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行为的驱使动机揭示了牺牲本质的最深层意义。我们听说，后来无论何时只要在一起共享食物，那么对于同一实体的参与就会在食物进入共享者的腹中之后，在他们之间建立一种神圣的关系。在古代，似乎只有对某一极神圣的牺牲品这样一个实体的参与，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考虑到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取得这种神圣的结合因素，以形成并维系崇拜者与神之间的一种活生生的联结纽带，祭物之死的神圣意义的合理性也就不难被证明了。（同上，第313页）
这种纽带不过就是献祭的动物的生命而已。它积淀于血肉之中，并散布到献祭欢宴的一切参与者之中。这种观念还是后来历史上人们所有的歃血为盟习俗的基础。（在上述引文中）这种将血亲关系（blood-kinship）视作本体同一性的完全实在的做法，使得我们能够容易地理解通过献祭欢宴这样的实在过程来不时地更新这一血缘关系的必要性。（同上，第319页）
现在，我要暂停对史密斯思路的评述，并以最简明的语言来重述它的主旨。随着私有财产观念的确立，牺牲渐渐被视为赠予神的礼物，被视为从人到神的财产转移。然而，在这一诠释中，这种献祭仪式的所有独特之处仍未得其解。在最早的时候，献祭动物本身就是神圣的，其生命是不可侵犯的；若要宰杀这种动物，则氏族全体族民都必须参与到这种行动之中，并在神的面前分摊这一罪责。这样，他们才能获得这一神圣的实体并分而食之，以确保他们彼此间的认同以及与神的认同。牺牲是一神圣之物而献祭的动物，本身又是氏族的一员。因此，事实是通过宰杀并分食这种古老的图腾动物，亦即原始神本身，氏族成员们更新并确保着他们与神之间的相似性。
从这一关于牺牲的本质的分析中，史密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对人形神明顶礼膜拜之前的岁月中，对图腾的定期宰杀和食用一直是图腾宗教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上，第295页）他指出此类图腾餐的仪式可见于对较晚时期的献祭记载之中。圣尼禄（St.Ni1us）记载了公元第4世纪末在西奈沙漠的贝督因人中盛行的一种献祭礼仪。献祭的牺牲是一只骆驼，它“被捆绑着置于一个石垒的简陋祭坛上。这一帮人的头儿领着崇拜者们排着队，唱着歌，庄严地绕过祭坛三圈之后，他便划出了第一刀……并贪婪地大口喝着汩汩流出的血液。随后，全体人员都挥刀而上，一块块地剁去那尚在颤动的肉体，并极其贪婪地将它们生吞下肚。就在晨星露出第一片星光（标志着图腾餐开始的时刻）直至完全消失在冉冉升起的朝阳之中这样短暂的一段时间内，整只骆驼的肉体和骨骼、皮、血以及内脏都被吞吃光了。”（同上，第338页）这一证据整个地表明，这一极古老的野蛮礼仪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尽管后来有着多方面的变化，它可算是彻头彻尾的、图腾崇拜的原初形式。
许多权威学者都拒绝承认图腾概念的重要性，因为它得不到在图腾崇拜层次上的任何直接观察的支持。史密斯本人也指明了一些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牺牲的神圣意义似乎是可以肯定的。例如，阿兹特克人（Aztecs）的人祭以及其他一些令人想起图腾餐的事情，如美洲瓦塔瓦（Ouataouak或Otawa）部落中的熊族所做的熊祭以及日本阿伊努人的熊宴。（同上，第295脚注）这些以及相似的例子都由弗雷泽在其大作的第五部分中做了详细的描述。（1912，第2卷，第十章，第十三、十四章）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支崇拜一种大猛禽（秃鹰）的美洲印第安部落每年都要在一个庄重的节日里宰杀一只这样的大鸟，在对它进行哀悼之后，鸟皮和羽毛都被保存了起来。（同上，第2卷，第170页）新墨西哥州的祖尼（Zuni）印第安人也以相似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神圣的海龟。（同上，第2卷，第175页）
在澳洲中部一些部落的“英特祈玛”仪式中，可以观察到一个特征，它与史密斯的推测竟完全吻合。每个氏族在为本族图腾（在这一族内通常是禁止食用的）的兴旺施行法术时，必须在让其他氏族得到这一图腾之前先在礼式上吃掉一小部分本族图腾。（弗雷泽，1910，第1卷，第110页以下）在弗雷泽看来（同上，第2卷，第590页）关于对禁食图腾的圣餐享用的最明了例子可见于西非比尼族（Bini）的葬礼之中。
