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教观念是怎样恰好给犹太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他们怎么能够如此顽强地保持这种观念的，这是很值得考虑的。我认为，要找到答案是有可能的。命运已经把原始时代杀死父亲的伟大行动与恶行都赋予了犹太人，使他们要在摩西这位杰出的父亲般的人物身上重复此事。这是用“行动表现”（acting out）代替记忆的一个实例，在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工作中也是经常发生的。他们应该记住摩西的教义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但是，他们的反应却是不承认他们采取过这种行动；他们只停留在承认这位伟大的父亲上，这就阻碍了他们继续前进的道路，后来保罗就是从这里开始继续史前历史的。残暴地杀死了另一位伟人也能成为保罗创立新宗教的开端，这绝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也不是个巧合问题。这个人在犹地亚有少量的信徒，信徒们把他视为上帝的儿子，视为上帝宣告过的弥赛亚（Messiah--犹太教的复国救主），为摩西所编造的一部分童年时代的故事，后来被附会到他身上［第14页］。然而事实上，对于他我们所知道的肯定并不比有关摩西的情况多--他是否真的就是福音书（Gospels）里所描绘的那位伟大导师；或者相反，对于他这个人物所获得的重要性具有决定作用的他的死，是否并不符合事实和实际情况？保罗虽然成了他的使徒，却对他本人也并不了解。
塞林在追溯摩西的传说时认识到，摩西是被他的犹太人杀害的（而且奇怪的是，年轻时的歌德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承认了这种观点），这便成为我们的构想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原始时代被遗忘的事件与其后以一神教形式出现之间的一种重要的联系。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猜想，杀害摩西的悔恨之情为产生弥赛亚这一愿望幻想提供了刺激物，弥赛亚一定会回来拯救他的人民，并履行让他们统治世界的诺言。如果摩西就是这第一个弥赛亚，那么，基督便成了他的替代者和继承人，而保罗就能以历史上的某种正当理由向他的人民大声地说：“看啊，弥赛亚真的来啦！他曾在你们眼前被杀害！”这样，在基督复活中也有某种历史的真理，因为他是被复活的摩西，而隐藏其后的是那位归来的原始游牧部落的原始父亲，现在被转型为儿子，被安置在父亲的位置上。
可怜的犹太人，他们怀着惯常的倔强，继续否认对父亲的谋杀，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他们为此而进行了沉重的赎罪。他们经常遭到人们的谴责：“是你们杀死了我们的上帝！”而且，如果把这种谴责加以正确的解释，就可以说这种谴责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把它和宗教史联系起来，人们就会说：“你们绝不会承认是你们杀害了上帝（那个上帝的原始图像，那位原始父亲，及其以后的再生）。”人们还应该补充说：“确实，我们也干了同样的事，但是，我们已经承认了，而且从此以后，我们便解脱了。”反犹主义者藉以迫害犹太人后代的这些谴责，并非都能具有类似的正当理由。人们对犹太人如此仇恨，这种强烈而又持久的现象当然必定不止一种原因，我们能够发现一系列大量的依据，有些显然来源于现实，这无须做任何解释；而另一些则隐藏得较深，起源于隐秘的根源，这些可被视为特殊的原因。在前一类原因中，谴责犹太人是外来者或许是最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在如今被反犹主义者控制的许多地方，犹太人是人口中最古老的一部分，甚至在现在这些居民之前就已定居在此了。例如，这种情况可适用于科隆城，早在科隆城被日耳曼人占领之前，犹太人就和罗马人一起来到这里了。仇恨犹太人的其他原因则比较强烈--这样，在他们居住的大多数地方他们是其他民族中的少数民族这些情况，由于群体共有感的需要，也为了使群体完满，对某一外来少数民族的敌意，以及这个被排斥的少数民族的数量劣势，便招致对它的压迫。然而，犹太人还有另外两个特点却是相当难以原谅的。第一个特点是，他们在某些方面不同于他们的“主人”民族。他们并不是从根本上不同，因为他们并不是像他们的敌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外来种族的亚洲人，而是大部分由地中海各民族的后裔组成的，是地中海文明的继承者。但是，他们仍然是有些不同，常常是在某种无法确定的方面不同，特别是不同于北欧各民族，而奇怪的是，种族偏执狂对这些微小的差异比对那些重大的差异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反对态度。