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梦的研究导致的另一条道路是对想象作品的分析，并最终导致对其创作者——作家和艺术家——本身的分析。在早期阶段我们发现，作家们创造出来的梦常常会像真正的梦那样以同样的方法进行分析（参见“Gradiva”［1907a］）。潜意识心理活动的概念能够形成一种想象的创造性作品的预兆性思想；在对神经症和对本能冲动所起作用的研究中获得的认识，使我们能够感受到艺术作品的来源，也使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艺术家怎样对这种冲动做出反应，以及他用什么手段来伪装他的反应行为。具有广泛兴趣的大多数分析家曾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贡献在精神分析的应用中是最迷人的。当然，在那些对精神分析一无所知的人里面也不是没有反对意见的，反对的形式和在精神分析研究的最初领域中采用的形式是同样的——同样的误解和激烈的否认。从一开始我们就只好期望，无论精神分析可能渗透到的同样的什么样的领域，它将不可避免地体验到和已经占有该领域的那些人进行斗争。但这些入侵的企图还没有引起在未来等待这些入侵的某些方面的注意。在精神分析对文献的严格的科学应用中，兰克关于乱伦问题的详尽研究（1912）堪称首屈一指。这个主题必定会极不受欢迎。直到现在，在语言学和历史科学中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研究几乎没有。我自己冒险用在宗教仪式和神经症仪式之间划一道平行线的方法第一次研究了宗教心理学问题（1907b）。苏黎世的牧师普费斯特（Pfister）医生在他关于孔德·冯·齐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1910］）的书和其他作品中，曾把宗教狂热的起源追溯到性欲变态。但是，在苏黎世学派最近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充满宗教观念的分析，而不是已经发现的那些相反的结果。
在书名为《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四篇短文中，我曾尝试根据分析来探讨社会人类学问题；这条研究路线直接导向我们的文明、国家结构、道德和宗教以及禁止乱伦和良心等最重要风俗的起源问题。毫无疑问，确定如此达到的这些结论能够经得住批评的程度还为时尚早。
思维的分析模式应用到美学问题的第一个事例包含在我的论诙谐的书中［1905c］。除此之外的一切仍有待于其他研究者开发，他们可望在这个领域获得特别的丰收。在所有这些分支知识领域中，我们完全没有专家的合作。为了吸引专家，1912年汉斯·萨克斯创办了定期刊物《意象》，由他和兰克任编辑。黑奇曼和冯·温特斯坦（von Winterstein）已开始阐明哲学体系和人格的精神分析观点，在这个领域中非常需要进行广度和深度上的研究。
精神分析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革命性发现——即性冲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在生殖机能中已成为无益的那些性成分的命运——一定在很早就把注意力指向了教育，并试图把分析的观点引入到这个研究领域的突出地位中。这种认识应归功于普费斯特医生，他满腔热情地开始把精神分析应用到这个领域，并且使精神分析受到宗教牧师们和那些关心教育的人们的注意（参见《精神分析方法》，1913），他在这方面成功地得到许多瑞士教师的同情和参与。他的其他同行据说和他持同样的观点，但却宁愿小心翼翼地待在幕后。当他们从精神分析中退却时，一部分维也纳的分析家似乎已经把医学和教育结合起来了。
我已经尝试用这种不完全的概述提出了某些有无数联系的观念，这些联系已在医学精神分析和其他科学领域显露出来。在这里有一些可供一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材料，而且我并不怀疑，只要对精神分析的抵抗在它的起源地得到克服，这项研究将得以进行下去。
我认为要在现时写下这些抵抗过程的历史是无益的，也是不合时宜的。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家来说是不值得称誉的。但我必须立刻补充一句，对我而言，绝不会仅仅因为他们是精神分析的反对者而轻视他们——除了少数不值得注意的个别人，和在论战时双方都会发现的那些冒险家和暴发户之外。我很熟悉如何说明这些反对者的行为，而且我也知道精神分析给这些人留下了最坏的印象。但我决心对我的对手们不予回答，只要我的影响还存在，我就不限制其他人成为我的论战者。在对精神分析进行论战的这些特殊情况下，我很怀疑，是否公开论战或书面论战会有什么益处；当然，在各种大小会议上大多数人要走哪条路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我对那些反对我的先生们的理由和良好行为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很信任的。经验表明，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在一场科学论战中保持文雅而不表示任何反对意见，但学术上的争吵给我留下的印象总是讨厌的。或许我的这种态度被误解了；或许人们认为我的脾气这么好，这么容易受恫吓，因此无须对我多加注意。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也能像别人一样会骂人，会发怒；只是我没有那种使我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这种潜在情绪的艺术，因而我宁愿完全闭口不言。