因此，我建议接受史密斯的假设，即对图腾动物的圣餐性宰杀和集体食用（在所有其他场合对图腾动物的食用都是禁止的）是图腾宗教的一个重要特征。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种图腾餐的场面，并以一些至今我们未能考虑的可能特征来做进一步的阐述。氏族通常以残忍宰杀本族图腾并将其连血带肉甚至包括骨头都生吞的方式，来庆祝盛典。族人都聚集在场，将自己打扮成图腾并以声音和动作来模仿图腾，就好像他们在寻求加强与图腾的认同。每个人都很清楚，他正在做的是个人禁止做、只有通过全族的参与才可做的动作；他们还清楚，任何人都不能不参与这种宰杀和欢宴。欢宴之后，人们要对被宰杀的动物深表痛惜和悲哀之情。这种哀悼具有强制性，是出于对可能报复的恐惧。和史密斯（1894，第412页）曾提到过的另一个相似的例子一样，这种哀悼的主要目的是推卸杀生的责任。
然而，哀悼之后紧接着狂欢：一切本能都得到发泄，都允许得到满足。在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一般性节日的本质。节日就是一种允许的或者说一种应尽的过度行为，是对一种禁忌的庄严的违犯。人们做出过度行为并不是因为他们接受了禁令而感到高兴，而是因为过度行为正是节日的一个要素，正是对通常是禁忌之事的恣意妄为导致了这种节日感。
可是，我们又如何理解痛悼动物之死这一节日狂欢的前奏曲呢？如果族民们因宰杀图腾（这通常是一种禁忌的动作）而欣喜若狂，他们为什么又要对之深表哀悼呢？
我们已经看到，族民们通过分食图腾而获得了神圣性：他们加强了自己与图腾以及他们彼此间的认同。他们的节日感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行为似乎可以用下述事实来加以解释。这就是，他们已将以图腾这一实体作为载体的神圣生命摄人了自己的体内。
精神分析学已经揭示，图腾动物其实是父亲的替代物；而这一点正好与下述这一对立的事实相吻合。这就是，尽管宰杀动物通常是禁止的，但是这种宰杀却又形成了动物先遭宰杀后被哀悼这样一种节日的场合。时至今日仍是我们孩子的父亲情结的一大特征，甚至常常在我们成人生活中也挥之不去的矛盾情感态度，似乎已延展到作为父亲替代物的图腾动物身上。
现在，如果我们将图腾的精神分析学诠释与图腾餐这一事实以及与达尔文有关人类社会的早期状态的理论结合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了进一步深入理解的可能，也就有可能得到一个假设，虽然它似乎不可思议，但却有助于在至今仍然互相割裂的种种现象之间确立一种不容置疑的相关关系。
当然，在达尔文的原始群落（primal horde）理论中根本没有图腾崇拜起源的份儿。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行为狂暴、妒火中烧的父亲。他独占所有的女人，并且待儿子们一旦长大就统统赶走。社会的这种最原始的状态从未成为考察的对象。我们实际遇到的那种最原始的（也是如今在某些部落仍起作用的）社会组织是由几帮男人组成的；其中各帮成员都有同等的权力，都要服从于图腾体系的种种限制，包括母性传承。这种形式的组织能够从另外的那一种发展而来吗？如果能，那又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
如果求助于图腾餐庆典，我们是能够找到一个答案的。某一日，那些背井离乡的兄弟们聚到一起，杀死并吞了他们的父亲，就这样家长式统治的群落土崩瓦解了。他们团结一致并鼓足勇气地去干，终于做成了靠他们每个人决计干不成的事。（也许文化上的某种发达，如某种新式武器的掌握，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优越感的力量），由于他们是食人的蒙昧人，不用说，他们肯定是既杀人又生吞自己的牺牲品。这位行为狂暴的原父无疑令所有兄弟们害怕和忌妒，所以通过将他吞食这一动作，他们完成了与他的认同，兄弟中的每个人都得到一份他的力量。也许是人类最早节日的图腾餐就这样成了对这一刻骨铭心的犯罪行径的重复和纪念。它是许多现象，如社会组织、道德限制及宗教的起始。
