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指出，我做出的关于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的假设造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他的行为过程在犹太人看来似乎较易理解，而在埃及人看来却不可理解。然而，如果我们把摩西置身于埃克赫那顿时代，并且设想他和那位法老有联系，那么，这个谜团就会消散，将解答我们所有问题的动机便有可能昭然若揭。我们不妨首先假设摩西是一个贵族，而且是个杰出的人，或者像传说中所说，实际上是个皇室成员。毫无疑问，他意识到了他的伟大能量、野心和精力，他甚至可能已经预见到有一天他将成为他的人民的领袖，成为这个王国的统治者。由于和法老接触密切，他成了这个新宗教的坚定追随者，他把这个新宗教的基本思想变成了他自己的思想。当这位国王去世以及其后的反抗出现后，他看到他的所有的希望和前程都破灭了，如果他不准备放弃对他来说如此宝贵的全部信念，埃及也没有更多的东西值得他眷恋--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国家。在这种困境之中他找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解决方法。那位梦想家埃克赫那顿已经与他的人民疏远了，并且使他的帝国分崩离析。摩西那更充满能量的本性正孕育着一项计划，他要建立一个新的王国，找到一个新的民族，把埃及所轻蔑的那种宗教传给他们，作为他们的崇拜对象。我们能够看出，这是一种与命运抗争，在两个方向上来补偿埃克赫那顿的灾难给他带来的损失的英雄般的尝试。或许当时他是边疆省戈森（Goshen）的首领，（或许早在希克索人时期）某些闪米特部落便定居于此。他把这些人选做他的新的子民--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他与他们达成一致，自命为他们的首领，并“运用手中力量”把他们带出了埃及。与《圣经》的传说完全相反，我们可以推断这次出埃及是和平地发生的，而且没有受到追赶。摩西的权威使这次出埃及成为可能，而且在当时也没有能够阻止它的中央行政权力机构。
按照我们的这种构想，离开埃及的这次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1358年和公元前1350年之间的那段时期--就是说，在埃克赫那顿死后和哈莱姆哈布重新建立国家权威之前。那次大迁徙的目的地只能是迦南的国土。在埃及的统治地位崩溃之后，好战的阿拉米人（Aramaeans）游牧部落侵入了这片领地，进行征服和掠夺，并以这种方式表明一个强悍的民族可以为自己赢得新的土地。我们从1887年在阿马尔那城的废墟中发现的信件中了解了这些勇士们。在那里他们被称为“哈比鲁人”（Habiru），这个名称（我们不知道是怎样）传给了后来的犹太入侵者--希伯来人--在阿马尔那的信件中并没有提到他们。在巴勒斯坦南部的迦南也居住着一些部落，他们是逃离埃及的那些犹太人的最接近的亲戚。
我们所发现的那次出埃及的动机从总体上说也适用于割礼的引入。我们很熟悉人们（包括国家和个体）对割礼这种原始用途所采取的态度，现在人们对此却很难理解。那些没有施行过割礼的人认为割礼非常奇怪，并对此略感恐惧，但那些施行了割礼的人却为此而自豪。他们因此而感到地位提高、人格高贵，并且蔑视地看待那些未行割礼的人，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即使在今天，土耳其人也咒骂基督教徒是“未行割礼的狗”。可以设想，作为埃及人的摩西本人接受过割礼，也享有这种态度。他带领着离开他的国家的犹太人应该比那些他抛在身后的埃及人优越。犹太人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比他们低劣。他希望使他们成为一个“神圣的民族”，就像在《圣经》一书中明确表述的那样，他把这种风俗也介绍给他们，作为这种献身的标志，使他们至少和埃及人平起平坐。如果他们由于这个标记而被隔离开来，而且他们的大迁徙会使他们不与异族混交，就像埃及人自己不与所有异族混交一样，那么，摩西只会对此表示欢迎。
但是，后来犹太传统的表现却似乎不利于我们一直在做的那种推论。如果承认割礼是由摩西引入的一种埃及风俗，那就几乎无异于承认，由摩西传给他们的宗教也是一种埃及宗教。有充分的理由来否认这一事实，这样一来，关于割礼的真实情况也就必然相互矛盾了。
