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种富有批评性的观察器活动（变成了良心和哲学性内省）可在其他领域中发现，那对我们来讲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我将提到西尔伯勒（Herbert Silberer）称为的“功能现象”（functional phenomenon），这是对梦理论少有的无可争辩的有价值的补充。众所周知，西尔伯瑞认为在睡眠与清醒之间的状态，我们可直接观察思想向视觉表象的转化。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见的表征（representation）却不是思想内容的，而是反抗睡眠的人的实际状态（愿望、疲劳等）。西尔伯瑞同样指出，梦的结论或某些片断的内容不过是梦者对自己睡眠与清醒知觉的象征而已。这样，西尔伯瑞便明确了观察在梦的形成中的作用（从偏执狂病人被视妄想的意义上讲），但其作用并不是持久不变的。我之所以忽视它，也许因为在我自己的梦中它从未起过任何重要作用，对于天才的哲学家或习惯于内省的人，观察的作用也许是非常显然的。
在此我们可以回忆已经发现的事实，梦形成于“稽查”主导之时（强迫对梦的思想进行歪曲）。然而，我们并没有将这种稽查描述为一种特殊力量，而是用该术语表明控制自我的压抑倾向的一个方面，即指向梦的思想的方面。如果更进一步地探讨自我的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在自我理想及良心的动力学言辞之中还有“梦稽查”（dream—censor）。即使在睡眠中若这种稽查警觉到一定程度，我们也会理解自我观察和自我批评何以会有这样的活动。比如，“他困得实在不能思考了”，“他现在已经醒了”。这些活动为梦的内容作出了贡献。
说到此我们便可以讨论正常人与神经症者的自尊问题了。
首先，在我们看来，自尊是自我规格（size of ego）的一种表达，而决定规格的因素是什么倒是无关紧要的。一个人占有的任何方面，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他的经验所确定的任何原始全能感（primitive feeling of omnipotence）的残余，都可以增强他的自尊。
在注意到性本能与自我本能的区别时，我们必须明确，自尊对自恋力比多有特殊的依赖性。支持这一点的有两个基本事实：精神偏执症的自尊是增强的，而移情性神经症的自尊却降低了。在爱情关系中，不被爱降低了自尊情感，就被爱增强了自尊。如我们已指出的，自恋对象选择的目的与满足恰恰在于被爱。
此外，很容易观察到，力比多的对象贯注并不会增强自尊，对所爱对象的依赖结果降低了自尊情感：恋爱中的人是低劣的。也就是说，爱别人者失去了自恋的一部分，只有被爱才能将其替代。在所有的条件下，自尊似乎总与爱的自恋因素有关。
由于心理或生理障碍而不能爱的人，一旦意识到丧失了爱的能力，便强烈地挫伤了自尊。依我之见，我们必须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移情性神经症者随时都告知于人的自卑情感（feelings of inferiority）。最主要的恐怕就是自我剥夺（inpoverishment），它源于大量的力比多贯注从自我中撤出的情况。也就是说，由于自我的性趋向再也不被控制而使自我受到伤害。
阿德勒（1907）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即当一个人活跃的心理生活使他意识到自己某一器官的缺陷时，他就会产生一种动力，产生一种更高水平的活动，以实现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然而，如果我们遵照阿德勒的例证，将任何成功的成就都归结为器官的原始缺陷，那无疑是言过其实的。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视力不好，所有的演说家也并非先天的口吃者。倒是有足够的例子证明，杰出成就的取得源于“优越”（superior）的器质性天资。神经症的病因学（aetiology）研究表明，器官缺陷及不完善的发展并不起什么作用，正像当前主动知觉到的物质对梦的形成不起作用一样。神经症者倒是以缺陷为借口，这如同用任何其他适宜的因素做借口一样。我们或许可以相信一个女神经症病人的话，她说她肯定会得病，只因为她长相丑陋，缺乏魅力，于是没有人会爱她。但她的神经症会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她会坚持其神经症及对性的厌恶，尽管与一般的女性相比，她的欲望更强或更为别人所爱。大部分女癔症患者都是富有吸引力，甚至是漂亮的，而在社会较低的阶层中，女性的丑陋、器官缺陷及疾病（体弱）却并未导致神经症的增加。