为了使后面的这些推论能够为人接受，我们暂且将它们的前提搁置一旁，只需设想由兄弟们群情激愤形成的这一暴众群体，充满着我们在自己的孩子们和神经症患者的矛盾的父亲情结中可见到的那种相互冲突的情感。他们恨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他们在权力欲和性欲上的巨大障碍；然而，他们又是那么爱他、敬慕他。在他们将他剪除、解了恨并将与他认同的欲望付诸实践之后，那种一度遭践踏的喜爱之情又必然会涌现出来。它以悔恨之情的形式表现于外。罪恶感表露了出来。在这里，它正好与整个群体都感受到的悔恨之情相吻合。亡故的父亲比生前更强大，因为，这些事变的影响我们乃至在当今的人类事务中仍常常可见。至此，在他生前人们不可为之事又由儿子们自己加以禁忌，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精神分析学中叫作“迟发性服从”（deferred obedience）的心理过程。他们禁止宰杀图腾这一父亲的替代物，以此来否定自己的弑父行为。他们也放弃了对现已获得自由的那些女人的占有权，以此拒绝弑父行为的成果。因此，这种基于孝心的罪恶感使他们形成了图腾崇拜的两个根本的塔布。正是由于这一大逆不道的缘故，这两个塔布必然要与俄狄浦斯情结中两个被压抑的欲望相对应。无论谁触犯了这两大塔布都是在犯令原始社会深恶痛绝的绝无仅有的两大罪恶。
作为人类道德起源的图腾崇拜的这两大塔布在心理学上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其一，图腾动物保护法整个地建构在情感动机之上：父亲实际上是被消灭了，因而这种弑父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被取消。然而，其二，乱伦禁忌却也有一个强大的实际基础。虽然兄弟们为了推翻自己的父亲而结帮成派，然而在女人问题上他们彼此又都是对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早已意欲独占所有的女人。新的社会组织将在这场人人为敌的混战中土崩瓦解，因为没有一个人具有如此压倒性的力量，以致能够真的替代父亲的角色。兄弟们要想继续共同生活，那就别无选择，只有（也许在吃足苦头之后才会）制定乱伦法。根据乱伦法，他们都放弃了自己意欲占有的女人，而这些女人却正是他们弑父的主要动机。他们以这种方式拯救了曾使他们强大无比的社会组织--一个也许形成于他们被放逐于部落之外的时期以同性恋的感受和行为为基础的组织。巴霍芬（Bachofen，1861）所说的母权制的萌芽也就在于此，而这一萌芽也因此被父权的家族组织所取代。
另一方面，声称图腾崇拜可以被视作指向宗教的首次尝试的观点，正是以上述第一个，即禁止伤害图腾动物生命的塔布为基础的。在这些儿子们的印象中，图腾动物是自己父亲的自然且昭著的替代物；但是，他们强加于自己的对待图腾动物的方式并非仅仅体现了他们希望表达悔恨之情的心理需求。透过与这一代理父亲的关系，他们企图减轻那种令自己五脏俱焚的罪恶感，企图与父亲重新和好。图腾体系似乎成了儿子们与父亲的一种盟约。在这一盟约中，父亲保证让他们得到孩子们幻想从父亲那儿得到的一切（护养、照料和舐犊之情），而他们则保证尊重他的生命，也就是说，不再重复那一令自己生身之父殒灭的行为。此外，图腾崇拜中还包含着一种自我辩解的企图：“如果我们的父亲能像图腾一样来对待我们，我们绝不会想到去杀他。”就这样，图腾崇拜帮助他们解决了各种矛盾。并使他们有可能忘却成了图腾崇拜起源的那一事变。
一些特征就这样形成了，并继而对宗教的本质产生决定影响。图腾宗教发端于那种基于孝心的罪恶感，旨在减轻这种感觉并通过对父亲的迟发性服从，令其息怒。后来所有的宗教大概也都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它们各不相同，这是因为它们产生于文明的不同阶段，运用了不同的方法；但是，它们又都展望着同一个终极，都是对文明发端于斯的同一伟大事变的反应，并且从其产生之日起，不再给人类以须臾的安宁。
还有一个特征早已存在于图腾崇拜之中，并原封不动地保存于宗教之中。矛盾情感的张力过于强大，任何人为之力都不能与之抗衡；或者极有可能一般意义上的心理条件都不利于去除这些对立的情感。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发现，隐现在父亲情结中的矛盾情感持续存在于图腾崇拜和一般的宗教之中。图腾宗教不仅包含了悔恨的表达和赎罪的企图，而且也是对战胜父亲的一种追忆。对胜利的满足导致了图腾餐这一纪念性节日的确立。在这一节日中，迟发性服从的种种限制荡然无存。这因此成了人们的一项义务，无论何时只要人们珍爱的罪恶成果（即对父亲品质的瓜分）由于生活条件的变化而有可能不再被人们记起，人们就会以牺牲图腾动物的形式反复再现弑父之罪。我们并不惊讶地发现，在后来的一些宗教产物中，儿子的反抗这一元素虽常常有着极其怪异的伪装和变形，也还是显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