在这一点上，我预料我的假设会遭到反对。这种假设把摩西当作一个埃及人置于埃克赫那顿时代。他所做的接收犹太人的决定是由那个国家当时的政治环境引起的，这种假设还认为，他传给或强加给他的被保护人的那种宗教是阿顿宗教，实际上是在埃及本土已经土崩瓦解的那种宗教。我预料有人会说，我提出的这种臆测式的构想太自以为是了，对此在这份材料中没有任何根据。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没有道理的。我已经在我的引言中强调了一些值得怀疑的因素；可以说，我已经把这个因素放在了括弧之外，这可以使我省去不少麻烦，以免重复与括弧内每一个项目有关的内容。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几句评价性的话来继续这场讨论。我的假设的核心--即犹太一神教对埃及历史上的一神教事件的依赖性--曾被许多作者猜疑和提到过。在这里我无须引证这些观点，因为这些观点都没有说明这种影响究竟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即使在我们看来，这种影响和摩西这个人有联系，除了我们喜爱的那种可能性之外，我们也应该提到某些其他的可能性。千万不要认为官方阿顿宗教的垮台使埃及的这种一神教潮流完全中止了。起源于古老北方的阿顿宗教的祭司们，从那场灾难中幸存下来，并且有可能继续将其思想倾向的影响传给埃克赫那顿之后的几代人。因此，即使摩西并非生活在埃克赫那顿时代，并没有受过他的个人影响，如果他只是古老北方祭司制度的一位追随者或一位成员，他所采取的这种行动仍然是可以想象的。这种可能性就会推迟那次出埃及的时期，使之更接近于通常所采纳的时期（即公元前13世纪）；但这种提法并没有什么意义。这样，我们对摩西的动机的洞察便失去作用，那个国家盛行的无政府状态促成了出埃及的提法也不再适用，第十九王朝的后继国王们建立了强大的政体。只是在那位持异端邪说的国王死后的那段时期，才有可能把所有的内外部条件都聚合在一起，这才有利于那次出埃及的实现。
犹太人除了有《圣经》之外，还有丰富的文学，在其中可以发现，在许多世纪的岁月中产生的围绕他们的最初领导者及其宗教创立者的伟人摩西的传说和神话，它们对此既做了说明又有模糊不清之处。在这种材料中散见的可能还有一些可靠传说的片断，对此在《摩西五卷》（the Pentateuch）中没有记载。这种传说中有一则引人入胜地描述了摩西这个人甚至在童年就表现出他的野心。有一次，当法老把他抱在怀里，并把他高举起来逗着玩时，这个年仅3岁的小男孩从国王头上摘下了皇冠，并把它戴在自己头上。这种不祥之兆使国王惊醒了，他不得不为此而和他的智者们商量。到处都传说着他作为埃及将领在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逃离埃及，因为他有理由担心朝廷中的人们或者法老本人的妒忌。《圣经》本身也描述了某些完全可以相信的摩西的特点。把他描述为性格暴躁的人，很容易发火。例如，在盛怒之中他斩杀了野蛮对待犹太劳工的残忍的监工，还有一次他因手下人的变节而发怒时，把他从神山（西奈山）上带下来的圣律台都砸碎了；确实，上帝最终因为他的一次暴躁的行为而亲自惩罚了他，但我们并不知道是怎样惩罚的。既然这种特征并不能给他增加光彩的特征，它或许很可能就是个历史事实。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犹太人在早期对他们的上帝的描述中--把他描述成好妒忌的、严厉而且粗鲁的--所包括的某些性格特点，可能归根结底得之于对摩西的回忆；因为带领他们走出埃及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不可见的上帝，而是摩西这个人。
摩西身上的另一个特征特别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据说摩西“讲话很慢”：他一定是患有某种抑制或言语紊乱。因此，人们设想在他同法老交谈时，他必须叫他的兄弟亚伦（Aaron）来帮忙。这可能又是一个历史事实，这对于富有活力的描述这位伟人做出了令人欢迎的贡献。但这也可能还有另一种更重要的意义。人们可以回想起这个略带歪曲的事实，摩西讲的是另一种语言，若没有翻译在场他就无法同他的闪米特人组成的新埃及人进行交流，至少在他们建立关系之初是这样的--这样，摩西是个埃及人这个论点又有了一个新证据。
但是，现在看来，我们的研究似乎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了。在目前我们还不可能从摩西是个埃及人的假设中得出更多的结论，不论这个假设是否已被证实。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会把《圣经》中关于摩西和《出埃及记》的描述视为不过是一种虔敬的想象出来的虚构，它出于了自身带有倾向性的目的而重新修改了古老的传说。该传说的原始形式我们并不知道；若能发现进行这些歪曲的目的，我们应该高兴，但是由于对历史事件的无知而使我们置身于黑暗之中。我们的重新建构并没有为《圣经》故事中许多出色的表现片断留下余地，例如十大灾祸、红海的通道以及西奈山上接受十大戒律的神圣场面--这个事实不会对我们有任何妨碍。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和当今公正的历史研究者们的研究结果相矛盾，那么，我们绝不能认为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
