的色彩，因为据说朱迪思回去后仍夸口自己清白如初，整个《圣经》对她神秘的新婚之夜也只字未提。然而，赫贝尔以诗人的敏感，嗅到了古人的动机（这在《伪圣经》的叙述中已经绝迹），并在这一素材中复原了原始内容。
萨德格（Sadger，1912）对赫贝尔做过深入的分析，认为他所以选择这一素材，乃是恋亲情结所致，而且他在两性的不断斗争中站到女人一边，用自己的方式体验女人心理的隐蔽冲动。萨德格还引用了诗人自述的动机，说明为何对这一故事做了改编。他发现，这些动机是人为的，不过是在表层对外展示一下作者的潜意识，深层上却是将其掩蔽的。照《圣经》的说法，朱迪思是个寡妇，而赫贝尔何以使她成了保持童贞的寡妇？萨德格做了解释，对此我不想争辩。他认为，这是由于在童年的幻想中，孩子会否定父母间的性交，因而将母亲变成了保持童贞的处女。不过我要补充的是，诗人既然为其女主角建立了童贞，那么，他敏感的想象便对破贞后的敌意反应大做文章了。
因此，我们或许做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文明的结果，女人的破贞不仅意味着永久地屈从于一个男人，而且还产生了对男人的原始敌视反应。这种敌视反应可转为一种病态形式，使得婚姻的性生活受到抑制。这就是为何第二次婚姻远比第一次美好的原因，使我们感到奇怪的对处女的禁忌，即原始人的恐惧，使丈夫避免破贞的行为，完全可用这种敌视反应予以解释。
有趣的是，精神分析者竟遇到了这样的女人，在她们当中存在着屈从与敌视两种相反的反应，且能保持两者间的密切关系。这样的女人，一方面似乎很爱丈夫，另一方面又想努力摆脱丈夫。当她们试图去爱别的男人时，第一个丈夫的意象（虽然该女人已不再爱他）却常常干扰和抑制了她。精神分析告诉我们，这样的女人事实上仍屈从于第一个丈夫，只不过已不是情感之爱。她们之所以离之不去，只是尚未彻底报复，但即使在极端的例子中，这种报复冲动也未被自己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