另一个特点具有更大的作用：意即他们反抗所有的压迫，最残酷的迫害也没有成功地把他们灭绝，而且恰好相反，他们显示了在商品化生活中保持住自己的一种能力，而且在他们获得承认的地方，他们都为每一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仇恨犹太人的更深远动机起源于最遥远的过去的年代；它们在这些民族的潜意识中发挥着作用，而且我打算发现它们最初是不可置信的。我大胆地断言，该民族宣称自己是上帝父亲的初生子，是他最宠爱的孩子，即使在今天，其他民族对这种说法的忌妒也还没有消失，仿佛他们认为自己真理在握似的。另外，犹太人使自己置身其外的那些风俗，那种割礼的风俗给人留下了讨厌而又离奇的印象。毫无疑问，这种风俗可以解释为，使人想起了可怕的阉割，以及人们乐意忘却的那些与之相伴随的原始的过去。最后，作为这一系列原因中最新近的一种动机，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如今擅长仇恨犹太人的所有那些民族只是在以后的历史时代中才成为基督教徒的，常常是在血腥的强迫下才被迫接受的。人们可能会说，他们都是“勉强受洗的”。在基督教这层薄薄的外表之下，他们仍然保留着其祖先崇拜野蛮的多神教时的东西。他们还没有忘却对强加给他们的这种新宗教的怨恨，但是，他们把这种怨恨发泄到使他们接受基督教的根源。福音书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犹太人之中，而且事实上只表现犹太人的故事，这个事实使他们更容易产生这种移置作用。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归根结底是对基督教的仇恨，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两种一神教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在相互敌视中得到如此明显的表现，对此我们无须感到惊讶。
（五）困难
或许通过我所说的这些事，我已成功地使神经症过程和宗教事件之间的类比得以确立，从而表明了出人意料的宗教事件的起源。在从个体心理学向群体心理学转移的过程中，出现了两个在性质和重要性方面都不同的困难，我们现在必须转向这两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我们在这里涉及的只是众多宗教现象中的一个例子，对任何其他例子并未予以说明。我必须抱歉地承认，我无法给出比这个例子更多的例子，我的专业知识不足以完成这项研究。以我有限的知识，我或许可以补充说，穆罕默德宗教的建立在我看来似乎是对犹太教的一种简化了的重复，它是模仿犹太教而出现的。确实，穆罕默德这位先知最初看来是想为他自己和他的人民完整地接受犹太教。那个伟大的原始父亲的再现格外提高了阿拉伯人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使他们获得了伟大的、世界性的成功，但他们的自信心也在成功中消耗殆尽了。与耶和华相比，真主安拉表现出更感谢他所选定的人民。但是，这个新宗教的内部发展不久便停滞了，或许是因为它缺少那种深度，这种深度曾使犹太人杀害了他们的宗教创立者。东方的各种明显的理性主义宗教，就其实质而言，都是祖先崇拜，因此在过去很早的重建阶段，它们便止步不前了。在今天的原始民族中，承认一个最高的神就是他们宗教的唯一内容；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就只能视为宗教发展中的一种萎缩症（atrophy），并且把它和在另一个领域中所观察到的、无数的初期神经症病例联系起来。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另一种情况下一样，事情都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对于这两种情况，我们的知识还不足以告诉我们。我们只能把这种责任归咎于这些民族的个人才能，他们的活动方向以及他们所处的一般的社会状况。另外，在分析工作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规则，那就是满足于解释面前实际发生的事，而不是寻求解释尚未发生的事。
这种向群体心理学转移的第二个困难则重要得多，因为它引起了一个具有基本性质的新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各民族的生活中起作用的传说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这个问题不是在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因为在个体身上这个问题是由潜意识中存在的过去的记忆痕迹来解决的。我们不妨回到我们的历史实例中来。我们已经把卡代什的妥协归因于从埃及归来的那些人中所流传下来的强有力的传说。这种情况已不存在问题。按照我们的理论，这种传说是以口头交流的意识记忆为基础的，这是当时存活下来的人从只间隔两三代的前辈那里传承下来的，而这些前辈亲自参与或亲眼目睹了当时的那些事件。