在当代历史学家中我们可以爱德华·迈耶尔为代表，在一个决定性的看法上他们和《圣经》故事意见一致。他们也赞同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为以色列民族的犹太部落在某个时期接受了一种新的宗教。但在他们看来，这事并非发生在埃及，也不是发生在西奈半岛的一个山脚下，而是在一个名叫麦里巴-卡代什（Meribah-Kadesh）的地方，是一个以其泉水众多而著称的绿洲，位于西奈半岛东部和阿拉伯西部边界之间的南巴勒斯坦一片广袤的土地上。他们在那里接受了对上帝耶和华的崇拜，很可能是从相邻的阿拉伯米底亚人部落中接受过来的，很可能邻近的其他部落也是这个神的追随者。
耶和华无疑是一位火山神。现在大家都知道，埃及并没有火山，西奈半岛的群山中从来没发生过火山爆发；另一方面，沿着阿拉伯西部边界的地方，直到最近可能才有了火山活动。因此，这些山中有一座一定是被视为耶和华家园的西奈-霍莱布（Sinai-Horeb）。姑且不论《圣经》故事所经历过的全部修正，按照爱德华·迈耶尔的看法，关于这个神的性格的原始描述是能够重新建构的：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嗜血成性的魔鬼，他在夜间四处游荡而躲避白天的阳光。
在这个宗教建立时，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者就是摩西，他是米底亚祭司叶忒罗（Jethro）的女婿，当他接受上帝的召唤时，他正在放牧羊群。他还在卡代什受到了叶忒罗的会见，并且接受了他的一些忠告。
虽然爱德华·迈尔说，他确实从未怀疑过在滞留埃及的故事和埃及人的灾难之间有某种历史的联系，但他显然并不知道如何处置和利用他所认识到的这个事实。他打算承认从埃及继承下来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割礼的风俗。他补充的两个重要的说明进一步证实了我们以前的那些论断：首先，约书亚（Joshua）命令人们接受割礼，以便“把埃及人的责难从你身上席卷而去”；其次，引用希罗多德的话说，“腓尼基人（无疑就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自己曾承认他们是从埃及人那里学到这一风俗的。”但是他几乎未谈及有关埃及人摩西的事；“我们所知道的摩西是卡代什的祭司们的祖先--就是说，是一个系谱传说中的人物，他和某种崇拜有关，而不是一个历史人物，因此（除了那些把传说中的一切统统视为历史真理的人之外），在那些把他视为历史人物的人当中，谁也不能给他增添任何内容，把他描述为一个具体的人，或者指出他可能做过什么贡献以及他的历史功绩可能有哪些。”
另一方面，迈耶尔一直不厌其烦地坚持认为摩西和卡代什及米底亚人有关系：“摩西这个人与米底亚人和沙漠中的崇拜中心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样一来，摩西这个人便和卡代什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玛撒和麦里巴），这可以他当上了米底亚祭司的乘龙快婿作为补充。相反，他和出埃及这件事情的联系，以及他年轻时的全部故事，都完全是次要的，而且只不过是把摩西联结成一个持续的传说故事的结果。迈耶尔还指出，在摩西年轻时的故事中所包含的主题后来都被抛弃了：“在米底亚的摩西不再是一个埃及人和法老的孙子，而是一个牧羊人，耶和华在他身上显了灵。在讲述十大灾祸时，不再谈论他以前的联系，尽管对这些联系可以很容易地加以有效的利用，而且杀死以色列（新生）男婴的命令也被完全遗忘了。在《出埃及记》和埃及人的毁灭中，摩西什么作用也没有起到：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到他。他的童年传奇所预想的英雄般的性格在后来的摩西身上完全失去了；他只不过是上帝的使者，耶和华向他提供了超自然力量，才使他成为奇迹执行者。”
我们不容争辩地具有这种印象，虽然传说把制造黄铜蛇作为治疗之神实际上归功于摩西，但这个卡代什和米底亚的摩西绝不是我们所推论的那个出身贵族的埃及人，他向他的人民展示了一种宗教，其中一切魔法和符咒都以最严格的术语加以禁止。我们的埃及人摩西和米底亚人摩西的区别，或许并不亚于宇宙之神阿顿和住在神山上的魔神耶和华之间的区别。而且如果我们完全相信最近历史学家们提供的资料，我们将必须承认，我们试图从摩西是个埃及人这个假设中引出的线索已经再度中断了，而且这一次似乎没有希望加以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