如果我纵容自己以及我周围那些人的激情，也许在某些方面情况会好一些。我们都曾听说过这个有趣的意图，有人企图把精神分析解释为一种维也纳社会环境的产物。就在最近的1913年，让内曾不知羞耻地利用了这种论点，尽管他本人无疑会对作为一个巴黎人而自豪，但巴黎几乎不能称为比维也纳有更严格道德规范的城市。意思是说，精神分析，尤其是它关于神经症可以追溯到性生活失调的主张，只能起源于像维也纳这样的城市——在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荒淫和不道德的环境下——可以说这只不过是对维也纳的这些特殊状况的一种反思，是一种理论推测。现在，我当然不是一个狭隘的爱国者；但关于精神分析的这种理论对我来说总是显得特别没有意义——事实上竟使我有时这样设想，对于一个维也纳市民的谴责，只不过是谁也不愿公开提出的另一种谴责的委婉的替代说法。假如这个论点所依赖的前提就是其反面，那么，就值得让它做个申诉。如果有个城市，它的居民对自己性欲满足严加限制，而且，如果他们同时又表现出一种严重神经症紊乱的明显倾向，那么，这个城市当然会使一个观察者的心中产生一种想法，即这两种情况有相互联系，而且会认为，一种情况要视另一种情况而定。但这两种假设都不符合维也纳的情况。维也纳人比起任何其他首都的居民来，既不禁欲，也没有更多的神经症患者。在两性关系方面他们比为其贞操而自豪的西部和北部的城市更随便更不拘谨。维也纳的这些别具一格的特点与其说使观察者对神经症的原因有所启示，倒不如说是误导观察者。
但是，维也纳竭尽全力地否认它与精神分析的起源有关。对分析家而言，在其他任何城市，其居民中的有学问和受过教育的人对精神分析的敌意性冷漠，都不会像维也纳这么显而易见。
可能我的避免过于公开论战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为此负责。如果我鼓励或允许维也纳医学学会和精神分析进行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会把一切愤怒都发泄出来，把它的对手们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所有谴责和谩骂都公开出来——那么，到现在或许就会消除对精神分析的禁令，而精神分析也不再是其本土上的一位陌生人了。其实有位诗人在他的一首诗中写的诗句倒可能是对的：
但维也纳人所不能饶恕我的
是我欺骗他们莫要吵闹。
我所不能胜任的这项任务——向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态度温柔地论证他们的不公正和专横——却由布洛伊勒在1910年写的论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种防卫和几点批评意见》中最完满地完成了。我竟如此自然地赞誉这篇论文（它在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批评），致使我要赶快谈到其中我所表示反对的东西。在我看来，它仍然表现出了偏心，对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的错误太宽容，而对精神分析的信徒们的缺点则太严厉。这篇论文的这个特点可以说明，为什么一位如此深孚众望、有着如此不容置疑的能力和独立的精神病医生，其意见却不能承担他的同事们更多的重任。假如一本著作的影响不是由它的论证力量，而是由它的情调决定的话，那么《感情论》（1906）的作者就不会感到惊异了。这篇论著影响的另一方面——它对精神分析追随者们的影响——后来则被布洛伊勒自己破坏了。1913年他在《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评》一文中表明了他对精神分析的相反态度。在该论文中，他对精神分析理论的结构竟然如此断章取义，致使我们的反对者们将非常高兴地得到精神分析的这位斗士所给予的帮助。但是，布洛伊勒的这些相反的判断不是以新的论点或者更好的观察为基础的。这些判断只依赖于他自己的知识状况，也就是他自己不再容许的那种不适当性，就像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做的那样。由此看来，一个几乎无法弥补的损失曾在这里威胁精神分析。但是，在他最后的一本书《对我的论早发性痴呆的批评》（1914）中，布洛伊勒集中全力对付向他发起的攻击，这些攻击说他把精神分析引进他的论早发性痴呆的书中，他还提出了他自己所谓的一种“放肆的主张”。“但是现在我将提出一个放肆的主张：我认为直到现在，心理学的各个学派对于解释心因性症状和疾病的性质几乎毫无贡献，但深蕴心理学却有助于这样一种心理学的创立，医生需要这种心理学以理解并合理地治疗他们的患者；我甚至相信，在我的《论早发性痴呆》一书中，我只是向着那种理解迈出了一小步。前两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最后那种说法则可能是错误的。”