但是，难道我们能够相信在以后的世纪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吗？--这种传说是否仍然有其根据，是否能正常地由祖父辈传给孙子辈？因为在早期时代中，我们还不清楚保留这种知识并通过口头话语把它传播出去的人究竟是谁这是根本无法说清楚的。根据塞林的看法，关于摩西被杀的传说总是在祭司们的掌握之中，直到最后它才在文字中得到表现，正是这种文字表述才使塞林能够发现此事。但是，这事只能被少数人知道；这不是公众应该知道的。而这样难道就足以解释其影响了吗？难道这少数了解情况的人在广大群众注意到事情真相时，能有如此持久的力量去左右他们的情绪吗？相反，看起来在那些不了解情况的群众中一定曾发生过某种事情，它以某种方式类似于少数人所知道的情况，当事情被泄露出来时，便与它相迎合了。
当我们转向原始时代的类似情况时，我们更难以得出一个结论。可以肯定地说，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这个事实已被忘记了，即曾经有一个我们知道其特点、也知道其命运的原始的父亲；我们也不能假定有任何关于它的口头传说，就像我们能够假定有任何关于摩西的口头传说一样。那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才能确定一个传说的来历呢？它能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呢？
为了使那些不想或不准备插手一个复杂的心理学事态的读者更容易理解，我将预先对研究结果做如下预期。在我看来，个体与群体之间在这一点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在群体中也有一种过去的印象被保存在潜意识的记忆痕迹中。
我们相信，在个体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他的早期经验的记忆痕迹在他心中保持着，但他是在一种特殊的心理状况下保持的。正如一个人了解被压抑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说，个体对此也总是有所了解的。在这里我们已经形成了某些观念，这些观念通过分析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证明，这些观念就是，某些事情是怎样被遗忘的？它是怎样过了一段时间又重新出现的？被遗忘的东西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被压抑着”；它的记忆痕迹仍非常清楚地存在着，只是被“反贯注”（anticathexes）所孤立起来了。它们无法与其他理智过程取得联系；它们是潜意识的--不可能成为有意识的。也有可能被压抑的某些部分逃脱了（压抑的）过程，可以进入记忆，偶尔也会在意识中浮现；但即便如此，它们也是孤立的，像是和其他部分没有任何联系的外在物体（foreign body）。事情可能是这样的，但并非必然是这样的；压抑也可能是全面的，这就是我们在下面要探讨的那种替换物。
这种被压抑的东西保持着向上的强烈欲望，它力图强行进入意识。它在三种情况下才能达到其目的：（1）如果反贯注的力量被病理过程所减弱，这个病理过程压倒了（心灵的）另一部分，即我们所谓的自我，或者被自我中的贯注能量的不同分布所减弱，就像在睡眠状态中所经常发生的那样；（2）如果与被压抑的事物相联系的本能成分受到特别的强化（其中最好的例子是青春期时发生的那些过程）；（3）如果在最近的经验中的印象或经验在任何时候出现时都非常类似于被压抑的东西，致使它们能够唤醒它。在后一种情况下，最近的经验往往受到被压抑事物的潜在能量的强化，而被压抑的东西是在最近的经验背后并借助于它的帮助而起作用的。在这三种可以替换的情况下，迄今一直被压抑的东西是不能顺利而不加改变地进入意识的；它必定总要忍受某些歪曲，这些歪曲可以证明来自反贯注的（尚未完全克服的）抵抗的影响，或者证明最近经验的变化性影响，或者证明两者兼而有之。
一种心理过程是有意识的还是潜意识的，其间的差异已经被用作发现我们的方向的一个标准和手段。被压抑的事物是潜意识的。如果允许我们把这个句子反转过来--就是说，如果意识（Cs.）和潜意识（Ucs.）之间的性质上的差异和“属于自我”与“被压抑的”之间的区别相一致，那将会使事情发生令人鼓舞的简化。在我们的心理生活中存在着诸如此类的孤立而又潜意识的事物，这个事实本身就足够新颖而又重要。但实际上情况更为复杂些，确实，所有被压抑的事物都是潜意识的，但是，所有属于自我的东西却并非都是有意识的。我们注意到，意识是一种短暂的性质，它和心理过程只有转瞬即逝的联系。因此，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我们必须用“能够成为意识的”来取代意识，而且，我们把这种性质称为“前意识”（Pcs.）。然后，我们可以更正确地说，自我主要是前意识的（实际上是意识的），但是，自我的某些部分则是潜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