自尊与性欲的关系，即自尊与力比多对象贯注的关系可用下列方式清晰地予以表达。有两种情形必须分清，即性欲贯注（erotic cathexes）是自我和谐的（ego—syntonic）还是受到压制的。在第一种情形下（力比多的活动表现为自我和谐），对爱的估价像对待自我中的其他活动一样，因为爱本身总与渴求和剥夺相联，故降低了自尊。但若被爱，爱被归还，占有所爱的对象，自尊则会再度增强。力比多一旦受压抑，性欲贯注体现为自我的严重枯竭，爱的满足毫无希望，自我的重新丰满只有通过力比多从对象的撤回才能实现。对象力比多对自我的重归及向自恋的转移，标志着（本应该的）幸福之爱的重现。当然，从另一方面看，真正的幸福之爱与原始条件是相符的：对象力比多与自我力比多根本无法区分。
为证实该主题的重要性及广泛性，我还必须再强调几点，因为在此之前这些方面总是松散地拼在一块的。
自我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以离开原始自恋为始然后再拼命地恢复。这种分离是由外力之下的力比多移置于自我理想造成的，而满足则源于理想的实现。
与此同时，自我又使力比多进行对象贯注。由于这些贯注而使自我贫乏不堪，如同它为了实现自我理想一样。同样，自我的丰满还必须再通过对象贯注的满足，如同它通过理想的实现一样。
自尊的一部分是原始的，即婴儿自恋的残余，另一部分源于个体经验证实了的“全能”（自我理想的实现），再一部分来自对象力比多的满足。
自我理想通过对象对力比多满足施加了严格限制，因为它使某些不相容的力比多通过稽查遭到拒绝。若这种自我理想没有形成，那么性趋向将以性变态的人格形式表现出来。相对于其他趋向，性趋向再次成为他们的理想，如同在童年期一样：这就是人们极力争取的幸福。
爱包括自我力比多向对象的移动，它具有驱除压抑和改变性变态的能量，它可以使性对象升级为性理想。既然对“对象型”（或依恋型）而言，爱产生于婴儿期爱的实现条件之下，那么我们可以说，不管是什么满足了这一条件，都是理想的。
性理想可以一种有趣的从属关系进入自我理想（ego ideal）。当自恋满足遇到真正的障碍时，性理想可以成为替代满足。如果一个人的爱与其对象选择的自恋型相一致，就会爱过去之我（尽管现在已不复存在），或爱自己从不曾有过的任何优秀品质。与此平行的公理可表述为：凡能成为理想而自我又缺乏的优秀品质均可以爱。这种权宜之计对神经症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神经症者的过分对象贯注导致了自我的贫瘠，以致无法实现自我理想，于是，他们便通过性理想的选择（作为自恋型者不可能具备这些优秀品质），将力比多指向对象的挥霍过程拉回至自恋，便是爱的治疗（cure by love），一种他们通常偏爱的分析性治疗。的确，他们无法信任治疗的任何其他机制，他们通常带着这种期望对待治疗，并将这种期望指向医生、病人由于过分压抑而导致的不能爱，实际上阻碍了这样的治疗计划。在治疗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情愿的结果是，病人部分地解除了压抑：为了得到所爱对象，病人拒绝继续治疗，一种爱着某人的生活持续了原来的治疗。如果病人不会留下对帮助他的人的极有害的依赖，我们对这样的结果当然应满意。
自我理想为理解群体心理学（group psychology）打开了一条重要渠道。这种理想除了具有个体性的一面之外，还具有社会性的一面，它同时还是一个家庭、一个阶层或一个民族的共同理想。它不仅限制了个人的自恋力比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同性恋力比多，从而使力比多返回至自我。若这种理想不能实现，便会产生试图满足的愿望，从而解放了同性恋力比多，使之转化为罪恶感（社会焦虑）。这种罪恶感起初是害怕父母的惩罚，或更确切地讲，是害怕失去父母的爱，此后父母将被无数的同伴所替代。这样，在自我理想的范围内，对自我的伤害、满足的受挫，便成了精神偏执症的常见原因。并且这种原因也变得更加明白易懂，既同于理想形成和自我理想升华的汇聚，又同于精神偏执症中升华与理想可能转变的复归（in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