既然他指的所谓“深蕴心理学”不是别的，而正是精神分析，我们现在就可以对这种认识表示满意了。
（第三章）长话短说
所谓世界的末日无异于放屁！
——歌德
在精神分析第一次私立的代表大会两年之后，1910年3月在纽伦堡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之间，部分地是由于受到在美国时令人高兴的接待的影响，受到讲德语国家中日益增长的敌意的影响，以及得到苏黎世方面意外支持的影响，我构想出一个计划，在我的朋友费伦茨的帮助下，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付诸实施。我意欲组织好精神分析运动，把运动的中心转移到苏黎世，并为它物色一名能领导精神分析未来事业的领袖。当这项计划遭到精神分析拥护者们的竭力反对时，我将为此详述我的理由。我希望这些理由将证明我是正确的，虽然结果表明，我这样做实际上并不很明智。
我断定这个新运动和维也纳的联系毫无可取之处，相反倒是精神分析运动的障碍。像苏黎世这样位于欧洲中心的地方（在这里一位大学教师曾在他的研究机构中为精神分析打开了大门），对我来说似乎更有希望。我还认为第二个障碍在我自己。关于这个看法已被各个不同方面的赞同或反对意见搞得一塌糊涂了：人们要么把我比作哥伦布、达尔文和开普勒，要么辱骂我是个思想完全瘫痪的病人。因此，我倒希望把我自己和这座使精神分析第一次见到光明的城市退缩到幕后去。况且，我不再是个年轻人了；我发现前面还有很长的路，我为这种想法而苦恼，作为一个领袖的责任对我的一生来说为时太晚了。但我觉得必须有人做领袖。我非常清楚这种隐藏着的危险，它等待着任何一位从事精神分析的人。我希望，假如推选出一个准备发布命令和进行忠告的权威人士，就会使许多这种危险得以避免。这个地位最初只有我自己才能担任，这是因为我有任何人都无法抗衡的15年的经验这一有利条件。我感到需要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年轻人，在我死后他将理所当然地取代我的地位。这个人只能是荣格，因为就年龄而论，布洛伊勒是我的同龄人；荣格的有利条件是他非凡的才智，他已经为精神分析作出的贡献，他的独立地位和他的人格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放心的能力印象。除此之外，他似乎愿意和我建立友好联系，甚至为了我而放弃了他以前所容许的某些种族偏见。在当时我还根本没有认识到，除了这些有利条件之外，这个选择竟是最不幸的选择。我所选中的这个人竟然不能忍让另一个人的权威，但他还是一个不会行使权力的人，他把他的能力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研究他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官方的学会，因为我担心精神分析一旦流行起来，就会受到人们的滥用。应该有一些指挥机关，它们的任务就是宣称：“所有这一派胡言都和精神分析无关，这些都不是精神分析。”各地方组织的学会（这些地方组织合在一起将组成国际学会）应该对如何进行精神分析以及如何训练医生给予指导，地方组织的活动将因此而受到某种保护。另外，使我感到称心如意的似乎是，既然官方科学对精神分析宣布了严肃的禁令，并宣布对从事精神分析的医生和公共机构进行联合抵制，那么，精神分析的拥护者们就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友好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支持。
我曾经希望建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正在于此而别无他图。所能获得的东西可能还不止这些。正如我的反对者们所发现的那样，想要逆这场新运动的潮流而行是办不到的，因而我曾想发现，精神分析不会沿着我曾希望为它指定的方向前进。费伦茨在纽伦堡提出的建议确实被采纳了；荣格当选为主席，黎克林担任他的秘书；决定出版一种能把中央执委会和各地方组织联系起来的简报。学会的目的据称是“促进和推动弗洛伊德所建立的既是纯心理学（pure psychology），又适用于医学和心理科学的精神分析科学；促进其成员间的相互支持，竭尽全力地获得和传播精神分析的知识”。这个方案只受到维也纳小组的强烈反对。阿德勒非常激动地表示了他的担心，他指的是“对学术自由的检查和限制”。最后，在得到保证说学会的地址不会是苏黎世，而是任职主席的居住国时（任职主席每两年改选一次），维也纳小组才让步了。